汉人享乐观念与汉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人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6)05-0088-06
寻找快乐、追求享受是人类的天性和正常需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古中国人自虞夏时代以来就“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之类现象实乃“道之所符”、“自然之验”[1] (pp.3253-3254)。两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春秋战国以来就被新兴地主阶级大大强化了的享乐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张扬，于是追求世俗享乐之风大起。从汉代出土文物来看，大量表现烹饪、宴饮、乐舞、博弈、百戏、田猎、出行等场景的图画，随葬的庖厨俑、服侍俑、舞乐俑、听琴俑等，以及“富贵时乐未央”等砖铭，“大乐昌富”、“长乐未央”等瓦当文字，“长乐无边”、“大乐富贵”、“日有憙，长贵富，宜酒食，乐毋事”、“常贵富，乐未央”、“常与君，相欢幸”等镜铭① 都反映了这一时代风气。汉代典籍中也不乏此类记载。如《淮南子·原道》说，“游于江浔海裔，驰要褭，建翠盖，目观《掉羽》、《武象》之乐，耳听滔朗奇丽激抮之音，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射沼滨之高鸟，逐苑囿之走兽，此齐民(凡民)之所以淫泆流湎”[2] (pp.74-75)。《焦氏易林》中许多占卜辞都渗透着时人的享乐观念，如：“富饶丰衍，快乐无已。”“坐立欢门，与乐为邻。”“常安康乐，不罹祸忧。”“终年卒岁，乐以笑歌。”“安坐玉堂，听乐行觞。”②《潜夫论·赞学》云：“(是故)君子之求丰厚也，非为嘉馔、美服、淫乐、声乐也，乃将以底其道而迈其德也。”[3] (p.6)此语虽然否定了衣食声色等各种感官享受，却从侧面说明这正是一般民众所热衷的。又崔寔《政论》云：“夫人之情，莫不乐富贵荣华，美服丽饰，铿锵眩燿，芬芳嘉味者也。昼则思之，夜则梦焉。”[4] (pp.722-728)在衣、食、住、行、游艺、两性等生活领域，我们都不难发现汉人追欢逐乐的影子。追求享乐的时代风气和扩散性极强的享乐观念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汉代诗歌创作，“乐”字因此成为汉诗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字眼。正如汉武帝之子刘胥所歌唱的那样，“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歌》)，汉诗突出地表达了这样一种集体性意念：人生的乐趣在于满足心志的各种喜好，即所谓“人生一世间，贵与愿同俱”(《李陵录别诗·钟子歌南音》)，而追求长生的目的便是为了能够长久享受安豫的生活，“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孤儿行》)。古希腊哲学家伊璧鸠鲁说过，“有些欲望是自然的和必要的，有些是自然的而不必要的(未得到满足而并不引起痛苦的欲望是不必要的)，又有些是既非自然又非必要的，它们的存在是由于空洞的意见而来”[5] (pp.343-348)；“在必要的欲望中，有些是幸福所必要的，有些是养息身体所必要的，有些则是生命本身的存在所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满足于很少的东西”[6] (pp.365-370)。据此可以把汉人的世俗享乐生活分为两类，即知足型享乐和奢侈型享乐。大致而言，前者主要建立在必要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后者则主要产生于各种非必要欲望的满足。这两种享乐生活与其背后所体现的两类享乐观念，以及享乐观念的滋蔓、强化和延伸在两汉诗歌中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下面分而论之。
持有知足型享乐观念的汉代人对于生活没有太高的要求，他们引以为乐的是一些基本生活需要和愿望的满足，主要包括丰衣足食、佳偶相伴、家室平安等。《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卦书，集中表现了时人对此类问题的关心，如《蒙》之《艮》：“攫饭把肉，以就口食。所往必得，无有虚乏。”《豫》之《咸》云：“雌雄相和，不忧殆危。”《大畜》之《既济》云：“大饮多食，食饱无患。”《睽》之《剥》：“皋田禾黍，堆壤麻阜(枲)。衣食我躬，室家饶有。”《旅》之《艮》：“良夫淑女，配合相保。多孙寿子，欢乐长久。”汉代许多民间歌谣在歌颂政仁民乐、政暇民豫的同时，都透露出上述享乐观念。例如：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台。举锸如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跃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既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郑白渠歌》)
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渔阳民为张堪歌》)
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五袴。(《蜀郡民为廉范歌》)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狗呔不惊，足下生蝥(长毛)。含脯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独于斯时。美矣岑君，于戏休兹。(《魏郡舆人歌》)
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河内谣》)
