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国管理模式”的理论思考_儒家论文

建立“中国管理模式”的理论思考_儒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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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了更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模式,以台湾、香港、澳门为代表的港台管理模式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前形成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凡此种种,虽然对我们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有一定借鉴作用,但决不能全盘照搬。中国式管理模式,只能由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创造。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项重要的社会课题。

一、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基本思路(基本架构)

我认为,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立足现实,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不管是世界上哪一样管理模式,都是在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指导下形成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模式是在资产阶级的个人本位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思想指导下面创建的;某些东方国家的管理模式是以儒家人本主义思想为指导,加上现代意识而建立的。今天我们要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只有在它的指导下,才能够正确地总结与升华企业的丰富的实践管理经验,才能够科学地解剖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在此基础上,依据企业的现实需要,逐步地创造出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国式管理模式。这是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指导思想。离开它就会迷失方向。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列宁:《论策略书》)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我们必须从中国现代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切认识都来源于社会实践,中国式管理模式也只能来源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国的企业家和广大职工在企业实际管理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只有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将这些丰富的管理实践不断地上升到理论高度,才能逐步形成中国式管理体系。他们是中国管理模式的真正创造者。这是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根本出发点和社会基础。离开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就根本谈不上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

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仅有中国企业的丰富管理实践经验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与吸收人类文化思想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要一只眼睛盯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另一只眼睛盯住世界的优秀文化。既要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要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中的一切合理成分。在人类创造的文化思想中,凡是有利于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管理思想,有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与真理,我们都应该结合实际加以吸取,作为创立中国式管理模式的重要思想资料(原料)。离开中国和世界文化中的优秀管理思想,中国式管理模式也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在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中,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闭关自守。只有面向现实,面向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中国式管理模式。

不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世界文化,都必须依据时代特点和企业需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加以分析与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努力寻找“古”与“今”、“洋”与“中”的结合部、生长点,推陈出新,使之发扬广大,并将它熔铸于中国式管理思想体系中,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向前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综合创新论”。

只有按照这样的基本思路,才能逐步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式管理模式。只有逐步地建立起中国式管理模式,才能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这里,着重说明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关系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民族。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丰富的精神财富。如果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不够丰富的话,那么,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的丰富性则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无法相比的。从历史发展看,先秦有诸子百家之学,两汉有经学,魏晋有道学,隋唐有佛学,宋明有理学,明清有实学,近代有新学;从文化构成看,既有本土的儒学与道学,也有外来的佛学与西学;从地域看,有燕赵文化、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也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从民族看,有汉族文化,也有回、藏、蒙等少数民族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性看,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中国传统文化虽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思想体系,但它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死亡。通过书本教育、民间流传的警句、格言以及现代化的各种传播媒体,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些活着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从内容看,有精华也有糟粕;从作用看,有正面作用(积极作用)也有负面作用(消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从形式上虽是丰富多彩的,但从本质上都是“修己治人之学”。所谓“修己”,是指如何塑造人的道德思想品格和文化教育素质问题;所谓“治人”,是指如何管理人的问题。不管是“修己”还是“治人”,其中都含有极为丰富的管理思想。我们在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中,一刻也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己治人之学”,因为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切所需要的历史思想资料。正如巧妇做饭,没有粮食和蔬菜做不成美味佳肴一样,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离开中国传统文化,也只能是一种空想。

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神食粮,但这种需要是有选择性的。依据时代精神和现实企业需要,我们只能选择那些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建设中国式管理模式的“修己治人之学”,排斥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腐朽思想和精神。这里,我们以儒、道、兵三家为例说明之。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管理上,有精华部分,也有糟粕部分。儒家宣传的“重农轻商”思想,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重道轻器(科技)”思想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推行;“言义不言利”思想不利于调动广大企业职工的内在驱动力,理应加以批判、抛弃。但是,在儒家的“修己治人”的管理思想中,也有许多精彩思想需要我们发掘、继承与弘扬。宋儒的“言义不言利”之说虽是消极的,但是孔子所讲的“见利思义”(《论语·宽问》)思想却是正确的。在商品经济中,办企业就是要赚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君子爱财”应该“取之有道”。“见利思义”为现代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取向,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道德经济,把经济与道德统一起来,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天市场上出现的假冒伪劣现象,从价值观上就是“见利忘义”思想的一种误导。在经营观念上,如何处理企业的“人”与“物”(即厂房、设备、产品、资金等)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以人为本位与以物为本位的两种思想的对立。中国的现代企业家由于受到儒家的“天地之中人为贵”思想的影响,多信奉“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在企业中推行“人格化管理”、“民主管理”和“贤人管理”。在协调人际关系上,中国企业家深信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不但努力沟通企业内部的领导与职工各部门间以及不同职工之间的和谐关系,还努力追求与社会大系统的充分和谐。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理解万岁”和“换位思考”,就是儒家的“以和为贵”思想的具体体现。中国企业家都把儒家的“诚信”看成是塑造企业形象的重要原则,提出“以诚实为基、信用为本,创造美好企业形象”的要求。根据儒家的“正己正人”的思想,在企业管理中,强调由自我管理而达到对他人的管理,重视企业家的率先垂范作用。在管理手段上,中国企业家深谙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真谛,既重视以礼、法为内容的外在控制,更重视以道德为导向的内在控制,偏重于以“情——理——法”思维模式来处理问题,大力提倡“人情味管理”和“爱的管理”。他们深信“厂长给工人一分爱,工人给企业十分情”、“厂长心中无职工,职工心中无企业”的道理,努力启动职工的内在积极性和创造性。如唐山豪门集团提出的“兄长的心+厂长的手”;江苏春兰集团提出的“无情的三铁(铁条例、铁纪律、铁管理)”和“有情的爱心”相结合的管理之道,都是儒家的“德主刑辅”管理思想在企业中的现代转换和具体应用。

