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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在思考21世纪的中日关系时，我认为需要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展望21世纪的亚洲和世界的形势。
当前的国际形势，一方面多极化在加速，另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在发展。这一趋势正在促进国际关系的调整。尽管有的大国企图建立由它主宰一切、独霸一切的单极世界格局，但多极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大国之间的制衡和协调，有利于构筑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合理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进入21世纪后，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一发展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不言而喻，中日关系是今天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洲和世界拥有重大影响力的中日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两国有责任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冷战已经结束的今天，中日关系重要性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大了。中日关系如何，不仅给双方带来的利害得失比过去大得多，而且对构筑亚太以及世界的新秩序也将带来巨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关系已经成为亚太乃至世界的中日关系，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两国关系的范围。这一定位，要求中日两国自觉地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作用。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时，两国政府发表《中日联合宣言》，确定了两国人民面向新世纪构筑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同时达成了两国间33个合作项目，确定了进行青少年交流的框架计划。这一切都在有力地推动着中日两国合作关系的发展。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中日关系中还留下了一些发生于20世纪、本应解决但又未解决的问题。中日两国不得不把这些问题带入21世纪，从而给建立面向21世纪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增加了某些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的因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使中日关系的各个方面协调平衡发展，避免偶然性和突发性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大局产生副作用和破坏性后果，就不能不成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一、大力培养中日友好事业的接班人
中日友好面临着新老交替的时刻，我们要大力培养接班人。在发展今后的中日友好事业中，我认为重要的是在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人中间建立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人际关系，提倡“动之以情”，“以情为重”。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具体事例。距今40多年前的1955年12月，我随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了日本。郭先生提出他要到北镰仓为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岩波茂雄扫墓。当时，我并不了解郭先生此举是为了什么。
郭沫若年轻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受到旧政权的迫害，在20年代亡命日本，住在千叶县的市川市。1937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 郭先生为了抗日救亡，只身逃离日本，回到中国。留在日本的妻子和5 个孩子遭到政治迫害，经济上十分窘迫。就在妻子被宪兵带走，一家人走投无路时，岩波茂雄专程赶到市川，对郭先生的长子表示孩子们上学和家庭费用都由他负担。这在当时是何等地不容易啊！何况还要蒙受“通敌”、“卖国”的罪名。但是，岩波茂雄却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岩波氏在新中国成立3年前的1946 年与世长辞。对于郭沫若来说，岩波氏是他从未见过面的恩人。郭先生趁相隔18年重访日本的机会，为恩人扫了墓。到了这时，我才知道郭先生为岩波氏扫墓的原因。当岩波一家人向郭先生致谢时，郭先生按日本习惯重新坐好，郑重而又深情地说：“岩波先生生前我没有见过。但是，承蒙他给我很多关照，我是很感激他的。18年前，我把家属留在日本，只身回国以后，岩波先生供我的孩子们上了学。现在，两个孩子都从大学毕了业。大儿子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员，二儿子在上海工作。我不知向岩波先生怎样感谢才好？”说罢，郭先生挥笔在“色纸”上写了一首诗：
生前未遂识荆愿，
逝后空余挂剑情。
为祈和平三脱帽，
望将冥福裕后昆。
“识荆”是个典故，用作久闻其名而初识面。“生前未遂识荆愿”，是说岩波茂雄先生生前我未能实现与他见面的愿望。第二句“逝后空余挂剑情”，是借用“挂剑”的典故，（注：“挂剑”的典故，见《史记》。春秋时代，吴国王子季札出使鲁国，路遇徐君。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宝剑，但不便说出口。季札看出了他的心思，但由于还在出访途中，不能给他。后来，季札回国时又路过那里，但那时徐君已经故去。于是，季札把那把宝剑解下，挂在徐君墓上，了却了他的心愿。）说他本想表达对岩波先生的感激之情，但这次来日本访问，先生却已不在人间了。
最后两句，是说郭先生在岩波茂雄先生墓前祈念和平，并希望他的子孙后代能够获得幸福。
我认为，这个插话是不为一般人所知晓的中日交流史中的宝贵一页。它说明人与人的关系是多么重要，而且“情”又是多么重要。我希望今后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在交往中，能够建立起越来越多的朋友关系。我们双方都需要培养一批能像老一辈那样在中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友好人士。这是发展中日友好事业，真正做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迫切需要。我认为，今天和今后的中日友好关系不应该停留在制造气氛上。我们的交往，应该是推心置腹的，要做到心灵上的交流。中国有“诤友”的说法。“诤友”者，就是能够率直地提出忠告的友人。我们作为朋友应该成为“诤友”。
二、承认文化差异，增进相互理解
不言而喻，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点，但是，也要如实地承认存在着“差异”。从某种意义来说，中日文化是“异文化”。
