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近事编录》史事探微——兼及王韬早期的报业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报业论文,探微论文,王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近事编录》① 是1860年代香港仅有的两份华文报刊之一。② 因该报原件至今阙如，既有的新闻史论著多对其泛泛言之。譬如，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仅提到，《中外新报》为中国日报最先之一种，“继之而起者为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③ 1933年出版的美籍学者白瑞华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中国报纸》）一书，也只提及“王韬佐理雅各译书的同时，还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④ 至于1980年代以后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新闻史著作，大都对《香港近事编录》比较漠视。⑤ 稍有不同的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由宁树藩撰写的部分章节， 对《香港近事编录》做了介绍，并述及王韬曾在该刊发表过一些报刊言论等重要事实。⑥ 但是，因基本材料的缺乏，书中对该报的叙述仍欠详尽。
尽管《香港近事编录》的原件尚未发现，但该报当时被其他报刊转载的文章为数不少。近年来，笔者觅得1869—1875年间《上海新报》、《益报》、《申报》等报转载《香港近事编录》的各类文章165篇。⑦ 本文拟以这些资料为基本依据，对《香港近事编录》的早期情况略作研究。
“香港日报”即《香港近事编录》
近代文献中屡见时人笔下有“香港日报”的记载，且多以“报名”出现。然而，查证近代以来有关香港新闻报刊的史著，并无名为“香港日报”的报纸。那么，“香港日报”究竟何指？对此，可通过对近代文献的有关记载比证考辨找到答案。
王韬在《答〈强弱论〉》一文中曾提到“香港日报”：“前者《香港日报》中尝论国家盛衰强弱之故，倚伏无端，而其能明致弱之由，振积衰之势，探自强之道，立常盛之地者，则未有之也……日报秉笔之人尝以是篇附于邮筒，远致之七万里之外，来问于甫里逸民。逸民读未终篇，作而叹曰：‘忧深哉，其人也！此恤纬之嫠，倚柱之女，所以致无可如何之思也’。因聊据所见以答之。”⑧ 《答〈强弱论〉》最晚写于1870年初王韬由英返港之前。⑨ 这说明迟至1870年代初期，香港报界确实存在“香港日报”这份报纸。
稍晚于王韬之后，郑观应在1873年出版的政论集《救时揭要》中，⑩ 也三次提到“香港日报”，并引用其文，(11) 这同样说明至迟于1970年代初期，“香港日报”不仅存在，而且已发行于上海等地，并在一部分绅商中间产生了相当影响。
“香港日报”以“正式”报名出现，主要见诸上海的《益报》。《益报》首刊于光绪元年六月十四日（1875年7月16日），由创刊不久的《汇报》（随后又曾改名《彙报》）演变而来，同年十一月初七日停刊，实际存在时间仅四个多月。《益报》存在时间虽短，却不时转载上海和香港等地报刊的文章。其中，被转载的报刊有“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香港日报”、“循环日报”、“华字日报”、“中外新闻”等数家。(12) 经笔者查证，从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一日第一次转载“香港日报”的文章，至同年九月初十日最后一次转载，《益报》三个月内共有13天的报纸转载过“香港日报”21篇文章，最多的一天转载该报的文章达4篇。(13)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转载的21篇文章都署明源自“香港日报”，且“香港日报”和其他被转载的报刊“循环日报”、“华字日报”、“中外新闻”等报名常并列出现。不唯如此，《益报》主笔在转载“香港日报”的文章时还曾就“香港日报”所刊文章发表过一些评论。(14) 这进一步说明，“香港日报”是1870年代与《香港华字日报》、《香港中外新报》和《循环日报》并存的一份香港华文报刊。
