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历史经验 真正高举伟大旗帜——论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科学处理旗帜问题的典范意义及其深刻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旗帜论文,典范论文,启示论文,伟大旗帜论文,深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的灵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十五大的最大贡献，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当前我们党和国家处于邓小平不幸逝世和世纪之交的关键时期，中国该往何处去，朝什么方向走，即举什么旗帜的问题成为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的情况下作出这一历史性决策，其意义非同寻常。十五大报告强调“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这就为我们从根本上指明了继续前进的方向，提供了统一意志和行动的强大思想武器。
认识“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必然要求解决如何真正高举旗帜的问题。在这方面，三位革命伟人——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创造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树立了无与伦比的学习榜样。认真琢磨其所提供的深刻启示，对于我们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列宁是科学处理旗帜问题，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
19世纪80—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内部的伯恩施坦派，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和修改，即修正主义。他们在哲学方面，胡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要求“回到康德那里去”，并且用平静的“演进”去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经济学方面，竭力用所谓“经济发展的新材料”来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论证”卡特尔和托拉斯能够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政治方面，鼓吹“阶级合作”、“议会道路”、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意识形态方面，宣扬“政党没有世界观”，大谈什么社会主义与包括宗教在内的其他学说结合的可能性；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提出“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的臭名昭著的公式，要求工人阶级放弃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而只从事改善当前景况的斗争。所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否定，是公然丢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帜。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运受到这种修正主义的广泛侵蚀，修正主义很快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当时，几乎在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政党内，都形成了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他们互相呼应，沆瀣一气，一齐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推出了“保卫祖国”、“惩办祸首”之类的荒诞不经的“新理论”，为本国资产阶级政策辩护，为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张本，从思想理论上的背叛滑到政治策略上的背叛，他们所主宰的党，也就蜕化为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并由此而直接导致第二国际的破产。
这时，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在此期间，列宁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所具有的革命性、科学性、开放性、创造性的特点，作了全面的阐发，对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的历史轨迹作了深刻的记述，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了深刻的揭露和系统的批判。列宁不仅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恢复了受到严重歪曲和糟蹋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来面目，而且在《论欧洲联邦口号》、《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科学地分析研究帝国主义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新矛盾，创立了完整系统的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指出经济和政治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原理，以及其他许多新公式新论断，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的阶段。正是在列宁主义旗帜的指引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及时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任务，并就此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列宁在晚年，以大量心血倾注于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探索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规律的伟大事业。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及时纠正党和苏维埃国家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做法上的偏差，提出新的适合现实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20年代初，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尊重实践，根据经验来修正原有的认识和做法，使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突出一例。在这一过程中，列宁以其新的思想、理论和经验，突破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创立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式和方法的崭新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为往后苏俄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且对一切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例如直到今天，仍可作为我们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依据。
因此，列宁是国际共运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处理旗帜问题，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模范。
二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科学处理旗帜问题，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
我们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1〕我们党在这个旗帜的指引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后来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发展为投降主义，招致了这次革命的失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个时期中，我们党又在这个旗帜下继续战斗，创建了革命的军队和根据地，开展了土地革命，抗击了国民党的“围剿”和日本的侵略，使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在这期间，党内先后发生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第二、第三次“左”倾错误，制定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并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冒险主义计划，采取一系列极端政策和行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党内发生这些“左”右倾错误，主要是由于党处在幼年时期，不少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未能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特别是还不善于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加以正确的运用。他们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中国的革命，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的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其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由于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封建势力统治之下，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但是，所有这些，为一切持“左”右倾观点的人所不了解和违抗，所以在革命的许多基本理论和策略问题上，都犯了极大的错误。究其原因，从思想根源来说，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错误统治时期更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其特点是抛弃了马列主义的实质，生吞活剥马列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并把它们搬运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的具体情况，还以为这样做才是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与此相反，毛泽东则是从中国革命事业一开始，就重视应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反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对各次“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他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与基本规律，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由于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的正确意见得以在全党全军范围内贯彻执行，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标志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或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2〕他强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这个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用它来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毛泽东本人，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模范，有的放矢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模范，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模范。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理论上清算了历次“左”右倾错误，使毛泽东关于“结合”的思想和原则，逐渐为全党所理解和接受。在这个基础上，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从而又郑重地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从此，我们党就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战斗，很快地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创立了新中国。建国以后，又在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指引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尽管这期间我们党有过一些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这正是一度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结果。
