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范式——试析毛泽东、李达、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个体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范式论文,三种论文,个体论文,李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6]01-0027-05 10.13553/j.cnki.llygg.2016.01.005 作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实践家，李达、艾思奇、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化进程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本文侧重探讨和比较三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个性特征和典型范式，以期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个视角维度 任何哲学家的理论研究都要受他自身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制约，一般来讲，由于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不同，造成了哲学家理论思维的关注点不同。由于毛泽东、李达与艾思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各有侧重，使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道路上应用不同的视角维度，选择了不同的努力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研究风格和特点。 1.李达侧重于整体化、系统化 李达以毕生的精力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具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与系统化。1937年，抗战前夕，李达出版了他一生最有影响的巨著《社会学大纲》，全书共五篇12章，计42万字。它是一部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之大成。就内容的深刻性、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来看，已经超越了当时在国内已经翻译和出版的同类著作。该书在广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基础上，不仅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而且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显示了李达丰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社会学大纲》中，李达特别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整体：“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1]这种整体性与系统化作为《社会学大纲》的一个基本特点，成为李达在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过程中一直坚持的基本思想。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哲学家侯外庐认为：“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风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2] 1965年，李达在《唯物辩证法大纲》中进一步强调：“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同唯物辩证法是不可分割的。”[3]由此可见，李达的学术研究具有鲜明的系统性，这在当时的理论界中是非常少见的。他不仅在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而且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上都力求全面和系统，这成为他不同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学术研究和文本研究上的显著特点。 2.艾思奇侧重于通俗化、大众化 与李达一样，青年艾思奇也曾两度留学日本，日、德等外文基础很扎实，这为他后来从事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与李达不同的是，艾思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中更致力于通俗化与大众化研究。青少年时期的艾思奇在国内曾参加过多次革命运动，并且有过基层教学研究的经验，在实际工作中他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并非仅仅是书斋之学，它在本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只有用人民的语言去表达抽象的哲学道理，广大民众才能真正接受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样的思想认识支配下，艾思奇不顾学界质疑的眼光，于1935年底完成了他一生的光辉著作《大众哲学》的写作与编辑。1936年，艾思奇在他的《大众哲学》第四版代序中把《大众哲学》比喻为：“它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大饼”。[4]在这里，艾思奇指出他写作《大众哲学》的目的不在于服务大学校园，也不在于为流传在上流社会之中，而是他送给广大人民群众的一块“干烧大饼”。《大众哲学》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熟悉的语言方式表达抽象、深刻的哲学问题，解除人民群众对哲学的神秘感，敬畏感，使他们能主动的接受哲学、了解哲学。是对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成功尝试。 《大众哲学》的成功，坚定了艾思奇一生的哲学路线和研究基调，在他后来的绝大部分著作中，他始终一以贯之坚持通俗、大众的风格。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艾思奇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语言，尽量采用老百姓的思维方式，说老百姓说的话，用浅显易懂、通俗化的语言表达精深的哲学道理。他把高度抽象的哲学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通俗化，进而顺利地达到普及化。可以说，艾思奇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上，都体现着通俗性与大众性，这也是他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人民的哲学家”的根本原因。 3.毛泽东侧重于民族化与现实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现实，发展于现实。它的理论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并把现实的人和社会物质生产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如何把哲学与现实生活有效地结合起来，如何用本民族自己特定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转换，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目标。 1938年，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指导作用。为此，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5]美国学者施拉姆在他的名著《毛泽东的思想》中，特别强调了毛泽东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他认为毛泽东要“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6]众所周知，由于毛泽东从小生长于中国农民家庭，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也非常具有民族特点。在他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传统的典故、成语、对联，内容生动活泼，实现了形式上的中国化与现实化。同时他也善于从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经验，以民族的形式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矛盾论》与《实践论》。由此可见，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丰富、发展与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形态从一般到特殊，从欧洲到中国的历史转变。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逻辑理路 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学说，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要解决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一是在理论形态上，如何全面完整地解读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二是在沟通方式上，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观点转化为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三是社会实践上，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灵活应用到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需要不同的人士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去努力：一是全面系统地解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采取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式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观点；三是在实践中应用和检验马克思主义。