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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西方经济复苏的功臣
西方宏观调控的五大特点：
●间接调控为主●金融调控为主●利率调整为主●预先调控为主●微调为主
编者按 一九九四年是世界经济走向全面复苏并从此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转折性的一年。为了分析一九九四——九九五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本报国际部在本月八日召开了世界经济形势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经过深入探讨达成以下共识：
一、世界经济已全面复苏并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技术的应用等因素，新一轮增长期将持续较长时期。
二、世界经济正在从单纯数量增长型转变为质量效益型。
三、宏观调控的成功是西方经济走出衰退的重要因素。追求低通胀下的适度持续增长已成为西方各国的国策。
四、未来十年，东亚地区仍将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追求适度通胀下的快速、稳定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目标。
五、世界金融在动荡中保持相对稳定。金融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
如果说90年代初的西方经济是“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话，那么1994年的西方经济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西方经济的全面复苏，除了经济周期使然以外，各国的宏观调控亦功不可没。事实证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度里，宏观调控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概括起来，1994年西方的宏观调控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调控措施以间接控制为主。虽然不排除有时也采取一些行政命令等直接控制手段，但西方调控主要采用的是间接控制，即使用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来引导企业和居民的经济活动朝着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二、间接控制中以金融调控为主。可供采取的经济手段有很多，但要首推货币和财政两大政策。7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盛行，政府侧重于财政政策，搞赤字预算；此后，货币主义和其它学派一些新的政策主张脱颖而出。1994年西方的衰退国走向复苏，复苏国开始繁荣，政府主要担心的是通货膨胀。一般来讲，财政政策有刚性，政府支出是加时容易削时难；对付通胀还是货币政策比较有效，因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1994年西方各国采取的是货币政策为主的形式，财政政策处于辅助的地位。美国为了控制通胀，先后6次提高利率。日本为了摆脱衰退，也把金融调控放在突出的位置，利率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即使是财政政策，日本也打上金融烙印，大量资金采取财政投融资的形式，号称“第二预算”。
三、金融调控以利率调整为主。先从货币政策工具来看，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的作用早已弱化，公开市场操作里面也隐含着利率问题，所以，“三大法宝”中利率的作用突出出来了。再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来看，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改变了以货币供应量（M1或M2）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中介目标已经多元化，其中利息率占居重要的地位。企业和居民对利率的变动颇为敏感，加上利率既是货币政策的工具又是中介目标之一，尽管利率不是灵丹妙药，但它是美联储目前所能掌握的唯一的“制动器”。货币政策的调整往往通过利率的变动来体现，尽管还要辅之基础货币的变动以影响货币供应量。可以这样说，今年美联储理事会每次例会都有同利率有关的议题，很多时候开会专门研究利率。
四、调控时机以预先调控为主。因为货币政策有时滞问题，货币当局就应该有超前意识。最早开始未雨绸缪的是西方经济的“龙头老大”美国。2月4日，当美国刚刚摆脱衰退，实现一定程度增长的时候，美联储就开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当时就有紧跟之意，无奈政府总理有不同看法，拖了几个月以后，才动手提高官方现金利率。德国虽尚处复苏阶段，但以反通胀为首要任务的德意志银行也在摩拳擦掌，近期内将提高利率。实践证明，这些预防性措施及时而有效地释放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使西方经济实现了一种“令人愉快的组合”——在2%左右通胀的情况下实现了3%左右的增长。
五、调控力度以微调为主。为了做到适度调控，西方央行每次金融调控的力度都比较小，无论是美国的六次调高联邦基金利率和三次提高贴现率，还是加拿大、意大利和瑞典提高利率，每次的幅度都在0.25个百分点左右，没有哪一次超过了1个百分点，而且还根据经济运行状况适时地加以校正。现在看来，这些“反周期”的微调措施是成功的。1994年西方经济没有大起大落，整个经济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
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国际经济活动活跃
全球经济增长已开始全面恢复。199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达到3.1%，比1993年高近2个百分点，是5年以来的最高速度。1995-1996年仍可保持这个势头。发达国家已经走出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基本实现了低通胀条件下的经济增长。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达到2.7%，比1993年高1.4个百分点。1995年预计可达到3%左右。通货膨胀率则保持在3%以下。发展中国家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今明两年都可达到5.6%以上，比发达国家高出2个百分点。拉美、非洲和中东的经济也在恢复之中，今明两年可分别增长3%左右。前苏联和东欧经济开始分化，前苏联地区仍为负增长，东欧一些国家开始恢复经济增长，进入正常的经济发展时期。1994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3.7%，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达8%以上。1995年，它们仍可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日本已经摆脱经济困境，1994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达到1%。1995年，将达到2.5%。
