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实践中已出现了融合和趋同的现象。(注：See Stephen M.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One World,Many Theories”,Foreign Policy,Spring,1998.)然而这一趋势主要局限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间，女性主义和其他大多 数反思主义的非主流理论依旧被排斥在外。为结束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无家可归”(homeless)的境地，各个女性主义派别纷纷展开“圈地”(homestead)活动，试图以女 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开垦国际关系领域的性别“盲区”，占领国际关系的“空白领域” 。在此过程中，后现代女性主义提出了“移情合作”(empathetic cooperation)的主张 ——倾听并尊重国际关系中的不同声音，通过平等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协商构建一种包 容性的理论，(注：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96 —99.)这一理论主张为女性主义和其他被边缘化理论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整合提供了 一种极富创意的思路。本文拟通过对“移情合作”的具体运作方式的阐述，来分析女性 主义各个理论流派之间整合的独特模式，并以之作为启示，探索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主 流理论整合的可能路径。
一、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
“移情”这一概念最初源自于美学研究。(注：在美学中，“移情”主要是指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意志和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对事物的这种错觉的影响， 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版，第584页。)女性主义理论所指的“移情”是建立在一种能力和愿望的基础上的，指 主体的感觉或精神进入了一些特定的事物，并完全欣赏它们的能力和愿望。把它应用在 国际关系中，就是一种研究性别问题的能力和愿望，采用的方法是让我们开放地面对那 些在国际关系争论中被忽视的故事、人物和地点。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移情”这一概 念的目的在于说明女性主义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前提在于融合各种不同的情感和体 验，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理论区别于传统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移情”的主要途径是关于知识的持续商谈与对话，这种商谈与对话是平等的和建设性的，目标是寻求共识与合作。正如凯西·弗格森指出的：“当我们彬彬有礼地与好辩的人们商谈时，我们是在合作，而不是像防范入侵者一样地唱着古老的标准。”(注：Kathy Ferguson,The Man Question: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154.)翠恩·米尼以某个无名的第 三世界国家村庄集会为背景，为我们假设了一个“彬彬有礼”的商谈例子：
“在一个大家同意的日子和时间，每个成员吃完饭，把自己洗干净了，当他(她)们准备好一切后才到达会场……在这个群体中一个母亲继续为她的孩子洗澡；两个男性继续他们已经开始的游戏；一个女人为另一位编织发辫。这些活动没有妨碍他们觉得必要时的倾听和参与。当村民准备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从没有人因为直奔主题而引发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在那儿存在而不是一种设想……当它准备好的时候它就出现了，没有追赶、没有压力、没有方向、没有单刀直入、没有一种用有条理的过程来作恰当解说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村长不需要‘自己的地盘’，也不需要比别人多说什么，他只是在那里倾听、吸收，在会议结束时确定每个人在会议中间已经感觉到或开始感觉到的东西。”(注：Trinh Minh-ha,Woman,Native,Other: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9,p.1.)
