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诗学与跨学科文学理解研究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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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文学研究一直侧重于重置文本的历史背景。20世纪中后期,诸多文艺思潮将社会文化环境对文本语义产生的作用放在中心地位。西方的文学批评研究由此经历了文艺思潮的一次次激荡。虽然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在思想上不断地打破权威、性别、制度、种族等造成的种种藩篱,使人们能够不断剔除偏见,转换角度,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文学文本,包括看待世界,文学叙事的诠释空间也由此不断扩大。但是,这些曾在文学批评领域发挥重要影响的理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文学理解的基本问题。其中后结构主义引发的对文本诠释的不确定化和相对晦涩的后现代理论构建,使西方的文学批评领域内相继有不少学者感到有必要寻找新的理论途径,为回答文学理解的基本问题提供清晰的答案:文学为何而存在?文学文本的特性是什么?理解是如何生成的?而这些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问题。

      在后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认知科学也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其不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重新关注文学理解的基本问题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跨学科的思考从而成为可行并且是必要的研究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者被认知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所吸引,他们普遍认为可利用这些理论和范式来探索文学文本的特性和效用,并重新度量文学理论中一直作为假设的理解过程和概念阐释,以使文本理解的理论框架形成更为精准。

      依照现象学的观点,文学文本被视为“他治的”“非自治的”的客体,所以,文本本身不会产生“客观”的含义。①文本的语义是由读者的大脑决定的。理解文学文本的含义就要对它表达方式的特殊性有所了解。文学文本的内在关联并非完全靠明确、清晰的叙述而形成,而是要借助暗示的、隐含的表达。没有文本能把所有的细节外在化,读者头脑中对人物和场景的建构因此不只建立在对详尽描述的理解,而是通过读者已掌握的生活经验、对周围世界的知识和文学叙述模式来不断填充文本表达,赋予文本含义。所以,文本表层的“空白位置”(Leerstelle)②必须通过读者的想象来填补。运用认知科学的描述,读者对叙事文本的理解为“自下而上(bottom-up)和自上而下(top-down)的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③自下而上即指读者从文本中找出信息,在此基础上读者构建他想象中的叙述世界;自上而下意为人们头脑中的图示(schema)也在发挥作用,控制、调节着人们对文本世界的理解。文本含义的产生受这些相对简单的并保持文化固有特性的图示的影响。虽然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和符号学等经典文学理论均从不同角度对文本的结构特征以及文学理解过程进行阐述,但导致含义产生的推理建构仍然是今天文学研究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随着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文学和思维、文学阅读和人类交流的互通性得到关注。文学的产生不仅如以往学者所持的陶冶情操的教育目的以及游戏消遣的娱乐作用,叙事式的思维更是在人的大脑和心理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关人类记忆的研究证明,人类的经验往往建立在叙事性思维的基础上。人们大部分的经历、知识和思想是以“叙事的方式储存在头脑中”。④文学研究可以通过了解人类经验保存的方式以及相互沟通的思维运动来拓展研究视野,从而能够逐渐揭示文本理解过程中语义产生的奥秘。

      一、认知诗学概论

      认知诗学(Cognitive Poetics)这一术语1983年由罗文·索尔(Reuven Tsur)提出。⑤罗文·索尔在1992年首次出版并在2008年扩充修订的专著《建构认知诗学理论》里,⑥以人对诗歌的节奏、韵律的感受为例,阐述诗性语言如何受人类信息处理过程限制又如何被这一过程影响。“认知诗学”的术语虽源自罗文·索尔利用认知心理学范式分析诗歌文本的韵律产生的效应,但最近十几年来已不仅局限在对诗学的研究上,它已扩展到对更广泛的文学叙事文本的研究。认知诗学产生的背景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文学批评理论中读者反应理论的兴起以及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快速发展,在西方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认知转向”,这为建立认知诗学这一文学批评领域的新兴研究方向提供了理论动力。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罗文·索尔、亚伦·里查森(Alan Richardson)、马克·特纳(Mark Turner)、诺曼·赫兰德(Norman Holland)等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研究和认知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论著,尝试把认知心理学(包括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文学理解的研究中,以此重新思考文学的特性和审美效果。这些研究为认知诗学领域的最初建立做了理论和实证铺垫。

      认知诗学聚焦于理解过程。在20世纪经典的文学理论中,诠释学同样关注理解过程。在德文原意里,诠释学(Hermeneutik)即是一门探讨“理解的学问”(die Wissenschaft vom Verstehen)。但与诠释学不同,认知诗学不只关注“含义是什么”,还更多关注语义如何产生以及文本如何发生效应。相对于诠释学,认知诗学更为关心“文本理解的过程,而非最终产生的语义”。⑦无论是认知诗学的先行者罗文·索尔,还是后来的代表人物彼得·斯多克维尔(Peter Stockwell),都认为认知诗学的根本目的是解释文学效果。彼得·斯多克维尔强调,认知诗学不仅是文学批评重心的一种转向,更是对“文学阅读和分析的所有范畴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⑧这就决定了认知诗学与以往的文学理论相比,在研究途径上会有很大不同。

