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圈：生活教育向考试教育的蜕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怪圈论文,考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稿日期：1995-01-08
教育起于人类生活的需要。生活的质量和层次不同，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目的和手段也便相应地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凡教育，应皆为生活教育。不论是面对自然界严酷无情的冷视，还是面对来自组织化、社会化程度日益加强，个人竞争、集团竞争、国家竞争日益激烈的人类社会的挑战；不论是梦想来世幸福的宗教教育，还是着眼于现世幸福的世俗教育，教育之能为继，无疑乃是由于普通生活对人的胁迫和人对美好理想生活的向往。教育与人类共始终，它是在生活中并且是为了生活而展开的一种人类活动。
然而，考察当今的教育现状，我们看到的却是别样一番景象。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为了考试和在考试中的教育。简言之，生活教育已蜕变成一种考试教育。生活的一面被掩盖了，考试堂而皇之走到了教育舞台上，并占据了显赫的位置。它成了决定未来生活性质的一张分极“入场券”。与之相涉，在生活、考试、教育之间形成了如下的流线：为了生活——为了考试——进行教育——进行考试——进行生活。这便是生活教育蜕变为考试教育的怪圈特征。
一
1.人们为了更好生活，需要更好地了解生活，体验生活、驾驭生活、珍惜生活。为此而教育，正是期望教育提供开启生活大门的金钥匙。依靠教育来提高生活的质量，这是生活教育的基本期望。然而，从现行教育中所学到的只是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原则、法则、定律、公式、符号等。这些东西虽便于考试，但与生活保持着距离。考试教育粉饰着学校的表面价值，但把人的生活价值打入另册。
2.生活教育是生活与教育的融合，是家庭、社会、学校等环境下的教育的协调和整合，是在生活中的教育。生活使特殊的、繁杂的环境体验统一起来。然而考试教育却仅把生活作为教育的末端。一方面，学生在学校过着简单化、理想模型化的生活，另一方面，教育却是为将来现实的社会生活作准备。这就使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失去一致性、连贯性。在学校，学生们从莘莘学子而荣，然而一但走上社会，却发现社会问题全不是几个简单的公式或定则；社会的竞争也全不是考试式的单线条竞争。那些考试的“冠军”们，面对考试与生活的逆差，终究会承认，考试毕竟不是生活。至于那些在疲于应付各种考试的学子，在难得的清闲时刻谈论起毕业后适应社会生活的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忘了问：他们难道是游离于社会生活的特殊阶级吗？
3.人们为了生存，必须首先需要有一技之长，至少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有意义的生活离不开独立、自立和自由。生活教育不但能为生存做些什么，而且也能为独立做些什么。然而，迫于考试的压力，学生们无暇顾及他们本该独立的生活何以为寄。伴随着经济上的持续依赖而生的是心理上的依赖惯性；伴随着经济上的无由自决的是生活选择上的无由自决。考试教育使他们避开了一次次的生存困境却滋生了他们无病呻吟的习气。他们在父母的羽翼下朗朗地诵读而不去过问自己作为独立生活者的角色。似乎只要经受住了考试的检验，也就经受住了生存的考验。而当他们装满符合走出学校之后，却发现凭考试获得的教育果实在现实中多半是酸的。考试教育教会了他们考试却没教会他们生存，灌输了符合却简化了思维。
4.生活教育旨在增加生活的情趣、陶冶情操、开发情感、开启理智。它教人们以坦荡的胸襟、宽阔的心怀、达乐的性格热烈地拥抱生活、投入生活、珍爱生活。然而考试教育却教人偏狭、焦虑、迟滞、麻木、消沉、颓废。考试的影阴使人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和社会兴趣，使人专注于考试而回避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考试教育设置的“考试地狱”使多少“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成为“囚徒”，这绝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5.在一般生活的意义上，生活教育为人们提供均等的机会，尽管它不奢望开出一张无法兑现的“平等”支票。这种均等意味着：通过生活教育，人们拓宽了其生活视野、增加了生活手段。然而考试教育却在公平竞争的幌子下掩饰新的不平等。从普遍的意义上说，考试教育使那些处于优越的文化环境的人受惠。这就强化了文化发展中的“马太效应。”从而，对那些处于不利的文化环境的学生来说，花同样多的时间应付考试课程，最后证明他们只是其他同学的陪衬。起跑线不同，然而考试的终点线一致，这难道不是以“公平”的目标标准装饰“不公平”的过程标准吗？考试教育面前并不人人平等。
二
