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安事变论文,和平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6)03-0062-05 西安事变发生之时，正值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之际(自遵义会议后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在职)。作为中共中央的总负责，张闻天是如何领导全党应对这场影响非凡的事变呢？在研究中共与西安事变的著作、论文里，国内学术界往往过于突出共产国际的指导，毛泽东、周恩来的斡旋之功和应变之智等，对张闻天的领导作用提之甚少或点到即止。即便是在专门研究张闻天与西安事变的文章里，研究者较为注重的多是从文献角度考证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对其领导作用也探讨不多。本文试图从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张闻天在历史发展转折关头是如何统一全党作出明智决策和抓住机会推进中共发展，以此说明张闻天负总责时期的良好领导机制和决策能力也是中共能够借西安事变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民主而非专断：领导中共中央决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用武力扣押了国民政府领袖和军事统帅蒋介石。对于此前中共是否知晓张、杨二人即将行非常之举，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从此事发生后中共反应不一致的材料来看，中共高层领导应未提前就该问题作出探讨或无从形成紧急预案。 事变的第二天(12月13日)，中共中央首次就西安事变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与会者积极发表了各自看法。毛泽东当时负责军事和国民党的外部(统战)工作，他认为西安事变具有积极的抗日意义，中共应借机将西安打造为抗日中心，因而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罪恶，要罢免蒋介石，公审蒋介石，“把蒋除掉”，并想办法推动国民党内各派别赞助西安事变。周恩来认为中共在形式上另立中心的条件尚不成熟，当务之急是在军事上做好准备，政治上则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之类的组织，“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张国焘与毛泽东的意见一致，也认为中共应以西安为中心，另立政权。张闻天则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针对蒋介石等抗日妥协派的非常之举，意在抗日，中共在这种形势下，当务之急不是与南京方面对立，而是应对南京的妥协派尽量争取，对亲日派则要采取分化、孤立等措施，同时尽力巩固中共的军事实力，组织群众，以抗日为最高旗帜，借此机会建立起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中共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1]。 由于会议上在是与南京方面对立另立政府，还是最大限度争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是“除蒋”、“审蒋”，还是“释蒋”等方面意见不一，张闻天认为西安事变造成了国内国外新的矛盾，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中共冷静下来作出理智的决定，事缓则圆，“不要急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2](P199)，因而此次会议并未形成如何解决西安事变的正式决策。此后六天中，以《申报》牵头的舆论，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以英美为首的国际反战势力，对西安事变呈现出的是一片又一片抨击之声，毛泽东等“审蒋”主张在现实中无法得到全国人民支持，其联合地方实力派共同反蒋抗日的要求也得不到响应，南京政府内部对西安事变则表现出战与和的激烈交锋，日本也欲借机扩大战态。12月19日，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指出“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得]更充分，所以，我们今天的方针，比前次是更进步的”[2](P200)。这里所谓的西安事变的现象与本质是什么？为何和平解决方式更为进步呢？张闻天具体解释如下： 其一，西安事变的本质是为了抗日，但方式不当，如再采取与南京方面对立方式解决，只可能造成中国新的大规模内战。自日本入侵东北以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也激起了以张学良、杨虎城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不满，他们在抗日问题上与中共达成一致抗日、停止内战的协议，为早日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战道路，在苦谏不行的情况下实行了军谏。从动机和性质上来看，以他们为代表的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军谏蒋介石等是为了抗日救国，是“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2](P204)。从方式和负面影响来看，因为这一发动毕竟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而且扣留的是南京政府最高负责人蒋介石，于理于法都把西安置于南京的敌对地位，有可能导致新的，而且会给中华民族带来致命打击的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2](P204)。 其二，西安事变后存在着抗日的发动和内战的扩大两个前途的较量，而选择和平调解的方式更符合国内民意和国际反战趋势。西安事变爆发后，如果蒋介石失势，那么南京政府内部群龙无首，为争权夺利，内战爆发在所难免，而南京中间派(民族改良派)既不主战又不主和，这样只会削弱全国抗日力量，以致造成日方侵略的顺利条件。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服蒋介石停止“剿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稳定现有政局的情况下早日建立全国抗日救亡统一战线，抗日反而会迅速地并实际地实现。前一前途是德、意、日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而后一前途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全中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种力量所衷心拥护并要使之早日实现的[2](P204)。 其三，西安事变中反映出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在中国是抗日的正统代表，中共此时不反蒋更有利于推动南京政府统一起来进行抗日，而不是继续打内战。