      认知诗学研究人脑对文本的反应。在这一研究领域内,文学作品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通向“理解人类思维起源”的途径。⑨马克·特纳在其专著《文学思维》里认为,人的大脑把生活经验组织成对已知的小的叙事模式的投射,而讲故事是由此反映出的一种基本思维手段。“我们的思维是由小的故事开始的”。⑩乔治·雷可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有关隐喻的认知语言学研究(11)对认知诗学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笔者认为,将人的基本思维与“文学式思维”相结合来解释文学的产生和功效,更多地关注人类认知与交流的交互维度,是认知诗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和途径,这也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和科学性。

      认知诗学的另一特点是注重实证基础,这是由它的跨学科性和科学性决定的。读者对文本分析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是认知诗学“内在的固有成分”。(12)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欧洲大陆(以荷兰、德国为主)逐渐发展起来的文学与心理学相结合的文学阅读的实证研究,即实证文学,同样关注读者对文本的处理。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文学欣赏的实际过程大多为研究者自己深思而得出的假设,在普遍性上还有待运用实证方法进行验证。实证文学寻求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展现普通读者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和结果,从而更为客观地描述文学活动。与实证文学相比,认知诗学同样关注文本风格对读者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认知诗学更为侧重文学欣赏的普遍作用和文学产生的意义。它不仅继续探讨“我们如何阅读文学作品”,“哪些认知心理模式参与其中”,而且进一步回到文学研究的初始,把“文学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为什么能够理解文学的虚拟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二、认知语言学对认知诗学的影响

      2002年起,一系列认知诗学的研究著作相继出版。其中,彼得·斯多克维尔的《认知诗学导论》颇具教科书性质。该专著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关于文学理解的重要的认知诗学概念和范式,其中诸多范式被以后的认知诗学研究应用在不同文本的分析里。与《认知诗学导论》紧密相连的是2003年乔安娜·加文斯(Joanna Gavins)和杰勒德·斯汀(Gerard Steen)合编出版的《认知诗学实践》,(13)此书介绍了更为宽泛的研究范式。下文会对认知诗学常用的范式做简要介绍。同样在2002年出版了《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14)将文体学对文学作品细致明晰的语言分析与对语言理解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相结合。也是在同一年,针对文学研究中的“认知转向”,著名文学期刊《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推出专刊《文学与认知革命》,(15)由亚伦·里查森和弗朗西斯·斯汀(Francis Steen)担任编辑,探讨如何借鉴认知科学,以完善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以及对历史性文本的具体分析。与此同时,文学权威期刊《文体》(Style)也出版专刊,(16)借助认知科学的理论,研究形象性语言的效果,其中“隐喻”处于研究的主要位置。近年来较有影响的认知诗学研究代表著作为2009年由吉尔特·布洛纳(Geert

)和杰若恩·范达尔(Jeroen Vandaele)出版的合集《认知诗学:目标、成就与空白》。(17)该文集集中了2002年以来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认知诗学专著和文章所讨论的主要论题,如影像—背景、概念隐喻、文本世界、认知指称、心理空间等。

      2002年以来,认知诗学发展成在基础层面为文学理解过程提供范式的研究领域,研究者运用认知科学(以认知语言学为主)的概念和范式分析读者在阅读文学文本时的理解生成过程。以下列出并简要介绍最近10年来认知诗学研究中较常出现的范式:

      1.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18)隐喻是人类认知的基本模式,可以用来区分语言表层和深层存在的概念内容。概念隐喻作为认知的深层结构可在不同语言以不同的表层结构出现。它是对世界的“映射”(mapping),是经验和个体感受的“整合”(blending)。

      2.概念整合理论(conceptual blending):(19)以心理空间(mental space)为基本单位,建立四个抽象空间: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源心理空间(source mental space)、目标心理空间(target mental space)、整合空间(blending space)。其中源心理空间和目标心理空间均为输入空间。类属空间是构建于两个输入空间之上、反映它们的共同抽象结构的空间。通过对输入空间的背景和结构的压缩、整合,达到新的认知,即整合空间。这种心理空间的关联性可以用于文学文本的想象和意义建构上。

      3.原型范畴理论(prototype theory):(20)涉及文本的各个层面,从文体风格到人物塑造。“原型”是作为惯例的大脑反应方式,由文化中固有的知识对阅读文本时产生的阅读期待和与之相关的含义确立。原型概念也可使读者对剧情感到意外发挥作用,通过陌生化、滑稽讽刺的模仿或者使用新的吸引点产生模棱两可或多样的含义。

      4.认知的指示功能(cognitive deixis):原指与自身感受相连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定向(例如“我—这里—现在”)。(21)含有“指示”的表达,使说者和听者或指“叙述主体”与读者在同一感受空间,能产生共同的认知反应。借助这样的指示表达可将读者拉入文本空间,感受叙述世界的动态构建。常用的指示表达涉及空间指示、时间指示、人物指示、文本指示。