先谈共同点。一位演唱汉诗的日本吟唱家到美国演出，演唱了李白那首《山中与幽人对酌》，即大家所熟悉的“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那首诗。如果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大凡受过一定的教育，一听“幽人”便可想到古时候那些离开喧闹的尘世，在山中过着闲静生活的隐士。但是，美国人听了，却感到莫名其妙。任凭你怎样向他解释，也无济于事。到头来，美国人驰骋丰富的想像力，终于得到了答案，说：“噢，我明白了。‘幽人’是失业者，是‘无家可归的人’。”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很显然，中日与西方之间存在着这样的文化差异。
那么，中日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哪里呢？我们从反映民族感情和心理状态的文学作品——俳句来看，也能看出两国文化的差异。
举例说，正冈子规的名句“柿食へば鈡が鳴るなり法隆寺”，在日本脍炙人口。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李芒先生译作“方啖一颗柿，钟声悠婉法隆寺”。应该说，译文是很出色的。但中国读者读了，首先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吃了柿子，法隆寺的钟声响了？据说，这首俳句是子规在明治二十八年由松山回东京途中，路过奈良时写的。句前还有一个题目：《憩法隆寺茶店》。本来就喜食柿子的子规到了柿子的名产地，怎能放过柿子呢？日本人读了这首俳句，一定会感受到浓浓的秋意笼罩着奈良，并由此联想许多事。但要求中国读者也能理解到这一步，那是很困难的。
再例如，芜村的名句：
易水にねぶか流がるる寒さかな
显然，这是根据《史记》中的典故写的。易水在今河北省，古时为燕国，太子丹受不了秦始皇的欺侮和压迫，派荆轲去刺杀他。荆轲临行前在易水河畔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如果是对古汉文有修养的日本人，读了芜村的这首俳句，一定会想起荆轲的这首著名诗句，并联想：不知是谁在寒风刺骨的易水上游，放流了一棵大葱，它随河水漂流下来，那棵大葱的绿叶白根使人更加感到寒冷。
然而，中国读者是否会像日本读者那样去理解，我表示怀疑。因为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从大葱感受到寒冷。著名诗人林林先生把这首俳句译为“青葱漂流去，易水今犹寒。”但他说，芜村“用叶绿根白的葱的漂流去来衬托易水寒，不大好理解”。
当然，中国北方到了冬季，早市上，新下来的大葱堆积如山，形成冬天一景。但是如同上述，中国人从大葱得到的季节感，决不像日本人那样是寒冷的。因此难以理解从上游漂流下来的大葱与“易水寒”之间到底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我认为，这是中日两国文化差异带来的一种困难。
我们应当承认中日两国毕竟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各异，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心理心态和价值观都有差异。正因为如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发展沟通彼此心灵的文化交流和学术交流，以增进相互理解，真正做到知己知彼。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认真了解对方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国际关系以及它的走向等固然很重要，但我们更要下大力气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广义的），要了解对方国家人民的思想以及赖以行动的思想模式和产生这一模式的文化根源。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信赖的目的。
但是，我要说明一下，前年8 月我参加朝日电视台举行的座谈会，有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政府要人参拜祭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是日本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国人不理解是由于日中两国的文化差异所致。对此，我不能苟同。我认为这是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日本政府要人的上述行为，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
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平观和合作观
我所说的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正确地把握中日关系发展历程的三个特殊阶段，即：
1.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渊源深厚，有着长达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史；
2.在近代由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的日本侵华战争史；
3.战后几十年来两国老一辈友好人士和有识之士为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而呕心沥血的奋斗史。
只有全面地把握这一段历史，才能使人们真正树立起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关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前年那一次朝日电视台的电视座谈会上，日方的主持者说：“中国在进行反日教育。我访问中国时，白天中国人举杯为友好干杯，晚上看电视，演的是打日本的片子。”但我认为，说中国进行“反日教育”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进行的是历史教育。
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那一段历史的问题。我们捐弃前嫌，实现中日复交，本来是希望把那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之页翻过去，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日本，总有那么极少数人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并说什么中国无休止地要日本道歉。中国无意要求日本不停地道歉，而是要求对这样一个原则问题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1960年6月， 陈毅副总理在北京会见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时谈到日本的侵华战争，说：“日本过去很长时间对中国人是盛气凌人的。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野间先生说，尽管陈毅副总理这样说了，但我们日本人对于过去日本的侵华战争负有责任，既然如此，我们是不能忘记过去的，不能付之东流。陈毅副总理听罢，当即表示：“说得好！谢谢你们。我们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你们说日本人不忘记过去的事。这样，两国人民才能真正友好。如果我们总是恨日本，而你们日本人把伤害中国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中日两国就永远不能友好。”我认为，陈毅副总理的话，其中心意思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再谈和平观。