蒋介石虽然在抗战上表现消极，但在国民党内部和群众中间还是有一定威信的，还有一批忠实的部下追随其后，其正统地位在国际上也获得认可。如果断然就将蒋介石处于阶下囚或被告或人民的公敌境地，那国内政治斗争的重心反而会放在维护蒋介石正统地位或争取谁是正统的内斗上。同时，以西安为中心，也易使中共处于多面被包围的敌对处境中，这样内斗下去对全国的抗日是不利，因而中共“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2](P200)。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向全国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3](P225)；第二个文件是中共党内发布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共要“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P205)。前者为毛泽东所写，后者为张闻天所写。可见，这次会议两人达成了高度一致。在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张闻天还因意见不一致有过争论，列席这次会议的冯文彬、郭洪涛回忆道，毛与张之间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4]。当时，张闻天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共中央总负责而压制毛泽东的见解，12月15日《红色中华》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5](P469)，就如毛泽东所说，让历史去检验更有说服力。随着西安事变后历史的展开，毛泽东意识到与蒋介石对立并非良策时及时改正到和平解决的立场上来，在会上指出为了抗日大计，对蒋介石的处置态度已与之前大不相同，“更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公道话”[1]。这说明，当时张闻天负总责时的中共中央能统一人心、作出正确决策，靠的是党内民主和集体智慧，而不是靠任何的个人专断或一时的意气用事。 二、尊重而不照搬：关于苏联与共产国际西安事变指示的认知 中共中央能够摒弃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多年恩怨，放弃置蒋氏于死地的极佳时机，比较迅速地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是依赖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还是独立自主地作出这一决策？这在学术界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如果12月13日中共未收到共产国际指示，那么张闻天显然在中共党内有首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功，如果12月19日中共还未收到共产国际指示，那么张闻天有领导中共中央独立自主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功。笔者认为，不管这两次会议召开前和召开中，中共有无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都会领导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其理由分析如下： 第一，张闻天此前有过依赖和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指导中国革命的惨痛教训，已清醒意识到从中国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并在中共党内外反复提倡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独立完成。例如，1936年6月9日，张闻天在驳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告中共是苏联推行共产主义的工具时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没有想依赖苏联来完成中国革命”[3](P116-117)。在西安事变前夕的10月18日，张闻天提出要培养能够统一理论与实际的干部，教导干部不要机械照搬别的国家的革命经验，对苏联的经验也要具体对待。“某一种经验，在某些具体条件下是正确的，但在别外一种条件下就会变成不正确。那种机械的模仿与抄袭，不但对于当前的具体工作无益，而且是极端有害的。”[2](P189)从中可以看出，张闻天已形成独立自主处理中国革命的意识，故而绝不会消极等待或绝对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 第二，张闻天具有较强的理论功底，以及在复杂环境中把握社会变化的能力。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中能够促成中共将军事路线转移到实事求是路线上来，使其成为挽救中共、挽救红军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很好的例证。1936年11月13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不能因蒋介石一心要“剿共”就否定他也有抗日的可能性，理由是日本亡中国之心已昭然若揭，且一直没有停止进攻中国，而蒋介石所倚靠的国际力量——英国的反战态度日趋强硬，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也在增长，蒋介石在抗战与“剿共”之间摇摆不定，综合权衡，他更有可能从对日妥协走向实际抗日。所以，“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2](P194)。西安事变爆发后，尽管政治形势很紧张，张闻天12月13日仍然坚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2](P198)，这种对复杂局势的冷静、正确判断，已具备提出和平解决方案的前提。 第三，西安事变前，中共中央已没有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处理与张学良之间的问题，在共产国际组织中已显示出一定的主体独立性。自1921年以来，中共在与共产国际打交道正反经验的对比中，已逐步成熟起来，不像早期时常常机械照搬和绝对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如西安事变前共产国际一再告诫中共中央张学良是投机分子，还可能是亲日派，不可信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完全有可能产生新的动摇甚至是公然背叛我们”[6](P244)。与这一告诫相反的是，中共中央自从与张学良取得一致抗日的协定以来，就一直在与张学良进行密切合作。季米特洛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中国党中央不顾我们的警告，实际上已同张学良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友好关系。”