百姓之所以要为诗中官吏大唱赞歌(歌中是否有阿谀奉承的成分姑且不论)，不过是因为在他们的治理和引导下，人们过上了衣食不愁、安逸无忧的生活，满足了自己并不过分的享乐愿望。《时人为三茅君谣》还歌唱了由于神录的佑助所获得的快乐生活：“佳雨灌畦稻，陆地亦复周。妻子保堂室，使我无百忧。”风调雨顺，拥妻抱子，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进一步说，如果能在“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③，或者再加上点歌乐之类，便更让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了，那种“饮酒歌舞，乐复何须”(《满歌行》)、“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杨恽《歌诗》)的想法也会油然而生。还有更讲究生活情趣的，“弊车赢马为自储”(《西门行》)，闲暇或愁闷时不妨出去遨游一番，亦可称乐在其中。
对两性合欢、夫妻相守之乐的追求在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于世，男女相配被视为自然规律，天经地义之事，“两性之间欢娱的快乐感和合理性得到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一致认可”[7] (pp.340-341)。《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说：“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8] (p.1779)《焦氏易林》云：“雌雄相和，心志娱乐，得其欢欲。”(《师》之《萃》)汉代的一些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壁上还有表现男女接吻、交合情景的画面。试看传为司马相如所作的《琴歌》(其二)：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字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双兴俱起翻高飞，无感我心使余悲。
这是一首比体诗，以凤求凰比喻男子求偶，主人公渴望能与对方达到肉体的亲密和心灵的融合。再如《江南》所唱：“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莲是“怜”的谐音字，叶(葉)是“僷(本义为轻丽)”之省字。莲叶即“怜僷”，指可爱轻丽之人；鱼是古代男女相爱用以称呼对方的象征廋语。[9] (p.11)诗中所表达的，正是对良辰美景，欢爱得时的赞叹之情。又《李陵录别诗·结发为夫妻》云：“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诗中的征夫将应役远行，归来无期，二人只好抓紧这最后一个晚上再结绸缪，分手时还要提醒对方“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此外，秦嘉《赠妇诗》中的“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艳歌何尝行》中的“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古绝句》中的“千年长交颈，欢庆不相忘”等诗句也都体现出一种追求男欢女爱但并不出格的心理意识。
心怀奢侈型享乐观念的汉代人追求各种较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如鲜衣丽饰、美酒佳肴、淫声艳色、走马驰逐、田猎游遨、富贵荣名等。其中对宴饮之乐的沉迷心理在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汉代虽曾多次发布禁酒令，但宴饮之风却长盛不衰，不但达官贵人时时“合樽促席相娱”(东方朔《六言》)，民间也随处可见“殽旅重叠，燔炙满案”[10] (p.351)的酒食之会，宴饮时一般还伴以歌乐、舞蹈等活动，以乐上加乐。《焦氏易林》一书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汉人对美酒嘉馔的喜爱，如《履》之《大过》：“逾江求橘，并得大栗。烹羊食炙，饮酒歌笑。”《豫》之《巽》云：“左酒右浆，与福相迎。”《坎》之《震》云：“东行饮酒，与喜相抱。”《蹇》之《同人》：“被服文衣，游观酒池。上堂见觞，喜为吾兄，使我忧亡。”汉人尤其嗜酒，他们认为“销忧者莫若酒”④，“酒为欢伯⑤，除忧来乐”，其爱酒甚至达到了日思夜梦的程度：“延颈望酒，不入我口。”“梦饭不饱，酒来(未)入口。”⑥ 他们赞美“春酒甘如醴，秋醴清如华”(《乐府歌》)，有的还以“座上客恒满，樽中饮不空”(孔融《诗》)自我标榜。这种时代风气也可以从汉画中的宴饮图得到印证，如四川德阳出土的两条画像砖[11] (图版70、71)，上图有六人席地而坐，前置三个盛食的器皿；下图有五人亦席地而坐，或执大碗，或对杯欲饮，现出醉生梦死之态。郫县出土的一幅石棺画像[12] (图版122-124)，上有楼阁，正厅内宾主五人并坐，酒宴正酣，左二人还有所执之物和手指着厅外，那儿设有乐舞杂技助兴；画面右下角有容车载客而来，右上角是一厨房，庖者正忙着备饭，房外侍者往来送食。河南南阳市郊出土的一块画像石[13] (图121)，主体为一方案，案上摆满鲜鱼、肥鸭、炙肉等美味佳肴，还有两只耳杯，象征醇酒；上端刻一人正襟危坐，旁边二人击建鼓起舞。汉代画像砖石上还有表现宴饮时博戏、投壶等情形的图画。汉诗中的饮宴情形正与此类画面相吻合，试看汉乐府《古歌》(上金殿)：
上金殿，著玉樽。延贵客，入金门。入金门，上金堂。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
这里有豪华舒适的宴饮场所，贵重的餐具，高档的饭菜，醇美的酒浆，悦耳的音乐，尽兴的游戏，面对这些，在座者怎能不神采飞扬、乐不自禁？篇末两句是诗歌入乐时例行所加的祝辞，从中亦可见出汉人追求享乐的生活情调。在汉诗中，我们真正可以看到“脍炙人口”的情景：“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辛延年《羽林郎》)“酿美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西门行》)鼓吹曲辞中有《将进酒》一诗，可能反映了汉代宴会上以文会友的情形，诗言如此可使那些良工歌者心情舒畅。汉诗中的祭祀娱神场面实际上也是汉代帝王贵族享乐生活的写照，例如《郊祀歌》中的两段描写：