上面这种看似遥远的政治学，却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典型的“商谈”画面：平等、自由的对话是这个第三世界村民会议的基础。后现代女性主义之所以强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商谈氛围，是因为“如果背景和设置是自由的——如果两个人互相尊重和信任对方，在物质条件上大致平等——那么二者都将会自由地加入无限制的对话，对话的结果是有建设性的，有创造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确定的……讨论者的观念、思想、信念和陈述都在与其他观念、思想、理论等等并置的过程中得到发展、更改和延伸”(注：Nielson Joyce,ed.,“Introduction”,in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Exemplary Readings in the Social Science,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1,p.29.)。在介入彼此所思所想并自由交融的过程中，“移情”获得了实现。
南茜·希尔施曼认为商谈是一种实现总体意愿的方法。(注：Nancy Hirschmann,Rethinking Obligation: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2,p.255.)这里的“总体意愿”不等于传统意义上的全体一致， “我们曾熟知并实践过的协商一致的过程，似乎存在过度受控制和操纵人的规则，它的 步骤也似乎是强行委派一位监察官以审查某种新形式的出现”。(注：Starhawk,Truth or Dare:Encounters With Power,Authority,and Mystery,San Francisco,Harper,199 0,p.187.)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寻求的共识是通过移情来解决分歧，鼓励参与商谈者互听 心声、相互合作，它是以在最小程度上不干涉别人或不强迫别人顺从为基础的。简单地 说，它是一种能够容忍“差异”的共识。
在商谈的过程中，参与者的身份是灵活而多变的，其结果是：当参与者的身份意义不断变化时，他(她)们不仅能欣赏自己拥有的、由他人规定与创造出来的一方空间，而且还能“真实地听取别人所说的……并力图把别人的观点融入自己的观点中，以便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这种融合而发生改变”。(注：Nancy Hirschmann,Rethinking Obligation:A Feminist Method for Political Theory,p.252.)凯西·弗格森将其称 之为“流动的主体性”(mobile subjectivity)。(注：Kathy Ferguson,The Man Question: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p.154.主体性(subjectivity)一词是一个体现现代性的重要哲学范畴，它强调和突现人作为世界创造 者的特定地位和作用。在后现代时期，主体性概念受到挑战，出现了所谓“主体性黄昏 ”的景象。)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提出“流动的主体性”的目的在于打破传统国际关系理 论对女性地位的单一定位，女性的身份并不只是存在于家庭领域的生育者和照顾者，她 们能够、并且也应该走出传统的私人领域，进入公共领域，介入国际关系，成为该领域 的活动主体。这不仅会使国际关系领域的主体呈现多样性，而且也使女性自身的“主体 性”出现“流动的”态势。女性可以完成从家庭主妇到国际关系领域“圈地者”的转变 ，只要已经占有这一领域的人们关注女性参与合作的愿望，以开放的态度理解并接受她 们的行为，女性的主体性就可以日益丰富。
在“商谈”和“主体性的流动”中实现的移情，其归宿是一个普遍的、活跃的主体性，即一种在固定位置上的“无家可归”的普遍感觉，这种感觉是合作与联系的理论建立的灵感所在。“移情合作”就是要通过同等与非同等的主体之间的情感交流，达到各种 主体性的交融，以获得这种特定地位中的“无家可归”的总体感觉。在女性主义进入国 际关系领域的过程中，如果缺乏这种“移情合作”，国际关系的各方主体固守自己的原 有阵地，相互隔离，排斥异己，女性主义就不可能完成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理论“圈地” 。
女性主义所说的“无家可归”不是指女人不得不做被指派的事而产生的家庭内的无家可归，也不是对乡愁式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乡。这种“无家可归”把对国际关系的质疑者和重写者置于鉴赏者的地位——她们能够以一种移情合作的凝视来摆脱国际关系领域中已有“规则”的设置方式，为其注入来自不同主体(既包括“规则包含的”主体，也包括“规则排斥的”主体)的知识，以构建或许不是更好的然而却是更具包容性的理论，一个能够容纳流动的主体性的“家”，在那里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会被用完全不同的调子重新阐释和研究。在这种新的观念前提下，女性主义理论或许能够以其独有的方式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整合、改写、发展揭示出新的可能性。
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整合方式
女性主义理论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发展之后，业已形成了传统与现代流派并存的局面。在自由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诸多流派中，对妇女运动的实践和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影响最为深远的主要是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后现代女性主义三大派别。
自由派女性主义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性，主张在现存体制的内部积极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在认识论方面，它主张通过女性意识改造被性别主义和男性偏见所污染的“坏科学”，真正提高科学认识的客观性，我们称之为女性主义的经验认识论(feminist empiricism)。女性主义经验论的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揭露妇女在国际关系 领域中缺乏足够的代表性并寻求能够使妇女投身其中的有效途径。其策略主要有两种： 一是“添加妇女”(adding women)或是“妇女进入国际关系”(注：“添加妇女”的说 法带有一种被动的色彩，相比之下，“妇女进入国际关系”更能体现女性的主体性。) ；二是“发现”国际关系中的妇女，证明“妇女确实已经在那里”。自由派女性主义向 我们展示了国际关系研究中许多心照不宣的“默认”事例，例如人们不会去注意1989年 德国妇女推着婴儿车穿越柏林墙与雅尔塔体系崩溃之间的关系，却对德国西部大多数男 性领导人非难“外国人”的现象大感兴趣。因此女性主义的经验论者要把“歧义”带进 国际关系领域，让人们关注到当代女性主义渴望受到社会尊敬，渴望抵制男性潮流变成 主流，以及渴望在符合科学的同时也“创造一种思想的方法……使得女性能够更多地控 制她们自己的生活状况”。(注：Harding Sandra,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5.)
