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在于它更平等——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平等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5-0031-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解体，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日益成为英美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主题。从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虽然都确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并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本身存在不同看法，因而在如何动员人民积极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和创建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问题上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纽约大学的伯特尔·奥尔曼①教授为代表，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基于历史的必然性，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结果，它现今就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仍在继续发展，当前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懂辩证法，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应加强对辩证法的宣传。另一种意见以牛津大学的科恩(Gerald Allan Jerry Cohen,1941-2009)教授为代表，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要基于人们的意愿，而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更平等，但这些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却少有论证，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以激励人们主动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②鉴于国内学术界对后一种意见尚缺少深入的了解，本文将集中阐释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辩护。
一
什么是社会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科恩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其特征是公有制。他在1997年出版的《哲学家杂志》（冬季号）一篇对他的访谈中指出：“把一个社会叫做社会主义是指它具有的经济形式，即一种在全体人民中存在的生产性资产的共有制(Shared ownership of productive assets)经济形式，而不是那些资产为个人所有的私有制经济形式。”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科恩对社会主义的界定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界定略有不同。第一，他没有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使用的“生产资料”(the means of production)概念，而使用的是“生产性资产”(productive assets)概念。虽然他对此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从相关论述看，他说的“生产性资产”除包含传统马克思主义讲的生产资料以外，还包括生产者的劳动能力。④第二，他没使用传统马克思主义使用的“公有制”(Public ownership)概念，而使用的是“共有制”(Shared ownership)概念。何谓“共有制”，科恩有这样一段论述：在需用生产性资产“生产物品的社会存在各种不同的共有制的情况”⑤，一种情况是通过国家支配那些资产，由国家作出关于使用那些资产的所有决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但社会主义经济还可采取非中央计划的方式，而这种经济也是一种值得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因为在那里用来生产物品的资产是共有的，例如，各种工人的集体所有制的方案。可以认为，科恩讲的“共有制”虽然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讲的“公有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但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此外，在谈到相对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而言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时，科恩还强调指出，“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它废止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与不拥有资本的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阶级，因为劳动者本身，即全部人口，拥有企业的资本”。⑥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在科恩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对立的社会经济制度，其特征是生产性资产的共有制。
什么是社会主义与为什么想要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对前者的回答是一种事实判断，对后者的回答则是一种价值判断。在科恩看来，我们社会主义者想要社会主义的主要理由是，社会主义将为人们带来相当平等的生活前景，而这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意味着私有制，这种私有制在任何所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产生出生活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还产生出处在不平等的弱势一方的人们的贫困。我们社会主义者想要共有制是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建立平等的报酬形式，此外还因为集体的生产活动与生产性资产的私有完全不适应。他还论证说，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是依据所有制”⑦，这是因为，既然资本主义意味着私有制，而私有制导致了不平等，那取代私有制的唯一选择就是实行共有制的社会主义。为什么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呢？科恩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所有制方面是截然对立的，人们只能或者要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或者要社会主义的共有制，虽然在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大量的混合形式，但不存在独立的第三种所有制形式。
