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理政治国26年的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贡献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几种有代表性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1月，周恩来理政治国长达26年。关于这26年周恩来历史贡献的问题，从官方到民间，多有评价。有代表性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新中国的总管家。这是老一辈革命家众口一词、虽是非正式的但却是最能揭示本质的一种评价。毛泽东、朱德、邓小平、杨尚昆等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领导人，曾先后多次讲过类似的话，而且这早已成为全党共识。曹应旺同志有一本研究周恩来的专著，就叫《中国的总管家》[1]。
——人民的好总理。郭兰英一曲《绣金匾》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的说法从周恩来始。这一评价虽然朴实无华，却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好总理发自内心的最高褒奖。
李琦同志评价周恩来有“五顶桂冠”说，其中的“人民公仆”与“人民好总理”有异曲同工之效。周恩来自己曾多次说：“我不过是中国第一个勤务员罢了。”[2]400陈毅在三年困难时期曾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3]576李先念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恩来同志是个榜样。”[4]495胡耀邦同志则作出了全面的概括：“全党楷模。”
——新中国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和组织实施者。这是周恩来诞辰100周年、11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代表两届党中央在纪念讲话中，共同作出的关于周恩来理政治国26年的最权威评价。这一评价精当之处在于：其一，它揭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作出了理论建树”，他同刘少奇、朱德都是毛泽东重大决策的重要参与者，但周恩来是参与得更多、更全面的一个；其二，周恩来不仅是党中央、毛泽东各个历史时期重大决策的重要参与者，而且还处于全面负责把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组织领导者的关键位置上。如果说前者跟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没有多大区别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除毛周以外的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5]192。这一评价也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周恩来排在毛之后的第二位，作出了准确的诠释。周恩来历史定位研究一个重大的难点是如何把周恩来与刘少奇、朱德区别开来。“新中国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和组织实施者”这一评价之所以成为经典评价，就在于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关于这一点，杨尚昆同志说：“自1927年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到1976年病故，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恩来同志一直是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这在中国共产党内，只有周恩来一个人。他长期在中央做实际工作，是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参与制定者和指挥者。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作为全党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主帅，恩来同志是名副其实的副帅。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核心成员达成了历史性共识，恩来同志紧接着毛泽东同志之后，排在第二位。这是对恩来的历史地位和功绩的公正评价，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愿。”[6]42-43
二、从“贡献最大”说，到“三领袖”、“四伟人”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周恩来的贡献评价问题，同周恩来研究的其他问题一样，表现出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参与性与广泛性的特点，并由此决定周恩来研究学术观点的多姿多彩性。在关于周恩来理政治国26年历史贡献的评价中，力平同志关于1949-1976年，周恩来“贡献最大”说，是影响比较大的一个。
——“贡献最大”说的提出。
天津周恩来研究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力平同志大会发言中提出：1921-1998年，中共经历近80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1-1949年贡献最大的应推毛泽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1949-1976年，贡献最大的应推周恩来，维系了新中国；1977年后，贡献最大的应推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关于建国后这一段，力平同志指出：“建国后的26年，是很不平静的26年，国家曾两度濒临危境，赖有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挽救危局，才维系了国家，还使国家有较大的发展。这功绩应首推周恩来。”[7]756这就是力平同志关于建国后26年周恩来“贡献最大”说的出处。
——“三领袖”、“四伟人”说的提出。
在同一会议上，台湾学者邓维贤先生提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因个人石破天惊的成就，而成为20世纪的杰出的伟人”。“毛周的成就有相当程度的重叠，而邓最主要的成就，周则有‘助产’的功劳。”[7]776邓先生在这里把毛、周、邓同列为20世纪杰出的伟人，但他并未挑明三领袖并列。挑明这一点的是首倡周恩来精神的刘济生教授，他在《解读周恩来》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关于周恩来的历史定位”，“力平同志的‘毛后邓前’，三领袖并列说最终作出了圆满结论。我认为，三领袖并列说之所以站住脚，是因为力平同志‘三个时期’理论观点提得好。建国后28年，总不是历史空白，冷静地分析这段中华民族难忘的历史，周恩来的历史作用就凸现出来”[8]343。这是笔者所知“三领袖并列”说的最早出处。其后又有人在“最大贡献”说、“三领袖并列”说的基础上，从江泽民关于20世纪中国三大历史性变化产生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大伟人的说法中得到启发，进一步归纳出20世纪中国“四伟人”说：“孙中山追求新中国、毛泽东创建新中国、周恩来维系新中国、邓小平发展新中国。”[9]24这一观点以新的视角审视历史人物不同的历史功绩不无道理，而且这种排比方式，有其生动性和较强概括力的一面，近十年来流传甚广。