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对妇女的奴役是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其根源在于“父权制”(patriarchy)。激进女性主义把妇女与男子迥异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视为相对优越的标志加以突出和颂扬。在认识论上主张从作为边缘人群和“他者”的妇女生活的观点出发去观察与分析问题，即女性主义的立场认识论(feminist standpoint epistemology)。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女性目光对国际关系中战争与 和平、安全与合作等一系列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重新考察，权力被重新定义为赋权(empowerment)，安全则被定义为保护发展和生态利益。(注：在运用女性主义立场认识 论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重新阐释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安·蒂克娜(Ann Tickner)。她曾 在“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女性主义的再阐释(1988)”一文中，以女性主 义立场论的透视改写了汉斯·摩根索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其中权力被视为与女 性的再生产力相联系，而“国家利益”则被理解为一个多层面的、依照环境而不时改变 的概念。参见詹姆斯·德·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版，第58页。)激进女性主义超越了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妇女进入核武器和常规军备 控制的决策层不是仅仅为了纠正妇女缺席的历史性不公正，而是要将妇女向往和平的观 念带入整个国际决策中。
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一切宏大叙事，认为性别、种族、阶级乃至于父权制等概念都是本质主义的。它挑战对男女两性气质的划分，提醒要注意男女两性内部各自的差别。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致力于消除国际关系领域中“公共”与“私人”、“安全”与“和平”、“国际”与“国内”、“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等男性范畴和女性范畴之间的尊卑界限，超越男女两性的优劣之争，赋予国际关系中的“女性化”因素与“男性化”因素同等重要的意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寻求在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怀疑主义之间达成妥协，这种妥协展示了一种新的探索：“我们如何能够将妇女置于中心，同时又不将包括妇女在内的任何东西置于中心?”(注：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12.)
上述各派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观点参差、争论不断。激进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主义经验论是认识论上的保守派，认为后者主张像男子一样思考，却未能认识到标榜社会性别“中立”的主流思维实际上是男权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者视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为本质主义的“大异端”，指出激进女性主义宣扬“女性”价值和贬损“男性化”观念的做法，只会导致在推翻旧的两性不平等机制的同时又出现新的性别压迫机制，差别仅在于后者是把长期盛行的男尊女卑颠倒过来罢了；传统女性主义阵营反过来批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非政治倾向。她们指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妇女”的解构使之成为一个没有载体的概念，使女性主义批判变成了丧失政治意义和价值的纯学术文本分析，无法对提高妇女地位做出实际贡献。然而，每一种女性主义理论恰恰是在对另一种女性主义理论的否定中不断确立和发展自己的。正如传统女性主义的批评使后现代女性主义注意到对“妇女”概念任意解构的危险性，从而反对在尚未穷尽社会性别概念的隐藏价值之前就将之弃而不用的后现代主义主张，使女性主义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中依然保持了它对现实强大的批判力量。
在各个女性主义流派的不断争鸣与探索中，女性主义理论实现了由低层次走向高层次、由粗糙走向成熟的发展历程。从自由派女性主义完全以男性为尺度要求平等权利，到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正视女性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再到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根本上转变西方传统知识结构中与社会性别划分存在隐喻关系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经历了“男女一样——男女不一样——超越性别界线”的发展演变历程。与此相对应，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面不断扩大，从开始的“以男子为师”到以妇女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再到在充分认识到无论男子和妇女均不具备认识论上的特殊优势的基础上走 向对传统思想方法的颠覆，由此促成包容妇女的多种声音并吸收传统理论之精髓的“移 情合作”理念的出现。
伴随人类社会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跃迁，所有的女性主义都在后现代的过滤中重新撰写和改写自己的身份和文本。简·弗莱克斯(Jane Flax)对女性主义评价道：我们所追溯的女性主义都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现象。(注：参见Flax Jane,“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Feminist Theory”,Signs,1987,12,4,pp .621—643.)因为诞生在藏匿性别因素的现代性严峻考验中的女性主义，总是带有外在 于现代性的身份特征，即使是她们最温和的挑战也会被看作是后现代的(尽管她们未必 会成为手持建构论和文本分析工具的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中的女性主义正变得越来 越适应她们所需要的不和谐、不同意、流动性和内部批评，她们之间的界线正变得日益 模糊。争论使各个女性主义流派之间相互渗透，犹如调色板上流溢的颜料一样自由地交 融；同时她们依然继续存在着，坚持着各自的正确性，并以学术的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 “无序地”整合在一起。女性主义理论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移情合作”的现实画面：在 自由派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 主义等诸多流派组成的多维立体构架中，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彼此的争鸣和探索中 焕发出无穷的生命力。女性主义理论的整合模式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启示，或许我们应该 沿着它“照亮”的道路去建立各种机制，以整合女性主义理论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间 的关系。