[6](P263) 学术界之所以有人认为中共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密不可分，主要是两者解决方针一致，但两者之间不一定就是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中共与苏共、共产国际有着共同的世界观、方法论，如都注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矛盾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系统论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们看待同一事物，最后形成的结果大体—致，本来就有一定必然性，所以不一定就是中共只有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才能形成正确决策。 既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又要有所区别，是张闻天负总责以来对待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原则。收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前，在西安、保安以及作战前线的中共中央成员、红军将领等已通过南京政府的电台得知苏联《真理报》严厉指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社论。中共及红军此时是应指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还是继续与张学良保持合作呢？他们对此迷惑不解，因为当时中共及红军确实还需要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支持。在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以总负责人的姿态对苏联的舆论作了解释。他指出，苏联如果同情张学良之举，那么日本会造谣说苏联是张学良的后台，这不仅与事实不符，还会引起南京方面的不满，更会引起事态的扩大和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同时，张闻天也指出，苏联这样的舆论，只考虑了苏联的政治利益而妨碍了中国局部的利益，即影响了中国地方实力派的抗日积极性。“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然而我们这样做，与苏联实质还是一样的。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要着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2](P201)这里的“当然是不能的”，是指中共不能采取同样的指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立场，反而要同情西安事变的发动，给张、杨二人以军事上与政治上的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2](P205)。这里的“与苏联实质一致”，是指在解决西安事变中要以抗日为中心，全力推动南京政府由内战向抗日转变，同时推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局部发展到全国。 在12月20日收到共产国际指示后，中共并非纯粹照搬这一指示提出和平解决方案，而是将该指示中的四项主张变为六项主张，同时结合实际情况作了具体变更。如共产国际指示中的四项主张为：第一，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第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第三，要求国民党与红军联合抗日。第四，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7](P278)。21日，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7](P279)，对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对待张学良和西安军队，如何对待蒋介石，如何对待中共和红军，均有明确说明，这在蒋介石对中共作出的愿意接受联共抗日，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的六项许诺中都可以得到反映。六项许诺为：“(一)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外，中央军决定离开西北。(二)委任孔祥熙、宋子文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要孔、宋与张学良商组政府名单。决定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三)回南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四)联红容共，现在红军、苏区不变，经过张学良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五)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六)联俄联英美。”[7](P280)可见，从中国的复杂国情和不同阶级的实际利益出发，尊重而不照搬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也是中共能够及时和有效地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与对策的重要原因。 三、全面而非局部：西安事变后中共发展机会和条件之争取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中共提供了合法发展自己的机会，海内外不少人认为是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成就了中共日后的发展，但实际上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只是给中共提供了从狭缝中求生存和发展壮大的机会，在当时国内外政局波谲诡异的变动中，这种机会稍纵即逝，中共之所以能借西安事变发展壮大自己，关键还是把握时局，领导得力，审时度势，布局得当，上下齐心，共同抗日的结果，而这与张闻天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 第一，坚持和平调解内战危机。西安事变随着蒋介石的安全离去暂时告一段落，但随着张学良被扣，蒋介石曾认可的六项许诺难以得到落实，以及中国内部不同方面存在着多种斗争等原因，内战的危险仍然存在着。12月27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现在一般的说，结束内战的前途占了优势，目前正在向着抗日战争的方向走，但在这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阻力和障碍，要“用一切力量争取抗日前途的实现”[2](P206)。在1937年新年伊始蒋介石派兵向西安紧逼之时，张闻天1937年1月5日在中共党内发言中指出，不能因蒋介石的这一行动就认为内战的趋势超过了和平的趋势，蒋介石这样做主要是一方面以武力威胁，一方面去分化西北，其态度仍是动摇于内战和抗战之间，而中共的“主要方针是巩固内部，与动员援助西安，反对内战”[2](P208)。为此，中共一方面通过宋子文要求蒋介石实践六项许诺；另一方面派红一军团以及红十五军团全部急行军南下，驰骋于西安附近，对西安进行军事援助。