自从类似学校的组织形式出现以后，教育就被分化为两个层次，一是前组织化教育，二是组织化教育。前组织化教育带有本能性、偶然性、零散性、随意性等待征。而组织化教育则是自觉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活动。组织化教育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有一个可以不直接从事物质劳动生产的团体和阶层，而这个阶层中可接受组织化教育的，当然也就用不着直接为生计而操劳辛苦。于是，组织化教育的生活教育性质便与前组织化教育有了很大的不同。前者的目的多为了维护既得的利益和维持既有的生活方式，后者仍然墨守器物的传授，以期从赤裸裸的自然中攫取营谋生存的必要资源。从教育的对象上说，早期组织化教育的对象多为贵族子弟，因而带有“贵族教育”的性质；而前组织化教育散布于平民阶层，故带有“平民教育”的性质。就教育的内容来说，组织化教育已经有比较系统的典籍，而前组织化教育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教育。其中虽也有宗教、习俗、礼仪等方面的内容，但生存技能是最基本的。无疑，前者组织化教育是一种低段的教育形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组织化教育的规模和范围还很小，而前组织化教育却占据着重要地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产品的剩余量增加，组织化的教育势力也就得以逐渐扩大。为维护社会阶层结构的组织化教育虽然扩展了生活的方式，但同时它也拉开了生存与教育之间的距离。承接前组织化教育的“受教育者”建构着社会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承接组织化教育的“受教育者”却维护着社会的政治结构和精神传承。物质生产劳动与组织教育的分离，为生活教育的嬗变埋下了种子。
隋唐开始推行科举考试制度。作为一种取士制度，它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直接的后果是，使生活教育渗入了考试教育的成分。在刚推行这种制度的时候，无疑它对组织化教育具有推动作用。同时，这对前组织化教育的分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方面，它继续维持着原有的前组织化形式；另一方面，则酝酿出一批介于组织与前组织之间的准组织化教育。这是一种希冀通过自学而挤身于仕途阶层的伙伴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形式。宋代王安石推行“三舍法”，强调考试对组织化教育的限制，以使教育和考试结合得更加紧密。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教育愈来愈成了考试的附庸。直到明朝八股文兴起，科举与八股文结合，组织化教育也就成了考试教育。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记述的范进的故事，是对考试教育绝好的讽刺。
与封建仕大夫的教育比较起来，清末民初对西学的引进，对自然科学课程的移植，是对组织化教育传统的一次革命。“废科举”、“废八股”、“兴新学”打破了传统组织化教育重人文和政治教化的格局。组织化教育中增添了实用的色彩。教育的功能得以扩展。生产、实效、经济、强国等价值取向开始在组织化教育中抬头。生活教育意蕴在组织化教育中重又增浓加重。这种迫于民族生存压力而选择的新兴组织化教育取向，反映了现代教育的一般轨迹，是组织化教育向生活教育还原的一种表现。
进入本世纪后，组织化教育得到多元化发展。在战乱纷纷的上半叶，诸如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等新教育运动虽然反映了不尽相同的教育价值观，但前组织化教育向组织化发展、组织化教育生活化的特质却是大致相同的。所谓前组织化教育向组织化发展，即是指使那些直接以谋生和延续后代的自发的、相对独立封闭的简单的教育形式逐步向组织化方向发展。从而，前组织化教育的影响缩小了，而组织化教育影响增强。直接与前组织化教育结合的生活越来越增加了组织化教育的因素。所谓组织化教育生活化，则是说这种比较复杂而正规的教育溶入了越来越多的生活因素。对科学技术课程的引介和对实用技术的操作训练，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存在着上述的发展趋向，但前组织化教育直接与生活融合、组织化教学与生活分离的现象和特质，仍然存在着。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后的教育政策上提出“扫盲”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前者旨在拔高前组织化教育的文化水准，而后者则在于促进组织化教育的“下移”，使其更贴近生活。
解放后，通过对旧教育制度的改造，组织化教育的对象扩大了。新兴的“教育平等”的理想，使组织化教育的承受力越来越大。组织化教育的国家化，更使其增加了吸引力，从而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迫于这种压力，考试重又树立起自己的地位。“十年动乱”期间虽有意削弱考试的影响，加强组织化教育与生产、生活的联系，但鉴于当时“政治挂帅”的气候，教育成了政治的工具。组织化教育的生活性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政治化了。这是当时政治泛化的一种表现。“十年动乱”结束后，高考制度重又得到恢复。这时组织化教育所面临的现状，已远非十年前可比。人口的急剧膨胀，升学的强烈需要和愿望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考试”这张牌就不能不打起来。考试虽然是评价教学和巩固知识的一种手段，尽管它远远不能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但由于高考选才标准实质上的单一化，考试就不能不在组织化教育中占有突出地位。直到家长、社会、学校在对学生的整体性的关心浓缩为对其考试成绩的关心，直到教育把学生拥抱到“考试天平”而悬于生活，生活教育便蜕化为考试教育。