灵已坐，五音饬，虞至旦，承灵亿(意)。牲茧栗，粢盛香，尊桂酒，宾八乡。灵安留，吟(歆享)青黄，遍观此，眺瑶堂。众嫭并，绰奇丽，颜如茶，兆逐靡。被华文，侧雾縠，曳阿锡，佩珠玉。(《练时日》)
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迭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龠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折朝酲。(《景星》)
耳听变化多端的歌乐，眼观金碧辉煌的殿堂、工丽壮观的舞蹈、倾国倾城的佳人，口尝芬芳甘美的酒液、精益求精的肴馔、青黄斑驳的鲜果，连想象中的神灵们都情不自禁地陷入了通宵达旦的狂欢中(朝来还有甘蔗汁醒酒)，可见汉人的宴饮之乐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汉诗中奢侈型享乐意识的又一典型表现是对房内生活的较高要求。先看张衡《同声歌》中的有关描写：
洒扫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户结金扃，高下华灯光。衣解巾粉御，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轩皇。乐莫斯夜乐，没齿焉可忘！
这里的“图”大概是指与房中术有关的图画。房中术是关于御女、养生等学问的方术，在汉代颇为流行，所谓素女、天老、轩皇(皇帝)都被认为是这方面的高手。张衡《七辩》写西施之徒侍夕情状是：“假明兰灯，指图观列。蝉绵宜愧，夭绍纡折。”[14] (p.775)边让《章华台赋》云：“归乎生风之广夏兮，脩黄轩之要道。”“美仪操之姣丽兮，忽遗生而忘老。”⑦ 诗中所言正与此相似，新婚之人不但享受着华丽温馨的居室，还辅以方技妙道，有世所罕见的图片助兴，其欢乐自然非同一般。再如《鸡鸣》这样描写达官贵人的住宅：
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
古人常以鸳鸯双栖象征夫妇同居。鸳鸯成行，可能是影射主人妻妾成群，这是又一种享乐方式。还有以拈花惹草为乐的，如《羽林郎》中的冯子都、《陌上桑》中的五马太守、《古诗十九首·东城高且长》中“荡涤放情志”，见燕赵佳人而“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的男子即是。
富贵荣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和心理满足更是汉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们期待着“邀于嘉征，拜为公卿”、“左抱金玉，右得熊足”⑧ 的好运，以为“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1] (p.3272)。且看汉诗中的几段描述：
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上之回》)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陌上桑》)
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镫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骆马头，观者盈道傍。(《相逢行》)
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妇织绮
，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丈人且徐徐，调弦讵未央。(《长安有狭斜行》)
夫贵妻荣，子贵家荣，儿妇贤惠，公姑悦喜，又能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人头地，使得万众歆羡，自然是乐不可言。
汉诗不但表现了汉代社会存在的两种不同层次的享乐生活和享乐观念，还反映了享乐观念在当时的滋蔓、强化和延伸。
先说其滋延和传播现象。如《马寥引长安语》：“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桓谭引关东鄙语》：“人间长安乐，出门西向笑。知肉味美，对屠门而大嚼。”面对各式各样的享乐生活，前者是变本加厉的追逐，后者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式的效仿。又《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云：“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诗言目中所见，“莫不盛满荣华，穷娱极宴，而我乃独为忧戚于其间，果何所迫而云然乎？毋亦狂且愚乎”[15] (p.27)？可以看出，权贵们极度享受的生活使诗中主人公受到感染，并产生了心理倾斜——他自己只能“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享受观念的强化，即力争向有限的人生索取最大限度的快乐，在汉诗中主要表现为对及时行乐的提倡。请看下面一组诗句：
“(花)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何如盛年去，欢爱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宋子侯《董娇饶》)
欢日尚少，戚日苦多。何以忘忧？弹筝酒歌。(《善哉行》)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逮为乐，逮为乐，当及时。何能愁怫郁，当复待来兹……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西门行》)
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怨诗行》)
