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技术创新：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技术创新论文,直接投资论文,面板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支持下，大量外资迅速涌入我国。自1993年起，我国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发展中国家大都期望能够通过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模仿、学习和吸收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进而加强和改善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也不例外。毋庸置疑，大量外资的流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外资在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是否也促进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本文利用我国1998-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还检验了不同来源地的FDI对我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差异。
一、文献回顾
自MacDougall(1960)第一次明确提出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之后，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分析。通常认为，FDI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Kokko，1992)；此外，FDI还由于产业关联等因素对东道国相关产业产生跨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Katz，1969；Kugler，2001)。但是在实证分析方面，学者们对FDI外溢效应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大多数研究认为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普遍存在技术外溢效应(Caves，1974；Globerman，1979；Imbriani & Reganati，1997)，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Blomstrom & Persson(1983)、Blomstrom & Wolff(1994)、Kokko(1996)和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Haddad&Harrison(1993)、Kokko(1994)、DeMello(1999)、Aitken&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摩洛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外溢效应的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比较微弱，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分析FDI对东道国整体技术进步的影响，较少单纯涉及FDI对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在目前关于FDI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文献中，主要有三种研究结论：一是FDI对我国研发活动和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例如，Hu和Jefferson(2001)使用大中型企业的数据研究了FDI的外溢效应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他们用新产品的销售额代表企业研发活动的产出，以行业内的技术人员数量、研发资金投入以及产业内的外资数量作为解释变量，对外资在广东制造业的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在新产品开发方面，FDI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对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新技术的引进有着积极的影响；Cheung与Lin(2004)使用面板数据研究了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他们用各地区的专利申请数量来反映其技术创新水平，结果发现FDI对于我国专利申请数量存在着积极的影响，在外观设计专利上，FDI的外溢效应最明显；王红领等(2005)使用行业数据分析了FDI对我国民族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FDI的进入促进了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二是FDI不利于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例如冷民(2005)以台湾微电子产业作为案例，认为FDI只能是发展中东道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种辅助途径，真正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来自于自身（如政府的中长期计划引导、研发机构和大学的前期技术支撑、高素质人才队伍）而非FDI；马野青和林宝玉(2007)利用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对FDI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国内专利授权量与FDI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即目前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三是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是复杂的，FDI是促进还是抑制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地区、行业、企业类型等因素有关；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FDI对我国高技术行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及作用途径，发现FDI的竞争效应不利于国内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但会通过示范效应和科技人员的流动等促进国内企业的研发活动；冼国明和严兵(2005)利用1998-2003年省际层面的相关数据研究了外资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对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些较低层次的技术创新，尤其是在外观设计专利上。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越促使外资产生显著正面促进效应的发展门槛；冼国明和薄文广(2006)认为外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其他类型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实际上反映了外资溢出效应现象的复杂性，事实上，国外学者已证实，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果有很大影响。因此笔者将利用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专利申请量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反映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主要指标——人力资本来检验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同时，由于进入我国的FDI一般可分为港澳台来源FDI和其他来源FDI，而不同来源的FDI具有不同的技术特征，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也会有所差异。因此笔者还将分别检验港澳台来源FDI和其他来源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二、模型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构造如下模型来评估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其中