另外，王韬1875年下半年所撰《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曾对当时上海和香港两地的华文报刊予以介绍：“港中日报四家，上海日报两家，皆排日分发，惟于星、房、虚、昂四日则停止耳。”(15) 由此即知，截至1875年底，香港共有四家华文报刊。按王韬文中排序，四家报刊依次为：“香港孖剌之《中外新报》”、“港中西洋人罗郎也之《近事编录》”、“德臣之《华字日报》”、“我局之《循环日报》”。(16) 不过，王韬此处所列“港中日报四家”中却不含数年前他在《答〈强弱论〉》一文中提到的“香港日报”，而当时上海的《益报》却仍在不时转载“香港日报”的文章。而且，当时《益报》转载文章的香港报刊总数恰好也为四家。将王韬提供的香港四家报刊和同时期《益报》转载文章的四家香港报刊名录两相对照，可知，王韬提到“近事编录”，而未提“香港日报”；《益报》转载文章的香港报刊有“香港日报”而无“近事编录”。这种情况说明，王韬前文述及的“近事编录”很可能就是《益报》经常转载文章的“香港日报”。
王韬与《香港近事编录》的关系
从王韬与《香港近事编录》的关系入手，可进一步证实“香港日报”即是《香港近事编录》。
这里首先要提到壬申年二月初七日（1872年3月15 日）《香港近事编录》刊发的一篇署名“南海尤时子”、标题为《答中外强弱论》的文章。文章刊载时，正文前端另加“题答新闻纸问中外强弱论”一语，同时文尾附跋语一则，跋中云：“壬申馆于明珊冯氏，暇日，冯君示以所作《答中外强弱论》及吴郡王紫诠先生巨制。紫诠主兴利，冯君主除弊，二者相须为用。不揣鄙陋，聊以效频，知冯、王二公当必然有以广我也。”(17)
“南海尤时子”就“中外强弱论”发表自己的看法说：“愚窃惟盛衰无成局，贫富无常数，强弱无定形，惟在能自振与不能自振而已。能自振者强，不能自振者弱。能自振则可以反己之弱而杀人之强，不能自振则适足增人之强而成己之弱。古今中外相持而成败异势，胥由于此，可不讲哉？”又说：“然今所谓变更者，亦非尽效西人所谓驱中国而西之也。第开诚布公，取目前之所由不振者，一切彻底澄清，大为厘革，然后蓄精养锐，使人才愈奋，人心愈固，不过一二十年间而天下事大可为矣。”“故善谋国者，不患敌之不弱，而患己之不能自强。”(18)
对照王韬《答〈强弱论〉》一文，不难发现，“尤时子”在倡言变法、力主自强方面，与王韬的观点较为接近。尤其在论述西方侵略为自强动力，视挑战为机会这一问题上，两人多有共识。如王韬说：“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19) “尤时子”也说，“故善谋国者，不患敌之不弱，而患己之不能自强”。显然，二人言异旨近，颇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概。
尤可异者，两人不仅文章内容相近，标题也雷同，且都围绕“中外强弱论”之主题而发。联系到“尤时子”跋语所言，冯明珊曾示其所著《答中外强弱论》和王韬之“巨制”，以及他“聊以效频”这一事实，则可认定，冯明珊和“尤时子”的《答中外强弱论》及王韬的“巨制”，都应属于参加“中外强弱论”讨论的文章。至于王韬之“巨制”，“尤时子”虽未写出篇名，但比照王韬和“尤时子”文章的具体内容，同时联系“尤时子”跋语中的相关提示以及王韬曾应“香港日报”“秉笔之人”之邀写就《答〈强弱论〉》等事实，同样不难认定，此“巨制”非王韬之《答〈强弱论〉》一文莫属。
既然《答〈强弱论〉》一文是王韬应“香港日报”之邀而作，王韬所“答”者，当为“香港日报”不疑。按理，冯明珊和“尤时子”所“答”也不例外。由此可知，当年围绕“中外强弱论”发起这场讨论的报刊可能即是“香港日报”。作为“中外强弱论”论题的命题方和讨论的发起者和组织者，“香港日报”自应是“题答”文章当然的发表方。然而，作为“题答”文章的“尤时子”的《答中外强弱论》，注明刊于《香港近事编录》，而非“香港日报”。这恰恰说明，“香港日报”便是《香港近事编录》。