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冉冉孤生竹》)
在追求享乐的时代思潮中，那些常与安乐牵手的贪求着更多的快乐，那些终日忧苦缠身的又感到此生太亏，但是生命短暂，青春易逝，而“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生年不满百》)，“服食求神仙”又“多为药所误”(《驱车上东门》)，唯有只争朝夕善待自身了。顺便说一句，论者多以为及时行乐思想是在汉末的社会动乱中才产生的，其实不然。所谓社会动乱只是及时行乐思想流行的一个促进因素，如上所述，它归根到底还是汉人享乐观念之强化的产物。而且别忘了，早在汉初，吕后就对张良做出过“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史记·留侯世家》)[1] (p.2048)的劝导。
汉诗中较多地表现了时人对长生不老的渴望和对神仙世界的向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他们世俗享乐观念的延伸。《抱朴子·内篇·对俗》云：“笃而论之，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16] (p.53)长生而不能享乐，便如司马相如《大人赋》所说的那样，“虽济万世不足以喜”⑨。神仙是快乐至上、绝对自由的存在，“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抱朴子·内篇·对俗》)[16] (p.52)，还拥有叱咤风云的威势。“与神流通，长无忧凶。”(《焦氏易林·观之噬嗑》)在神仙的领地，那些“惟日不足乐有余”，希望“万岁如此”⑩ 的可以踢开生命的门限，那些担心“来日大难，口燥唇干”(《善哉行》)的也可以逃脱现实的忧患。汉画中的仙境生活实际上正是墓主生前享乐生活的延续和扩大。如山东沂南出土的一块汉画像石上有一幅乐舞宴饮图，宴会于楼阁中举行，楼顶有凤鸟、神兽和神树，暗示墓主已经升仙。[17] (pp.47-54)四川长宁一墓群崖棺上画着一人骑马，在“戴胜”凤鸟导引下向左边楼阙(天门)方向行进，门楼内有二人表演百戏，一人舞三短剑，一人跳三丸；又有男女二人相偎立于天门旁的壁画。[18] (pp.279-306)汉诗中所描绘的神仙世界也不过如上所述，例如乐府古辞《艳歌》中那场被享乐淹没了的盛宴：
今日乐上乐，相从步云衢。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青龙前铺席，白虎持榼壶。南斗工鼓瑟，北斗吹笙竽。姮娥垂明珰，织女奉瑛琚。苍霞扬东讴，清风流西歈。垂露成帷幄，奔星扶轮舆。
天公奉酒，河伯贡鲤，星斗奏乐，风霞讴歌，众多神灵仙女争献殷勤，这的确可以算得乐上之乐。神仙世界的出行之乐更是无与伦比，如《天门》云：“专精厉意逝九阂，纷云六幕浮大海。”《上陵》：“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善哉行》：“参驾六龙，游戏云端。”九天海上肆意遨游，众生万物尽收眼底，这对于常因交通不便而苦恼不已的汉代人来说该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诚然，汉代人那种美酒加纨素式的生活追求有其应该否定的地方，但它毕竟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状况下产生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何况当时统治者还将“下民安乐”(《安世房中歌》)作为治国理想之一，能够“在乐不荒”(《安世房中歌》)，或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宗旨的也大有人在。享乐还是汉帝国怀柔四夷的一个法宝。汉明帝时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能够举种奉贡称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大汉安乐”(《远夷怀德歌》)有所风闻，汉廷“多赐缯布，甘美酒食”(《远夷乐德歌》)等待遇使他们向往。了解和合理看待汉人的享乐观念及其种种表现，对我们认识和阐释汉代诗歌大有裨益。
注释：
①上引铭文分别见于《重庆巫山麦沱汉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2期)、《天津市武清县兰城遗址的钻探与试掘》(《考古》2001年第9期)、《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期)、《河南南阳市桑园路3号东汉墓》(《考古》2001年第8期)、《安徽六安市九里沟两座西汉墓》(《考古》2002年第2期)、《山东青岛市平度界山汉墓的发掘》(《考古》2005年第6期)、《南越国铜镜试述》(《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等。
②见本书《乾》之《履》、《蒙》之《咸》、《观》之《剥》、《贲》之《离》、《萃》之《晋》等条目。本文引《焦氏易林》所据版本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见《汉书·杨敞传》所录杨恽《报孙会宗书》。
④《汉书·东方朔传》所载东方朔之语。
⑤尚秉和《焦氏易林注》引《酒谱》：“昔人谓酒为欢伯。”
⑥参见《焦氏易林》中《坎》之《兑》、《讼》之《益》、《垢》之《损》等条目。
⑦见《后汉书·文苑列传》。
⑧分别见于《焦氏易林》中《需》之《渐》和《大有》之《革》。
⑨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⑩晋王《拾遗记》卷六载，汉灵帝游于西园，起裸游馆千间，又奏《招商》之歌以来凉气。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惟日不足乐有余，清丝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喜难逾。”灵帝盛夏避暑于裸游馆，长夜饮宴，还嗟叹道：“使万岁如此，则上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