而李达、艾思奇和毛泽东，就是解决这三个层面问题的代表性人物。 1.李达在理论形态上强调“如何学习？” 早年的李达在留学日本期间，就酷爱学习语言，通过刻苦钻研，除中文外，他还掌握了英、日、俄、德四国语言。扎实的语言功底为李达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他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能从经典原文出发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也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与研究视野广泛、兼容并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李达看到救国的希望，特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广泛研读马列著作，积极翻译并撰写各类宣传马列主义的文章和著作，成为最早在中国全面、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建党初期，李达为党的一大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由于在党的有关政策上与陈独秀发生分歧，中断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但是在严酷的环境中，李达没有放弃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全力投入理论研究工作当中去，直至新中国成立。 综观二三十年代的李达译著，内容十分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原著各个方面，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另外还涉及到妇女学、法学、史学乃至文学各领域，但最为突出的贡献，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部分。由此可见，李达在理论形态上特别注重强调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和学习。同时，对于“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李达也有明确的观点和态度。早在1920年，李达就在一篇文章中批判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指出：“固守师说的人则拘泥不化，自作聪明的人就妄加修改，把一个马克思的真面目弄湮没了。”[7]这段话中李达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既不能死板教条，也不能妄加修改，即在理论形态上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2.艾思奇在沟通方式上关注“如何推广？” 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进程中，由于李达和艾思奇所肩负的责任和走的道路不同，致使他们在理论研究的关注点上也有所差别。为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内，在理论研究上艾思奇特别关注民众的大众心理和思维习惯。在上海期间，有一段时间艾思奇一直担任《读书生活》栏目的主编，接触的是中国各阶层最广大的读者，每天要接到大量的读者提问，回答的是读者们最关心和困惑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1935年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众哲学》问世了，这是第一本针对人民群众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和思维方式写作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由于艾思奇充分地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他的《大众哲学》行文避免了像西方人那样单刀直入，而是首尾照应，以中国化的圆形思维方式呈现出来。对此，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泰瑞·博登赫恩指出，《大众哲学》的成功，源自于艾思奇对中国广大读者的深入了解，源自于他对民众社会心理的精准把握和研究，这使他的著作具有浓厚的本土风格。他认为“《大众哲学》的魅力大部分来自于它提出了复杂而又能在情感上满足的中国人的身份”。[8]在当时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升级的局势下，泰瑞认为，艾思奇总是能联系国人的现实生活事例引发读者的爱国情绪，他的这种沟通方式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共鸣。 总之，在理论创作中，艾思奇善于联系生活实际说明深刻的理论问题；同时，在他的文章中，更多的是力求以多种方式给国人传达一种精神鼓励与民族自信。这种暗示和社会心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同。因此，可以说《大众哲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出发，回答了当时广大读者提出的现实问题，有效地解决了广大读者存在的各种思想困惑，启迪广大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通俗化解读哲学的方式，在哲学史上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新途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 3.毛泽东在社会实践上回答“如何实现？” 大浪淘沙，多年的革命斗争和实践经验最终把毛泽东推上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但他的成功、他的荣耀，绝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这要归功于毛泽东不同于常人的一大特点，即他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把从实践中得来的感性经验，总结归纳为抽象的理论认识；同时，更善于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取之于实践并用之于实践。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非常注重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即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去回答实际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这种逻辑理路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一种特有意识，即对革命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上寻找支撑依据，有的放矢，从而指导实践。自1921年秋收起义开始，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总结经验教训，先后写作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初步展现了毛泽东独特分析认识问题的能力。1930年，为了总结和批判党内出现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创作了第一本具有中国化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对本本主义》。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努力研读马列原著，从哲学层面上深入回顾和反思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创作出了著名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取之于实践用之于实践的典范著作，也是他理论研究的最高成就。以上著作充分地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应用，是紧紧结合现实需求来进行的。他以关注中国革命实践需求为出发点，检验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也是他为什么特别注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的主要原因。可以说，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正是在践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形成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条道路轨迹 毛泽东、李达、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进程中，他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工作形式和努力方向，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道路轨迹。在这一过程中，经过革命岁月的打磨，毛泽东锻造为集理论家与实践家为一身的革命领袖；李达发展为集理论家与教育家为一身的专家教授；艾思奇则成长为集理论家与宣传家为一身的革命战士。 1.毛泽东：革命领袖型道路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和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不但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也是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更是哲学造诣十分深厚的理论家。作为一名哲学家，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作为一个革命家，毛泽东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解放战争的革命胜利，相对远离学术研究和文化积累比较集中的大城市，也没有比较稳定安宁的学术研究环境，他一生在革命的浪潮中跌宕起伏，在战争的炮火中历经磨炼，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 与同时代其他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不同的是，毛泽东非常注重革命实践，特别重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并且善于把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第一手感性资料上升为抽象的理论成果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展现出他非凡的哲学思维和战略眼光。