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系神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神社论文,试论论文,移民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3；B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4)01-0120-08
一、引言
在古代，随着大陆移民的东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负载精神文化的文字与书籍以及儒学、道教、佛教等等，不断东渐，流播日本。正如日本学者所言，中国文化是“凝成豆腐的盐卤”，中国人是“教导孩子的先进长辈”[1]；古代的大陆移民“是我们的祖先，是推动日本古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2]。这些来自大陆的移民不仅推动了古代日本的社会发展，而且也为日本文化的成长添加了催化剂[3]。
日本神道教，是在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崇拜、神灵祭祀和礼仪的基础上形成的宗教信仰，其大体经历了原始神道——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与独立神社并存的几个阶段。其中，原始神道大约于弥生时代前期(公元前3世纪——前1世纪)，在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和丰收后答谢神灵恩德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的，它“可以说是以大陆和南方系统的稻谷农耕仪礼为核心的各种神灵与北亚和大陆的萨满教系统诸神灵的融合”[4]。神社神道约诞生于3世纪，在5世纪大和朝廷统一日本之后，形成了以天皇氏族神——天照大御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祇系列和礼仪。由于确立了天照大御神为日本
的皇祖神，又认定了日本皇谱的“万世一系”，神道便成为自日本开国以来所确立的纯
粹的日本传统，它代表着日本国家和个人的理想的存在形态，是日本整个国家精神的最
高理念[5]。然而在这一“整个国家精神的最高理念”中，仍依稀可见中国文化的成 分
。毋庸置疑，古代大陆移民东渡日本后，建造神社、祭祀祖神，为日本神道教的成长 和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神道教的三要素(神祇、神社、祭祀)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神社的出现、神社神道的形成在神道教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日本学者指出：“神社是日本固有信仰的中核，长久以来在日本民族的历史中，神社常常作为精神文化的标志，发挥了和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神道的历史是日本人的精神和思考原则的基础，神社的历史是民族的信仰心和思想的结晶，是神道史的基盘，……它扎根于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生活基层。”[6]以往专家学者在佛教、儒学及制度等的东传方面用力甚勤，成果颇丰。鲜有学者注意到大陆文化对日本宗教信仰即神道教的影响。本文试从大陆移民系神社着手，来考察大陆移民对日本神道教的影响，旨在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二、神社的缘起
神社从古代祭祀场所进化而来，是远离日常生活场所的神圣空间。它是“祭祀神灵的圣域和神道中核的活动据点”，有明显的标志以区别俗界和神域。《古事记》雄略天皇条中载赤猪子答天皇的歌中有“为了神筑了神篱”；遵从父命让出国土的事代主神“在船上造一个青枝绿叶的神篱，隐没其中”。这种神圣的区域“神篱”，就是神社的“祖型”。被奉为神道圣典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神代卷中保留有许多今日神社和神宫的缘起资料。我们常会读到某神出现后即隐没身影，何去何从令人难以琢磨，不过认真读下去就会发现他们都去神社享受香火了[7]。如伊耶那岐神隐居近江多贺神社、大物主神赴出云大社等等。