不久，蒋介石提出的瓦解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军事联合局面的谈判方案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争论，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分歧大有不可调和之势，内战危机迫在眉睫。张闻天在1937年1月28-30日连续给毛泽东等发去四份电报，再次指出“我们的方针应该毫不迟疑的坚决为和平奋斗”，并告示“红军愿意服从主张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2](P213-214)，要求中共采取各种措施联合抗日派、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击亲日派，并令在陕南的红军主力从商县一带向渭北方面撤退，向全国表明中共愿意和平解决西安危机的诚意。在形势危急之时，张闻天于1月25日从延安来到西安，后又到云阳红军指挥部，与中共和红军在前线亲自商谈解决事宜，后决定中共当前行动方针为“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获得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认可，1月31日作出与南京和谈解决西安问题的决定。危机就是转机，如果说，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只是得到广大群众和国民党底层人士的认同，那么西安事变以后，中共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了团结御侮的诚意，获得了国民党部分开明人士及社会上层人士的认同，这也为中共自身生存和发展、壮大带来了转机。 第二，大力争取民主权利。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接受了停止内战、国共合作的政策后，张闻天3月2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民主问题将来会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政治斗争的焦点，中共要改变内战时期重军事斗争不重政治斗争的状况，要学会用民主的形式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2](P225)。4月3日，张闻天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的形势与我党任务》中指出，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中共能否争取到民主权利，是巩固和平统一、准备对日抗战的关键[2](P234)。在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党内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等于让步与妥协，甚或为了合作连民众力量也不管不顾了。张闻天对此作了必要澄清，明确指出中共在国共合作中不可避免要有让步与妥协，但最后限度恰好是保持中共党组织的独立性和对国民党批评的自由，同时保持中共对于民众力量的领导[2](P243)。那么，中共如何争取民主权利呢？张闻天强调，国民党只有开放党禁，扩大民主权利，实现民主制度，和平统一才能得到长久保持，也才能调动最广泛的力量团结一致地进行抗战。5月1日，张闻天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中提出了具体的民主要求：首先，必须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罢工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其次，要求国家行政机构民主化，要求修改现有的组织法与选举法，保证政府廉洁，人民应行使罢免权；再者，要划清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地方也应该有民选的议会与政府等。如果说西安事变只为中共打开了一扇可以走向全国人民视线的大门，那么中共争取民主权利则是争取表现自身合法化的政治舞台，这为中共形象进一步为国人所了解和发展到—个新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条件。 第三，全面布局抗战准备阶段的工作。在西安事变得到完全的和平解决后，张闻天刻不容缓地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准备实际抗战的过渡阶段。”[2](P225)同时，他指出因为国际国内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因而抗战什么时候全面进行，抗战会不会成功，都取决于各种斗争的结果，中共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准备抗战阶段的准备工作，而且要“加速度的准备”[2](P226)。随后，张闻天对这一阶段的准备工作进行全面布局：政治上，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因为“我党的政策与领导是否正确，将决定于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2](P227)，为此要注重改善群众生活，善于利用一切适用的、合法的、非对立的斗争方式，加强白区、苏区、红军中党的领导，重新教育干部适应新的斗争方式的转变。思想上，既反“左”倾又反右倾，就是既要反对不与国民党进行任何让步和妥协的关门主义思想，又要反对与国民党同化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要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以保障我们的领导权的实现”[2](P228)。组织上，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和巩固发展中共党组织，尤其要加强白区中共党组织建设，因为“我们的弱点是在白区的组织薄弱”[2](P227)，同时要实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团结忠实于党、同群众有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能遵守纪律的干部”[2](P266)。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可以说，这半年多的时间对中共能否适应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尤为关键，可谓是中共由此走向公开化、走向全国、走向肩负抗日大旗的起始阶段——张闻天抓住这段时期为中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条件，并对中共抗战准备阶段作了全面布局，为中共在西安事变后赢来大发展起了关键而有力的核心领导作用。在党史研究、抗战史研究中，应慎重而科学地重新评价张闻天的独特历史地位及价值与作用。 [收稿日期]2015-06-25标签：西安事变论文; 张闻天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张学良论文; 国共内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蒋介石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