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是科学处理旗帜问题，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光辉典范。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来，随着粉碎“四人帮”和实行全面拨乱反正，怎样评价建国以后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一个大问题，而它的要害，是怎样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一些人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僵化的观点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搞“两个凡是”；一些人则借口毛泽东犯了错误，否定他的历史功绩，怀疑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因此，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亦即如何正确处理旗帜问题，成为能否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认识的前提,也是能否写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个核心问题。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多次谈话，以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为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确定了根本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第一，他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关系全局的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第二，他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种错误是“不算小”的“政治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也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要看到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并且不能把这种错误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同时，单单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第三，他提出要把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所以不能因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怀疑和否定毛泽东思想。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指出，我们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3〕第四，他强调对历史问题的总结，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整个评价，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第五，他还就如何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作了透彻的阐述，指出“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搞“两个凡是”不能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4〕这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对如何真正高举旗帜所作的彻底唯物主义的说明。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从根本上划清了一系列界限，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并且完整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回答了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的问题。
《决议》在邓小平指导下作出的上述郑重结论，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一是克服了党内外存在的思想混乱，有力地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认识的统一，从而不致陷于对历史是非问题的长期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聚精会神搞四化。二是为我们在新时期的一切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说到底就是邓小平概括的三句话，即：“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5〕三是使我们党处于主动，不致授人以柄，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为我国社会的稳定团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条件，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政治上的混乱甚至动乱。
邓小平科学处理旗帜问题，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尤其表现在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上。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带领我们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科学总结历史经验，重新认识中国国情，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过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次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我们党的新的理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先，这一理论具有明显的独创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因为它根据我国处于改革开放、世界处于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对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作出理论上的新阐述、新概括、新论断，特别是经过深邃的思考，科学地、精辟地、创造性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以，它已经形成为一个新的科学体系。其次，这一理论是从世界观、方法论到基本原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全面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它形成的理论基础。所以，它作为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归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总的科学体系的，是这个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第三，这一理论又是从世界观、方法论到基本原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不是表现在个别问题上，而是表现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是一般的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前进，而是从根本上获得了突破；不是单纯的量的增加和延伸，而是一种质的升华。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对当今时代特征、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所以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坚持这个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这个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理论始终是一面旗帜。但是，正如列宁早就指出过的，“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6〕。邓小平理论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把它作为自己的旗帜。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那么，邓小平理论就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高举这个理论的伟大旗帜，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最重大收获。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又郑重地把这个理论写到了党的旗帜上。十五大则进一步阐发了这个理论的历史地位，并且在党章中正式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我们党将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地推向新的世纪。
四
综上所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伟人处理旗帜问题之所以能堪称典范，就原因和表现来说，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其一，都是从当时的时代特点和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这种特点和实际结合起来，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实践提出的新任务新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7〕，“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8〕。因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应当立足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环境，应当与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相结合。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三位伟人作为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会坚决地遵循这一原则。大家知道，列宁正是从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从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这个“结合”的问题，指明俄国以至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探索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毛泽东也是根据这一时代的特点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国情，具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这个“结合”的问题，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的道路的。邓小平则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和中国处于改革开放时期这一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实践出发，具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来解决这个“结合”的问题，确立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所以，高度重视并且完美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时代特征和本国实际相结合，是三位伟人能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们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一个突出表现。
其二，都是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这也是很自然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社会主义的实践永远不会停留在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只有随着这个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始终站在它的前头，方能起到指南针的作用。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9〕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邓小平早在拨乱反正之初就指出：“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10〕1989年，他又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1〕这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科学的态度。三位伟人作为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会坚决地采取这种态度。大家知道，当年斯大林在阐释列宁主义时，深入地分析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国际性质及其与马克思学说的有机联系，把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指出“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12〕，并且从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和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关于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等六个方面，具体地、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列宁在新条件下如何“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如何“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13〕。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的最重大贡献，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种发展，或者表现为在继承之中增添了许多新的重要的东西，从而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向前推进了；或者表现为根据实践标准，勇敢地抛弃“老祖宗”的某些不准确、不科学的和陈旧过时的公式和结论，而代之以符合实际的新公式新结论，从而赋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使它充满生机和活力；或者表现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唯物辩证的思路，提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理中从未涉及过的属于全新的理论原则和理论观点，从而大大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总之，邓小平理论的最鲜明特点就在于创新，在于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在于它们总是振聋发聩，刷新人们的耳目。