据记载，原始神道的祭祀，最初时出现了“圣域”、“神篱”和“盘座”、“盘境”；进入3世纪，祭祀礼仪逐渐复杂起来，逐渐出现了“依代”、“神体”，临时性的房屋被固定的社、宫、祠所代替，神社神道开始出现；5世纪大和统一日本后，在神道中形成了以天皇氏族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祇系列和礼仪即“皇室神道”，天皇只在
宫中设殿祭礼天照大神，天皇与神器共居宫中，“同殿共床”。5世纪中期神殿迁出皇宫
，几经变化、发展，成为今日的伊势神宫[8]。古代天皇的皇女多被任命为神社(神 宫)
斋主，代表天皇主持拜祭皇祖神的祭祀活动；天皇行军征讨之时，也多赴神社(神宫 )祭
祀皇祖神，祈求保佑。《古事记》垂仁天皇条载，皇女倭比卖命“拜祭伊势大神宫 也”
；景行天皇条载，皇子倭建命征讨东国“受命罢行之时，参入伊势大御神宫拜神朝 廷”
，祈求神灵保佑。
神社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周代的《墨子》卷八：“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意为“祭神的地方”；神宫一词，始见于《十六国春秋》卷六十九：“虽如来须弥之宝塔、帝释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丽方其饰矣”，意为“祭神的宫殿”。日本神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神武天皇即位前纪戊午年，《日本书纪》神武天皇即位前纪戊午年九月戊辰(五日)条载：“时弟猾又奏曰：……宜今当取天香山埴，以造天平瓮而祭天社国社之神，然后击虏则易除也。”崇神纪7年条中也有“定天社、国社及神地(赐给神社的土地)、神户(赐给神社的农民)”的记载。《晋书》称“天社”为帝王祭祀恒星之处，《礼记》谓“国社”是诸侯为人民所建的祭祀场所。但在日本，“天社”意为祭祀天津神即高天原诸神的场所，“地社”、“国社”意为祭祀地祇即国津神的场所。事实上，
这是受中国思想的影响，同律令制糅合在一起的。《近江令》的神祇令载有：“凡天社、地社者，神官皆以常典祭之。”《养老令》的神祇令中的天神地祇条也有“凡天神、地神者，神祇官皆以常典祭之”。《近江令》和《养老令》的神祇令的母法、本令——《唐祠令》有“在天称祀，在地为祭，宗庙名享”。《唐六典》载有“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近江令》、《养老令》和《日本书纪》取“天神地祇”把祀天神(高天原诸神)的场所称为“天社”，祭地祇(国神)的场所称为“地社”、“国社”。这样的称谓是中国律令制度移入日本的产物，具有一种官僚性社格制度的特色[9]。
如从“社”和“宫”的日语发音来看(“社”的训读为“やしろ”，即为“屋代”，“宫”的训读为“みや”，即为“御屋”)，社、宫发轫于“屋”，即古代最初在“屋”中祭祀神灵，后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而形成了公共的祭祀场所。因此，神社最初形态为“宫(御屋)”，发源于“社”。古代的“都”(“都”的日语发音为“みやこ”，就是“宫户”)就是宫、社积聚的地方。笔者认为，古代祭祀天神地祇的“神事”与“政事”一样庄重，祭祀神祇的时候一定会在“圣域”之中建起临时性的“屋”安置
神灵。3世纪后，祭祀的次数由一年一度或春秋两度逐渐增多，这种临时性“屋”被永久
性的社殿、神殿代替，发展成为了“神社”。神道史学家西田长男指出：“神社的历史
不仅可以追溯到古坟时代，而且可以上溯到弥生时代。其实证就是大场磐雄博士在神道
考古学方面树立的辉煌成果。”[9]1989年发掘的吉野里遗迹(弥生时代遗址)四周有环形
壕沟，壕沟里面发掘出很多用作祭祀的管玉和铜剑等器物，遗迹中存在楼观和邸阁的柱
穴等建筑物，这种初具规模的建筑物被认为是当时的祭祀场所——神社的雏形。此外，
在日本滋贺县栗太郡东町的下钩遗址中，也发现了据认为是弥生时代后半期的神社祖型
