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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在中国历来就波澜不兴，然而从中也不难看到某些文化的潜流。
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在西方世界经历近百年修正发展，已然形成了一种比较成熟的思想。然而，在中国，却是近十几年才开始兴起这种具有政治化色彩和意识形态化意味的女性主义理论。对这种理论的潜移默化的吸收，和对自身文化的比较参照和改型渗透，使得当代尤其是90年代的女作家，具有了更加明显的女性话语意识——女性书写权力和颠覆意识。于是写出自己受压迫损害和遭遇男权话语压抑的历史及其历史记忆，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女性作家写作的行动指南。女性主义话语，也汇同“后学”理论而成为当代边缘写作的重要理论参照系。
一 女性主义的演变和精神趋向
时代不同了，女性主义在20世纪确乎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在今日美国，文化人要进行某种言述之时，稍稍不慎就有可能遭致多方面非议。因为在世纪末，性别、种族和阶级三者的问题，构成了任何人言说的基本界限。就性别而言，在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可以在公开场合出现语言歧视和性别歧视。任何人表露出歧视性别的意向都将遇到批评，并被看作是失去了“政治正确性”（political correctness）。 看来谈政治在美国还颇时髦。正因为女性主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激荡，世纪末的西方世界如果称“主席”为Chairman，就会遭到某种质疑，因为只说“man”，有对女性歧视的倾向， 因为不能排除主席有可能是女性。那么就只好改称中性的Chairperson， 这样方才可以称之为获得了“政治正确”。在相当的社交场合，称呼女性应用Ms.，与男性Mr.相对应（而不将未婚女性称为Miss，已婚女性称为Mrs.），这样似乎才在男女称谓上打了一个填平性别差异的平手。
那么，这一切是怎样来的呢？对于今天处于边缘话语的女性怎样浮出历史地表，而与中心话语的男性进行对话的呢？女性主义的历史和理论对当代话语言说有何变革意义呢？
女性在历史中往往处于历史遮蔽之下，所以只是作为男权制度神话中的一个消逝者和缺席者，甚至只能作为一个亚文化群飘移在父权制度的边缘，长期以来成为父权制度的陪衬品。因此，在历史中，女性丧失了自我，丧失了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和基本品格。有些极端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男性史，整个文学史也是一部男性文学史，整个战争史仅仅是一部男性战争史。
其实，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母权社会是比父权社会更早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当社会发展到父权制度的时候，就开始以其合法性的基质，将女性置之于社会配角的地位，不断对女性进行贬低、压抑和禁忌，比如，男人往往将败国责任推到女人头上，说女人是“祸水”。在中国古代，进学读书只是男性的特权，而“女子无才便是德”。中国传统封建主义有一整套将女性变形，作为自己凝视和观赏的对象的方式，东晋时东昏侯曾让女性在金制的莲花上走步，称“步步生莲花”；有“环肥燕瘦”这样关于女性肥瘦的鉴赏；还有宋代以后女性的束胸缠足等。女性作为人类的物种之一，并没有消失，但作为大写的人却消失在历史当中。
女性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和非主体人，仅仅是证明男性社会强大的一种工具。在文化领域，他们具有文化符号体系的操作权，话语理论的创作权和语言意义的解释权。而女性要获得这种话语权，就必须丧失自己的主体、女性的主体，去掉女性独特的生存方式、体验方式和言说方式，用男性社会已经僵化的、制度化的、理性化的口吻、词汇、意向和符号去说话，从而丧失自己灵活多样、秀内惠中的一些女性特性，进入准男性的话语机制。中外的女诗人女作家，都仅仅通过那种对文体的修正，或者在边缘缝隙处流露出一些女性的独特的情思。女性在文化领域的失败，被拉康解释为一种“阉割的焦虑”，解释成一种丧失了“笔”的非写作存在物，而被置于社会的谱系和文化语境之中。从整体上说，女性主义运动兴起以前的女性，消失在历史的盲点之中，她们具有真正的性别，却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性别和精神性别。