三、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整合
女性主义一直致力于开垦国际关系领域的性别盲区，但是对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来说，女性主义扮演的是挑战其权威的“闯入者”角色。似乎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圈地”必然会导致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对立，然而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她们强调，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领域的进入是一种“移情合作”的“圈地”过程。
提到“圈地”，人们的理解往往是指外来的圈地者占有新土地，而把先前的居住者从原有的土地上驱赶出去。这并非“圈地”一词在女性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通常用法。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把“圈地”复原为一种方法，它要求外来的圈地者与领地内的“安适人”(或已经圈定自己领地的人)(the resting or the homesteading)(注：Ferguson Kathy,The Man Quesetion: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1993,p.158.)之间表现出合作的意愿，来共同揭示那些已经遭到排斥与清除的各种故事、身份、变量和感觉，以使圈地者可以进入已经清理出来的空白区域。同时，领域内的有能力的“安适人”也可以走出去占领“域外”的广阔领地，而无需固守已有的家园边界。这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流动的主体性”。有了这种流动而活跃的主体性，人们就能在更小的压力下去维护自身的“边界”，而以更多的尊重方式与持异见者进行“商谈”。(注：Ferguson Kathy,The Man Question:Visions of Subjectivity in Feminist Theory,1 993,p.158.)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以这种情感对话式的政治学来完成其理论“圈地”， 在此过程中，女性主义理论(圈地者)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安适人)完全有可能通过“商 谈”达成某些共识和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走向整合。
对“性别缺失”的主流理论而言，在国际关系领域引入女性主义的替代性视角，可以提供他们自身所不能思考透彻的观点，有助于寻求某些国际关系议题更恰当的解决方案。以现实主义为例，它的理论建立在男性化的人性和道德的假定基础上，权力被定义为支配和统治，安全概念则强调建立在他国不安全前提下的主权国家的军事安全，追逐权力与安全最大化的民族国家成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体系的主要行为者。过分强调国际关系的冲突性而忽视其合作因素，使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已不再能够应对从经济相互依存到环境恶化等日益多元化的问题。女性主义理论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思考出发来重新定义权力、安全和国际关系。于是权力被描绘为一种相互能力 关系(注：Beckman,R.Peter:“Realism,Women,and World Politics”,in Women,Gender and World Politics:Perspectives,Policism and Prospects,London,Bergin & Garvey,1994,p.26.)，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 观(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 全”(human security)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 全观念。(参见Framework for Further Actions and Initiatives That Might Be Considered during the Special Session,Women 2000:Gender Equality,Development and Peace for the Twenth-First Century,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http ://www.un.org/womenwatch/daw/csw/future.htm)。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 人类发展报告》列出了人类安全的七大要素：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 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United Nations,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Sverre Lodgaard,“Human Security:Concept and Operationalization”,Paper Presented to the Expert Seminar on Human Rights and Peace 2000,Palais Wilson,Geneva,December 8—9，2000))所超越，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下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自助”模式被“关系国际”(注：“关系国际”是女性主义学者克瑞斯汀·丝维斯特以后现代语言创造的一个特定范畴，以区别于“国际关系”的通常性叙述。“关系国际”将重点放在各种各样的联系，如相互依存、战争、平衡、制度和性别关系。丝维斯特认为关系能够产生政治学，应该先观察“关系”，再观察“国际”，反之则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参见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297页))中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共同受益的模式所取代。女性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合作潜力的建设性探索，弥补了现实主义的理论缺陷，有助于指导人类合作解决因高度的相互依赖而产生的诸如贫穷、环境等共同问题。