弥生时代移居日本列岛的大陆移民，无疑在神社的建造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祭祀遗迹可以看出，祭场多选在秀丽的山麓和清澈的水边，这是中国式的风水信仰。建造高大壮丽的神社(神宫)不仅需要有丰富的财力，而且还需要高度的建筑技术。这种高度的建筑技术无疑也来自东渡日本的大陆移民。可以想像，当时来自大陆和朝鲜半岛的移民及其后裔参与了神社(宫)的建造，甚至还把自己的祖神置于其中进行祭祀。
三、大陆移民系神社
在考察大陆移民参与建造和祭祀移民祖先神的神社(统称为“大陆移民系神社”)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朝鲜半岛移民系神社。据《朝日百科·日本历史》(第46卷)和《神社辞典》可知，朝鲜半岛移民系神社分为三类。
(一)、百济移民系神社(所在地略，下同)(注：本分类参考[日]山中雅顺著《法律家眼中的日本古代一千五百年史》(曹章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70页)作成。)
1、百济王神社 2、黄金山神社 3、飞鸟户神社 4、久度神社
5、平野神社6、鬼室神社7、辛国神社
其中，位于京都市平野宫本町的平野神社，供奉的神祇有四座，第一殿祭祀今木神(伴信友认为是百济圣明王)，内藤湖南指出，“今木神就是新来的、从外国来的神的意思。”[1]第二殿祭祀的是久度神即百济开国君主仇台，第三殿祭祀沸流王和肖古王两位百济王。
(二)、高丽移民系神社
1、许麻神社 2、八坂神社 3、高丽神社 4、高来(高丽)神社
位于京都市祇园町的八坂神社明治以前祭祀的是牛头天王(注：许多学者认为牛头天王(皇)是来自高句丽的信仰神，但也有人认为牛头天王是来自中国的、佛教中的神祇。明治以后，很多神社根据神佛合祀令而改祭素盏命尊。)，社名也为祇园社或天王社。位于琦玉县入间郡日高町的高丽神社的主神是高句丽王若光，至今仍备受尊崇。据《续日本纪》灵龟二年五月条的记载可知，散在骏河、甲斐、相摸等地的高句丽移民1799人移居武藏国，增设高丽郡。同书大宝三年四月条载：“乙未，从五位下高丽若光赐王姓”。若光死后被作为高丽明神，于高来神社(又称高丽神社)进行祭祀。
(三)、新罗和伽罗移民系神社
1、比卖许曾神社 2、姬社神社 3、出石神社 4、白国神社
5、安罗神社 6、新罗神社 7、松尾大社
位于兵库县出石郡出石町的出石神社，祭祀的是垂仁天皇时来自新罗的天日枪命，由于其开拓当地之功德，被作为“八前大神”祭祀。与高丽神社相同，位于青森县八户市的新罗神社也以国命名，祭祀的是新罗三郎义光。
与朝鲜半岛系神社相比，大陆移民系神社似乎较少，且不如朝鲜半岛系的神社冠以国名和人名那样显见，易于研究。笔者大致梳理后发现，大陆移民系的神社也很多。如下，笔者把来自大陆的移民(包括留学大陆而后归国的留学生)参与建造的神社称为“大陆造系神社”，把祭祀中国神的神社称为“大陆神系神社”。(注：本分类参考聂长振《日本稻荷神社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关系》(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2期)而作成。)
(一)、大陆造系神社
1、赤山神社 2、大辟神社 3、敬远神社 4、清泷神社
5、广峰神社 6、松尾大社 7、平野神社 8、日吉神社
位于兵库县姬路市广濑的广峰神社祭祀的神灵为广峰天王(又称武塔天神，后改为素盏命尊)。据《和汉三才图会》载，天平五年(733)三月吉备真备从唐归国途中异神(广峰天王)显灵，上奏朝廷获准后，营造该神社。
(二)、大陆神系神社
1、杜本神社 2、大酒神社 3、许麻神社 4、辛国神社
5、当宗神社 6、坂上神社 7、比卖许曾神社
其中，河内国志纪郡的当宗神社与安宿郡的杜本神社祭神相同，为汉高祖、汉灵帝和山阳公(刘秋)。据说宇多天皇的外祖母为移居日本的汉灵帝四世孙山阳公的后裔，《新撰姓氏录·河内诸蕃》载：“当宗忌寸，出自后汉孝灵帝四世孙山阳公之后也。”据《宽平御记》云：“仁和五年四月十四日乙亥，诏朕之外祖母当宗氏神在河内国，自今年可祭始之状仰毕。”《本朝世纪》云：“宽平(误，应为仁和)五年四月七日戊辰，是日始奉遣河内国志纪郡当宗氏神币帛使、国司一人专当其事，使食姜等并用国正税，永为恒例。当宗社天皇外祖母之氏神也。”
