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辩证法元理论的审视——恩格斯反思的科学昭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辩证法论文,生产方式论文,理论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11-0023-06
关于生产方式内部辩证运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语焉不详，往往作为一个 不言自明的问题简单提及。其理论的主要欠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各自内部的多层次矛 盾没有充分展开；两者在各自运动中的交互作用没有系统分析和说明，未能深入揭示两 者自组织与互组织的辩证机理。人们一展开生产关系的论述，生产力则被悬置，舍弃了 基础；一讲生产力，生产关系又被悬置，离开了前提。整个生产方式内部的辩证运动， 仅仅被简单地归结为作用与反作用的机械运动关系，停留在“力”的表述层面。这种唯 物史观的理论匆忙及其逻辑粗糙，在经典作家那里有其发生学的缘由。在强调代表先进 生产力发展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总结历史经验，深入检视生产方式辩证法的元 理论建构，不无认识与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遗憾的特定语境
这需要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及其理论建构、思想遭遇所作的理论反思说起 。晚年的恩格斯，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性阐发时，曾对这一理论的原 则被青年人误解和被敌人歪曲的理论原因，进行了两次反思性的自我检视。
第一次是在马克思去世7年以后的1890年9月21日给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十分严 肃地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 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 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 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 了”。[1](P698)第二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科学地阐发唯物史观基本思想的《德意 志意识形态》写作57年之后的1893年7月14日给弗·梅林的信中，恩格斯再次检视了他 们的某些理论疏忽。他指出：“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 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 点放在从基础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 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 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 解和歪曲”。[1](P726)
以上两段论述，都是讲在创立和阐发唯物史观的学说时，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了经 济的基础作用、决定作用，而对思想、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地位、反作用有所忽略 ；十分强调了思想观念的内容方面、现实基础方面，而对它们的形式方面、门类关系方 面，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如何在特定经济基础上形成，它们对现实生活给予思想反映的具 体形式和方法，亦即思想观念得以形成的特殊形式和方法有所忽略。所有这些被忽略的 因素，正是精神现象的能动方面、相对独立性的方面、反作用的方面，以及它们由相互 关系、交互作用所构成的运行机制方面。这些领域，历来是被唯心主义关注最多、发挥 最多、强调过头的方面，并且也曾经是以往的唯物主义重视和研究不够，因而丧失了足 够的话语权和解释权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理论疏忽，除了客观上没有足够的时 间和机会来阐明上层建筑诸因素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外，恐怕与以往唯物主 义的历史局限——在社会生活中的唯心主义分不开。这一方面，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创 立自己的科学世界观理论时，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方面，即全力肯定 被唯心主义所否定的社会生活的根本基础——物质生活条件的规定作用，从理论上恢复 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的物质内容、物质基础，阐发让唯物史观得以建立起来的经济生活 的根本意义。另一方面，在与唯心主义划清界线的时候，对它们如黑格尔精神哲学一类 ，在精神生活的说明中，相对于旧唯物主义的建构优势、话语优势、阐释优势也关注不 足，着力于揭露它们的唯心主义实质，而未能充分解析它们的方法体系和认识机理，未 能细致具体地揭示它们的理论致谬和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或诠释方法，致使唯物史观在 说明精神现象时缺少了一种有效的参照，也来不及形成精深而细致的说明和表达。再一 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在超越旧唯物主义时，在历史观方面，更多地专注于破 除它们的历史唯心主义原则，奠定唯物史观的基础，而对旧唯物主义何以在精神生活的 说明中语塞则注意不周。同时，对它们形而上学观点之批判，也多注重于一般的辩证法 方面，而对它们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关系的说明中何以失误，对它们在说明精神生活 的形成机制、内部关系、交互作用、发展机理等方面的粗疏和盲区，亦关注不够。作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资源的旧唯物主义之“基本内核”，有精神生活说明中的理论弱势 ，以及它们“上半截”的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被超越，所要求完成的思想变革— —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原则性的思想奠基，都使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把理论的重点放在经 济生活对精神生活、进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之决定作用的说明上面，而未能充分关注 上层建筑如何被经济基础规定，如何给经济生活以反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社会生活的交 互作用。这些是难以避免的理论遗憾。
