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经验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科尔曼（1988）将“社会资本”① （Social Capital）推向社会学研究的前沿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热潮。科尔曼（1990）认为“社会资本是由各种社会组织所构成，其有利于目标的完成。这些目标在缺乏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将不可能完成，或将花费高额的成本才能完成”。普特拉姆（1993）[1] 将社会资本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特性，如信用、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等。其将能提高社会效率”，世界银行也沿用了这一定义②。当社会资本能够产生外部性并能促进市场之外的互益集体行动的社会互动时，它就具有经济效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至少同人力资本或教育一样重要”（怀特利，2000）[2]。因此，在相继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之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将社会资本添加到经济增长的源泉中来（迈耶，2001）[3]，以考察信任、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对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
在已有的关于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影响的研究文献中，大都采用的是跨国的调查数据。但由于国与国之间存在明显的制度和政策上的差异，各国社会资本的相关参数不同（丹尼尔森和霍尔姆，2003[4]；乌斯兰特，1997[5]），从而使得这些研究难以取得一致的结论。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明确。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具有相同制度结构的地区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发展上的差异，这为我们检验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样本。同时社会资本的形成本身就是社会建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对目前所强调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的研究不乏现实意义。
二、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新古典增长理论使用的分析工具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它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相似的国家或地区经济为何绩效迥异。社会资本的引入为发展经济学家解释上述现象提供了分析工具。
普特拉姆（1993）对意大利的实证研究发现，北方在经济与政府绩效水平方面总体上要大大高于南方，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上的差异。因为北方是水平的社会结构（horizontal structure），而南方是阶层的社会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这就使得北方在公民参与和信任水平上高于南方，从而引起了两个地区经济绩效上的差异。拉波尔塔等（1997）[6] 采用“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1980～1994）的数据研究了信用同政府和社会效率的关系，也发现信用水平对其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同时，信用水平提高一个标准差，司法效率将提高0.7个标准差，政府腐败将降低0.3个标准差。赫利维尔和普特拉姆（2000）[7] 以自愿性团体的密度、制度的执行情况和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再次研究了意大利各地区间社会资本同经济绩效的关系，发现高社会资本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扎克和克拉克（2001）[8] 提供了一个异质群体交易面临的道德风险问题的一般均衡模型，认为低的信任环境会减少投资率，不利于经济增长，而高的信任环境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但另一些学者的研究却发现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赫利维尔（1996a）[9] 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解释亚洲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 结果发现这种差异大部分可由国家间的对外开放程度来解释，而社会资本几乎没有解释力。普特拉姆（2000）[7] 以参加正式和非正式俱乐部的人数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考察了19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认为在此期间美国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单调递减的，且经济增长同社会资本水平之间并不存在具体的联系。米格尔等（2001）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工业化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资本并不能预测随后的发展，实际上，一些情况是工业化将导致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
另有学者发现，不同形态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很大；穷国和富国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存在较大差异。英格勒哈特（1994）[10] 研究发现，富国的社会团体的数量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的相关关系，而在穷国，二者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赫利维尔（1996）[11] 对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的比较研究发现，人均GDP较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高于人均GDP较高的地区，同时经济增长率高的低收入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率更低的高收入地区。但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不利于经济增长，低收入地区较快的增长率可以由条件收敛③（conditional convergence）来解释。因为一旦具备了一定的条件， 落后地区就可以引进那些在发达地区已经被使用的更有效率的技术，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收敛速度过快，将使得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那么显著。克拉克和基福尔（1997）[12] 采用“世界价值调查”数据，选取了信任、合作准则与协会3个指标来度量一国的社会资本水平， 研究发现：信任与民间合作对经济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信任水平提高1个标准差，经济增长将提高超过0.5个标准差；而协会活动与经济绩效没有太多联系；信任与民间合作较强的国家拥有正式制度，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和契约权力，并发现信任对贫穷的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法制和金融部门更加脆弱。比吉尔斯基克和萨尔克（2001）[13] 以信用和群体参与作为社会资本的度量，研究了欧洲地区间社会资本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群体参与将有利于解释经济增长，但是信用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不显著。
三、社会资本、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现象和理论阐述
1.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现象
研究一国内部各地区间社会资本水平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克服制度差异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在控制住各地区的政策变量后，研究结论无疑更具有说服力。福山（1997）[14] 认为信用是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形式，图1给出了我国地区间信用指数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散点图。
数据来源：各地区的信用指数源引自张维迎等（2002）委托“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在2000年对中国大陆15000家企业所做的信任度调查，并据此对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信用度进行的统计和排名；各地区经济增长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