如果把朝鲜半岛移民系神社与大陆移民系神社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所谓朝鲜半岛移民系神社中，许多是大陆移民建立的神社或是祭祀大陆移民系神灵的神社。如位于京都市岚山宫町的松尾大社，据《秦氏本系帐》、《本朝文集》载，该神社是在秦忌寸都理建造的社殿的基础上而建立的。移居日本的大陆移民秦氏在财务、养蚕、机织等方面尤为擅长，为山城国(京都)的开发作出了很大贡献，故松尾的“秦织”就是以秦氏来命名的。平安迁都(794年)后，松尾大社的神威越来越高，与贺茂被称为“严神”相对，被誉为“西方的猛灵”。由此可见，从朝鲜半岛进入日本列岛的“渡来人”，并不都是朝鲜籍或属于朝鲜半岛各民族的，很多大陆移民是经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经他们的手输入到日本列岛的是中国大陆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技术。
事实上，日本古代的许多神社为大陆渡来人所建，所用的建筑技术来自中国，供奉祭祀的是汉族移民系(大陆神系)的神。例如：(1)金立神社，位于佐贺县佐贺市，有上宫、中宫、下宫三座神社，祭祀神都为徐福太神。(2)穴师兵主神社，位于大和国(奈良县)城上郡及和泉国、近江国等地，内藤湖南指出，“穴师或者弓月嵩之所以有兵主神社，恐怕是因为当时那里有汉人，他们供奉自己的神；他之所以成为食物之神乃是因为他从中国带来了食物即稻谷”[1]。穴师的兵主神社是从中国山东“搬来”的，供奉的是汉人自己的氏祖神兵主，由来自山东的、自称是秦始皇后裔的移民移居日本时带去的。这些移民的定居后，兵主神社也就随之修建。因此兵主神社祭祀的是来自中国的神祇。
四、大陆移民对神道教的影响——以秦氏稻荷神社为中心
稻荷神社是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一个宗派，作为宗教法人属于神社本厅的神社就有3万个。除了伏见稻荷大社之外，规模较大的神社还有很多，如竹驹稻荷社(宫城县)、笠间稻荷社(茨城县)、丰川稻荷社(爱知县)、最上稻荷社(冈山县)、佑德稻荷社(佐贺县)等。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神社的末社、境内社和作为宅第神的稻荷社等等。建立稻荷神社的秦氏，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大概在五世纪移居日本，而且人数较多。据《日本书纪》钦明天皇元年八月条载：“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蕃(上)》也载：“太秦公宿祢，出自秦始皇三世孙孝武王也。男功满王带仲彦天皇八年来朝。男融通王(一云弓月王)誉田天皇十四年来率二十七县百姓归化。献金银玉帛等物。大鹪鹩天皇御世，以百二十七县秦氏，分置诸郡。”
(一)、稻荷信仰与中国民间信仰
稻荷信仰是以京都府的伏见(稻荷山)稻荷大社为中心而向全国辐射开来的。伏见稻荷大社的最初形态可以推定为在以小祠堂形式祭祀的稻荷信仰的基础上，对在稻荷山祭祀的农耕神和作为农耕神的使者的狐的信仰。由于势力强大的秦氏掌握了稻荷社，及与佛教的真言密教的结合，稻荷大社获得了飞跃发展。各地的稻荷神社明显地有着共同的特征，如均立有朱红色的“鸟居”，把狐仙视为稻荷神的神使，普遍具有“正一位”的神阶。久松潜一编《新潮国语辞典》中的“稻荷”条下载有：稻荷神的使女为狐，稻荷又是狐的别名；因狐嗜好食物油炸的菜蔬，所以油炸菜蔬的别名为稻荷；外包米饭内裹油炸菜蔬的饭团，称为稻荷饭团，又称狐饭团等等。由于民间相信狐狸为稻荷神的使者，故稻荷神社又被称为“狐神社”，今天稻荷神的神使、使女狐仙也被誉为商业神、兴业神和护宅神。据说北京故宫内供奉狐仙来护卫宫廷，这与日本各地建造神社供奉狐仙极其相似。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指出，狐祭祀本来是敬请狐神并听其预言的祭祀，后来逐步忘其本意成为仅供食于狐的祭祀，在对狐的恩惠的期待被忘却的同时，随着人间世代的推移，狐祭祀逐步变为以狐为中心的祭祀活动。