从领导湖南工人农民运动到秋收起义，从井冈山到红军五次反围剿，从遵义会议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延安到西柏坡，毛泽东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主义观点，充分地调动并吸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善于总结归纳革命战争中的实践经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灵活应用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最终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诞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离不开人民群众，离不开革命实践。正是因为他始终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才最终成长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成为缔造新中国的第一代领袖。 2.李达：理论研究型道路 建党初期，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充斥着理论界和文化界，为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李达口诛笔伐批判过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1923年后，李达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理论研究上，由于国统区特殊的政治环境加上李达不明朗的政治身份，使他与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为李达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空间和机遇，使他能够深入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书立说，为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总之，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建国前夕，李达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理论研究与教育活动上。这一阶段，也成为李达理论创作的高峰时期，理论成果硕果累累，特别是随着《社会学大纲》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李达已经成长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一代宗师。 建国以后，李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理论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活动中。在此期间，他也曾参与并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活动。1958年，由于李达预见到了“左”倾思潮带来的危害，与毛泽东在经济建设的有关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和矛盾。他们各抒己见，不欢而散。从此，二人在政治上渐行渐远。此后的李达对批判和争论活动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较少参与各种政治斗争与批判活动。这表明那一时期的李达，作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授，对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规律，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和认识。这在那个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与不切实际的“理论创新”同步高涨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3.艾思奇：战士宣传型道路 上海时期，艾思奇以他独到的问题视角写作了《大众哲学》，启蒙了大批的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大众哲学》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它的成功使艾思奇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也进一步增强了他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到达延安后，艾思奇深切地感受到延安朝气蓬勃的革命氛围。同时，在与毛泽东的日常交往中，他也亲眼见证到马克思主义用之于实践的伟大力量，并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及哲学见解所折服。这一阶段，艾思奇在政治上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在理论研究的目标上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即以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转变到以宣传研究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要目标，从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工作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实现了政治上与学术上的高度统一。延安时期的艾思奇产出了大量的作品，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诠释和宣传更为突出，培养了一大批党的理论工作者和领导干部。 总之，作为20世纪党在理论战线上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艾思奇倾其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道路的开辟者和先行者，同时也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上的先锋军。自1933年底开始，艾思奇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无数场的论战，有力抵制了这些思潮的错误影响，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充分发挥了一名理论战线上的尖兵战士的作用，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艾思奇是“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9]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殊途同归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我们既需要求真务实、治学严谨的理论家；也需要富有创新、勇敢坚定的宣传家；更需要高瞻远瞩、经验丰富的实践家。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的浪潮中，根据历史的需要和自身的任务选择了不同的努力方向，扮演着不同的重要角色。李达与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宣传家，一个侧重整体性、全面性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侧重于通俗化、大众化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以不同的关注点从不同的角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大众化，以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教育家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和译著从理论层面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以艾思奇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不但与李达一样从事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更注重理论宣传的过程中的沟通方式和实际效果，从沟通层面上有效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问题。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们的理论成果与宣传方式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家、实践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领袖，更善于把革命实践中得到的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实现了自下而上实践与理论的完美结合。 总而言之，正是因为毛泽东、李达与艾思奇有着共同追求又担任着不同历史任务，才使他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与相互支持，并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了更高的理论水平。无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实践派，还是以李达为代表的职业理论家和以艾思奇为代表的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宣传战士，他们所关注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致性，在本质上殊途同归，他们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上分工合作、相互借鉴，并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合力，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艾思奇论文; 毛泽东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 大众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