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和谈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国共合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庐山是华夏神州的政治名山。在20世纪百年，不仅国民党的政治风云与它密切相关，共产党的政治风云与它密切相关，甚至国共两党的分裂与合作也与它密切相关。1937年夏的庐山和谈，不仅使反目成仇厮杀了10年的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而且成为真正的中华全民族抗战的伟大起航点。
一、华北事变和西安事变推动蒋介石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千多年来为亲善友好邻邦。百多年来，近代中国衰败了，但几乎同时，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强盛起来，步西方列强的后尘侵略瓜分中国。先是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通过马关条约掠走2.3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霸占金灿灿的台湾宝岛。再就是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仅仅4个月就强占了相当日本本土面积3倍的我100万平方公里国土。
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还是集中重兵打内战，“围剿”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红军。大革命前期，国共两党原本倾力合作进行北伐，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但是，到大革命后期，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背信弃义，将共产党打倒在血泊中。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工农大众，没有被吓倒，从地下爬起来又继续战斗，发动武装起义，开辟农村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在窃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和建立中央政权后，将奋起反抗它的共产党置于死地，对各个苏区的红军发动一次又一次“围剿”。“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大敌当前，中央政府本应停止内战，举国抗击外侮侵略，但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继续进行更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和第五次“围剿”，企图将苏区红军一举消灭而后快。
促使国民党政府当局改变政策的是两次重大事变。
（一）华北事变使国民党政府初步改变了对日政策。
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企图控制整个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先是在五六月间，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变相地蚕食河北、热河和察哈尔地区。11月，在北平近郊通县策动成立脱离国民党政府、实由日本人控制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地区为河北省的四分之一，人口达600多万。这意味着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将践踏华北大平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不仅进一步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而且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异常愤慨，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风暴。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愈益扩大侵略的野心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1]但是，这个变化是不坚定的，还对用“政治外交方法”进行国际调停寄予幻想。再则，这只是对日政策的某些变化，并没有改变要完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既定方针。
（二）西安事变使国民党政府改变了对共产党的“剿灭”政策。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在坚持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方针的同时，也试图利用“抗日”名义，达到“溶共”之目的。从这年冬天始，派人到国外、在国内秘密寻找同共产党接触的渠道，希望能同中共中央取得直接联系。但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两党的秘密接触没有成果。
蒋介石在处理完不听顺他的地方势力两广事件后，又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加紧对经过长征后偏隅陕北的红军进行新的“会剿”，并且在1936年12月4日亲往西安“督战”。这时的张学良和杨虎城都与共产党有秘密接触，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共识。特别是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宁可与日本侵略军决一死战，也不愿与红军内战。张、杨在对蒋反复劝说乃至“哭谏”，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请求被拒绝后，除发动“兵谏”外别无出路。这就爆发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
共产党没有参与谋划这一事变。但张学良扣押蒋介石后即电告中共中央，周恩来到达西安与张、杨一起决定和平解决。前两年，海外发表的宋子文日记披露了12月25日周、蒋谈话的情况。据称：周要蒋保证：“（一）停止剿共；（二）容共抗日；（三）允许派遣代表前往南京向委员长解释。”“委员长回应说，共产党向北推进抵抗日本一直是他的希望，果如周所言，共产党愿意停止一切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服从他的领导，他将像对待自己的子弟兵一样看待他们；虽然剿共之事常萦绕于心，但是大部分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他以前的部下；“如果他们对他是忠诚的，他将像对待胡宗南的军队一样对待他们”。[2]这就是说，周、蒋基本上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对话。
尽管蒋介石回南京后翻脸，扣押张学良，调集中央军进逼西安，但“剿共”的内战毕竟停止下来。