为被解释变量，用来表征各个地区的技术创新水平，用各年各个地区的专利申请量表示。在自变量的选择上，STP表示科技活动人员数；STE表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FDI为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占地区全部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用来衡量FDI在某地区的进入程度①。此外，还增加了两个控制变量：外资企业的产品出口比率Ex和人力资本H。Ex用外资企业的出口与其总产值的比值表示，可以用来反映外资给国内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外资企业产品的出口比率越小，说明其更注重国内市场，其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这对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也就越大；反之则说明外资企业看重的是国内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其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市场，因此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也就越小，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创新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人力资本状况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影响FDI外溢效应的因素。国际上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通常采用Barro和Lee(1993)提出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近似计算。在具体计算时，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H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②。C为常数项，代表其他对该地区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的因素，
为随机扰动项。i表示各省，t表示各年。
笔者选取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8-2006年共9年的面板数据来估计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由于西藏吸引的FDI数量极其有限，为了防止对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本文剔除了西藏的数据）。数据来源于1999-2007年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由于面板数据具有两维性，因此如果模型设定不正确以及由此造成的参数估计方法不当，将对估计结果造成较大的偏差，因此在采用面板数据构建模型时必须首先对模型进行检验。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通常包括两种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前者是指被忽略的变量在各个时段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是固定的，而后者是指被忽略的变量在各个时段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是随机的。在实证中通常采用Hausman(1978)检验方法来判断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笔者使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 5.1。
三、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计量结果及分析
1.外国直接投资总体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
表1给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
回归(1.1)的结果表明，FDI总体对我国技术创新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效果不显著（t值仅为0.90，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科技人员数对专利申请量影响不明显，但是科技活动经费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科技活动经费每增加1%，专利申请总量将增加0.76%；外资企业的出口对专利申请量也有显著影响，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总产值的比例越高，给国内企业带来的竞争压力越小，对国内企业的冲击也就越小，这将有利于提高国内技术创新的效率。外资出口比例每提高1%，专利申请量将增加0.17%。在回归(1.1)中，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没有明显影响。
为了分析FDI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参照Borenztein(1998)的思路，笔者在(1.2)中加入了FDI和人力资本的乘积，结果发现FDI前面的系数显著为负(-1.8534)，而H×FDI前面的系数显著为正(0.2546)，这充分证明了“门槛效应”的存在，回归(1.2)中的人力资本门槛值为7.28(1.8534/0.2546)。也就是说，FDI不会自动产生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只有那些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7.28的地区，FDI的流入才会促进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③。截至2006年底，我国西部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的人力资本仍然没能达到这个门槛水平。
众所周知，专利有三种不同类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相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来说，发明专利是包含技术含量较多、层次较高的技术创新，但是在我国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所占比重较低，截止2006年底，发明专利在全部专利申请量中占26.01%，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分别占34.02%和39.97%④。为了考察FDI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专利产生的影响，笔者依次把发明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申请量和外观设计申请量作为创新水平指标的度量，以进一步考察FDI对这三种专利申请量的影响。检验结果见回归(1.3)-(1.8)。
将以发明专利申请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1.3)和(1.4)、以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1.5)和(1.6)以及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1.7)和(1.8)与回归(1.1)、(1.2)对比，可以看出：
FDI在(1.1)、(1.3)和(1.5)中的系数都不显著，但是在(1.7)中的系数显著为正(0.3778)，这说明FDI对我国的专利申请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均无明显影响，但对外观设计申请量的影响却非常显著：外资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每增加1%，会促使我国的外观设计申请量增加0.38%。
另外，从回归(1.4)、(1.6)和(1.8)可以看出，在三个回归式中的系数都显著为负（分别为-2.4722、-1.8302和-1.3824），但是，H×FDI在三个回归式中的系数却显著为正（分别为0.3312、0.2411和0.2085），t统计量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FDI对我国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也存在“门槛效应”，回归(1.4)、(1.6)和(1.8)中的门槛值分别为7.46(2.4722/0.3312)、7.59(1.8302/0.2411)和6.63(1.3824/0.2085)。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FDI只是对我国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注重的是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等，涉及的技术含量较少，层次较低，因此相对来说，内资企业更容易通过向外资企业的学习和模仿来完成。随着外资流入量的逐年增加，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接触并对其进行学习模仿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外资在外观设计方面的溢出效应最强，需要达到的人力资本门槛水平也最低。而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相对来说技术水平较高，由于外资企业的技术封锁等因素，FDI的溢出效应不明显，要获得外资的溢出效应需要跨越的门槛水平相对外观设计而言也要高一些。
此外，从回归(1.1)到(1.8)，地区科技活动人员数STP的系数都为负，在回归(1.2)、(1.6)和(1.8)中t统计量检验还具有显著性。相反，地区科技经费投入STE前面的系数在8个回归式中全部显著为正，并且其弹性都在0.50以上，表明我国科研人员的科研效率普遍不高，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经费的大量投入。外资企业出口比率Ex的系数在除(1.5)外的其他7个回归式中全部显著为正，表明外资企业出口比率是影响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Ex越大，国内企业面临的外资带来的竞争压力越小，受到的冲击也就越小，越有利于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