若再往深一层思考，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因素复杂交互作用之形式 、机制的具体说明的欠缺，还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程度给哲学思维所能提供的思想参 照和理性支持的状况不无关系。其时，虽然有了科学上的三大发现，自然科学的发展态 势也由以往分门别类地收集材料转到了整理和加工材料、形成科学思想的阶段，但自然 科学总的进展，还不足以完全解决曾经盛极一时的经典力学、机械力学给人们的思维方 式造成的线性影响。人们长期实行着一种两极对立、单向因果、作用与反作用、一元决 定等原理构成的线性思维。尽管进到了辩证思维的高级阶段，但因为科学知识水平及其 线性思维的局限，也使辩证法在对于复杂现象的说明中，不得不把复杂系统加以分解、 割裂、弄碎，把非线性的现象变成线性现象，把多向因果变成单向因果，把不等当关系 变成等当关系，把多极复杂关系变成两极对立关系，把多项交互作用变成二元相互作用 ，把随机多元交互规定变成还原论的一元决定论，去观察和思考问题。这样一来，使人 们面对的本来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在思维中被当作简单的现象去作线性的处理，致使 理论的说明尤其是理论的运用，有许多疏漏和破缺，失之过粗、过浅、过简甚至过偏的 现象，成了在所难免的遗憾。
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历史的理据值得提及，即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也给这一理论 带来了某些发生学的特点。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科学世界观时，是从批判黑格尔的法哲 学开始的，致力于揭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本来关系。而为了深入探讨市民社会 “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他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艰苦研究，并由此得出了他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陈述的唯物史观的总结论。马克思从揭示国家和法的现实 内容入手，发现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进入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所完成的任 务，从根本上讲主要是把思想政治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同时在生产关系的研究中发现 它受制于生产力的规律，进行了生产关系向生产力的归结，完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 创立。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所坚持的思想原则，“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原 则，即从人们的实际生活出发，揭示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音。但其思想形 成的历史过程则是“由天上降到地上”，即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开始，发展到对它们 的现实基础的追寻和揭示。
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与其确认的思想原则，隐含着一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从“天上 降到地上”的思想发生过程及其思维运动，虽然原则不同于唯心史观从意识形态出发去 解释社会存在，但其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则的确是从意识形态的批判开始，发展到对其 现实基础的揭示和说明的。其中，贯彻的主要思维逻辑，是以演绎为主的理论推导。从 “地上升到天上”的思想原则，要求从实践的、感性的物质生活出发，去观照、分析和 阐释意识形态的内容，本质上是以归纳为主的逻辑思维过程。但唯物史观是在分析和总 结人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历史关系及其理论说明中制定其理论原则的，而非创立者 一一从自己亲历的社会实践、社会现实进行思想归纳和意识形态提升的结果。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马克思在其唯物史观的总结论中只是从五个方面阐述了生产关系 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一是指出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是一个客观的必然过程；二是指 出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具有不同步性、矛盾性；三是暗示了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 的反作用，它既可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也能成为阻碍其发展的桎梏；四是明确了 生产关系的新旧更替必然以新质态的生产力为基础；五是强调了生产方式及其辩证运动 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历史规定性。所有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些思想主 要是陈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方式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是在构建历史观的“唯物”主义原则，而未能深入到对生产方式辩证 法的具体研究中去。
二、思想自省的认知启示
那么，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检视性反思，对于我们所分析的生产方式的辩证运动 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呢?理论的关涉是肯定的，科学的昭告更是 深刻的。恩格斯虽然只提到经济基础和思想上层建筑的关系，但它们的现实内容追溯， 以及理论分析的一般法则，都必然涉及生产方式，涉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问题， 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理论前提。