二、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政策的改变和西安、杭州和谈为庐山和谈的准备
国共两党的政策是互动的。国民党在华北事变后对日政策的悄悄变化，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信息，也适时地调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中共的对蒋政策大体经历了三步曲。
——首先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反蒋抗日”。这些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国民党其他史料的公布，一些人开始怀疑共产党的这一方针。这种看法脱离了当时国共两党实际状况。有如前述，此时的国民党并没有改变对日军不抵抗、对中共要剿灭的方针，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苏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两次“围剿”，迫使红军万里长征。华北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极力摆脱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的长征途中。在这种生死存亡关头，怎么能要求中国共产党不“反蒋”呢？！
——第二是“逼蒋抗日”。由“反蒋”到“逼蒋”的改变，是根据四个方面的情况决定的。一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共产国际代表张浩辗转找到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精神，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这时还没有改变“反蒋”方针，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改变这个方针敞开了大门。二是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即延安）举行秘密会谈时，张对既“抗日”又“反蒋”的方针提出异议，表示他目前“反蒋”做不到，共产党能否逼使蒋抗日。中共中央考虑接受这一建议。三是共产国际于1936年8月专门发来指示电，明确要求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彻底改变联合反蒋派发动反蒋事变的策略，“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3]四是回应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发表对日政策变化的谈话。因此，是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4]
——第三是“联蒋抗日”。这是由西安事变促成的。蒋介石的政策变了，共产党的政策也相应的作了重大改变。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西安事变的这一作用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更长。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10年的错误政策，结束了内战，结束了蒋介石的动摇，促进了国共合作，也就是抗战的开始。[5]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6]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的国共合作的条件，也是随后进行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根据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和中共中央电文精神，国共两党派出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西安进行多次谈判。2月上旬至3月上旬的西安和谈，主要由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贺宗寒会谈。这是两党高层人物的首次面晤，虽然国民党方面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在民主政治与红军领导方面没有达成共识；但对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在西安设立中共办事处等具体问题上也达成初步协议。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杭州同蒋介石直接会谈。鉴于贺宗寒在西安谈判擅自修改协议的态度，周恩来对蒋介石明确表示：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谋求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的诬蔑。他再次提出几点具体要求，主要有：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等。蒋介石谈话，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要求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其他具体问题是小节，容易解决。杭州和谈，蒋介石表现很大度，但开的却是空头支票。他唱高调的实质，如周恩来指出的，“总观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7]4月底，周恩来再赴西安，与顾祝同、张冲会谈。双方在发表共同宣言和其他政治方面，歧见甚多，未能打破僵局。尽管如此，西安、杭州、西安的和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奠定了初始基础，也为随后的庐山和谈、南京和谈作了一定准备。
三、庐山和谈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国共两党的庐山和谈有两次，第一次在七七事变之前，第二次在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形势的发展如黑云压城城欲坠，国共的和谈亦如紧锣密鼓鼓欲摧。
周恩来于1937年6月4日到达庐山后，与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周根据杭州和谈时为蒋同意的保证“永久合作”而起草一个共同纲领的意见，提出了经中共中央讨论过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其内容包括三部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其细则共52条。在这个纲领和其他意见中，没有包括同蒋个人合作的问题。在会谈中，一方面，蒋对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同意“可容至四万五千人”；也同意“在狱共党可由共方开列名单，由政府分批释放”；“凡有破坏合作与共党为难者，由蒋先生自负责任解决”等。这些表示均较前有所进步。另一方面，他却又给和谈设下了新的障碍：