2.不同来源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
前面研究了FDI总体对我国专利申请量的影响。事实上，在我国，FDI按其来源可分为港澳台投资（来自港澳台地区）和其他外商投资（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港澳台外资企业在中国内地投资主要是为了利用大陆廉价的原材料、土地和劳动力生产产品，其他外资企业在中国建立子公司是为了取得在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长以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因此，从理论上讲，其他来源FDI较港澳台来源FDI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会产生更大的溢出效应。
笔者构建模型(2)来实证检验不同来源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
其中，
表示其他来源外资企业。由于我国区分FDI整体、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投资的地区统计数据始于2001年，因而区分不同来源地的外资统计数据选取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1-2006年共6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2002-2007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
在回归(2.1)、(2.3)和(2.4)中系数虽然为正，但t统计量不具有显著性，表明港澳台来源FDI对我国技术创新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
在回归(2.1)和(2.4)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分别为0.1665和0.3120，表明虽然前面的研究证实FDI总体对我国专利申请总量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外商投资对我国专利申请总量还是有显著促进作用的：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每增加1%，可以促进专利申请总量增加0.17%。在三种专利申请中，虽然其他外商投资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申请量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外观设计申请有显著影响：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每增加1%，可以促进外观设计申请量增加0.31%。这个结果与笔者的预期设想是相吻合的，FDI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实际上来自于其他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来源FDI对我国技术创新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此外，在其他解释变量方面，STE和Ex前面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STP和H前面的系数或不显著或为负，表明在考虑不同来源FDI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时，对专利申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的仍然是科技经费和外资企业的出口比率。
四、结论和建议
笔者运用地区层面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FDI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1)FDI对我国的专利申请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以及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均无明显影响，但对外观设计申请量的影响却非常显著。外资企业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每增加1%，会促使我国的外观设计申请量增加0.38%。亦即目前FDI主要是对我国最低层次的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2)要使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产生溢出作用，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实证结果表明，只有那些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7.28的地区，FDI的流入才会促进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3)在其他解释变量上，地区的科技活动经费和外资企业的出口比率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科技活动人员数量对创新水平提升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这充分说明目前我国科研人员的科研效率不高，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经费的投入。
(4)港澳台来源FDI对我国技术创新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其他来源FDI的溢出效应显著。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比重每增加1%，可以促进专利申请总量增加0.17%。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积极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将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我国，鼓励外资企业与我国本土企业之间建立关联，利用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带动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实证研究证实，要使FDI对我国技术创新产生溢出作用，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为此，加大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力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迫在眉睫。实际上，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这个“门槛”不仅仅局限于人力资本，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制度环境等都存在着制约FDI对东道国技术创新发挥积极作用的门槛。因此政府必须全面提升其政策环境，使其达到“门槛”之上，以利于FDI对我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发挥。
第三，不同来源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溢出有明显差异。我国在制定外资政策时应注意区分不同来源的FDI，积极吸引能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外资进入，以利于国内企业的模仿、学习与创新。
注释：
①对于模型的核心变量FDI，笔者曾考虑用地区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地区GDP的比重表示，但是《中国统计年鉴》只有2004年之前各年度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2004年后的数据可以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各地区统计公报查出，但是由于2004年后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和2004年之前的数据不可比，所以最终放弃这一指标，并参考李蕊(2008)的做法，改用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占地区全部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来衡量FDI在某地区的进入程度。
②自2001年起，大专及以上数据又细分为专科、本科、研究生，为了统一数据，本文仍将这三项合并为大专及以上数据，教育年限仍取16年。另外，2000年数据缺乏，我们简单地取1999年和2001年的数据的人力资本的平均数作估计值。
③FDI对技术创新的综合效应既包括FDI流入自身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还包括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产生的溢出效应。假设FDI前面的系数为a，H×FDI前面的系数为b，则要使FDI对技术创新的综合效应大于0，必须满足a+b×H＞0，即H＞-a/b，即只有在那些人力资本大于-d/b的地区，FDI的流入才会对专利申请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④由《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标签：溢出效应论文; 人力资本论文; 外溢效应论文; 面板数据论文; 回归模型论文; 能力模型论文; 外国直接投资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申请专利论文; 科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