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的管理思想,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相适应的一面,也有相排斥的一面。老子倡导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在中国现代企业中集中地表现为“大而全、小而全、万事不求人”、“企业办社会”的管理模式。这同市场经济的开放意识和全球意识是不相容的。只有突破企业的这种自我封闭的传统管理模式,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使企业走向专业化,面向社会,面向世界,才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体系。老子讲“不争之德”(《老子》第六十八章),讲“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讲“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这同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名牌意识、风险意识是相抵触的,必须加以抛弃。但是,在道家的管理思想中,也有许多至今仍有智慧闪光的部分。如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件“无所作为”的懒汉式的管理方式,而是“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方法。“无为而治”含有三层意义;一曰在企业管理中,要求最高管理者在小事上“无为”,在大事上“有为”,只有小事上有所不为,才能保证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这叫“抽身谋大事”;二曰要求企业家在金字塔式的管理体系中,善于做到“君无为而臣有为”,只有君无为才能使臣有为,充分发挥各级领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力避权力越位;三曰在企业管理中力求“顺其自然”,切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妄为”和离开客观实际可能性的“强为”,必须坚持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和客观实际办事,反对主观主义。“无为而治”实际上是一种“上德无为而无不为”的管理思想,即是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的科学管理方法。只有把儒、墨、法的“有为而治”与道家的“无为而治”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一种有效的企业管理模式。“有无相生”是《老子》第二章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命题。这一充满辩证思想的命题,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企业家根据“有无相生”的辩证法思想,结合现代商品周期性理论,在产品生产上提出了“人无我有”、“人缺我补”、“人旧我新”、“以新取胜”、“以先取胜”、“以变取胜”的经营原则;在市场观念上,提出了“填补市场”、“组装市场”、“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现实市场”和“潜在市场”的新观念;在企业投入上,提出了“有形投入”与“无形投入”的新思想;在领导方法上,提出“行使管理权于无形之中”。现代企业家依据道家的“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的逆向思维,提出了各种求异经营谋略,以取代传统的经营思想,不断地为商品开拓市场。如针对产品销售中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现象,主张“现丑经营法”。

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竞争经济。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学派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为市场竞争提供了“以智取胜”的谋略思想。《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和“先知者,不可取之鬼件,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变,必取于人”的唯物论思想;正与奇、虚与实、利与危、迂与直、静与动、心与气等相辅相成的辩证法思想,以及“智信仁勇严”五德皆备的道德修养论,都早已被中外企业家运用企业管理,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这里,不再赘述。

从上述儒、道、兵三家某些思想的分析,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建构中国式管理模式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只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深入地解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将其中的精华部分与现代企业管理需要相结合,使之发扬光大,并把它融合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体系中,才能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三、学者与企业家的联盟

中国式管理模式,是由中国人自己建立的。这里,既包括知识渊博的学者,也包括具有丰富实际管理经验的企业家。这两支队伍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一般说来,学者的优势在于有理论有知识,而缺乏企业实践;企业家优势在于有实践经验而缺之系统的理论和知识。所以,学者应自觉地经常到企业中进行蹲点、调查,甚至也可以亲自从事一段企业管理,以补自己之不足;企业家也应自觉地填补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通过系统学习和短期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扩大自己对海外企业管理的各种管理学说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的知识。只有将两支队伍的优势进行互补,才能创造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新的管理思想体系。

学者与企业家联盟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通常的学术研讨会和联谊会,也可以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组成课题组,共同探讨与研究。企业家还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聘请一些学者当顾问,组成企业的智囊团,为企业家出谋划策,这也是“无形投资”的重要内容。企业的智囊团,不仅有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还应该有哲学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成熟,要求企业家必须具有哲学头脑,否则,必为无情的市场经济所抛弃。这已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港台企业管理经验所证明。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联盟的重要性,就会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形式。

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建构,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只有加强学者与企业家的联盟,经过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创造出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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