——一是避开不谈《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问题。其主要之点是：（一）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和共产党推出的同等数量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纲领问题也交同盟会讨论决定；（三）同盟会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两党分子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将来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
——二是对若干具体问题收紧了口子，如推翻在杭州答应过的红军改编后可在三个师以上设总司令部的承诺，只赞成三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还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的意见；对边区政府坚持由中央政府派正职长官；参加国民大会，中共代表“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等。[8]
上述两点表明，蒋介石仍然要在组织上将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把改编后的红军直接由他控制。因此，第一次庐山和谈中断。
为参加第二次庐山和谈，周恩来偕同博古、林伯渠赶到上海时，当天晚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周一行抵达庐山时，蒋介石正举行谈话会，听取各界人士对国事的意见，但共产党没在邀请之列，周等三人“不露面，是秘密的”。[9]为争取这次和谈取得进展，中共中央主动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平绥线国防”。[10]
蒋介石带着邵力子、张冲同周恩来等会谈，态度仍然十分傲慢。一是对周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借故修改，压着不予发表。周谈及此事说：“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11]二是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更是抓住不放，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和指挥，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当即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这样，谈判陷入僵局，周等离开庐山。
但是，日本人的大规模入侵打破了蒋介石对时局发展的判断和对中共处置的设想。面对愈益危急的局势，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只有“到了逼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2]这是自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来，蒋对抗日的最鲜明的表态，因而也博得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
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被日本侵略军占领。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中日两国即将开始全面战争。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改变了对国共两党和谈的态度。一是电邀中共领导人前往南京，共商国防。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共产党实际上取得了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二是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使僵持已久的红军指挥和人事问题终获解决。三是同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公布，蒋介石同时发表谈话，以这种方式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两次庐山和谈终获成果，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四、庐山和谈的历史启示
庐山和谈已过人的古稀之龄，但它的精神价值犹在。历史似乎在捉弄政治，国共两党的状况完全翻了个盖。借鉴史镜，推进海峡两岸关系，庐山和谈仍有许多启示。
（一）民族义重，捐弃前嫌。十年内战，两党敌对，血海深仇，不共戴天。但是，民族大敌入侵，国难迫在当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还是固执党派利益，这是对任何一个政治力量的考量。共产党首先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明确表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13]正是基于此点，中共在1936年8月下旬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14]基于上述立场，周恩来在第一次庐山和谈时递交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在第二次庐山和谈时又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尽管在前几次和谈不能冰释前嫌，但最后还是民族主义思想占了上风。为了抗战救国，同意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图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15]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是捐弃前嫌的思想基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在当年抗日救亡是高于一切的民族大义，那么在今天，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则是中华民族儿女的共同利益，是炎黄子孙的神圣天职。因此，也应当化干戈为玉帛，终结两岸敌对历史。
（二）消除狭疑，坚持诚信。国共两党信仰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相左，和谈之初对于对方有猜疑，采取狭隘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团结合作就必须消除狭疑，着眼大局，推诚相见。不如此，就不能冰释前嫌，实现合作。为什么谈判有多次反复？就是因为蒋介石和他身边的一些人疑心极重，偏狭固执，“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16]两党从最初接触到周恩来的七个月谈判过程，就是逐渐减少狭疑，增进政治互信的过程。周恩来在杭州见蒋时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中共的态度：“中共非投降，红军非改编，而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愿意拥护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和指挥，这种合作立场完全是诚意的、互信的，愿意坚持到底的。”[17]中共始终是坚守这个立场的。