三
“考试教育”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古代的考试教育和当代的考试教育虽从内容到形式有很大差异，但其基本实质和消极影响却是相似的，那就是这样的教育都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生活。比较而言，前组织化教育从古及今一以贯之，倒始终是从生活中开始并一直在生活中进行的。那么，是要让组织化的“考试教育”退回到这种前组织化的生活教育吗？当然不是。前已提及，前组织化教育是一种低级教育形式，它本身需要向组织化靠扰。问题的关键是还组织化教育以生活教育之面目。
如何才能使考试教育向生活教育回归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消灭考试，这即是说，首先取消高校入学考试制度，进而取消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考试形式。显然，这是极端轻率和幼稚的。十年动乱期间的“工农兵”模式使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或者，象理论界乃至决策层人士所呼吁的那样：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然而，这在理论上虽然可大做文章，但在现行体制下，它只不过还是一句口号而已。这是因为，有关该问题的探讨，还只停留在象牙塔内。应该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出，乃是缘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可是，当真正触及到这个问题的的时候，我们发现，议论的中心却多半是在阐述这一命题的内涵。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于要不要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是怎么结合的问题。转而我们问，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了，就能消除教育的异化——考试教育的现象吗？看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考试教育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高等院校招生制度，所以，问题的解决也需由此入手。
高等院校招生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国家选拔人才的制度。其出发点在于通过考试，把那些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挑送出来接受高等教育，以使其为国家未来的需要做准备。从而，这就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完全带有了国家的性质。实际上，不顾及学生的需要而把高等教育包办下来的做法，就人才的选择和任用来说，仅仅是一厢情愿。而且，这种思路远远没有考虑被拒之门外的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安置。国家包办高等教育，教育投资主体单一，投资渠道狭窄，计划体制孕育的单线性“录取——分配”惯性，注定使国家承受着巨大的负荷，从而与人们习惯性形成的教育投入的高期望发生强烈冲突。结果是，旧有体制下形成的“国家工作人员崇拜症”使千军万马的中学毕业生拥上高考“独木桥”，而高校内部又由于“缺血”而传承着因袭和引借的课程，以及刻板的学科考试评价模式，这又强化了整个教育系统的“考试教育怪圈。”解决的办法，一是要改革高校投资体制，二是改革高考招生制度。投资体制改革的出路在于投资制主体多元化。高考改革，也应朝着多元选择的方向发展。就学校办学指导思想而言，应本着一般发展与特殊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在选择课程、组织活动、综合评价等方面，要打破单一的学科考试模式。基础教育在突出读、写、算等基础训练的前提下，适当扩大课程领域。在语言、艺术表现能力、实验操作能力、社会操作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应予以足够的重视。高等教育除对少数理论研究能力较强的学生进行学术训练外，其余的应更多地集中到应用能力、适用技术的训练上。而且，有必要推倒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围墙，走开放大学之路。
考试教育的存在是有其土壤的。对考试教育的消极影响的克服和消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正视这种现实，研究根治的对策，是理论工作者、教育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共同的责任。无论如何，是冲破“怪圈”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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