其次，还需提到《益报》光绪元年九月初六日所刊的一篇题为《循环日报与华字日报论辩》的评论文章。因《香港华字日报》攻击《循环日报》所刊马嘉理事件中英国“所议七款”这一新闻及其来源的真实性，遂引起两家报纸的争辩，《益报》评论文章即针对此事而发。文章写道：“昔上海有作日报之王某，吴人也，作通贼书，献策于贼，招发逆来攻上海，为内应，其书为营将所得。时王某居于英人处，薛中丞焕命将率兵围英人居，捉王某。王某跪求英人，英人语营将：‘兵退，送出听华官办华人’，乃兵退，而王某遁往英国。后王某闻薛中丞内召，乃潜归于粤东之香港，为香港日报馆动笔之人，其即此作《循环日报》之王某乎？上海之事有案可稽也。”(20)
这段话提供的史实极为重要。因为，在所有提到香港早期报业情况的文字记述中，只有《益报》所载此文明确用过“香港日报（馆）”的说法，《益报》此处所提及的“香港日报（馆）”理应和它转载文章时所注明的“香港日报”是同一报纸（报馆）。若把《益报》的这段话和前引王韬《答〈强弱论〉》中的有关提示联系起来，可知两段材料都透露了1860年代王韬曾供职香港日报馆的相关信息。从王韬在英期间“香港日报”主笔不远“七万里之遥”致函，请他就“中外强弱论”发表看法这一事实推断，王韬离港之前，与“香港日报”关系已经很深，而且这位主笔也深悉王韬的才华，对其识见极为推许，否则，就不会在王韬远赴英伦后，仍不惮万里，盛情邀请王韬参加该报发起的有关“中外强弱论”的讨论。只是对于王韬与“香港日报（馆）”的关系，《益报》明确予以肯定，而王韬《答〈强弱论〉》一文则较为婉转，并未直接说明。
王韬曾任“香港日报（馆）”主笔的说法与新闻史界公认的他曾参与《香港近事编录》编务的观点，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王韬1862年10月抵港，直到他1867年12月赴英佐理雅各译书之前，(21) 香港仅有两份华文报刊。一是创刊于1857年 11月3日的《香港船头货价纸》，(22) 约于1860年代初期改为《香港中外新报》；(23) 一是创刊于1864年5月的《香港近事编录》。这样， 王韬遁迹香港后出任主笔的“香港日报”只能是《香港近事编录》和《香港中外新报》中之一种。而《香港中外新报》的主编，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是黄胜，(24) 因此，王韬担任主笔的报纸只能是《香港近事编录》。
《申报》的有关记载，亦可为此判断提供有力佐证。壬申四月初二日（1872年5月8日）和同年四月十四日的《申报》分别刊有“本馆自述”和“本馆自叙”。前一则“自述”提到，“粤东旧有新闻纸馆之设……其主笔为黄平甫先生及王君紫诠”，盛赞“二君留心世事”、“飞毫濡墨，挥洒淋漓”；后一则“自叙”则说，“香港有中外新闻、近事编录。二馆采摭繁富，笔墨灵奇，早已增东壁之辉，作南针之指矣！”统观《申报》前后相隔十余天的两段叙述，其中所言“二馆”、“二君”，分门别户，各自独立，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同时，“自述”中的“旧有”、“自叙”中的“早已”都不同程度昭示“二馆”创设已久。因此，“二君”各自任职“二馆”的时间自应在1870年代初期之前，并不仅仅局限于1870年代初。由此同样可证，早在1872年5月以前，王韬可能就担任过《香港近事编录》的主笔。这一说法与《益报》主笔所言王韬逃匿香港后“为香港日报馆动笔之人”的说法正相吻合。显而易见，《益报》评论文章及其转载文章中一再提及的“香港日报”同样应是《香港近事编录》。
《香港近事编录》的相关状况