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转变较慢。中共真正感到国民党有合作的诚意，还是在第一次庐山和谈之时。蒋介石除表示共同抗日的立场外，对于共产党保持组织的独立，实现边区和红军自办等要求，有某种松动。蒋虽不同意改编后的红军设总指挥部，但同意可由政治机关指挥军事，表示“我要你们指挥，你们亦实能指挥，这是没有问题的”，释解了中共方面的悬念。[18]因此，周恩来回延后电告张冲：“归来转达蒋先生领导合作诚意，党中同志极感兴奋，目前正在磋商一切具体办法并起草宣言，一俟拟就即当首途南来。”[19]
战场十年的兵戎之狭疑，要在一年多的接触和谈判桌前化解，谈何容易！还是形势比人强，在平津沦陷和淞沪抗战之后，战争形势异常危急，多次和谈拖延难决的问题不能不作明确决断。在蒋介石基本认可中共方面的基本要求后，为表示抗日诚意，中共中央也决定开拔两个主力师前往山西前线。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三）互谅互让，妥协中和。谈判的过程就是相互妥协的过程。以庐山和谈为代表的国共两党的谈判也如此。谈判桌不同于战场。在战场上，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消灭对方、保存自己是战争的最高原则。当然，也有相持、打个平手的时候，但那是暂时的。在谈判桌前不一样了。两个强硬的对手要谈判、达成协议取得结果，必须双方妥协、互谅互让，不可能只按照一方的要求和条件来实现。
有一种观点，说国共谈判时共产党没作妥协，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从政治方针言，最初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作出的“四点保证”，不就是妥协吗？！而且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妥协，还是战略转型的大妥协。就具体要求言，最初提出的是：红军应编4个军12师，人数至少六七万：每月接济至少百万；但最后作了妥协让步。当然，这种妥协让步不是放弃根本革命原则的，是有政治底线的。如周恩来提出的谈判方针所说：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红军改编后共产党组织饰为秘密，但拒绝国民党组织发展。[20]这种让步也是面对现实而作出的实事求是的选择。不这样妥协让步，就不可能坐到谈判桌上来。共产党所作的政治让步，不仅使蒋介石国民党感受到了共产党的诚意，对某些要求得到了谅解，而且对和谈最终达成协议起了决定性作用。
同时，蒋介石国民党也作了不小的妥协让步。蒋介石开始不承认和谈是要实行两党合作，而是要红军投降。因此国民党谈判的最初条件极为苛刻，红军只允许保留3000人，苏区分割为三块，师以上的领袖一律解职出洋等，实际上就是“收编”、“招降”，乘机取消共产党、瓦解红军和根绝苏区。他们基于这种认识，两党和谈十分曲折和艰难。也正是这种心理，才前有贺宗寒在西安对周恩来起草的“三八协议”的肆意删改，后有康泽在南京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无理要求。在平津沦陷和日军进攻上海后，蒋介石审时度势，作了明显让步，不再纠缠红军的指挥权问题，同意在改编后的三师以上自设总部。在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后，为催促改编后的红军尽快开赴前线，蒋介石对于边区政权的人事安排和立即发表中共宣言等，也不再计较，“此时唯有顺受之”。[21]
正因为双方妥协，互谅互让，走向中和，才形成了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四）求同存异，携手并进。谈判的妥协让步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求同存异过程。谈判就是因为意见相左，没有分歧就用不着谈判。谈判又是为了寻求共同点，不求共识双方也用不着坐到一起。但谈判在求同的同时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歧，只能减少分歧，乃至到最小限度。因此，谈判既要求同，也要存异。
以庐山和谈为代表的系列谈判也是如此。国共双方的最初要求相距甚远，彼此都不能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经过互谅互让，谈判的条件愈趋接近，双方认的“同”多了，存在的“异”少了。蒋介石曾对冯玉祥披露过他最初与中共谈判的处置想法：（1）“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2）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3）军队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他希望冯玉祥等想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22]
经过近一年谈判，蒋介石的上述想法既实现了又没完全实现。“一起对外”，共同抗日，这是双方的共同目标，无疑实现了；共产党参政，后来也实现了；红军改编后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也实现了。这也是共产党作的妥协结果，因而求了“同”。但是，他的有些想法和要求却未能实现，也不可能实现。如共产党未能溶化，苏区未能瓦解，红军未能直接掌控等。若实现了这些想法，共产党就真的“投降”了。蒋的这些想法太不现实。这就要“存异”。不“存异”，就不能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也不可能举国抗战。
蒋介石没能实现他的全部目标，是否丢了脸面呢？没有。因为共产党承认了中央政府，承认了他的领袖地位，他领导全民族抗战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世界上成为反法西斯的大国领导人之一，也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尊敬。共产党作了那么大的妥协让步，是否变质了呢？也没有。因为通过抗日，它空前的发展壮大，由弱变强了。就此而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两党共同抗日，是一个双赢局面。至于后来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它自身去反省和总结教训。
国民党已是百年老党，共产党也走过88个春秋，但过去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未解决。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容分割问题。目前的国共两党虽然还处于政治对立，但海峡两岸同根同文同心，都表示要落实“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因此，更应当借鉴庐山和谈先贤们的智慧和胆识，像两岸人民所企盼的那样，切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真正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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