女性主义在19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女人和男人同工同酬并获得自己正常的权力，在一种象征秩序中获得一种政治平等、经济平等、职业平等。而到了本世纪的中叶，出现了新女性主义，即强调女性与男性的性差异和性心理差异，使得整个社会并不以男性为中心，而是逐渐转向女性自身的发现，女性自己心灵的独特性重视，这一历史的翻案，使得女性的体验、情感、性力、象征表征和内在情思，从过去被阉割被压抑的处境，获得了颠覆和翻身，从而确定了女性的主体性，使得性话语性差异反过来形成对男性的逆向性性启示，这一切在波伏娃的《第二性》和本世纪中叶的性解放中，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于是，男性成员面临普遍存在的焦虑，即阉割的焦虑，感觉到在这个社会不仅是身体的阉割焦虑，而且是意识和社会权力的阉割焦虑。
这种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翻过来构成了更大的男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差异的斗争。进入80年代，女性主义具有了新的发展，逐渐意识到那种冲突对抗和暴力，与男性争夺统治话语权的方式并非人类求得和谐的生存方式，因此，开始从矛盾冲突到对话互补，到共识，由抹杀女性或男性的单一的中心化语言，形成一种多元的性别话语场，在其中，男性和女性都只能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的方式，那种紧张的冲突状态，为一种新的话语的均衡感所取代。经过百年的奋斗，女性主义获得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审美意识、独特的艺术观念和言说方式，因此，女性主义文学从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进入了当代思想话语圈。
女性写作是一种存在性“发言”。女性只有自己写自己，才能深切地把握自己，将自己从被逐出的历史当中恢复地位。女性通过写自己来改变男性的变形的笔所产生的扭曲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性写自己的特点是“反叛式写作”——写自己的身体，用不加虚饰的语言，将自己的感受和心灵微妙的变化，肉体的每一丝波纹，都写进文本中，从而使自己不消失在无边的时空流逝之中，也不在男性话语中成为一种他者的角色，而是通过身体的写作，去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将这种男性化、观念化、理性化、制度化的语言摧毁。女性的写作并不因为丧失了所谓“阳性的笔”，而无法参与传统的写作模式，因为，今天的写作已经获得了一种对“笔”的新看法，即通过对肉体的全新体认，而形成对自己创造力的隐喻。
对男性书面话语的颠覆，使女性写作不再是那种书面的、秩序的、冷静的语言，而是一种口语的讲述的方式，阐释女性存在的文化意义，通过这种口语式的写作，使现实生存变得温馨而自然，使自己的情感和自己的笔获得某种程度的统一性，不是在笔下被压抑，被扭曲，被拆解。女性的写作是一种文字的流动的写作，源于女性肉体内部世界的一种情感和灵感的生命力流动，它不需要对外在的那种坚硬的锐利的非我性的东西加以把握，他只需要把握自己那种内在的生命和人性，就足以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女性终于从被讲述到自我讲述，到在历史的盲点中浮上了历史的地平线。
然而，仅仅写作，仍然有可能被一种理论拆解和否认，因此，女性主义又发展出自己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她们看来，批评就是对误读的反抗，这种反抗型的批评就是对被诱惑被出卖被歪曲的历史加以改写，因此批评具有和男性批评不同的维度，它不再是将文本强行放入一个意识形态的模式中，而是以一种跳动的生命力和中立性的态度，甚至是更宽泛更中和性的洞见，去对曾经歪曲过的历史和带有偏见的阐释加以纠偏。