近代以来的新闻史著述，一般都将《香港近事编录》称为“《近事编录》”，目前所见，只有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中文报刊目录》中称之为“香港近事编”。(25) 笔者以为，该刊的确切报名应含有“香港”两字。1875年王韬在为评论文章集《贬［贩］人出洋辑录》所作的跋中，交代书中篇目来源时，便称所采日报中“《香港中外新报》为英人孖剌所设，《香港近事编录》为西洋人罗郎也所设，《香港华字日报》为陈君霭廷所设”。(26) 此处王韬所举香港各报报名中，《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报名均与后来发现的两报原件完全相同，按理，《香港近事编录》作为该刊的全名，也应无误。由于《香港近事编录》原件缺失很早，后来的新闻史著作多据二手资料，故通常只提《近事编录》，出于同样的原因，从戈公振《中国报刊史》以来的新闻史著述，大多将《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称为“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误以为这些习称或简称就是这两份报刊的原名，但后来发现的报刊原件证实，“中外新报”和“华字日报”前均冠有“香港”二字。如再联系到《上海新报》和《申报》转录《香港近事编录》所载文章时，均注明源自“香港近事编录”，则王韬笔下的“香港近事编录”为该报正式名称，应属无误。如此说来，香港早期的四大华文报刊中，只有《循环日报》报名中不加“香港”两字，而这主要又与其创办者王韬的办报方针有关(27)。
对《香港近事编录》的刊期，各类新闻史论著少有论及。但1871—1872年间《上海新报》转载《香港近事编录》的文章中，其后署《香港近事编录》原刊日期的多达96篇。经笔者逐一查对，发现这96篇文章的刊发时间均分布在星期一、三、五。虽然转载方《上海新报》1871年还不是日报（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1872年7月才改为日报，但1872年7月以后的《上海新报》转录的《香港近事编录》的所有文章，其分布时间仍为星期一、三、五，这就说明《香港近事编录》确为周三刊，每周仅出三期。核诸同一时期与其并存的《香港中外新报》，这一结论显然可靠。因为与其同时存在的《香港中外新报》，直到1872年5月仍为每星期二、四、六出刊，周三刊，(28) 只是到了1874年，香港当局发行的Hong Kong Bulu Book（《香港蓝皮书》）才注明该报为“日报”（Daily）。(29) 由于《香港近事编录》创刊晚于《香港中外新报》，其每逢星期一、三、五出刊，可能与在出版日期上避免和《香港中外新报》重复有关。(30)
《香港近事编录》本为“周三刊”，却被称之为“日报”，这与近代早期人们对“日报”概念的理解和后来有较大差别有关。(31) 由于从1860年代开始，《香港中外新报》即被《上海新报》简称为“香港新报”，因此，在香港当时仅有两份华文报刊的情况下，《香港近事编录》被称为“香港日报”也就自在情理之中。
《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都于1873年改为日刊，(32) 《香港近事编录》改成日刊的时间大体应和上述两报相当，即在1873年间。因为至迟到1875年王韬撰述《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一文时，香港的四家华文报刊已经“排日分发”了。(33)
关于《香港近事编录》的编务。 笔者认为， 除王韬曾经担任过该报主笔外，1870年代初协助王韬翻译《普法战纪》的张宗良也担任过《香港近事编录》的“主笔”。王韬《普法战纪·凡例》中说：“是书之作实推张君芝轩为滥觞，于时余删订法国图志甫经蒇事，于法之掌故颇为审详，因欣然从事于译撰，午夜一灯，迅笔暝写，积同束简，篇帙遂多。旋张君多散置日报中。时张君为日报主笔，译英文为华文。”王韬特别提到，《普法战纪》写作过程中，“日报主笔”张宗良曾将写就的部分内容事先“散置”其日报中刊载。至于张宗良时任哪家报刊主笔？王韬并未提及。(34) 但据笔者对《上海新报》转载《香港近事编录》部分文章的核证，从1870年底到1871年7月中旬，《香港近事编录》共刊登过随后出版的《普法战纪》中的14篇文章。(35) 其中，除个别篇目出于报刊文体的需要略作删改外，绝大多数文章和后出的《普法战纪》基本雷同。(36) 显然，张宗良出任《香港近事编录》主笔一事确凿无疑。