这样提出问题，自然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理由。从客观方面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之间的辩证运动，不仅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辩证运动的基础，前者对于后者具有 物质性、结构性、基础性的制约作用；而且前者的辩证运动之展开、推进及其矛盾的形 成、发展和解决，都深受后者的制约与作用。没有上层建筑因素的参与，生产方式内在 的关系及其矛盾的处理，是无法想像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关系、运动规则 ，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借以展开、发展和解决的广阔社会条件、场域和助力。在 这样一种客观境况中来观察问题，当人们对于上层建筑给予经济基础的作用关心不够， 对上层建筑自身运动的机理透视不深、阐释不细时，那已经是在一个重要方面制约着对 生产方式辩证运动的理解和说明了。因为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说明本来就属 于生产方式辩证运动之外部环境和他组织力量的说明。反过来也一样，像思想上层建筑 如何形成，各自以什么方式和方法反映经济基础、相互关系如何等一类问题的说明，本 身就要涉及生产力如何作用于生产关系，进而制约上层建筑各个方面，生产关系如何表 达生产力要求进而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如何承接上层建筑给现实生活的反作用 ，通过自身的变革和运行反作用于生产力，如何充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生产力的中介， 使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关系上，既作为他方的他方，又媒介着他方的他方， 并且使自己的他方与他方的他方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交互作用。对这些问题的深刻而清晰 的说明，都有赖于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与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它内 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的深刻说明。若后者说明有限，必然影响前者的透彻说明。反之亦 然，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运动的深刻说明，也有赖于对生产方式内在辩证运动 的深刻说明，前者的理论阐释存在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后者的理论解析有不尽 意或须改进的地方。
从主观上讲，对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交互作用、形成和发展机制，以及给经济基础的反 作用之说明的思想局限和方法论特点，也必然影响到对生产方式内部矛盾、辩证运动的 说明。因为对这两对矛盾关系的说明，具有同构性、等序性、类同性、方法论同质性等 可比关系。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和发展中，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 书名标示的那样，是由经济学而哲学的。虽然，表面上看去，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完成 了哲学世界观的转化，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立场，因而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 立场上，再对资本主义作系统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的。但实际上，马克思所进行的历 史唯物主义事业，是在对社会进行经济批判和科学分析的过程中实现的，它发生于斯、 形成于斯。虽然，他们有过其他的专门哲学著作，但对其唯物史观哲学事业支持最大、 最多的，依然是社会的经济研究。他们在对社会的经济研究中形成了唯物史观，又凭借 唯物史观深化了社会的经济研究。后面就是人们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那段 对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纲领性说明。思想进展的这种情况，使马克思恩格斯所进行的 唯物史观研究，是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而非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研究。唯物史观理论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有过三次经典的表述，第一次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 在论述“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中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第二、第三次唯物史观 的纲领性论述，则分别见诸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这确凿地表明唯物史观的理论是以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为其思想依托的。这种理论现 象，具有十分丰富的可以让我们去体悟的哲学意蕴。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自己的历史观时，始终把思想出发点放在对物质生产、经 济事实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也正是凭借对这个“基础”的深入说明，唯物史观才有 了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得以和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 划清界线。又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使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强调了思 想意识形态的客观内容方面、基础方面，而对其形式方面有所忽略；强调了基础的决定 性作用的方面，而对反作用的一方则研究不够；强调了终极的物质根源方面，而对每一 当下的诸社会现象的复合作用、交互作用的具体说明，没有足够的时机去关注。
唯物史观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这种情况，也给生产方式内在辩证运动的说明带来了独特 的思想影响。首先，马克思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主要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即 社会生产的经济关系。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论》、《资本论 》等著作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生产关系的研究中，马克思所注重的是经济的运转与 循环，而对生产力为什么决定生产关系，如何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如何适应生产力 、如何反作用于生产力，则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那样，当作一个既定的前提 去运用，缺少具体的展开。其次，因为是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研究，哲学本身则更多地是 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的原则在指导经济研究，并且在这种研究中观照和确证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至于进一步从经济的研究中把哲学的研究推向深入，则未能同步进 行。因而对生产力内部的辩证运动及其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亦未能从哲学自身的研 究层面展开。这从一个方面对哲学自身的研究形成了某种限制。再次，由于唯物史观的 确立，主要在确认它的立论基础、基本理论方面，而对它们中的规律、范畴、概念之间 的关系，对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研制，难免出现某些关注不够，甚至有所忽略的缺陷。这 样，就使得用以说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方法，没有从特定的领域具体展开 。它一方面停留于一般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上，另一方面则多借助于经济学研究的实证方 法，影响了对问题说明的概括性和深刻性，影响了哲学理性由抽象向具体的有效推进。