今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叙述邓小平理论就是叙述邓小平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宝库的、因而自然与邓小平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所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发展，是三位伟人能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也是他们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其三，都是恰当开展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坚决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和轨道。这同样是很自然的。在革命运动中，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常常会发生“左”的和右的倾向。无论是“左”还是右，实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这样那样的背离，而这是十分有害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不仅右倾学理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学理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因此，“在一切国家中，工人运动都必然……经历一种斗争”，即既反对右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反对“左倾”共产主义的斗争。〔14〕也就是说，必须同时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及时纠正错误倾向，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纯洁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三位伟人作为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会坚决地去创设这种条件。大家知道，列宁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在坚决反对和批判第二国际伯恩施坦机会主义这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指责了“革命工团主义”之类的“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后来又批评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也是既反对“左”的倾向，又反对右的倾向，对两者都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同样既反“左”又反右，既反对“凡是”，又反对对科学理论的怀疑和否定，同它们划清界限。所以，坚决反对错误倾向，排除“左”右干扰，是三位伟人能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重要原因，也是他们真正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又一个突出表现。
所有这些，都是三位伟人在处理旗帜问题上给我们提供的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
如今邓小平不在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承他的遗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不动摇。那么，怎样才是真正高举这面旗帜呢？从国际共运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尤其是从邓小平在处理旗帜问题上的深邃的思想、坚定的原则和高超的艺术中，可以领悟到必须遵循以下几点：
（一）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当年邓小平针对对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误解和曲解，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提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15〕这些年来，对邓小平理论也存在种种误解和曲解，所以我们同样必须强调邓小平理论是个思想体系，要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和损害邓小平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论及每一个问题时，都要联系邓小平的其他有关论述，要研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思想、主张和理论观点，从这样的联系中去作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把握，而不能断章取义，孤立地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片言只语，不顾及整个体系；在论及每一个问题时，都要联系邓小平提出某个观点和主张的具体背景和条件，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这样的联系中去作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把握，而不能搞形而上学，离开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任意把它抽象化、普遍化、绝对化；要遵循“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的唯物主义观察事物的基本原则，对邓小平的每一个理论观点和主张，都能够客观地研究它之所以被提出的初衷和原意，领会他的本来意图，而不能搞主观的猜度、分析和所谓的逻辑推论。更不能搞实用主义的“各取所需”。归结起来，就是要以辩证的、唯物的和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去对待邓小平理论。坚持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方能做到“完整准确”。
（二）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正确运用并丰富发展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生前最强调实事求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或活的灵魂就在于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义就是尊重客观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要在一切工作中始终把握这个理论的精髓，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具体的省情、市情、县情、乡情出发，特别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我国现在仍然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根据这个最大的实际来制定我们的目标和任务，政策和措施，计划和办法。既然科学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那么只有把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加以正确的运用，以此来研究新情况新特点，解决新矛盾新问题，而不是把它当作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才是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和发展的学说，邓小平理论也是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它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充实和拓展自己的内容，不能停滞不前，这正是它的生机和活力之所在。这一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还只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穷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和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律，我们面前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必然王国。也就是说，这个理论尚须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和创造，以求得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所以十五大报告一方面肯定它是贯通各个领域、涵盖各个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同时指出它“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郑重宣告：“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事实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几年来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从实际出发所作出的种种英明决策，所采取的各项重大步骤，所创造的许多重要经验，对国内外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问题所作的妥善处理，包括香港回归问题的非常顺利圆满的解决等等，不仅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正确运用。而且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全面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所有制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从而又在理论上取得了重要突破，作出了重大建树。这是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典范，是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典范。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这是从党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路线的内在关系上阐明了如何高举旗帜的问题，告诉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最重要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因为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基本理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前提和依据。理论是实践的向导和指南，但是理论形态的东西要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需要经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中介或中间环节。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同时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经济建设的政治保证，以坚持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根据这一理论，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指明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它集中体现了基本理论的精神和要求，是使基本理论见诸于实践的行动纲领。只有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才能使基本理论在中国转化为现实，才能最终实现基本理论的目标和宗旨，才能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
（四）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在一位伟人逝世后，在举什么旗和如何举旗的问题上，往往会遇到种种复杂的情况，其中有坚决主张举旗的，也有这样那样地或自觉不自觉地主张丢旗的；主张举旗，也有一个怎样正确地举旗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把握好正确的方向，不要为来自右的或“左”的干扰所影响和制约。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含义，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是这两者的统一。所以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抵制那种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同时又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以寻求更多更鲜明的“中国特色”。鼓吹邓小平理论的真谛是只要发展生产力而不必问什么主义和方向，要求完全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这是一种来自右面的干扰；机械搬用“老祖宗”的一些条条来“约束”邓小平理论，责难党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要求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这是一种来自“左”面的干扰。对这两种干扰，只有头脑清醒，坚决排除，才能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但是从当前实际情况看，来自“左”面的干扰更易于迷惑人，因此要着重排除“左”的干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过：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鉴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党的基本历史以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而作出的重要论断，是从总体上考虑问题而得出的一个总体上的结论，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因此，坚持这个论断和结论，无疑是我们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一个必要条件。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9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3〕〔4〕〔5〕〔10〕〔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310、128、300、181、42页。
〔6〕〔7〕〔9〕《列宁选集》第3版，第1卷，第271、274、274页。
〔8〕《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26～27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
〔12〕〔13〕《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84、610页。
〔14〕《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199～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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