张宗良，字芝轩，广东南海人。“少读书于香港保罗书院，深通西学”，(37) 王韬赞其“明于欧洲形势，能见其大”。(38) 据现有材料判断，张宗良应在1870年至1872年6月间担任《香港近事编录》主笔。1872年6月，港英政府公开招考华民政务司书吏，张宗良和胡礼垣考中，分别名列12位应试者中之第一、第二名。此后，张宗良离任《香港近事编录》“主笔”，供职于港府华民政务司。(39) 从1872年6月以后王韬在《香港近事编录》大量发表各类新闻报道和时论文章这一现象来看，接替张宗良担任《香港近事编录》主笔的应是王韬。至于1870年以前张宗良是否担任《香港近事编录》的“主笔”，因缺乏实据，难以断定。不过，王韬从英国回港后便与张密切合作，共同翻译和写作《普法战纪》，如此看来，张、王二人此前已经非常熟悉，因此不排除当年王韬在英期间从香港致函王韬，邀请其参加“中外强弱论”讨论的《香港近事编录》“主笔”可能就是张宗良。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王韬担任《香港近事编录》的编务工作与否，他都是该刊积极的支持者之一。远在英国时，他应《香港近事编录》主笔之邀，撰文参加由该报发起的有关“中外强弱论”的讨论；由英归来后，又不时将刚刚写就的《普法战纪》初稿在该报刊出。总之，直至1874年2月创办《循环日报》为止，王韬和《香港近事编录》的联系一直相当密切。不仅如此，《循环日报》创办后，王韬和《香港近事编录》的联系仍未中断。据《益报》转载的文章，迟至1875年10月，王韬仍有文章在该刊刊出。(40) 与此相关，《循环日报》创办前，王韬与《香港中外新报》和《香港华字日报》及其前身《中外新闻七日报》等的联系也较为密切，不时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41) 尽管如此，或许是《循环日报》与同业间竞争的加剧，王韬和上述报刊的关系也出现了比较微妙的变化。1875年9—10月间， 《香港华字日报》就因《循环日报》刊发的马嘉理事件中英国“所议七款”这一新闻的来源及其真实性与《循环日报》发生过冲突，由此掀起一场论战。论战中，《香港华字日报》甚至攻击《循环日报》“惯于取窃、习以为常”。(42) 出言如此不逊，说明两报成见已深，隔阂已非一时。相形之下，王韬和《香港近事编录》的关系，要更深厚一些，这当然与王韬与该报的历史渊源难脱干系。
注释：
① 关于《香港近事编录》的名称，既有新闻史论著多称之为“《近事编录》”，确切的名称应为“《香港近事编录》”，文中对此将有详细讨论，此不赘。关于该报的创刊和停刊时间，据美国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1890年所提供的《中文报刊目录》中的说法，分别为1864年5月和1883年，此处姑从其说，确切时间有待进一步考认。参见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发现与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一文之附录，见《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第68—70页。另，宁树藩《怎样评价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对周文和该目录的讹误又有校正，详见《复旦学报》1992年第5期。
② 另一份华文报刊为《香港中外新报》，据新加坡学者卓南生研究，该报前身为创刊于1857年11月3日的《香港船头货价纸》，约1860年代初期或前半期易名为《香港中外新报》。详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史（1815—187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5页。
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73页。
④ Roswell S.Britton,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1800—1912,Shanghai:Kelly and Walsh Limited,1933,p.43.