我主张，在认识自我、看待对方国家时，不应该持民族沙文主义和大国主义的立场，同时还应该摈弃以冷战思维来处理两国关系和对待亚太事务，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与发展，但中国的发展决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说到这里，我想起中日复交前松村谦三先生会见周总理的一件事：在会谈中，松村先生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会成为‘恐しく大きな国’”。当时我做翻译，我想在这种外交场合，应该译得准确些，便机械地译作“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会变得可怕的大”。周总理一听，就对松村先生讲：“中国即使将来发展成为强国，也决不会变得可怕，不会威胁别国，不会侵略别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我知道这是由于我译的“可怕”一词，引出周总理上述一番话的。也许这是“歪打正着”，恰好表明了中国一再向全世界郑重宣布的那样，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永不谋求霸权。试想，国土面积相当于日本的26.7倍而国防费只相当于日本1／4的中国，怎能构成对日本的威胁呢？不仅现在不会，而且将来也不会。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日本在今后的亚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能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要采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产生疑虑的行动。
我衷心希望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青年能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积极力量。我想指出的是，前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特别提到了中日青少年交流的问题。双方约定，从1999年起至2003年的5年间争取实现1.5万人规模的青少年互访交流。这是打下21世纪中日和平友好坚实基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谈到合作观，我们今后应当建立什么样的合作观呢？
不言而喻，中日两国的合作面大于对立面，两国的利益共同点大于利益分歧点。我们要增进对话，扩大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汇聚点。只有这样，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才能有保障。
四、构筑立足于长远的经济合作关系
现在，中日经济合作关系总的来看，发展顺利。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中国的对外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如：中日双方贸易额居第一；在中国引进的外资中，以国家而论，日本的数额曾经一度最多；在中国接受的外援中，日本提供的数额最大；在中国引进的外国技术中，日本企业界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名列前茅。我们希望这一良好势头今后能继续保持下去。
当我们展望21世纪的中日关系时，其主旋律应当是经济合作关系。中日两国在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时，虽然有时也存在某些障碍，但我们毋宁更应当看到可以提供巨大的潜力和可能性的一面。中日两国之间，在资源、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在高科技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的问题上，两国也应进一步加强合作。我们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已经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今后应当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
现在，中国已经提出了开发西部的大战略。这就为中日21世纪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国西部地区土地辽阔，但有许多地方尚未开发。那里资源丰富，劳动力便宜，但经济基础比沿海地区薄弱，因此有很大潜力进行多层次的经济合作。日本在国土开发和地区综合开发等方面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对中国的西部开发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中国加入WTO和进行西部开发， 将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更广阔的前途，因此，21世纪的中日经济合作关系不应当停留在一般的关系上，而应当建立起立足于长远的真正的合作关系。这就是说，在处理任何具体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应当把眼光放远。如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的政策化问题，应谋求合理解决。
五、维护和巩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认为，应当严格遵守中日关系正常化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以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遵守前年11月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以维护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声明》和《条约》是两国关系的原点。
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台湾问题。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中日两国之间，台湾问题通过《声明》和《条约》已经获得了解决。《中日联合宣言》也明确地说日方将继续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时地听到从日本传来的杂音。这说明，日本有些人对台湾仍心怀叵测。
大家知道，中国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同别国发展关系时，决不把牺牲本国的主权作为代价。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但声明不放弃使用武力。中国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台湾挤进联合国组织的图谋。在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是明确的。日方在日美安全防卫指针的有关法案中规定的“周边地区”，无论是间接的或直接的，我们都坚决反对把台湾包括在内。
后藤田正晴先生1999年8月11 日在《朝日新闻》上撰文表示反对所谓的“两国论”时指出，台湾人是明朝末期从福建省和广东省等地移民的子孙，因此“由中国把台湾统一进来，是历史的必然。由于事关中国的内政，日本不应当说三道四”。我认为，是这很有见解的正确主张。
总括以上所谈，我认为，和平、发展、友好、合作，这应该成为21世纪中日关系的主题词。而我确信这也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争取的目标。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