其二，由于当时的哲学思维大多还保留着线性思维的特征，经济学的方法又非常实证 ，所以，在说明生产方式这个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内在辩证运动时，也存在着恩格斯在反 思唯物史观的上层建筑理论时指出的那些问题：强调了决定作用而忽略了反作用；强调 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强调了原则确认而忽略了方法研究。这造成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之间辩证运动的说明缺少思维的张力与建构。多数情况下只强调了决定作用，而对反作 用的内容、形式、范围、途径、效应、趋势等则语焉不详。论述中，有时只强调了功能 (作用)而忽略了结构，使生产方式中自然的物质关系(生产力)与社会的物质关系(生产 关系)没有从结构与功能相一致的方面得到有效的说明。有时也指出了生产关系的反作 用，但对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则未能展开。有时也讲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各自的 内部关系，但对这两者的内部关系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说明则有所忽略。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及其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研制与叙述，是在对唯心主 义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对共产主义的论证过程中实现的，具有充沛的实践性、 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发散性。这些理论原创中的特点，要求我们不能像对待教科书那 样去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也不能像查词典那样去对待他们的每一个概念。在生产 方式辩证运动的论述中，他们运用的许多概念往往是多义而不完全统一的。例如讲到生 产力，马克思就前后使用过“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主观生产力”，“客 观生产力”，“活劳动生产力”，“死的生产力”，“自然生产力”，“一般生产力” ，“直接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联合生产力”，“个人生产力”，“资本生产 力”，“物化生产力”，“实际生产力”，“潜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等概念； 讲到生产关系问题，他也分别使用过“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的社会关系，“建 立在社会生产”上面的“经济关系”，“由生产决定的”“交往形式”、“交往关系” 等概念，有时还将“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并用。这些概念、范畴 的多义性，在客观上表明生产力、生产关系本身存在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多个环节， 众多概念分别以特定方式表达着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存在、结构、功能与意义，以不同 的形式从外延的方面分享概念的内涵指谓；或者作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构成要素而获得 其整体的意谓。在主观上则表明马克思在将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时，更多地是关注了 生产关系物质内容的揭示，而对生产力的有机构成、生产力以哪些方式实现它对生产关 系的规定，生产关系又以何种形式反应并反作用于生产力，则研究和关注不够，缺乏理 论的整合性与周密性。对客观对象的运动形式、交互作用形式的忽略，反射了思考和表 达方式的欠缺，进而必然引起主观反映客观在形式和方法上的粗疏。它们使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总体概念的界定、各自的内部构成及自组织机制的阐释形成了巨大的弹性空间， 规范不严，确定性比较小，以致生产力二要素、三要素说或四要素、五要素说都能各言 其是。这种概念的灵活性固然与事物的多面性及其彼此划界的相对性有关，但与认识的 模糊性、言说的语境性以及思维的离散性也不无关系。由此，它们又衍生出对生产方式 辩证法加以缜密而精确界说的困难，致使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长期得不到深入细致 的研究和阐释。
面对生产方式元理论的这些特点和欠缺，我们必须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去正确对待几个 问题：第一，要完整地、系统地、准确地掌握生产方式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不能东麟西 爪，各执一端，不能因为片面解读而造成文本歧义，原理失真。我们曾长期认为生产力 是二要素即由劳动者与劳动工具构成，结果忽略了劳动对象的生产力意义，忽略了自然 ，生态的建设性经营，造成大量生态灾难，它们表明全面理解生产方式的辩证法是何等 重要。第二，必须把生产方式辩证法原理放到它生成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认识、去理解 ，在充分肯定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恰如其分地估计它的历史局限，参照和采借社会发 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知识、新方法，去完善和强化这一理论对我们改革和现代化历史 工程的解释功能与指导功能。与此同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自组织日益复杂化、巨 型化、深刻化的今天，在两者交互作用日益科技化、多样化、世界化的今天，我们必须 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从新的视野去研究、运用和发展这些理论，为其增加内容、补正局 限、改进方法，拓展视域和深化论说，才能在新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为科学、更为有效的哲学阐释和时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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