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体系的基础性问题，它关乎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演进、理论成果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近年来，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比较流行的观点主要有“思潮传入之日说”、“俄国十月革命说”、“中共二大说”、“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言论说”、“1920年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说”、“中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说”、“以人为本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说”、“农民农村改造说”等各种观点。之所以出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所涉及到的基本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条件 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①学者们在理解毛泽东的这句话时，往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仅仅一句广义的“相结合“能否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认为，还需要深究如何具体地“相结合”。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绝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应该把其中所蕴含的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和“中国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对此，我们也可以更准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 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蕴含着三个具体的“历程”：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的历史演进历程，这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推进历程，这是“应用”的集中体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理论成果生成历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放性的必然发展诉求。这三个“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逻辑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这一演进具体包含了认识历史、实践应用和理论生成的演进。 什么是逻辑起点？黑格尔《逻辑学》和马克思《资本论》都曾涉足逻辑相关问题，但同我们查阅的众多词典一样，都没有对逻辑起点给出明确定义。综合各种零星观点，我们尝试着定义：逻辑起点是指研究对象(任何一种理论、学说等)中最本质、最为抽象的概念，表现为体系内部的“不可分割性”，从而使内涵高度简化，是构成研究对象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单位。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贯穿理论体系的始终。 在这里，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逻辑起点紧密结合起来，就可以推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包括了其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和理论生成起点在内的逻辑起点。这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具有逻辑起点的基本特性，但是三者又各有区别。 马克思认为，在认识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在这里，我们对照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区分：“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用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③可以发现，马克思所说的“充分地占用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与“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是一样的，是“第一条道路”，是从表面形式到内在联系、从现象到内在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所说的叙述方法是在掌握内在联系或表象蒸发为规定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再现为“先验的结构”，是“第二条道路”，是将事物“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实际上是把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内在联系)以“先验的结构”——理论形式再现出来。再比照列宁所说“我们的逻辑起源于我们之外的事物的规律性进程。”④马克思所说叙述方法就同逻辑起点有了关联。从逻辑起源于事物的规律性进程看，逻辑起点也包含了反映事物内在联系的理论(在观念上反映)之中。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首先，认识历史起点是从表面形式到内在联系、从现象到内在规律性的认识，是逻辑运行的第一条道路，是逻辑演进历程中认识现象的起点。其次，将事物“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在观念上反映出来”，是逻辑运行的第二条道路，是逻辑演进历程中理论的生成，其生成的伊始就是理论生成的起点。再次，什么是实践起点？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⑤逻辑起点中的认识现象如果是为了满足实践需要生发的，必然会引发实践的应用，其发生的伊始就是实践应用起点。 通过上文推理，我们尝试建立这样的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和理论生成起点从不同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因此，寻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涵盖了对这三个方面起点的分别考察；同时三者都应具有逻辑起点的基本特性。我们还应该在认识、实践、发展三个方面的考量中抽象出最本质的概念，使三者统一为逻辑起点，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体系内部的“不可分割性”。本文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本质特征，寻找上述三个方面起点的考量要同这一本质紧密结合，才能符合逻辑起点的要求。 具体来说，只要找出什么时间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中国实际的认识历史进程，这一时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起点；只要找出什么事件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的尝试，这一事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应用起点；只要找出最早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形成的本质因素，这一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成起点。本文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向是本质因素，这一思向内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向本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初步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思想倾向、思想意向，是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活动中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迸发的思想火花、点滴观点。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 我们认为，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期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因为它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理论生成起点统一于一身的条件。 第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起点。依据前文判定条件，“1920年前后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形成说”就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起点。但是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发现，比1920年前后还要早的是，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期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就已经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中国实际的认识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日本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的重要渠道之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迅速提升，吸引了大批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前往日本探索救亡图存的真理。李大钊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期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李大钊的影响至深。留学期间，李大钊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确切地说，是受到了当时社会主义学者安部矶雄的影响。据《早稻田大学百年史》记载：“李大钊曾在大学部政治经济学科学习，深受安部矶雄经济学的影响。”⑥日本学者森正夫在他的著作《李大钊》中也曾经提到过李大钊的回忆：“在东京，我同安部矶雄接触中受到他的影响。”森正夫还对李大钊做了点评：“他把在东京时代以某种形式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一旦实现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就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⑦李大钊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从留日前的拥袁转向之后的反袁，⑧积极参与到与中国相关的各种革命斗争运动中去。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后，李大钊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留日学生全体泣告全国同胞书》等文章，全力投入到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去，积极号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据此可以分析看出，在留日期间，李大钊将自己“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之后，一旦遇到大是大非的中国实际问题，作为他“思想的内在发展”必然激活了用这一理论观察认识中国实际的历程，且“开始确认这一理论”，即开启了他“从表面形式到内在联系、从现象到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历程，这符合了逻辑演进历程中认识历史起点的条件。 第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应用起点。当时李大钊深思到“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这说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的李大钊，将理论应用于“再造中国”的实践会是自然而必然的事，即实践的尝试(起点)。虽然留日期间李大钊参加的各种斗争都失败了，这只是说明以李大钊为代表留日知识分子当时还不懂得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国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妨碍这一事件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应用起点，这种挫折实践为走向成功实践提供了经验教训。只要这一实践不是背离中国实际的，都可以纳入我们探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视野。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可以依据前文所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应用起点的判定条件，即什么事件开启了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的尝试，这一事件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应用起点。