全球进入经济上升阶段。本世纪最后5年的世界经济将处于相对繁荣时期。越来越多的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较大幅度调整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深。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强调强调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微观经济的灵活性。许多国家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的经济调整初见成效，企业的生产和经营能力增强，出口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大。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经济转型的机遇，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固定资本投资和私人消费增长加快，扩大了世界市场容量。
世界贸易进入快速增长时期。目前，世界贸易总额已接近4万亿美元。1994年和1995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可分别达到7%左右，实现了7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也大大超过了1970-1993年约5%的平均增长率。与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相适应，世界贸易增长主要集中于亚洲和北美。1994年，美国和日本的进口增长率可达到7%，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达到10%以上。到本世纪末，世界贸易仍将持续增长。贸易体制自由化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谋求的政策目标，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协议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批准。范围更广泛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将更方便国际商品和劳务交流。地区内贸易迅速增长，地区内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全球现象，并出现交叉趋势。
国际资金流动继续增加。各国（和地区）的外汇储备普遍增加。到1994年9月末，全球新增贷款6440亿美元，比1993年同期多增加5.5%，银行贷款增幅最大，达77%。新发行的股票总额增幅为43%。国际资本流动主要表现为3个重要趋势：第一，在资金流动总量增加的同时，资金更倾向于流向实际投资项目。一是借款者突破了传统的借款者信用评估方法，把贷款与具体投资项目或项目收入来源联系起来；二是直接投资规模大。第二，发展中国家吸收海外资金的能力增强，资金更倾向于流向这些国家。近3年来，发展中国家吸引的资金均超过1400亿美元，为80年代的3倍。第三，东亚发展中国家吸引的外资增长更快。1994年上半年，接受贷款增加200亿美元，超过1993年全年的数量（148亿美元），证券投资也将超过去年的180亿美元。
发达国家结构性障碍加剧 南北经济矛盾进一步激化
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1994年，发达国家失业率高达8.3%，高于去年。1995年，仍将高达8.1%。其中，以欧洲联盟的失业率为最高；1994年，高达11.8%，比1993年高0.6个百分点；1995年，将处于11.5%的高位。今后几年，发达国家多达3500万的失业人口仍难以减少。失业问题主要在于经济结构因素：第一，就业岗位增长缓慢在于固定资本投资有减无增。第二，政府财政赤字严重，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加上国有企业私有化大量裁员，对失业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第三，劳动力市场僵化，过度的社会福利政策不利于劳动力就业。第四，教育和培训滞后，就业人口的素质不适应就业需求的要求。第五，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缓慢，新的增长产业尚未成为吸引就业的主力。传统产业纷纷向海外转移，促使失业增加。为缓解失业，发达国家加强对本国产业的保护，贸易保护压力增强。
发达国家惧怕通货膨胀率升高，利率不断攀升。全球争夺资金日趋激烈。1994年11月中旬，美国银行贷款基础利率已高达8.5%，英国为6.75%，德国为7.5%。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短期贷款利率也升至5%以上。据预测，1995年，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贷款利率和长期债券利率将升至8%左右。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和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基础设施，以及弥补财政赤字等将引发全球资金争夺。
国际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价格波动过大。发达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利率攀升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投机导致汇率和股市的动荡。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南北经济矛盾有可能上升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矛盾。与以往的经济衰退不同，发展中国家不但未受到太大的危害，而且成了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发达国家的出口增长促进了经济增长，将近一半的出口面向发展中国家市场。面对这种势头，发达国家感到自己的经济强权地位受到威胁。美国和德国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把“第三世界威胁论”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发展中国家不顾劳工工作条件，搞“社会福利倾销”；不顾环境保护，搞“生态倾销”；不顾汇率的正常变化，以人为的汇率贬值，搞“货币倾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言，发达国家将把贸易政策与国家经济战略目标更紧密结合起来。因而，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新的世界贸易谈判议题将主要包括：1，贸易竞争与劳工标准问题；2、出口生产与环境保护问题；3、国际多边贸易原则与各国竞争政策的一致性问题。
世界经济领域刮起“中国旋风”
各国对我在本世纪最后5年的发展势头极为关注。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在国际多边机构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采取渐进方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成功，受到世界关注。许多国家表示要借鉴中国经验。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对世界市场产生重大影响。1994年，国际市场上的一些金属材料（如铜和铝）和食品（如食糖和小麦）价格上涨，与中国国内需求增加有直接关系。中国市场成为世界主要生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首选目标，也成为一些国家出口战略目标的主攻对象。海外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竞争的主要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商业、对外贸易等服务业。美国把国家出口战略的市场目标首先放在十大发展中国家市场，而中国位居这十大市场之首。中国经济形势变化受到各方注意。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报道显著增加。一些经济界权威人士认为，中国经济正在对世界经济产生决定性影响。
