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与文学艺术笔谈——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语境论文,文学艺术论文,策略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3)02-0028-14
继工业化时代之后，数字化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又一新的现实情境，它以网络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并对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为主要特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实验室负责人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L.Dertouzos)在1997年出版的《未来的社会——信息新世界展望》(What Will Be,How the New World of Information Will Change Our Lives)一书对此作出了细致的说明。作者以诱人的想象和丰富的洞见，揭示了信息技术在新的世纪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世界，并从原理上概括了信息时代的5大支柱，即：1.用数(number)来表示一切信息；2.这些数以1和0表达；3.计算机通过对这些数做算术来转换信息；4.通信系统通过传送这些数来传递信息；5.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相结合而构成计算机网络——明天的信息基础结构的基础，而这些基础结构本身又是信息市场的基础。[1](p380)自20世纪40年代第一代计算机诞生至今，数字化浪潮以迅猛发展的速度逼近人们的生活。由于历史的特殊原因，我国的信息技术从总体上滞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在局部较发达地区已紧跟信息时代潮流，尤其从90年代以来，在传播媒体、远程教育、电子娱乐、影视制作等领域迅速实现数字化技术的普遍应用。
面对信息时代的巨变，充满诗性想象的文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视觉形象以电子文本的广泛传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并逐渐形成对语言形象的侵扰乃至替代；文学曾经作为政治变革时代精神先导的优越地位已不复存在，甚至退居“休闲”岗位，休闲文学一度成为文学研究者纷纷探讨的话题；语言的诗性、审美属性遭到来自部分文学家的贬抑，市井粗语、日常情欲毫不隐饰地充斥诸多文本，几乎被作为文学与商业成功结合的标尺……显然地，文学陷入数字化时代的特殊语境，并且在技术进步与心理危机兼有的复杂社会境遇中突破语言的牢笼——来自文学史经典文本的经典范式。前信息社会中文学的种种规则、体例、特性，都在自觉不自觉间被不同程度地颠覆。因此，直面文学由中心走向边缘的身份转换、确定恰当应对的态度方法，成为数字化语境下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共同选择。
文学，无法不面对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消费市场的转换，文学身份的主动性变化是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中的总体策略。在数字化技术构建的极富感官冲击力的视觉形象面前，敏锐的文化批评家提出：语言形象的时代正被视觉形象取代，这种取代成为信息技术大发展背景下后现代文化的重要特征（弗·詹姆逊）。同样敏锐的文学家也会看到：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作品，其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往往不是出自文本自身情感、想象或语言的魅力，却是转换、改编为影视剧的视觉效果。作为文学消费与接受对象的读者正悄悄以观众的身份出现；文学读者对于文学的情感从作家、文本转向可视的银屏偶像。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的新世纪，文学家悄然走下高高的时代精神的祭坛，从时代精神先锋者转换为体验并关注世俗人生的普通者。就文学创作群体而言，文化的日益普及、网络文学的发展都使全民写作成为可能。文学家不再是笼罩着天才光环的神秘人物，他们为着不同目的走进签名售书的文化市场或说古论今的电视谈话节目，更显示出主动与大众接近的普通人姿态；对大众读者而言，娱乐、休闲的文学需求远远高出于对认识乃至受教的渴望，应对于此，批评家从经典文本中抬头注目于休闲文学，文学作品的畅销程度被作为社会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数之一……。
与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突变不同，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积累的精神产物，文学呈现为渐变的过程，它的变革策略既有对技术成果的顺应、调适，又有拒斥、对抗，前者体现在作家电脑书写与电子文本的出现，后者体现为语言形象与电子传媒所构建的视觉形象的顽强抗衡。在数字化时代步步逼近时，文学世界直面挑战，获得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语言作为文学创作的工具和载体经历了从言说——书写——电子语言的相继出现的形式，并且每一种都使得交流行为更加有效率。写作体系的重建是文学应对现实的实质性策略，文学家在寻找突破语言牢笼的恰当方式。“从言语到书写至电子的变化都增加了语言行为所能覆盖的空间，并减少了它传播所需的时间。语言使用的历史似乎与进步论者对人类发展的观点不谋而合。”[2](p114)信息方式开始了对语言形式的再创造：首先，电脑书写使作家体会写作过程的方便，书写象言说一样直接而自如，并极大地简化了对文本的增删工作，荧光屏——客体与书写——主体合而为一。电脑化写作一方面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使图形记号失去个人性，使文本非个人化，也使文学手稿失去本真性价值，另一方面，传输的方便带来了集体作者的诸多可能，写作与编辑可以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法国当代理论家德里达提出电脑技术会使文学的原作者性(authorship)变得不确定并会消失，但现代版权法仍保留了作者的独立地位。