进而得出结论，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应用起点的条件。 第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所表现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向，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成起点。要论证这一点，需要我们考察李大钊留日期间的思想中是否能找到在改造中国社会活动中，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迸发的思想火花、点滴观点，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本质因素。 李大钊在留日期间，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学习并深藏于心”。这一时期，李大钊所撰写的《青春》一文，就已经体现出“将事物‘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在观念上反映出来’”的理论生成起点样貌。在文中，李大钊论述了青春的宇宙观、历史观和人生观，反映出他已经开始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去思考青春问题的倾向。如李大钊论述了“变”与“不变”、“相对”与”绝对”的辩证观：“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⑩文中所倡导的“青春中华”的思想理念是掌握了近代中国陈腐老旧的实际，欲改造其为青春朝气的针对性实践理念，因此可以说这是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提出的新思想倾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向，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生成起点的条件。 总之，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中国化理论生成起点的条件。它是同时具备了三个起点的较早的历史事件。为此，我们认为，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期间，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三、对学界分歧观点的总体评析 我们依据上述所探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条件，总结梳理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典型观点之后，就发现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理解有误。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础和前提。从当前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出，部分学者并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因而得出的观点也是有待商榷的。 一是没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思潮传入之日说”表现的尤为明显。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1)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2)的确，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就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宣传马克思主义。按照这种判断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起点还应该更早。早在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开始用中文介绍马克思主义了。不能否认，把外文翻译成中文只能为“应用”提供条件，还不属于应用的范畴。其实，这一时期，还属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介绍时期，根本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因此，“思潮传入之日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所指。 二是过分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牺牲了“中国化”蕴意。有人按照“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终点”的研究理路，从理论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范式，认为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最简单、最本质的规定，理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13)。有人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头，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14)应该说，这两个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一旦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就会发现上述两个观点都有注重突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忽略“中国化”的嫌疑。它们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所包含的只适用于中国的意蕴。由此逻辑推出，任何国家民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的逻辑起点都可以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显然，以人为本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都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属性”，因而这两种观点都是存在问题的。 三是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也正是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都有所不同。(15)实际上，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重要主线。虽然每一个阶段的任务有所不同，但是无论什么阶段，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意味着，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有不同的内涵。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观点不仅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涵义，而且还犯了以偏概全、割断历史的错误。可见，正是因为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因而得出的结论也是有问题的。 第二，对逻辑起点概念理解不清。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必不可少的就需要对逻辑起点进行分析。然而从当前学界的观点可以看出，还存在逻辑起点概念不清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断。 一方面，混淆了逻辑起点与其他起点之间的关系。虽然有些学者认为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有所区别，但是他们却又不自觉地走向了逻辑起点与认识历史起点、理论生成起点、实践应用起点关系的误区。仅仅看到这几个问题之间的区别，却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联系。王国敏仅仅在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分解为历史起点、逻辑起点、实践起点和理论创新起点等起点，并没有阐明这几个起点之间的联系。高军峰的分析路径与王国敏大相径庭，得出了自己关于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的结论，没有涉及到其他起点的探索，也没有对这几个起点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16)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观点要么就是把历史起点、实践起点和理论起点等问题排除在逻辑起点之外，割断彼此之间的联系，要么就是没有具体地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 另一方面，误把其他起点当成逻辑起点。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知，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与理论生成起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大部分学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形成说”和“中国工人阶级意识觉醒说”强调主体在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逻辑中的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认识历史起点。“中共二大说”显然是强调了践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具体实际的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实践应用起点兼及理论生成起点。“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说”和“以人为本说”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演进历程中理论生成的可能性，其关注的焦点是理论生成起点。而“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言论说”强调的是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观点，其关注的焦点也只能是理论生成起点。从这里可以看出，学者们不仅误把其他起点当成了逻辑起点，而且也没有自觉地意识到三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逻辑，因而得出的所谓“逻辑起点”的答案也是有待商榷的。应该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历史起点、实践起点等并不完全等同于逻辑起点，如王国敏和张允金就曾提出过这一问题。但可惜的是，二位学者并没有深究逻辑起点与其他起点的区别、联系。 应该看到，当前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已有观点，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不管从何种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脱离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逻辑的范畴。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分解为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和理论生成起点等三个起点，并得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结论。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进程，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应用序幕，凝结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生成的本质因素，最终催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演进的艰难起步。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页。 ④《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⑥《李大钊同志在日本留学的日子》，《北京日报》1982年6月28日。 ⑦[日]森正夫：《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 ⑧韩一德：《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的史实考察》，《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⑩《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11)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2)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3)李萍、张冬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范式研究》，《思想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14)王国敏、陈加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探索——兼与几种流行的观点商榷》，《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第6期。 (15)张允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及其演变》，《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16)高军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起点》，《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