⑤ 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史（1815—1874）》；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其中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史（1815—1874）》为作者199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新闻成立史（1815—1874）》（日文版）的增订本。卓著仅有三处提到“《近事编录》”，均一笔带过，未作任何解释。因此，宁树藩教授给予该书较高评价的同时，并不讳言其疏漏。宁先生在该书书评中写道：“至于曾由王韬主编，出版19年之久的香港《近事编录》，由于原件全失，本书没有像对其他中文报纸那样专作评论，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它那较为重要的历史地位，仍是客观存在。当对香港中文报纸进行综合考察时，仍需将它纳入视野加以必要的评价，不能是香港‘三报’，而应是‘四报’。”该书评原刊1999年3月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现已作为附录收入卓著，见该书第255页。
⑥ 参见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2页。
⑦ 各报转载的165篇《香港近事编录》文章的具体分布是，《上海新报》125篇（1869—1872年），《益报》21篇（1875年），《申报》19篇（1872—1873年）。《益报》的转载文章均注明出自“香港日报”。有关“香港日报”与《香港近事编录》的关系，详见文中讨论。
⑧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66页。引文中《香港日报》加有书名号，应为该书整理者所加。另，近年有整理《弢园文录外编》者，在为此段材料加注时，把“香港日报”注释成《循环日报》，显然有误。见陈恒、方银儿编：《弢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⑨ 从王韬《答〈强弱论〉》一文提到“香港日报”主笔致书“七万里之外”、“附于邮筒”邀其参加有关“强弱论”的讨论等事实推断，王韬撰写《答〈强弱论〉》一文时尚在英国。
⑩ 该书共收录文章25篇。据郑自述，书中不少篇章曾“随所见闻，频登《申报》”。经学者易惠莉查证，郑氏共在《申报》刊发过其中的10篇文章，时间在1872年8—11月间。由此推知，《救时揭要》中刊于《申报》的文章大体应作于1872年间。有关《救时揭要》中的部分文章在《申报》发表的统计，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7—58页。
(11) 其中，《续澳门猪仔论》云：“近读《香港日报》所云：‘吕宋国船，由澳门载猪仔往亚湾拿，已死三分之二’。又云：‘发财轮船，本容九百十八人，竟装猪仔一千零五十名！俱往庇鲁国，水脚获十万元之多’……日报亦未敢言其弊也。”《求救猪仔论》云：“昨阅《香港日报》，知港中善士与英官禁赌博，诛拐徒，设义学，创医院，有善即兴，遇弊即除。”《论禁止贩人为奴》云：“即如《香港日报》所云，‘夏湾拿有老猪仔九百余名，已满十年之约，不能脱网，仍归招工所拘售，其不去者，治之以炮烙之刑，死而后已’……”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10、12页。上述三段引文中的“《香港日报》”，书名号均为编者整理标点时所加。
(12) “中外新闻”即《香港中外新报》的简称。有关《香港中外新报》的叫法，早期上海各报并不完全统一，除《益报》称其为“中外新闻”外，另有“香港中外新闻”、“中外新报”和“香港新报”的别名。如早期《申报》转载《香港中外新报》的文章时一般都注明“选录香港中外新闻”，《彙报》转载该刊文章一般只注“中外新报”，《上海新报》转载该刊文章时则加有“选录香港新报”的横幅标题。
(13) 《益报》光绪元年八月十八日。
(14) 如光绪元年八月初十日《益报》转录“香港日报”《中西人命轻重不同》一文时即写有按语一则；另外，光绪元年八月初五日《益报》所刊《扶乩真伪论》一文也有对“香港日报”有关文章的评论。
(15)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17页。王韬在文中称，“我局之《循环日报》行之亦二年”，并言及“近数月间，又有所谓《益报》”，由这些相关事实推断，该文应作于1875年下半年，见同书，第172页。 以下所引《弢园文录外编》皆上海书店本。
(16)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17页。引文中上述三报皆为报名简称，整理者皆加书名号，似不妥。