同样，女性主义理论建设也可以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思想中得到借鉴和启示。例如，新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强调，启发了女性主义者去思考隐藏在有序的国家与无序的国际社会对立关系背后的社会性别烙印。(注：参见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224页。)简·爱尔施坦曾提到，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命运女神”(fortuna)(注：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7—120页。)，受自己的意志支配，代表了无序和不安的绝对化，“这种对命运女神的描述类似于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国际体系的无序和无政府状态”(注：J.Ann Ticker,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al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p.47.)。命运女神必须被一个占有者控制，被一种特殊的活力和勇气占有，这个 占有者就是男性化的君主。于是，在对命运的“征服”中，男子与妇女的关系转化为国 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手持利剑、身着盔甲的男性“利维坦”对女性“命运女神”的征 服转化为处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为了自身的权力与安全与外部世界争斗。克瑞 斯汀·丝维斯特也主张女性主义理论应该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智慧之泉中汲取养分。 她举例说，对“囚徒困境”的描述告诉我们，在某些特定情景下，通过移情合作往往会 产生更好的效果；霸权稳定论则告诉我们，随心所欲地商谈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包含着一 种无序性，因而其中存在着众多的潜在问题。(注：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 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第283页。)
鉴于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性本质，能与之结合的主流理论目前也主要以批判性理论居 多。从实践来看，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整合主要有三种途径：女性主义与自 由制度主义的整合，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整合以及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整合。( 注：参见[韩]崔志暎：“性别与国际关系：有关‘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可能 性’的探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
自由制度主义重视超国家的关系网、国际制度与机制的作用，认为通过制度取得国际合作是可能的。自由制度主义对低级政治的强调和对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的挑战，与女性主义对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圈地”活动产生了共鸣。针对自由制度主义性别意识的缺乏，女性主义理论将女性的观点和经验补充进来，首先以女性再生产活动和母亲抚育行为的非经济性驳斥了自由制度主义“经济人”(economic man)的基本人性假定的偏颇性，使自由制度主义在非必然的市场竞争行为下国际合作与相互依存可能性的观点有了更完整的人性基础。其次，女性主义理论扩展了自由制度主义的低级政治的议题范围，强调在国际制度与机制的建构过程中应尽量包含性别问题，以制度与机制合理地确保女性的权益，实现超国家的女性联合，从而在微观层次上提高国际合作与和平的可能性。
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看起来似乎并不符合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趋势，然而它们之间的整合相对而言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为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素来关注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女性主义将性别压迫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结合起来，揭示了女性在现实中所遭受的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重剥削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家庭的私有领域中，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使妇女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再生产活动的应有价值遭到忽视；在资本主义的公共生产领域中，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多的不同种类的经济工作，但总体上获得的是低得多的报酬，(注：参见Jaggar Alison,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Totowa,NJ,Rowman & Allenheld,1983,p.168.)而在经济衰退时女 性则返回家庭，沦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储备大军。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双重机制作用大幅度 降低了世界范围内的工资水平，有效维系了高度剥削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没有父 权制，资本主义就无法起作用，而资本主义则是父权制最后的经济支柱。