——“最大贡献”说、“三领袖”、“四伟人”说溯源。
其实，力平的观点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评价，经过陈云、李琦、石仲泉等同志的逐步“提升”而来的。《决议》中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决议》和邓小平关于文革中周恩来评价的基础上，陈云同志深刻指出：“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陈云这句话，一语道破“文革”中周恩来的突出贡献。可以说“文革”中周恩来研究，特别是“文革”中周恩来突出贡献、突出地位的研究，陈云是作出深刻概括的第一人。在此基础上，李琦同志进一步指出“文革”中周恩来“砥柱中流”、“苦撑危局”，“他人绝难替代”，“一身系天下之安危”[10]7-9。石仲泉较李琦跨了更大的一步：他指出，文革使周恩来一生“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从“文革”10年间中央领导发挥作用比较看，“周恩来对中国人民建立的功业最大”。毛泽东在这10年虽然做出过一些正确决策，在一些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他所起的主要作用是错误的”。刘少奇一开始就被打倒，朱德长期被排除在核心领导圈外，相比之下，周恩来尽管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但是他的中和、治乱作用是属于主导地位的，“功德是无量的”[11]450。石仲泉的贡献在于把“文革”中周恩来与毛、刘、朱作比较，指出“毛文革中主要作用是错误的”，周恩来“文革中中和和治乱作用是属于主导地位的”，“建立的功业最大”。可以说，力平的观点，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引申、推导出来的。的确，力平的观点，在周恩来研究方面有积极意义，彰显了周恩来突出的历史地位。但有没有负面影响？这个问题近几年开始表现出来。力平的观点并没有“三领袖”的说法。但力平的说法中暗含着毛、周、邓并列的意思。“三领袖”说就是依据这一点，从力平的观点中推导出来的。而“三领袖”、“四伟人”说的实质是毛周并列。毛周一般的并列，也不是不可以。《邓小平文选》中多处出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这样的表述。这种的毛周并列是可以的，是符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的。但“三领袖”说已经不是紧挨毛泽东之后，而是把周恩来抬到与毛泽东等同的地位，这就有点不恰当。刘济生同志意识到“三领袖并列”可能遇到不同看法，于是解释说：“如果我们坚信列宁关于‘领袖是个集团’的结论，那么，就是同一个时代，举毛仍然可以举周。正如当年人们把马恩并列在一起相提并论一样。”[8]343这种解释好像很有道理，其实不然。当年的马恩并列，如同邓小平所提“毛周并列”一样，是一种“偏正”并列，是恩随马后、周随毛后的非等同并列。这种并列，这种“相提并论”，其重心和次序是人所共知、不可颠倒的。石仲泉已经指出这种提法“不那么准确”[9]24。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总结20世纪中国三大历史性变化时，提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伟人”说，这是很深刻的。把周恩来加进去，成为“四伟人”，就有些困难。你可以说周恩来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可是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找不到属于周恩来能与孙、毛、邓等同的位置。力平同志说1949-1976年周恩来维系新中国，这个“维系”的提法很微妙。1956年八大后，至“文革”结束，毛的错误倾向几度占据党和国家的主导方面，周恩来的维系只是在毛的主导下，坚持毛的正确方面，相对来说，处于非主导地位，这就是我们否定“大跃进”、“共产风”以及“文革”的本质原因。石仲泉先生说周恩来“文革”中的“中和、治理作用是属于主导地位的”，是就周恩来自己“文革”中发挥了多方面角色的作用而言的。在“多方面角色的作用”中，“中和、治乱”的作用是属于主导地位的。而不是说，整个“文革”中，甚至1949年以后直至“文革”结束，周恩来的作用是占主导地位的。如前所说，即使是“文革”成就了周恩来的辉煌，但“文革”中周恩来的作用，必须承认这作用折射着毛的光环。这就是我们找不到属于周恩来真正能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同看待的历史空间的原因。所以有人说，所谓“三领袖”、“四伟人”的“评价未必妥当”[12]。
三、关于“最大贡献”说的严密性问题
“三领袖”、“四伟人”说，与力平同志的“最大贡献”说，存在着内在联系。“三领袖”、“四伟人”说的理论缺失，促使人们反省“最大贡献”说理论上的严密性。我们从上述石仲泉同志关于周恩来“文革”中贡献的分析中得到启示。石仲泉同志关于“文革”中周恩来历史作用的分析，是建立在否定文革，也基本否定“文革”中毛泽东贡献的前提之下的，这是有依据的，是实事求是、也是比较科学的。但像力平同志那样，把“文革”10年扩展到建国后26年，或者28年，这里就有一个毛泽东所起作用的估价问题。学术界的确早就有一种意见，全盘否定建国后，甚至如《晚年周恩来》，全盘否定毛泽东一生，全盘否定毛泽东、周恩来的人格，甚至全盘否定毛、周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人民解放事业。这种极端的意见不能代表人民，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更不科学。目前不要说官方的宣传口径，就是在广大基层群众中，不要说全盘否定毛泽东，就是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也是通不过的。因为尽管那17年，有困难，有曲折，甚至有失误，但总的来说，新中国是前进的，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政治上翻了身，生活状况也是较旧社会有所改善的。所以时至今日，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仍然是一往情深的。香港的一家报纸报道说：“毛泽东逝世近33年了，但这位共产党中国的缔造者似乎仍然活在中国人的心中。”[13]依据这样的客观实际，反观力平同志的说法(建国后26年“周恩来贡献最大”、“维系了新中国”)，就不如石仲泉同志的说法(“文革”中周恩来贡献最大，维系了新中国)来得妥贴。当然，力平同志没有否定毛泽东建国后全部历史的原意，只是他的观点中，隐含着严密性缺失。
令人关注的是，关于周恩来历史地位、周恩来理论贡献的评价方面，有些人走得更远。在一次周恩来研究的学术会议上，一位研究者居然提出“周恩来思想”的命题，甚至呼吁“我们党应以毛泽东、周恩来思想作指导”，“邓小平理论其实就是周恩来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其实毛泽东、周恩来思想就已经概括了”。这种说法不能说与“三领袖”、“四伟人”说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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