图1 2000年我国各地区信用水平同经济增长率（％）的散点图
图1表明，即使不考虑经济收敛的情况，我国具有高信任度的地区也普遍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其中信任度较高的北京（169）、上海（218.9）、江苏（118.7）、山东（96.2）、广东（117.2）、浙江（77.7）和天津（49.9）的经济增长率都远远高于其它低信任度的地区。我国各地区在社会资本水平上的差异同各自的经济绩效存在明显的相关性，那么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只有了解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的作用机制，才能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出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笔者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影响地区产业集聚水平来影响地区经济绩效的。
2.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理论假说与解释
马歇尔（1920）通过研究工业组织间接证明了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他认为产业集聚主要是3方面的原因：劳动力市场共享、 得到专业化的投入品和服务以及企业间的知识外溢。“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1991）[15] 和维纳布尔斯（1996）认为，通过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和上下游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都能促成产业集聚的形成。社会资本由于有利于促成协调和合作，有利于信息和人口的流动及减少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行为，因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及促进专业化分工的演进，从而有利于产业集聚。
科尔曼（1990）和普特拉姆（1993）指出个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规范和信用将有利于促成协调和合作，因此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信息不完全是社会经济活动面临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而社会资本可以克服信息不完全对经济活动的约束，使交易双方更容易达成协议，减少“道德风险”和“搭便车”行为，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活动效率。因而，拥有高社会资本的地区，企业将更容易获取所需的劳动力和专业化投入品，企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也更加紧密，这将促成和强化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同时，嵌入于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还有利于技术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巴，2000）[16]，这将有利于企业间知识的外溢。而企业间知识的外溢被认为是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可以看成是一个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数，它将会影响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人口流动。高社会资本的地区将会吸引人口和经济活动向该地区转移（赫利维尔，1996a，b）[9,11]。人口向高社会资本的地区移动一方面加速了该地区专业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一方面会增加这一地区的总需求，最终促成和强化企业向该地区集聚。
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丰富程度也是其吸引企业集聚的一个重要条件。社会资本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杜尔拉夫和法卡普斯，2004）[17]。政府虽然可以通过征税的方式来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但如果能够同信任和社会参与相结合，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会更有效率。另一方面，低收入地区由于税基很小，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受到限制。这时，社会资本在通过集体行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能减少人们对由于竞争性利益的存在而产生的冲突和对搭便车行为的担心，从而保证集体行动的顺利展开。
四、社会资本与工业集聚：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变量的选取
已有的研究显示，我国地区经济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第二产业的不平衡分布所引起的（林毅夫等，1998[18]；范剑勇，2003[19]）。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社会资本对地区工业水平的影响，试图为解释我国地区差异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NDUSTY[,i]表示第i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借鉴文玫（2004）[20] 的做法，我们将其作为衡量一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指标；S－CAPITAL[,i]是i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GEOGRAPHY[,i] 是一组会影响一地区工业集聚的经济地理因素；NEW－GEOGRAPHY[,i]是会影响一地区工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因素；POLICY[,i]是会影响一地区工业集聚的政策变量；ε[,i]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选取信任指数（Trust）作为度量地区社会资本水平的指标。 其中各地区信任指数原始数据取自于张维迎等（2002）[21]。本文将各地区信任指数看作一个存量指标，Trust为各地区信任指数比上全国各地区信任指数的简单加权和。 该变量的符号是本文所特别关注的，若本文的理论假说成立，则该变量应显著为正。
影响地区工业生产差异经济地理因素的首推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本文通过设置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Eastern）的方式来捕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同时，由于直辖市的经济功能与其它省份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服务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的经济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金煜等，2005）[22]，因此本文也设置了直辖市（City）这一虚拟变量。
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其强调了产业外部性和人力资本外部性（亨德森，1974）、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维纳布尔斯，1996），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因素（克鲁格曼，1991）在决定企业选址中的重要作用。为了检验这些包含收益递增的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本文构造了以下指标：（1）一个地区居民的消费需求水平。如果一个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则越能吸引企业到该地集聚。同时，企业的集聚也将引起人口在当地的集聚，从而提高当地的工资水平，这又进一步提高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从而产生产业集聚的良性循环。一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不仅取决于该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还取决于当地的人口规模，因此本文最终选取一地区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GDP）来衡量该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2）一个地区的企业数量（Firms）。一地区的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外部性以及人力资本外部性越强，越能吸引企业的集聚。同时，企业数量越多，该地区的产业市场需求也越大，企业间的“前向”与“后向”联系程度越高，也就越能吸引产业的集聚。本文以一地区工业企业数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例来衡量该地区的企业数水平。（3）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新进入的企业就越容易招聘到所需的专业人才。同时，较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较低的R&D成本，企业获得的创新收益也越大。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比较困难，本文选取了普通高等学校教师占总人口的比例（Teachers）来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4）基础设施及交通运输条件。克鲁格曼（1991）强调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果只考虑成本因素而不考虑其它，企业将会选址在具有最低运输成本的地方。一地运输成本的降低取决于交通条件改善对产业集聚的“集聚力”（concentration）和“发散力”（dispersion）的比较。若“集聚力”大于“发散力”，则交通条件的改善将会吸引产业的集聚；反之，则不利于产业集聚。本文选取了公路密度（Road）来衡量一地区的交通运输条件。另外，城市化的发展本身也会促进如法律体系、交通通讯网络等各类基础设施的改善，金煜等（2005）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Urban）来衡量一地的城市化水平，本文借用这一指标。