有学者指出，《本朝食鉴》(1695)所载“狐利用”要修的饭纲之法，深受中国传来的蛊道的影响；中国的蛊道对于日本的狐凭依、特别是对于使役狐的神职人员的宗教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10]。据《山城国风土记》的逸文载，秦氏的祖先秦伊侣具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耕业。生活比较富裕，用饼做矢。一日饼忽然变成鸟飞至伊奈利(与“稻荷”的日文发音相同)山峰，不久这座山生长出稻谷，“稻成リ”也就成为“稻荷”。稻荷神社原来就是祭祀农神、食物神的神社，祭神的时候需供以稻谷制成的粘饼。饼状早期为方形或菱形，后来改用圆形，状如铜镜，遂名镜饼，这就兼有了敬农神和巫术的性质。我国民间也有在门上悬挂镜子和把铜镜放进花轿用以辟邪驱鬼的风俗，稻荷神社的镜饼显然与此有关。日本人每逢元旦准备镜饼，既供神，又待客，也是这种信仰的遗俗[11]。总之，稻荷神社是中国移民所建，在仪礼上深受中国道教、巫术、狐仙信仰等古代民间信仰的影响。
(二)、神社式样与中国建筑艺术
神社是神道信仰的凝聚物，包含着多种文化因素和时代的沉淀。时代的不同造就了神社建筑风格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造式”。原始神社的最早样式，是由一些简陋的柱子和屋顶组成的建筑物。这些被称作为持梁柱的柱子，支撑着从屋顶伸出的梁木。这种被视作为神社祖型的建筑即素木直线型建筑式样，是由来自大陆的移民从建筑技术高度发达的中国带来的。据考古发现，距今5000年至6000年前，中国的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半竖穴式的木结构建筑，长江流域已出现了高栏式建筑。到了后汉时代，已能建造木结构的高层建筑和砖结构的拱型建筑。日本被视作神社祖型的建筑很有可能来自大陆的移民，从建筑技术高度发达的中国带来的。
京都府的伏见(稻荷山)稻荷大社，以秦氏的祖先秦伊侣具为镇守神，于和铜四年(711)创建，秦氏世世代代为神社神官。神社建筑的布局、结构及式样的设计离不开来自大陆的秦氏及其后裔的参与。我们知道，奈良时代以前，神社均取素木直线型的建筑风格，平安时代初期以后神社造型受到了佛教建筑的很大影响[12]。目前的研究已证实，日本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建筑——著名的法隆寺建筑则明显受到中国南北朝建筑样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当时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使节和东迁日本的大陆移民是分不开的。寺院建筑传入日本后，对神社建筑产生了很大影响。稻荷神社也不例外。目前各地的稻荷神社均立有朱红色的“稻荷鸟居”，该鸟居竖立的二根柱下有呈凸起龟甲状的土坛，柱头附有连接柱顶部的厚板“台轮”。从“鸟居”的这种式样来看，稻荷神社的式样明显受到寺院木结构建筑的影响。实际上，也正是随着与留唐归来的空海创始的真言宗密切结合，伏见稻荷大社获得了飞跃发展，并不断蝉变，具有了现存的样式。
(三)、“本地神”与“渡来神”
伏见稻荷大社以秦氏的祖先秦伊侣具为镇守神。据《山城国风土记》的逸文所载，秦氏的祖先秦伊侣具从事以稻作为主的农耕，生活富裕，势力强大，统治了稻荷山周边一带，秦氏信仰的稻荷神成为当地的土著农耕之神，秦氏后人也把秦伊侣具置于其中进行祭祀。后来，稻荷神也扩大为殖产兴业之神、商业神、和护宅神，被尊为“衣食住之大祖，万民丰乐之神灵”。至于乡村、渔村，无不祭祀稻荷大神。
稻荷大社目前供奉的有稻荷大明神(即仓稻魂神)、素盏命尊、猿田彦命和大宫女命等。据《稻荷记》、《稻荷大明神缘起》记载，真言宗的创始人弘法大师(空海)在天竺修行中，与稻荷大明神相会，稻荷大明神答应弘法大师在他归国后传教的过程中做他的守护神。空海归国后，稻荷大明神如约访问东寺南门，“敬拜了僧侣、世人、贵族、平民之后，奉献了食物和供果”。因此，稻荷神还作为真言宗的代表寺院教王护国寺(即东寺)的镇守神被广为供奉。我们知道空海是在中国学法求经的，日本水稻源种来自中国，稻荷大明神信仰就是由异域神——中国农耕神信仰演绎而来的。稻荷大明神为稻荷神社的主祭神，由于日本古代种稻米以为主食，故对农耕神的信仰非常诚笃。在这些昔日的故事中，包含着今日伏见稻荷大社的祭祀仪式及信仰内容的基本点。