其次，网络文学的出现为未来的文学史开辟了新的篇章，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程度日益加深，电子文本在网络世界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国际互联网作为数字化时代的突出特征在我国自1994年进入、1995年文学网站开始设置，其发展历程不足10年，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据统计，全球中文文学网站3720个，中国大陆有以“文学”命名的综合性文学网站约300个，以“网络文学”命名的文学网站241个，发表网络原创文学作品的网站268个，其他各类非文学网站中设有文学平台或栏目的网站共有3000多个[3]。网络文学尽管目前仍作为文学创作的“另类”徘徊于当代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并且因作品题材相对狭窄、总体质量难与印刷文本相比，而受到来自批评家的较普遍质疑，但网络文学、尤其是网络原创文学作品的诞生，无疑是数字化时代文学世界绽放的最奇异的花朵，理应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积极的扶持。与印刷文本的严格审稿相比，电子文本有着最广泛的大众化特点——尽管受物质条件的局限，目前这种大众化远远没有达到全民化的程度，而仅仅体现为创作上的民主化与平等权。在虚拟的网络世界，文学的四要素——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内涵全部被扩张：“世界”涵盖了现实真实与网络虚拟；“作者”包容专业人士却更多业余文人、网络写手；“文本”兼具多种属性与格调；“读者”模糊审美水平差异而随时可以成为批评者。网络文学的出现为文学史与文学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审美分析对象。而印刷文本以电子文本的形式重新登陆文学网站或被收入电子光盘，仅是更换了信息储存形式，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网络文学作品。
如果说文学世界是以平静与自信顺应数字化时代并调适自身，那么，与电子媒介所构建的视觉形象相抗衡，则显示出文学创作者无奈与奋争相混杂的艰辛。数字化系统制造的复合符号全面诉诸人们的感官，影像、声音，即时性与现场感提供了一套富有冲击力的经验，在日趋成熟的当代影视艺术中，影像的再现已臻于完美。在电子媒体无处不在的感官冲击面前，文学在政治动荡变革时代的呐喊与彷徨让位于经济、技术突飞猛进时代的沉静与思索。
文学以语言形象与数字化视觉影像的抗衡体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市场的争夺。文学作为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有着其他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以往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常是提升影视艺术品位的标志，而当代由迅速窜红的影视剧“改写”为文学作品，则明显地是文学家借助拓展的审美空间、扩大文化市场的考虑；而文学家“走进”荧屏，与读者、观众直接对话，或宣讲自己的审美理念与创作情感，更是一种延伸文学影响的极佳策略。其二是人文精神的张扬。在这一方面应当说部分文学家已暴露出臣服影像化艺术的媚态，片面追求感官刺激、低级趣味，但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寻找、对人性的深切关怀，仍是有良知的文学家不竭的情感动力。张承志执著精神世界探索，他的《心灵史》讴歌“异端的美”，以虔敬的热忱描绘回民哲合忍耶教派身处穷困绝境却为信仰自由不惜流血牺牲的悲壮历史。张炜《九月寓言》以深沉的笔触抒写贫穷然而真实的“小村人”劳动与爱的欢乐。批评家同样以人文精神的呼吁、新理性精神的探讨，努力唤起伴随技术进步被物化的人类情感，努力挖掘与坚固人性本真内涵。其三是文学独立审美价值的维护。随着电影的诞生和电视的出现，文学从艺术领域的霸主地位宣告引退，现代传媒的发展显示出以文学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时代正在消散，大众接受了图像和音响的认识方式，然而文学地位从中心向边缘的转移并非对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价值的消解或否定，当代批评家正与文学家一起参与文学意义的更深入阐释、文学价值的更完善的评估。面对大众文化对平面化的影像艺术的沉迷，批评家细致挖掘经典与现代文学文本的文化内涵与历史纵深感，警示电子媒体以技术化手段制造的虚幻影像对大众的消极影响，自觉承担起维护文学世界审美价值的职责；文学家对文化市场的争夺、对人文精神的张扬，不是怒目圆睁的激愤，而是以丰富的语言形式发挥自由的想象、充沛的情感，占领虽遭分割但仍独立自主的艺术领地，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自信，继续在文学的希望田野耕耘。批评家与文学家的联合，构成对文学独立地位的强有力维护。
应当说，对于与数字化时代共生的全球化与民族化、文化的集中化与碎片化等复杂的现实情境，很多方面我们仍所知甚少而又难以预测。毫无疑问，有史以来还没有一种传播媒体像电子媒体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有论者指出：文化或文学艺术不过是一个类似物理学上所说的“场”，是由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对立关系构成的。在这个“场”中，不同的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其他种种相关角色构成了各自不同的位置和力量。文学艺术说到底乃是这些人进行符号斗争和实施个人策略的场所[4](p116)。对于我国90年代以来电子信息技术与世界的迅速接轨，文学陷入“影响的焦虑”之中，文学家借助文学语言所进行的“符号斗争”显得异常悲壮和艰苦。但借助于不同的变革策略，文学在由艺术中心退居边缘位置之后，仍顽强地坚守作为精神文化的领地。文学，在总体上，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寻找在数字化时代的重新定位，与视觉影像对日常生活的占有展开一场精神领域的看不见的竞赛——最终的理想结果，应该是文学以崭新的面貌与时代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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