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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界似乎是随着一拨又一拨的时尚理论在行走。
课程改革前期，我们所崇尚的理论话语系统基本是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是隐性课程、显性课程，是研究性学习、校园文化、学习型组织；课程改革中期，多半是学校课程建设，是基础型、拓展型、研究型课程，是校本课程、现代学校制度、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文化；如今又变成了个性化办学、特色化发展、精细化管理，变成了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和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有效教学以及高效课堂等。这些概念轰轰烈烈地传递，毫无疑问为推进教育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一段时间之后，或由于其理论自身存在的缺陷，或由于实践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并有效贯彻落实，导致教育界长期存在的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多少改变，教育实践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也未得到根本改观，这些概念和理论也慢慢在被淡化并走向衰落。
如同所有教育时尚理论在教育界走过的轨迹一样，“学校文化”这一概念也大有淡出舞台、被人遗忘之虞。其最终结果无非就是不断被概念和理论循环，从而渐渐失去了意义，而现实却没有多大变化。学校的困境依旧，教育的异化依旧，课改的瓶颈依旧，“学校文化”对于教育的助推力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谈。
我以为“学校文化”走出误区，改变现状的唯一可能就是：从宏大走向细节，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概念走向行动，从抽象走向具体。概念只是学校文化的躯壳，没有人文价值的教育生活细节，学校文化便是一个没有灵魂与精神感染力的大空壳，与干瘪的谷粒无异。
对于学校文化建设，一线校长应该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更应该经常关心的是：学校给人温暖的是什么？学校让人心寒的是什么？学校留给学生什么记忆？学校留给教师什么回想？……这就是校长的文化自觉。
一线教师应该关心的是什么？我以为更应该关心的是教育教学的细节。那些有温度、有品位、有文化的细节，细节构筑了教育，细节合成了教学，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细节组成的。而细节由人创造，教育、教学的细节主要是由教师来创造。这就是教师的文化自觉。
校长的文化自觉、教师的文化自觉，成就了学校的文化自觉，也成就了学校的文化。
不是口号在讲述理念，而是细节在彰显理念。我们都说校长是学校的管理者，更是学校的引路人。那么，引路人在引领什么？在校长心中以什么为荣？毫无疑问，我们都会说以学生发展为荣。不妨再追问一下，以什么学生为荣？以学生的什么发展为荣？这也许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不同的校长心里就会有不同的答案。
走进许多高中，特别是每年高考放榜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学校光荣榜上张贴的常常是高考的获胜者，尤其是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由此可以看出很多中学校长都是以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尤其是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为荣。
而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你会看到这里有两个博物馆，一个是教师博物馆，一个是学生博物馆。教师博物馆陈列着退休老教师用过的各种教具，有收录机、留声机、刻蜡纸的钢板等等，更多的是教师备课本，那些写得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教案，仿佛在向你述说着一代又一代的教师在这里辛勤耕耘的故事，那么真切，那么温馨，那么感人。学生博物馆陈列着学生在校期间使用过的物品：有课本，有教师批改过的学生作业簿，有篮球、排球，有学生获得的奖章，还有从1980年至今每个班的毕业照，一个不落。博物馆真诚展现了这所学校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学生，以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为荣的价值思想。
安徽省马鞍山市二中校长汪正贵曾经讲述了发生在他们学校的真实事件。2012年元旦，学校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总结发布了2011年马鞍山二中十件大事。不久，学生会也在全校学生中评选“我心目中的2011学校十件大事”，并公开发布，结果只有30%左右的内容与学校公布的基本吻合。很显然，学校的看法和学生的视角差异很大，学生认为的大事，学校却觉得是小事；学校认为应该大书特书的事，学生却并不在意。十分难能可贵的是，汪正贵校长从细节中不但发现了问题所在，而且自揭问题，警醒自己，也警醒更多的校长——学校应该更多地从学生视角考虑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些校长的行为细节。一所学校校庆，印了许多纪念影集发给教职工和来宾，一共100张照片，其中以校长活动为主的照片竟有82张之多。为此有人大声疾呼：不能让学校公共活动区成为校长的私人相册。学生的教养来自校长、教师的言传身教，尤其是身教，学生长时间耳濡目染，会不自觉地去效仿。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学生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有人说，教育者庸俗一分，学生们就可能完全丧失理想；教育者对自私过于坦然，学生们就会把利他当作耻辱；教育者过度宣扬个人主义，学生们最终可能无限地膨胀。我以为这些话切中时弊，振聋发聩。
同样是校庆，南京大学校庆排座次时“序长不序爵”（即不以官职大小而以年龄大小为序）的做法引得网友一片赞誉。每个学校校庆，都会有许多来宾参加，如何给来宾们排座次就是一个问题，这个细节直接反映出了学校的文化精神。
当下课改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绩，但同时遇到的障碍并没有解除，究其原因就是在一些校长、教师身上有一种文化性缺失，导致了课程改革还过多地停留在技术、方法、方式的更新上，只在技术、工具、模式层面上徘徊，只遵循技术、工具、形式的逻辑，而核心的价值思想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关注的依然是宏大的理念，却恰恰忽略了最重要的细节，因此课程改革当然就会出现浅表化、简单化、形式化、口号化的现象。
2012年6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的《莫让“高考压倒一切”》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些现象：一所学校一个女生从高一到高三的所有试卷摞起来竟然有2.41米高。一所学校让学生坐在教室打点滴，备考、营养两不误。一所学校的励志口号竟然是：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生时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这些学校的校长、教师、学生已经陷入十分典型的“囚徒困境”，所有人都是受害者，但没有人愿意第一个住手。
再看看一位老师发给家长的短信：“尊敬的家长：你好！最近天气比较冷，感冒等流行性疾病很容易传染，希望能注意孩子的营养，也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板蓝根作为预防。”家长看到这里心里暖暖的。但是，短信比较长，上一页没完，还有下一页，短信的下一页是这么说的：“不要让孩子在期中考试时因为身体不适而影响成绩。谢谢配合！”家长看到下一页立刻就明白教师不是真正从关心孩子的身体出发，而是关心班级的考试分数，关心自己在校长心中的位置，家长的心一下子又凉了。
不知从何时开始在一些校长、教师身上出现的这种文化缺失，是一种人文思想、世界观、教育哲学的缺失和贫乏。教师的人文情怀从教育中消失，个人品格从教学中消失，某些教师的话语中、课堂上已经没有了人文的气息。夏丏尊曾说过，“学校教育如果单从外形的制度与方法上走马灯似地变更迎合，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只注重于形式的改变，而没有真正在价值思想上发生变革，我们的课改很可能就是低效的甚或是无效的。
宏大的口号固然有一定作用，但口号只有化作教育工作者的言行细节，才能成为一种文化行为，才有存在的意义。有文化的教育细节，表现了教师的文化自觉，标明了学校的教育内涵。有文化的细节，才能体现教育的生命、学校的意义——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文化就是由丰富多彩的有文化细节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