女性批评是一种感性的情绪性批评，她们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以一种世俗生命的言说方式，去撕裂男性的文本裂缝，读到自己的形象，因此，其视点、立场、观点和体验方式，都从一种性文化的压抑中剥离出来，篡改男性权威话语，瓦解男性的叙事结构，从而揭露男性文化隐秘不宣的意识形态欺骗性。
女性的批评总是将文学史、批评史和历史看作是一种政治症候或修辞型的话语，从而通过这种文本和意指系统的细部的解构，去传达自己活生生的体验与流动着的生命感，从而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心性作家作品，以疏离中心话语的方式，去撕破历史的谎言，从而在虚构的新的历史中，置入女性的未来乌托邦。
女性以自我意向、自我肉体态度、自我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既书写在历史之中，又书写在当下，使任何抹杀、忽视、歪曲女性生命的文学文本，都变成不合法。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在八九十年代对中国的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有着相当的影响，并在女性诗歌、女性小说、女性散文、女性批评中充分地表现出来。其根本意向是从阶段意识形态史到文化史和心态史、人性史。
二 女性诗歌写作的中国身份
女性诗歌姿态的出现，使男性诗人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我惊诧的是，在男性诗人在90年代纷纷自杀的情况下，却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女诗人走向自杀。这也许是因为她们的生命写作是如此地感性，生命力是如此地充沛，使她们能够通过“身体”这一无穷的源泉，去发掘对生命、生活、母性和人类的一系列看法。女诗人并不觉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也并不认为世纪末将成为人类永恒价值的终结，相反，她们通过自己的身体，看到了身体的欲望和这种欲望的漩涡，看到自己写作控诉的对象和颠覆的价值之所在。甚至她们从自己带有童心的镜像中，看到了女性新世纪的曙光。因此，她们没有走向死亡，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感性化的私人写作，而对这个世纪遗忘的女性情思加以世纪独白。
如果说，本世纪上半叶是以冰心、丁玲、庐隐、张爱玲、梅娘等女性诗人和作家为其代表，并且谱写了与男性知识谱系分权的妇女解放的文学主题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舒婷是女性诗歌的主要代表，并与北岛、顾城等平分秋色。而90年代的诗歌可以说是翟永明、伊蕾、海男、唐亚平等为代表，在诗坛翻起了一阵阵女性话语的浪潮，并引起了文学文化界的持续论争。
伊蕾的《你为什么不与我同居》，将女性的感性话语，以及大胆的带有挑逗性或纠偏性歧视的一些话语，置于这个古老传统的国度，掀起了艺术写作和道德评判之间尖锐的冲突，而这一冲突其实在舒婷的《致橡树》和《秋夜诵游》中，已经出现过。然而，90年代毕竟那种道德评判已经逐渐走向式微，伊蕾们终于能够获得自己写作的新热度，尽管仅仅谈论私生活的话题境界相对较低。
翟永明在她的《一九九五年笔记》中说：“我自始至终热爱的，写起来衬手的，从中获得无限乐趣的，依然只能是那些鬼诗而已。”她将自己的生命和诗歌连在一起。在她刚出版的诗集《称之为一切》（1997）中，可以读到她对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自豪和一种反思，而她对艺术的独特的敏感和对诗歌观念的新推进，使她的写作总是想深究妇女的命运，妇女的缺席和女性存在的意义。她的创作并没有加入女性解放的政治话语中，也并不对那种意识形态的大叙事感兴趣，她仅仅以一种平静的忧伤的温馨的方式，去写自己的生活。