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科恩认为，“社会主义，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对资源的共同所有制，作为他们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必须是人们愿意参加的”⑧。由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要基于人们自己的意愿，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人们。他还进而论证说，就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社会主义的实现只能通过自由民主的形式。这是因为，如果人们生活在专制国家，例如俄国沙皇专制统治下的国家，没有选举权，因而不能在政治上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就只能以暴力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现当然不能通过自由民主的形式；但如果人们生活在其意愿可以通过投票箱而得以表达的社会，那想以非自由民主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理由就只能是社会主义与人们的意愿不一致，而如果与人们的意愿不一致，那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实现要基于人们的意愿，而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它更平等，那么，就推导出科恩所主张的，需要为社会主义做道德上的辩护。然而，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⑨看来，社会主义的实现不但与道德辩护无关，而且任何试图将社会主义的实现与某种道德辩护联系起来的作法，都会在实践上阻碍社会主义的实现。例如，马克思明确指出：“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⑩马克思还严厉批评了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基于某种公正要求的作法。他在致弗·阿·左尔格的一封信中指出：“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人（上等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为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11)对此，科恩指出，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强调基于事实的历史必然性，但“平等”这一价值观念无疑仍是马克思主义者信仰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信奉某种形式的平等，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拒绝承认他们信奉它，尽管也许没人能确切地说出他们信奉的平等原则是什么。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很少关注，因而也很少深入探究过平等问题。相反，他们把精力都用在了他们认为使平等最终得以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上，用在那些有关普遍的历史，特别是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解释性的论题上。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平等从历史上看是不可避免的，从道德上讲也是正确的，既然经济上的平等最终会必然实现，那就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探究为什么平等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和究竟是什么使得它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既然经济上的“平等正在到来，而且它是受欢迎的，那从理论上去说明它为什么受欢迎，而不去说明如何使它尽快和尽可能无痛苦地实现，将是浪费时间”。(12)
二
按照科恩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确信经济平等最终必将实现，是因为他们“假定存在两个不可抗拒的共同起作用的历史趋势”(13)：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壮大，其处于不平等的劣势一方的社会地位，使得它赞同平等，其在数量和力量上的不断增长，使得它能最终能夺取政权并推翻它成长于其中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将导致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至任何人实现其人生所需的任何东西，都可取自社会的公共储备而无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然而，历史的发展现已表明，他们假定的这两个历史趋势实际上都没实现。
先看第一个趋势。科恩指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工人阶级具有这样四个特征：第一，构成社会的大多数；第二，生产社会财富；第三，是社会中被剥削的人们；第四，是社会中贫困的人们。此外，工人阶级还具有由这四个特征引出的另外两个特征。由于他们是如此的贫困，因而第五个特征是，无论革命的结果会是什么，他们在革命中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且，由于第一、第二和第五个特征，即工人阶级有能力（特征一、二）为了自身的利益（特征五）去改变社会，因此，第六个特征是工人阶级能够并将会改变社会。(14)科恩进而指出，不管人们今天如何理解和使用“工人阶级”这一存在很大争议的概念，在当今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已不存在前边讲的汇集四个特征于一身的工人阶级〔(1)是社会依靠的生产者；(2)是被剥削者；(3)是社会的大多数（包括他们的家庭）；(4)是非常贫困的人了。当然，现在还存在基本的生产者、受剥削的人和贫困的人，但他们都已不是集这四个特征于一身的“工人阶级”。这意味着，现在已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群体——一方面对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具有强烈的愿望（因为它受剥削，它贫困），另一方面又具有实现这一转变的现成的能力（因为它的生产能力，它的数量）的社会群体。因此，就确信无产阶级会成为这样的群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假设的第一个趋势没有成为现实。