(17) 这里所说的“明珊冯氏”即冯明珊，广东东莞人，其生卒年不详，香港有利银行买办，与王韬关系友善。曾参与创办香港东华医院，后任该院总理。另与人筹设香港“藏书楼”、集资刊刻王韬《普法战纪》等。1870年代后期，发起创办保良局，1878年保良局成立，任总理。1881年6月被港府批准加入英籍。
(18) 此文为《上海新报》所转载，引文见《上海新报》壬申年三月十八日，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9辑。以下所引《上海新报》均据此版本。
(19) 《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168页。
(20) 《益报》光绪元年九月初六日。《益报》从其前身《彙报》开始，便与《申报》相互攻讦，不时论战。由于《申报》主笔钱征（字昕伯）是《循环日报》主笔王韬的女婿，《益报》便以揭露王韬早年的“通贼”史为“杀手锏”，借机讨伐和奚落《申报》。不过，《益报》的这条材料却为王韬早年上述太平天国一事提供了有力证据。围绕王韬曾否上书太平天国一事，20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学术界曾两度予以热烈讨论，《益报》的这段记载表明，王韬上书太平天国一事，在时人中已有共识，且知道此事者绝不在少数。
(21) 据王韬《悔余漫录》所记，他到达香港的确切日期为同治元年十月初七日（1862年10月11日）。见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96页。又据王韬《漫游随录》载，王韬于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离开香港，启程前往英国，行四十余日抵达法国马赛，在法国逗留10天后到达英京伦敦，时间大概在同治七年正月中旬左右。见陈尚凡、任光亮校点：《漫游随录扶桑游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8页。
(22) 卓南生根据发现的部分《香港船头货价纸》推算出其创刊日期为1857年11月3日，笔者对这种说法仍存疑，此处姑从其说。
(23) 卓南生根据广州出版的《中外新闻七日录》曾刊登有对《香港中外新报》的评论而得出这一结论，评论所刊时间为同治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这也是现在所看到的“香港中外新报”这一名称最早出现的时间。见《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第114页。
(24) 关于《香港中外新报》的主编，学界向有歧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认为伍廷芳是该报最初的主持人。上世纪60年代以后，此说受到质疑，主要是伍氏本人当时年纪太小，尚不满20岁，难于担当此任。1965年哈佛大学出版景复朗和克拉克（Frank H.H.King and Prescott Clarke）合编的《晚清西文报纸导要》一书，提出黄胜为《香港中外新报》的首任主编。随后，香港中国新闻史学家林友兰也力主此说，惜都未能给出确切依据。但李家国《香港报业杂谈》所附《黄胜平甫公简史》中却有“一八六零年凭公学养与技能与孖剌西报合作刊行香港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之记述。这表明，黄胜担任《香港中外新报》的首任编辑一说并非虚语，参见李家国：《黄胜平甫公简史》，《香港报业杂谈》，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89年，第5页。
(25) 参见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发现与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附录，《复旦学报》1992年第1期，第68—70页。
(26) 王韬：《弢园文录》卷2，抄本，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书名中的“贬”疑为“贩”，当系抄录之误。
(27) 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以“华人出资，华人操权”相标榜，其民族主义立场分外突出，加之王韬本人办报本意并不局限于香港一地，且抱有打破西人报业垄断，改变其“抑中而扬外”、“黑白混淆”、“是非倒置”等诸种弊端之雄心，故其报名不加“香港”两字自在情理之中。《循环日报》报头中出现“香港”仅见于其“行情纸”。从1881年10月7日《循环日报》始增加“入口船头行情开列”专页，版页前方另署“香港循环日报”，随《循环日报》一同发行，但《循环日报》原报名始终未变。