研究工业的集聚不能不考虑制度和政策的影响。大量的研究文献也都证实了制度和政策因素在中国地区差距形成和扩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鉴于制度是较难度量的因素，本文使用了一些政策指标来近似替代，因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本身就反映了制度的变化（金煜等，2005）。本文选取如下两个度量地区经济政策差异的指标：（1）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Gov）。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最根本的就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本文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政府财政支出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取决干预财政支出的方向，若财政支出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发展当地教育，则有利于工业集聚。（2）对外开放。大量的研究文献都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同时也扩大了产品的出口，因此显著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本文选取商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Trade）两个指标来衡量一地区的对外开放度。
由于我们采用的各地区信任指数为2000年的截面数据，因此因变量INDUSTRY采用的是各地区2001年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比例的截面数据。其它解释变量除东部沿海和直辖市虚拟变量外，均取1998年—2000年间的平均值。除各地区非农业人口数来源于相应年份各地区统计年鉴外，其它基础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由于西藏的一些数据不可得，因此删除了这个样本，最终用于计量分析的是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截面数据。
五、社会资本与工业集聚：计量分析
本文使用Stata8.0软件对回归模型进行基于OLS估计法的拟合， 由于截面数据较容易受异方差（Heteroscedasticity）问题的干扰，我们还采用了Robust估计法对模型进行重新拟合，以同OLS估计结果相对照。计量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中国地区工业集聚影响因素估计
说明：1）东部沿海虚拟变量（Eastern）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等13个省市。直辖市虚拟变量（City）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2）括号中的数值为变量估计系数的标准差。3）“***”、“**”、“*”分别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来看，在各个模型中，不管是OLS估计法还是Robust 估计法的估计结果均显示Trust变量同工业集聚显著正相关， 说明我国具有高信任指数的地区更有利于工业的集聚。由于地域上的广袤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各个地区在信任度上的差异很大（张维迎等，2002），这是造成我国各地区工业集聚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社会资本水平——至少是信用水平上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地理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虚拟变量（Eastern）同工业集聚显著正相关，表明该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有利于工业的集聚。直辖市虚拟变量（City）同工业集聚显著负相关，这主要是由于直辖市的经济职能显著异于其它省区所致。
在新经济地理的各个因素中，用来衡量市场需求因素的指标（GDP）和企业间“前向”与“后向”联系的指标（Enterprises）对国有工业和非国有工业的集聚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同预期高度一致。人力资本变量（Teachers）同工业集聚负相关，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信任指数与地区受高等教育人数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张维迎等，2002）所致，也可能是因为高等学校教师数这一指标并不能有效衡量一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化率（Urban）同工业集聚之间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城市化的发展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公路密度（Riad）同工业集聚负相关，但是却不显著，这一估计结果似乎支持了文玫（2004）的研究结论，其研究结果显示地区交通条件改善对工业集聚的发散力大于集聚力。
在两个衡量地区经济政策差异的变量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Gov）与工业集聚负相关，同预期一致。但出人意料的是衡量开放度的指标（Trade）同工业集聚也呈负相关关系，但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指明对外开放不利于工业集聚。其实正如金煜（2004）[23] 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当考虑对外开放同东部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的交互作用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后，对外开放是有利于工业集聚的。
六、结论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虽然福山（2003）[24] 认为政府在创造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方面并没有太多显而易见的手段，但政府却可以通过普及教育、鼓励民间合作组织的发展、有效提供必须的公共物品，特别是通过保护财产权利和公共安全，间接促进社会资本的创造，从而加速我国经济的增长。同时，政府应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因为这会给社会资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总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入，信任、社会规范、社会参与等社会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于像我国这种处于制度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体系还不完善，各种法律法规还不健全，这就更需要发挥社会资本的职能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通过建立包括社群在内的国家、市场和社区三者有机结合的经济发展机制，以加速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 学界普遍认为“社会资本”一词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于1970年代首次提出。
② 也有学者对社会资本下了不同的定义。如福山（1997）认为“只有共同的社会规范和标准才能被定义为社会资本”；科利尔（1998）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内部的社会与文化的一致，即支配人们互动的规范和价值的一致，建立在该社会之中的各项制度的一致”；奥斯特罗姆（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共享的知识、相互理解、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以及关于社会群体中的个人之间相互联系模式的预期”；鲍尔斯和吉恩蒂斯（2002）认为“社会资本通常是指信用，其涉及个人之间的联系，遵守个人所属的社区规范的意愿”；林南（2001）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其能被社会成员所使用，以获取更大的回报”。笔者认为普特拉姆对社会资本所下的定义比较全面。
③ 关于经济收敛的详细阐述，可参见巴罗和萨拉马丁．“Converge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2,100:4,22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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