●外汇市场相对平静●西方低利率时期结束●资本市场继续扩大●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
国际金融是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受制于并反作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1994年是西方经济由衰退开始走上复苏的转折性一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及拉美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令人瞩目。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外汇市场相对平静、利率回升、资本市场继续扩大、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金融形势。由此可见，经济对金融的影响力量。
1994年国际金融形势，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1)美元虽有动荡，外汇市场相对平静。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美元对日元最低跌至1比96.11，拿其最低点与最高点相比，下跌了15%，对德国马克也下跌了15.7%。值得注意的是，美元下跌是在美国经济出现强劲增长，利率数次提高之下发生的，与其说是基本经济因素影响美元，不如说是美国政府利用美元作为一种压力，迫使日本在更大程度上开放本国的市场。
美元跌破100日元大关固然一度引起外汇市场的震惊和动荡，然而这个冲击波很快就被市场所消化，因为由于美国贸易逆差引起美元贬值已尽人皆知，不过是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特别是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的扩大而进一步下滑而已。综观全年外汇市场的交易活动还属正常和平静。欧洲货币体系在经历了1993年8月的大幅波动后，将其内部货币汇率变动的波幅扩大到15%，至今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的货币汇率波动不大，运作正常，一些人甚至乐观地预言，此种形势将为1999年前实施单一货币铺平道路。
(2)经济状况各异，利率走势相背。
美国自从摆脱衰退以来，经济增长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特别是今年以来，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增长速度，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年率达到4.1%，三季度又达3.9%。美国如此快的经济增长引起了美联储的担心，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促使其采取紧缩银根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上调6次，从3%上调到5.5%，贴现率上调3次，从3%调高到4.75%，商业银行优惠放款利率上调5次，从6%上调到8.5%。联储的紧缩行动是与它一贯注重遏制通货膨胀优于刺激经济是一致的。英国的优惠利率和基础利率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与美国和英国加息相反，德国的贴现率下调3次。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如法国的利率也有所下调。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降息一是降幅较小，二是集中在上半年，到下半年，随着经济复苏逐步明朗，放松银根的降息行动也随之停止。
(3)资金需求旺盛，融资规模扩大。
随着西方经济的复苏，投资相应增加。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金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新兴市场的发展，跨国公司投资的日益活跃，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致使国际资本市场交易活跃，融资规模再度扩大。今年1-9月融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了5.8%，达到6440亿美元。今年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的改善，导致外资的流入增加，头9个月，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7%。但资金的流向不平衡，主要流向亚洲和拉美国家。
(4)改革与监管并存，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同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的西方金融自由化在1994年又有了新的发展。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改革的内容更加充实，从放松利率管制到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允许金融业务交叉；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又在更多的国家展开，特别是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地推行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各国金融当局在允许银行与金融机构从事多种业务，进行业务交叉，开展公平竞争的同时，加强对银行与金融机构素质的要求，加强对金融业务运作的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1995年的国际金融形势依然取决于西方经济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力度，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和不同的角度影响国际金融的形势。
1995年西方经济将最终彻底摆脱衰退和徘徊走向复苏，这将使他们不再需要通过放松银根、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相反伴随经济复苏可能出现的投资上升，资金需求增大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将会使利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升，至少不至于进一步下跌。可以说，1995年将预示着西方低利时期的结束，利率将随着经济升温而上升。
西方经济的复苏及世界经济的增长必然增加对资金的需求。有人预计全球性的资金短缺将是未来十年的一个严重问题，仅发展中国家每年作为其新投资计划的额外需求就达3000亿美元。国际资本市场资金的短缺不一定表现为资金供应量减少，市场萎缩，而更可能反映为筹资成本上升。