再看第二个趋势。科恩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确实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现今生产力的发展却遇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障碍。技术知识没有停止发展，而且也不会停止发展。但生产能力，即将自然资源转变为使用价值的能力，却不能与技术知识的进步同步发展，因为现已证明，地球的资源没有丰富到能保证由于技术知识的不断进步而生产出无限多的使用价值的程度。(15)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假设的第二个趋势也没有成为现实。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假设的两个趋势都没有实现，他们为社会主义所做的基于历史必然性的论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说服力。科恩论证说，如果他们讲的“工人阶级”即社会主义革命的旧有力量已不复存在，其他类似的力量也没有产生，而且也不会产生；如果他们预言的随着生产力无限增长而出现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至少目前看来还无法实现，因而人们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能在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追求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者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基于必然性的论证方法，而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16)
如果说人们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比资本主义更平等，那为社会主义做的道德辩护就主要体现在为社会主义平等所做的辩护上。社会主义平等的含义是什么？科恩说，它指的是“一种我视为正确的平等原则、正义认可的平等原则，这是一种激进的机会平等原则，我将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17)。为了使人们能准确把握他所讲的“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的含义，科恩区分了三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和三种相应的对机会的限制。第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它消除了由社会地位造成的对生活机会的限制。第二种是“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这种机会平等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因为它还反对那些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没有涉及的由社会环境，即由出生和成长的环境造成的对生活机会的限制。这种机会平等的一种体现是在福利国家实行的对出身贫苦儿童实施“早年教育”(head-start education)的政策。第三种是“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纠正的则是这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作为非正义的更深层根源的天赋差异引起的，它超出了由非选择的社会背景强加的不平等，因为天赋的差异同样是非选择的”(18)。科恩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力图纠正上述所有非选择的不利条件，即当事人本身不能被合理地认为对其负有责任的不利条件，无论它们是反映社会不幸的不利条件还是反映自然不幸的不利条件。一旦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实现，结果的差异反映的就只是爱好和选择的差异，而不再是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与权力的差异。
三
就为社会主义平等做道德辩护而言，科恩认为，社会主义者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必须在人们对其劳动产品的权利原则和利益与负担的平等原则之间作出抉择，而这一问题则是由“工人阶级”具有的两个特征——受剥削与贫困的分离所引起的。他论证说，在资本主义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广大工人群众既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又是处在饥寒交迫状态下的人。一首曾在美国流传的社会主义老歌《永远团结》中的第二段歌词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情况：
我们开垦荒地、建造城市，他们才能从事贸易；
我们开挖矿山、修建工场，铺设万里铁路线；
而如今，我们饥寒交迫，被遗弃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奇迹中……
从这段歌词可以看出，那些向往社会主义的饥寒交迫的人们，也正是那些创造了社会财富的人们。人们要求免除饥寒交迫不是因为他们不能从事生产（例如，因为残疾、永久性的失业或照顾家里的老弱病残），而是因为他们已经从事了生产，因而不应当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在这段歌词中，两种补偿的要求，即生存需要的补偿和产品应归属劳动者的补偿被融合在一起，而在当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是可能的，因为在那时被剥削的生产者与实际的贫困者大体上是重合的。因此，那时的社会主义者没有意识到第三行歌词的后半部分“被遗弃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奇迹中”，与前半部分“而如今，我们饥寒交迫”之间隐含的冲突，后半部分表达的是生产者应得的权利的信条，而前半部分表达的是更具平等主义色彩的信条。然而，“挨饿的人不一定是那些生产了挨饿者所需的物品的人，如果人们生产的东西只应属于生产出这些东西的人，那没有生产这些东西的挨饿的人对其就没有权利”(19)。既创造财富又几乎不拥有任何财富，是那时的工人阶级的形象。由于这种形象把这两个特征融合在一起，从而掩盖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我生产了它，故而我应拥有它”和“我需要它，如果得不到它我将会饿死或衰弱”这两种主张不仅相互区别，而且存在潜在的矛盾。
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实际的贫困者与被剥削的生产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重合，上述两种主张的潜在矛盾便凸显出来。科恩指出，前一种主张体现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中，这一理论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不正义的，因为工人是他自己能力的正当所有者，全部劳动产品都应归生产它的劳动者即工人所有。后一种主张则否认劳动者对其劳动产品的权利，并要求对极度贫困的人们提供援助，尽管这些人并不是生产者，也更不是受剥削者。这一矛盾的凸显使得现今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面对一个过去没遇到过的规范性问题：必须在人对其劳动产品的权利原则和利益与负担的平等原则之间作出抉择。因为一旦实际的贫困者与受剥削的生产者不在重合，即前者不再是受剥削的工人阶级或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关于剥削的理论就会与社会主义的平等要求发生矛盾，甚至与福利国家的最低原则形成对立。在这一问题上，科恩认为社会主义者应选择后一个原则而不是前一个原则，即应选择利益与负担的平等原则。(20)