在1997年出版的《中国女性诗歌文库》中八本诗集的标题分别为凌雪《在诗根那边》、傅天林《结束与诞生》、阎月君《忧伤与造句》、王小黎《我的纸包，纸里包着我的火》、翟永明《称之为一切》、蓝蓝《内心生活》、海男《是什么在背后》、唐亚平《黑色沙漠》。从这些诗集中，可以看出女性对社会问题的解决与男性诗人完全不同，男性诗人总是以一种乌托邦的、重大的历史使命的方式，包括80年代《中国，我的钥匙丢了》，90年代，韩东、于坚等人的长篇诗歌所反映出来的大型话语。而女性写作是滑行在男性知识谱系和女性知识谱系的缝隙之中，以一种更微妙的体验，更复杂的内心世界，甚至更精微的诗歌象征秩序，并在一种忧郁和轻灵的女性世界中，隐隐地表现出时代的深广和生命的沉重。如蓝蓝的《内心生活》通过自己平淡的叙述和简洁的表达，去触及一个又一个尖锐的当下存在话题，使其在“内心生活”的曲致折射中，对外部世界给出自我的价值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女性诗人大多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自己从事的诗歌写作也不是女性主义的诗歌写作，而作为女性诗歌，并不愿意被纳入政治话语的体系和象征秩序中，而仅仅要去感受到女性的意识，关注女性自己的历史和命运，唤醒女性身上沉睡的非主流的话语经验，从而使自己的精神获得一种自由的生长，使自己在社会中的不平等遭遇得以中止。
对女性诗歌批评的一些看法，我以为郑敏先生作为一位老诗人和诗论家，其看法尤其值得关注。她认为女性的诗歌写作是个人的，然而，出版往往是群集性的，这有可能造成写作中非诗歌因素太多，影响诗歌和诗人心灵的宁静。而且她也不同意将西方的女权与女性搞混，甚至在女性诗歌中过多地被女权观点所干扰。她希望女性诗人首先关注人类的命运，这是女性诗歌最高的目的，那种私人写作挖掘自己，必须要分清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女性最伟大的特点是母性，女性诗歌要尽可能地展示女性的母性景观”。
总体上看，女性诗人其身份、角色和写作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诗坛上性别偏见、性别歧视和误读等情况下，女性从事写作，把自己的经验、感受、体验、视点书写出来，使它成为这个社会性一种更广阔的经验，一种更具有文化备忘录意义的写作。
三 女性小说散文中的沉重肉身
与女性诗歌相比，中国女性小说在90年代独领风骚，甚至在文学失去轰动以后仍能不断引起新的轰动效应。如被某些批评家称为“女王朔”的徐坤的小说，就颇有代表性。她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推出了《白话》、《呓语》、《梵歌》、《斯人》、《热狗》、《先锋》等作品，并且以一种颇有力度调侃反讽，批判了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的若干可笑之处，将那种迂腐保守的知识型假面具加以剥离，从而致力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还原。
徐坤的小说被一些编者或批评家捧得很高，甚至放言是继钱钟书和王朔对知识分子揭底之后的一个新的文化英雄，是把握了文化衰退时代和商业炒作时代知识分子的当下境遇等。但是在我看来，徐坤仅仅是从当代文化的矛盾荒诞中，去写当代知识分子的无力无奈无聊，及其所谓文化精英们的病态生存方式。她既看到了在政治文化占很大比重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面具，以及他们所难以承认的文化传统对他们精神人格的阉割和压抑。同时，她也看到了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他们非真实的心态和存在的荒诞感。他们总是在政治社会、商品社会、经济社会的转型中被甩出轨道，成为多余人。徐坤并非是要像王朔一样以贬损知识分子为乐子，而是想通过自己的写作剥离知识分子的假道学面具，使新一代知识分子能起码正视自己受伤的灵魂，清理一下自己在商品时代已丧失了太多精神自由的地基。
徐坤的小说并没有太多的精神指向性或哲学话语意识，所以不存在精神拯救问题。我以为她的成功更大程度上是女性世俗语言的成功。她以一种冷静的锐角入思方式锲进人物的心灵和不合理的现实环境，通过独特的语言，将一切做作的媚俗姿态和表演化的愤世嫉俗加以消解。这种调侃和反讽，使得知识分子存在的悲剧性往往显示为喜剧性，使他们的精神萎顿，以一种冷漠的、嘈杂的、拼贴的方式表现出来，甚至有人称之为话语的“假面舞会”。
徐坤的写作与其他女性写作的差异在于，她不是在怂恿媚俗中进行肉体写作，而是在反抗媚俗中进行的“身体式写作”。她说：“假如无法以理性去与媚俗相对峙，那么，何妨换个方式，抛几句佞语在它脚下，快意地将其根基消解，然后御风西行，无论是向灵境飞升，抑若向魔域陷落，都会从容不迫，心止如水。”“人心是很容易陷入浮滑和躁动的，假如我因为反抗媚俗获得成功，并变得一举媚俗起来，那么这种悲哀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归属于我个人。”尽管在她的写作中，我也常常感到有一种“精致的贫嘴”而缺乏厚重深邃。因此，如何使自己的母语写作与自己对西学的荒诞错位和寓言象征等的借鉴拼贴组合得更好些，如何使自己的揭露心态意识和人性观察，显得不是过分地具有急切的表现欲，恐怕是徐坤们的“女性写作”需要关注的问题。