(注：M.Mies,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London,Zed Books,1986,pp.100—1 10.)因此只有当女性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都取得与男性平等的权益时，马克思主义解放每 一个受压迫者的目标才能够得到真正实现。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注：近年来在温特等建构主义者的努力下，建构主义已经多少具备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条件。(参见A.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建构主义的理论基础在于假定行为体都是社会构建的， 女性主义也一直强调性别角色的社会构建性，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 的联系是非常明显的。建构主义与女性主义之间进行整合，有助于从根本上探讨国际关 系知识主体——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身份再建构的可能性，安·蒂克纳(Ann Tickner)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蒂克纳强调身份(identity)作为理论建构起点的 重要性，现代国家身份建构的过程就是一个连续打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男性凭借其 战土身份成为一等公民，而女性守护家园和工地的贡献却被忽略了。随着现代国家身份 建构的完成，女性主体身份遭到贬低，女性被从公共政治领域中排除出去。蒂克纳指出 ，以这样的男性、国家身份为理论起点的国际关系理论强化了国际关系的等级，为扩张 主义、军备竞赛甚至战争提供了合理性的温床。女性主义主张以女性价值与观点作为理 论的出发点，探讨女性和男性的性别身份的重新建构，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国家 、国际体系和世界的身份。有些学者提出了“地球村”、“地球公民”概念，还有人在 普遍与相对主义的均衡中论及新人类和新共同体身份等。(注：参见J.Ann Tickner,“Ident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Feminist Perspectives”,in Yosef Lap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eds.,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Colorado,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6,p.147—162.)不过，在重建国际 关系乃至世界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如何客观地证明女性的主观性经验，“到底以哪些女 性经验作为建构基础?”“用什么方法把女性经验扩大到男性经验?”(注：[韩]崔志暎 ：“性别与国际关系：有关‘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可能性’的探讨”。)这些 都是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整合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
四、结论：构建包容、开放的理论空间
我们需要聆听不同的声音，多元化的视角组合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世界政治的全部复杂性。然而，即使在经历了国际关系领域的三次论战后，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呈现给世人的感觉依然是：它们反映的仅仅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男性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人类客观知识的特定领域，如果无法引起全世界非西方、非专业的女性的共鸣，就不能不使人怀疑它对国际现实解释力的有效性。作为长期遭到排斥的国际关系的持异见者之一，女性主义是唯一以性别作为理解世界的核心的理论，它的引入，无疑会对性别意识严重缺失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起到纠正和弥补的作用。
女性主义理论与建立在男性价值观基础上的主流理论之间存在着鸿沟，然而鸿沟并非无法跨越。只要能够获得平等的商谈机会，女性主义和主流理论之间就有可能达成共识。女性主义理论可以在尊重国际关系以往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主流理论提供他们自身所不能思考透彻的观点；也可以从主流理论的智慧之泉中汲取养分，使自己保持警觉而远离纯粹形而上的陷阱。女性主义理论与国际关系几种批评性理论整合的实践，说明了国际关系理论是可以通过广泛吸收女性主义立场，摆脱其自身的狭隘性而更接近于真理的。
需要强调的是，女性主义在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理论整合的过程中，将自始至终保持其理论的自主性。仅仅是为主流理论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只有在符合主流科学的标准时才会被采用，这不是女性主义参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的目的。女性主义理论不期望在一种压力下将她们的术语和主流的术语整合起来，来适应理论分析的所谓惯例；不期望存在一种权威把形式、规范和期望构成某个标准去“指导”整合。女性主义追求的是建立在平等商谈基础上的“移情合作”的整合(正如女性主义理论内部整合的范例)，而不是一种磨灭差异的“同化”过程，后者会使人自然联想起不同地区差别被殖民化的老式策略。
“必要的不一致”有其存在的价值，理论间的相互争鸣有助于揭示它们各自的长处和短处，每一种理论都在争论中吸收了其他理论的合理内涵，从而带来更加精细系统的理 论认识。没有渗透不了的理论边界。只要赋予平等的主体地位，女性主义和其他边缘化 理论就能够渗入到单一化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来，改写出一个相互尊重的商谈领域。 在这里，不同的理论主体可以自由地流动，在彼此的差异中寻求认同与共识，具有“混 血儿”意识的理论体系将是它们整合的归宿，正如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 女怪凯美拉(Chimera)。(注：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或许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确定的方向，然而“移 情合作”的思想如同抒情诗一般柔和地启示着我们前行，去重新建构一个更富包容性和 更具开放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