未来一年的外汇市场如无意外因素的冲击，应该是比较平静的。美元经过今年下半年较大幅度的滑坡，再度下跌的可能性很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美元处于弱币地位。在基本经济实力未有真正明显改观之前，美元的弱币地位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但美元作为弱币却也不会一直的直线下滑，它也将随着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态势及其它方面的因素出现周期性或非周期性的变化。因此美元在一段时间内反弹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1994年12月8日，“关贸总协定”123个缔约国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确认“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马拉喀什协议关于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贸易机构的条款将得到执行。这样，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将如期正式成立。这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将取代“关贸总协定”秘书处负责监督、维护和发展全球贸易的新秩序。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表明，“关贸总协定”作为国际贸易的监督机构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转化应该说是世界贸易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它使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设想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构成世界经济秩序三大支柱的方案在间隔了50年之后成为现实。因此可以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国际贸易进入了世界经济合作的新纪元。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最近发表的评估报告，“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国际贸易的总收入将从现在的每年1090亿美元增加到5100亿美元，而在2005年以后，每年将增加的贸易值可望达到7550亿美元，正因如此，人们对这个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普遍寄予极大的期望。
据“世界贸易组织”执行委员会12月8日发表的公报，与“关贸总协定”相比较，“世界贸易组织”在法律上具有更大的约束力。仔细研究一下乌拉圭回合马拉喀什协议的文本，“世界贸易组织”之所以具有这么大权威，是因为它拥有严格的审议机制、监督机制和比较完整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但是，这丝毫不表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后世界贸易从此就太平无事了，恰恰相反，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和各国的反应来看，一些有争议的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世界贸易组织”肩上的担子是不轻的。所以，在它成立之后必须首先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统一劳动标准问题。今年3月份，美国方面提出要求，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条件作为贸易谈判的内容，其理由是发展中国家以大大低于国际标准生产出大量成本低廉的产品出口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美国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支持，但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激烈反对。因此，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个问题不但棘手，而且十分微妙，处理不妥就极可能造成新的南北对立。虽然“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在答记者问时说：“很显然，把贸易和劳工问题联系起来是许多国家所不能接受的，我决心避免的是使这个问题造成南北之间的仇恨。”但是，这一问题在4月15日乌拉圭回合最高级协商机构的贸易谈判委员会主席声明中明确写上了“作为今后的课题来研究”。
其次是海上运输问题。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中，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妥协而将其排除在关贸总协定执行范围之外。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美国、日本及其它一些工业化发达国家不肯作出足够的让步。但为了使谈判不致破裂，谈判各方已决定将此问题留在1995年以后再重开谈判，并争取在1996年找到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自然，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肩上了。
第三是金融服务的问题。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和欧洲各国都不愿意向其他国家开放银行、保险及证券市场，理由是日本、东南亚及巴西等国对别国进入他们的市场实行种种限制。由于一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大家将此谈判暂停，待“世界贸易组织”成立8个月以后再重新着手解决。
第四是钢铁工业的补贴问题。欧洲各国在美国对钢铁工业采取有增无减的保护主义态度的情况下要求制定一项多边协定，对钢铁工业产品的补贴加以一定的限制。但此项建议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未被美国接受，从而使谈判搁浅。因此，重开谈判的使命自然留给了“世界贸易组织”。
第五是电讯市场问题。欧洲各国要求美国进一步增加在招标方面的透明度，而美国则要求欧洲取消其内部的优惠，加上还有一些国家对电讯事业实行国家垄断，因此在电讯业自由化问题上没有达成妥协。但是，谈判的各方都认为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并承诺在今后的谈判中采取积极的建设性态度，力争在1996年4月底以前达成一项协议。无疑，这一任务又交给了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
在世界贸易组织即将成立的时候，中国的复关问题显得更加重要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同样需要中国。对于这一问题，“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在12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讲得很明确，他说：“如果把欧洲联盟算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中国则是世界第6大贸易国。因此，中国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我希望中国能按时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框架下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也存在于美日、美欧等发达国家之间。这些都是“关贸总协定”成立47年以来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可以想象这些问题的难度之大，是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因此说“世界贸易组织”任重而道远恐怕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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