另一个在90年代文坛中引起关注的女性作家是陈染，她的私人化写作在近几年成为整个批评界不可谓不热的话题。陈染的《私人生活》为“私人写作”进行了命名式的界定。私人当然是与公众化群体化相对照的，因此她特别强调不是写“我们”，也不是“我们写作”。“我们”是80年AI写作作的一个共通语码，90年代陈染们张扬“写我”和“我写”——我写我，我写我身。她表达的是个体经验，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的普遍伦理具有相当差异性。处于相当隐蔽的私人经验和空间，导致她的写作大多采取了一种“新历史”的个体传记的幽闭形式，或自己的下意识无意识的琐碎回忆和零乱的整理，从而将自己隐秘的私人经验和流动的生活，或不加整理不加规约不成为公众话语的“背对式”方式写出来，与那种宏大主题的叙事（面对式）镜像具有相当的距离。
陈染的小说由于过分私人化，写私人幽封症、女性的心理错位感甚至自恋等，遭到颇多的非议。在我看来，她是主动地将自己放置于边缘处境：不写主旋律大叙事，只写小我一己的窥探；不代国家代神代他人立言，只写自我的小世界；不写启蒙救国，只写个人那份相对狭小的天地。无疑，这样的写作实在难以逃离误区，但在大话套话谎话黑话连天的时代，这种选择也充满着新的意味。这种疏远于精神本质只面对身体肉体的实际状态的写作，无疑使作家所理解的真实世界和生命意义，都与过去有了相当大的差异。也许这种趋于小我的真实的写作或私人化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并不在于她写了“私人”话语，而在于她在公众大话语盛行的时候，拓开了一种独特的私人经验，并将这种私人经验的合法性在90年代欲望化浪潮中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人们赞赏也罢，贬斥也罢，私人化写作的误区盲点事实上是与其合理意义并存的。它将在一元化的写作处于休克之中时，突出另外一种多元化写作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要付出相当沉重的灵肉撕裂的代价。
当然，除陈染之外，还有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毕淑敏《昆仑殇》等女性写作话语，也在90年代引起了一些关注。可以说，90年代女性的小说确实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权，而能够全身心地写自己生命的真实空间。
最近，读到女作家刘敏的长篇小说《失重的记忆》，的确使我获得一种少有的精神力度的震撼。小说以一种深广的现代精神意识，写出近30年的中国精神命运史和个体心态史。在“诗的时代”、“小说时代”、“散文时代”、“传记时代”这样的颇具匠心的篇名安排下，作者运用当代话语分析方式概括时代精神的嬗变（精神诗意—解构叙事—琐事小趣—私人独语），在精神退行轨迹的高度凝炼化的小说表述中，完成了一种现代性精神命运的高迈的历史审视。这部小说可以说，既超越了新历史小说的民国情结，又超越私人化小说的肉体情结，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女性命运小说”，其新的意义当在跨世纪的时代氛围日益彰显出来。
也许可以说，90年代的女性小说确实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权，而在与男性作家分庭抗礼中，从背对精神问题到审理精神问题，从身体的私人把玩中到对女性命运和时代轨迹问题的透视。世纪末女性写作并没有走向一条肉体叙事的不归路，而是走了一条从热衷于“自我”身体描写或“自我”隐私兜售，到自我精神定位自我意义命名的灵肉蘇生之路。