(28) 现存一份1872年5月4日的《香港中外新报》，其报头清楚署有“一、三、五、行情纸，二、四、六新闻纸”的说明。该报为新加坡收藏家程章琅收藏，此处据卓南生书中影印件，见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第102页。
(29)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第104页。
(30) 《香港中外新报》的刊期为星期二、四、六。 对于同处一地的两份华文报刊来说，出版时间的岔开有利于报纸发行量的增加，从而避免尽可能的同业竞争。
(31) 近代香港早期“新报”的产生是先有“行情纸”，后有“新闻纸”。而且相比较而言，“行情纸”更受时人重视，这样，即使后来当“新闻纸”在原“行情纸”的基础上出现后，原来的“行情纸”也没有随着“新闻纸”的问世而被其取代。通常情况是，二者或隔日交替出刊，如《香港中外新报》，或单独印行，每日出版，如《香港华字日报》。因此，当时人所称的“日报”是把两者包括在一起的，这与后来人们的“日报”概念明显有别。根据《香港中外新报》新闻纸和行情纸交叉出版的惯例，后出的《香港近事编录》也应维持这一基本格局。即一、三、五出新闻纸，二、四、六出行情纸。这样，如把新闻纸和行情纸结合起来，无论《香港中外新报》还是《香港近事编录》就都属于“日报”。
(32) 《香港华字日报》从1872年4月出版直到1873年6月仍为周三刊， 从香港蓝皮书（Hong Kong Blue Book,Printed by Noronha and Sons,Government Printers）记载来看，该报改为日报应在1873年6月以后。
(33) 《弢园文录外编》卷6，第171页。另，近代华文报刊的创办， 香港明显早于上海，但在改为日报这一点上，上海又领先于香港，因为《上海新报》1872年7月改为日刊，于其后出版的《申报》在出版至第5期时即改日刊，反比《上海新报》早了一个多月。而香港各华文报刊纷纷改为日报，却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34) 王韬：《普法战纪·凡例》，同治十二年中华印务总局活字排印本。
(35) 《上海新报》刊载的这部分文章仅属“转载”文章，因此，按常理推断，当时《香港近事编录》发表的原属《普法战纪》的文章数目应多于此数。
(36) 这些文章主要分布于14卷本《普法战纪》卷1至卷12中。
(37) 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卷9，大文书局光绪十三年铅印本。
(38) 陈尚凡、任光亮校点：《漫游随录 扶桑游记》，第182页。
(39) 壬申年五月廿一日《香港近事编录》曾以“英官考选书吏”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并评介张宗良说：“张君字芝轩，南海人，天挺异资，诵读弗倦，为学能见其大。曾与王君紫诠译成《普法战纪》，传颂一时，当道多震其名，称之曰异才。”见《上海新报》壬申年七月初二日。张宗良后来先后随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出使日本，任翻译官，时间分别在光绪三年十一月一日至光绪六年十月廿九日、光绪八年一月一日至三月廿五日。此后不久，又去了美国，具体情况不详。张宗良任驻日使馆随员的有关情况，王宝平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有详细辑录，此据王宝平：《清末驻日外交使节名录》，见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论考》，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42、243页。另，光绪五年（1879）王韬访日期间，与张宗良再次相会，王韬《扶桑游记》中有多处记载，此不赘。
(40) 光绪元年八月二十四日（1875年9月23日）和同年九月初七日（1875年10月8日）《益报》转载于“香港日报”（《香港近事编录》）的两篇文章《治兵论》和《择将论》都为王韬所作。这两篇文章后来收入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12之附录《臆谭》中。
(41) 这一时期，王韬在《香港中外新报》刊发的文章仅见1篇，而《香港华字日报》略多共有4篇，另王韬的《普法战纪》曾先后在《中外新闻七日报》、《香港华字日报》连载。王韬的另一部著作《瀛壖杂志》也曾部分在《香港华字日报》刊出。王韬与上述两报联系较多，究其原因，除了王韬在香港报界颇负盛名外，主要应得益于他和《香港中外新报》主笔黄胜、《香港华字日报》主笔陈蔼廷之间的私谊。
(42) 《益报》光绪元年九月初六日（1875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