科恩反复强调，为社会主义平等作道德辩护的关键，不在于表明平等只是作为使贫困的人境况变好的手段才是重要，而在于表明平等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是正确的；或者说，“平等本身就是好的”(21)。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他引用了罗纳德·德沃金对这一问题所作的一种论证：“设想一下，比如说，你是四个孩子的家长，你有资源在他们之中分配。在他们之中做不平等的分配显然是错误的。你不打算在他们之中不平等地分配你必须分配的东西，即使如果他们被不平等地对待，处在底层的一个孩子的状况将会比如果他们被平等地对待更好。你打算平等地对待他们是因为你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这是你和被平等对待的他们之间的正确的关系。”(22)科恩进而指出，我们面对的复杂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完全撇开我们任何一个人的特殊境况好与坏，而把我们从属的社会理解为我们共同构成的集体，一个以类似的方式将我们每一个人适当地联系起来的集体，以致如果我们的社会不平等地对待我们就是不适当的或不正义的。举例来说，假定我们生活的社会拥有极为丰富的资源，这能使每一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但它却这样来分配，以致使一些人成为半百万富翁，一些人成为超级百万富翁。此时不会有人对处在底层的人们境况如何糟糕而大惊小怪，这很难被看作是要紧的事情，但这一社会却仍会是不正义的，因为它没有平等地对待所有这些非常幸运的人。
在科恩看来，从道德上论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资本主义意味着私有制，社会主义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共有制，后者将比前者为人们带来更大的平等，因而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科恩还别出心裁，提出一种看似简单平常，但却很有说服力的证明：设想我们十多个人进行野营旅行，我们带有用来实现我们计划的用品，例如，锅、盘子、食油、咖啡、钓鱼竿、小划艇、足球、纸牌，等等；在野营旅行中我们共同拥有和使用那些用品，而且我们都理解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和为什么要使用它们，因而在野营旅行途中不会存在可在原则上予以反对的不平等。再设想另一种野营旅行，在那里，每个人都坚持对自己带来的用具和自己的能力的私有权，因而对这样的问题要进行讨价还价，例如，一个人从另一个野营成员那里购买的是没削皮的土豆，那他将付给允许他使用其小刀削土豆的人多少钱，和因那些土豆现已削好，他要向其他人收多少钱，等等；因而在野营旅行途中会存在因私有权而导致的诸多的不平等。(23)科恩说，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喜欢体现着社会主义共有制原则的第一种野营旅行，而不喜欢体现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第二种野营旅行。
科恩认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可取的所有制形式，这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它面临的问题不在于可取性方面，而在于可行性方面”。(24)社会主义者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他们不知道在所有制问题上如何在全社会范围模仿前边讲的第一种野营旅行。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生产性资产的共有制。科恩指出，认为社会主义共有制是不可行的人通常提出两个理由：（一）人性是自私的，人们天生就缺乏满足社会主义共有制要求的那种慷慨，即使他们在野营旅行的特殊情况中会足够慷慨。这一理由与人的本性的限制有关。（二）即使人们在适当的环境中会足够慷慨，那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利用这种慷慨，即我们不知道如何通过恰当的规则和刺激使慷慨转动社会经济的车轮，而人的自私则不同，我们知道如何很好地利用它。这一理由与社会技术的限制有关。在科恩看来，第一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毕竟几乎每一个人都既具有自私的倾向，也具有慷慨的倾向。第二个理由则值得社会主义者重视，因为社会主义者确实缺少恰当的设计社会组织方面的技术，“我们的问题是设计的问题。它也许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设计的问题，而且它无疑是一个被我们自私的倾向所烦恼的设计的问题，但它却是一个设计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我们已经把握到的问题”。(25)
综上所述，虽然科恩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缺乏深刻的认识，但他的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尽管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说到底是基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实现离不开入的主观努力，而人的主观努力又是与他们的道德信念分不开的。在我看来，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科恩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注释：
①伯特尔·奥尔曼(Beytell Ollman)，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②段忠桥：《转向政治哲学与坚持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载《哲学动态》，2006(11).
③⑤⑦⑧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Winter,1997,p.38,p.39,p.40.
④［英］科恩：《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第55、58-63页，段忠桥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⑥G.A.Cohen,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68.
⑨在科恩的著作中，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基本理论和主张。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13)(14)G.A.Cohen,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03-104,p.104,p.107.
(15)(16)G.A.Cohen,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 re So Rich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04-105,p.109.
(17)(18)G.A.Cohen,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13,p.17.
(19)G.A.Cohen,If You're an Egalitarian,How Come You're So Ri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06.
(20)G.A.Cohen,Self-ownership,freedom,and equ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46.
(21)(22)The Philosopher's Magazine/Winter,1997,p.40.
(23)G.A.Cohen,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p.13-15.
(24)The Philosopher' s Magazine/Winter,1997,p.39.
(25)G.A.Cohen,Why Not Soci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58.
标签：工人阶级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道德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