山城国葛野郡大酒神社祭祀的大酒大明神就是秦氏供奉的大陆神。《太秦广隆寺缘起》载：“大酒大明神者，秦始皇之祖神也，仲哀天皇御宇，弓满王来朝而奉渡之，神验无双。”据《续日本后纪》载：“嘉祥二年九月丙寅。奉授葛野郡大辟神从五位下，缘屡有灵验所祈必应也。”至治历四年四月，后冷泉院“授予正一位”[13]。可见，秦氏供奉的“渡来神”不仅与素盏命尊、猿田彦命和大宫女命等日本的“本地神”同社共祀，而且还具有很高的社格地位。
五、结语
以上，笔者从神社的祭祀信仰、神社建筑式样以及神社祭神的多重性，考察了大陆移民文化对日本神道教产生的影响。这些大陆移民把本民族的文化与当地土著居民的信仰相结合，建造了众多的神社，并把自己的祖神置入其中进行祭祀。一般说来，某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宗教的、民俗的或是别的文化现象——传入某地或外国，外来文化必须经过某种程度的改变，符合固有文化。应该指出的是，“某种程度的改变”是极为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些决定性的因素，使我们不禁对“神道教是纯粹的日本民族宗教信仰”的说法产生了疑问。我们知道，金属器的使用和水田耕作的开始，标志着弥生时代的诞生。创造出弥生土器的文化主体是来自海外征服绳文文化人的民族。弥生时代整个文化的本身是依靠以中国人为主的海外人，源源不断地进入日本列岛，才能发生和发展起来的[14]。3世纪至8世纪之间，大陆移民或经过朝鲜半岛或直接横渡东海移居日本的数量不断增加。因此诞生于弥生时代前期的原始神道、形成于3世纪至8世纪的神社神道一定与大陆移民的活动密切相关。关于来自大陆的司马氏一族传播佛教已是经众多文献记载、有案可稽的事实，而早于司马氏赴日的秦氏、汉氏等赴日所带去的移民文化——儒、道及巫术、狐仙信仰和祖灵祭祀——在日本广泛流播，影响神道教的演变、充实神道教的内涵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者，神道就是由这些大陆移民的宗教信仰移入日本的产物。长期地接受外国移民或从外国留学归来的人们的移植，甚至有的神社本来就是外国人所建、祭祀供奉外国神灵，那么，神道教是纯粹的日本民族宗教吗?如说外国移民久居日本，就算做日本的原有居民，他们的宗教思想就算做日本民族宗教，可能会有人接受，那么，日本民族的形成就会推至8世纪。事实上8世纪以后仍有大批的移民赴日，携带着佛教、儒教、道教甚至基督教等文化东渡日本。传入日本的这些文化被接受之后，日本的神道教中出现了受这些外来宗教影响的各流派的神道，更谈不上“民族的”宗教思想，也就无所谓纯粹的日本民族宗教了。
因此，神道教是日本原始社会的产物，是发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思想，并在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改造、充实、发展自身而成长起来的“杂种性”(注：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著《杂种文化》(讲谈社1956年版)，指出日本文化具有杂种性，对此进行了积极性的评价。)宗教信仰。这种“杂种性”的宗教信仰不仅规范着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它同时也是一切政治活动的基础。应该说早期祭政合一的古代天皇制度是大陆文明的复合体嫁接到神祇之上的政治产物，接受外来文化繁衍而成的神
社神道和教派神道等都是早期日本精神外化和行之于国家体制的逻辑结果[15]。最后，
我们还需明确的是，神道比佛教更接近日本民族的本质，神道思想是日本民族凝聚力的
凝结剂。不充分认识神道，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研究日本文化。神道深受中国的儒、
佛、道三教及民俗等影响，以神道为切入口，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是一个崭新的
收稿日期：200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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