如果说，女性诗歌大致还具有相当的精神世界，女性小说还具有相当的可读性和新闻的论战性价值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女性散文却遭到了更多的批评，并经常被名之为“小女人散文”。“小女人散文”大约是从90年代初开始出现，它并非刻意地去写文学的大道理，而是津津乐道于女人的打扮、生活、恋爱、性感受，写出一种活着很滋润的女人态，一副风情万种的自得其乐的情调，因此又被称为情绪小品。这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成为一种唯一叫好的时代饰物，一种庭院深深深几许中的女人味十足的梦幻呓语，甚至以充满自恋和白日梦的幻觉进而成为这个时代消费的新时尚，则容易对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感，和先富起来的富姐儿富婆儿梦，做出自己的透支消费，其问题存在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部分中年男性作家对这种小女人散文颇为欣赏，认为这种“小康型散文”在这个社会中，恰是对学者散文那种苍老的文化散文的过分慷慨激昂的一种纠偏。因为它对个性精神的一种浸润，对自由书写观念的张扬，和对现实温馨生活的沉醉，以及口语白话的随心所欲，都使得小女人散文具有可读性，给文坛平添了一片温馨的风景。但在我看来，小女人散文并没有给萎靡不振的中国文坛增添了什么，它仅仅是一批女性作者在这所谓的小康世界中写自己的知足感和当下感而已，大概不会对脆弱的文坛增减什么价值。所以过分关注“小女人散文”所造成的危机，有点耸人听闻；但若过分吹捧“小女人散文”的价值，认为是开创了一个文学“新世纪”，又显得太过装天真。
四 女性文学批评的中国话语
女性批评是一种理性中夹杂着情绪性的批评，她们在日常生活的言说中，以一种世俗生命的表达方式，去撕裂男性文本的封闭性，而读出自己的特殊形象。因此，其视点、立场、观点和体验方式，都从一种性文化的压抑中剥离出来，以瓦解男性的叙事结构和意识形态欺骗性为目的。
女性批评总是将文学史、批评史和历史看作是一种政治症候或修辞型话语，通过文本和意指系统的细部解构，去传达自己活生生的体验和流动着的生命感，重新发现被掩埋的心性作家作品，在虚构的新历史中置入女性的未来乌托邦。女性以自我意向、自我肉体态度、自我的审美情趣，作为自己生命拯救的隐喻，使自己既书写在历史之中，又书写在当下，使任何抹杀、忽视、歪曲女性生命的文学文本，都变得不合法。
女性写作者在中国大约总是要多于女性批评者，女性批评的声音在今天仍然微弱。尽管有几位女性批评家奋力摇旗呐喊，但她们的批评话语甚至大多比男性批评家更为模式化，大话空话不少，有些还动辄端出西方新冒出的女性新话语，这当然是忽略不得的问题。或许真正的女性写作，将会逐渐为新的女性批评话语伸展自己的健康的精神触角。
在国外留学的一批中国学人对女性写作和女性批评的看法也值得关注。如孟悦用西方的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式，对30到50年代以至当代的一些小说诗歌加以翻案式的解读，其中颇寓深意。另外一些男性学者如唐小兵等，也从事过这方面的话语批评，尽管反复申说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可是我仍然要指出，中国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在这种学说风涌而各种观念莫衷一是并丧失批评机能的时代，我们仍然要关注欲望的合理性（“度”）问题。如果一味强调物欲、情欲、表现欲和性欲的话，那么，女性写作又会被拽向另一个方面，那将不是男性的消费，而是女性的“自恋式消费”或“消费式自恋”了。因此，如何表达人类女性美好的一面，如何表达母性美好的一面，如何表达这个世界的温馨和非竞争的一面，是从阶级意识形态中走向文化心态史和人性史的女性写作的一个重要精神支点。
女性主义和女性写作无疑是边缘化的，是通过边缘化对这个世界加以纠偏，通过自身的边缘的言说，使中心变成可疑和不合法。当然，女性的私人化写作或批评存在的最大弊端，我以为是怂恿世俗化和现实的非批判性。如果这个世界丧失了批判和向往，只深陷于当代欲望，只对当下的生活表现一种醉心的评说，做出一副知足常乐状，那么这种写作是没有前途的。当然，任何个人的写作都不容他人置喙也不在乎他人说些什么，然而自己写作的每一步，将勾划出自我的写作踪迹，而这一踪迹将是女性写作的内在文脉和精神标杆。
如何在颠倒了男性神话、意识形态神话、政治神话之后，不去述说“女性”神话，甚至不去说外在“漂亮”神话、身体“消费”神话、“私人”生活神话，而张扬真正的女性生命意识，张扬人格化个性化的生活情思，我以为是不可谓不重要的。不一味地玩感觉玩浅薄玩浪漫，而是确实有所建树有所关怀有所震撼，实在是女性写作自我定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自审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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