      5.图示和脚本(schema,script):作为人脑中保存知识的基本组块。读者在阅读时会灵活地启动图示和脚本,使文本世界的细节在头脑中变得全面。

      6.“前置”概念(foregrounding):为文学文本特征的基本概念。“前置”是指运用语言表达手法,来突出某些文学描写成分,以引起读者注意。它区分了在感知中对突出形象和其背景的不同感受效果。“前置”概念解释了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提出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即文学文本以“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效果为特点。“前置”涉及文学文本几乎所有的视角、角色塑造、文本体裁的特征以及音律美。(22)前置的元素依照特定的规则(特别是心理学中强调的规则)构成了吸引点,也就是能够在人物、空间和时间的塑造上激起意象的认知再现。

      总体而言,认知诗学较多地从认知语言学借鉴了这些范式。《认知诗学:目标、成就与空白》一书编者吉尔特·布洛纳和杰若恩·范达尔也承认,该文集中提到的认知诗学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对认知语言学方法和概念的应用,是“认知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对话”。(23)同时两位编者指出,以该文集大多数文章为代表,将认知诗学作为研究方向的多数学者还是采用直觉阐释的方法,并不使用严格意义上的实证方法,只是在“间接的实证基础上”(indirectly empirical basis)(24)引入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延展它的含义,将其放入文学文本中。

      针对于此,笔者认为认知诗学虽然在理论上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对实证方法的应用还尚显不足,这也是在未来发展中要注意的问题。文学研究者的确在做直接的、可以经得起验证的实证研究时面临三大困难:

      1.相对于语言学的实证研究,文学文本的理解在变量上大大增加,这很大程度提高了实验设计的复杂性。

      2.为达到实证设计和实施步骤上的严格控制以及对复杂数据的处理,文学研究者做实证研究要面临方法学上的很大挑战,这需要和从事实证研究的学科密切合作。

      3.最终经过严格周密的工作后得出的实证结果与人文学者惯常的复杂而深奥的阐述相比,则显得过于浅显。这些都是认知诗学研究者对实证研究抱有顾虑的原因。

      以认知语言学的诸多范式为基础的认知诗学研究是当前认知诗学发展的主流,国内文学研究者对认知诗学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此方面。认知诗学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范式解释文本的风格对读者的潜在作用,为文学文本的理解过程提供语义产生的依据。若能加上严格的实证检验,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影响力。

      三、发展心理学与文学理解

      运用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文学研究者了解到人的大脑在物质环境及文化环境中不断地发展而形成特有的结构与功能。在了解这些认知结构和作用过程的基础上研究文学理解过程,可以较深入地探究文学理解的本质。这也是认知诗学的主要研究目的。除了以认知语言学范式为基础的发展之外,最近20年认知与发展心理学(包括神经学领域)的一些新发现可为文学理解的本源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认知诗学还可以走入认知理解的深层,依靠认知和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等与认知相关的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探究文学理解。这也是认知诗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有待进一步推进以丰富其理论建构所需的。本文第三、第四部分将对相关研究发现与文学理解的关联进行阐述。

      迄今,文学研究对进化和发展心理学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达尔文的竞争优势学说,并由此从上世纪90年代起提出了文学达尔文主义(Literary Darwinism)的概念。文学达尔文主义强调将文学解释为由生物因素决定的文化现象,侧重于研究文学产生的形成条件以及其所产生的进化优势。该流派的代表人物是约瑟夫·卡罗(Joseph Carroll)。1995年约瑟夫·卡罗出版了《进化与文学理论》一书,(25)2004年继而出版《文学达尔文主义:进化,人性和文学》一书。(26)2008年学术期刊《文体》以约瑟夫·卡罗《文学研究的进化论范式》一文为对象,引发了欧美35位学者对文学研究与进化学说的衔接空间的广泛讨论。(27)约瑟夫·卡罗等文学达尔文主义的研究者所持“文学展示进化的适合的人性”以及“文学培养人的现实生活适应能力”的观点均在回答“文学产生”的问题。除文学达尔文主义借助的进化心理学之外,其相邻学科——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认知科学新近的发现可以更为清晰、科学地阐释人的想象力的产生来源以及人为何能感知他人的情感,而这些则是文学阅读中理解过程的关键所在。

      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路径而言,认知科学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本属于完全不同的学科,一个研究大脑运作,一个研究思想产生。然而只有能够对大脑的运作方式有渐进的了解,才能追踪其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认知科学从一开始就研究人脑工作的过程,研究人脑对信息的加工;同样,文学研究也在探求读者对文本信息的处理,还包括读者阅读时与文字所呈现的文本世界交流时产生的情绪、愿望及目标。因此,可以说对“交流”的研究是文学研究和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不同学科间可以共同建立的框架。

      经典的文学理论也承认阅读过程是一种交流,其中诠释学便视文学阅读为读者与文本间的交流。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诠释学文本理解观点,将读者与文本间交流方式总结为读者与文本“视域的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28)但这一表述也一直因其模糊性而受到批评。对于交流的基础,发展心理学给出了新的解释。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结果,人类的交流是由“共享意向性”(shared intentionality)所建构的。发展心理学者迈克尔·托玛赛洛(Michael Tomassello)和其工作组在20年人类和猿类的对比研究基础上,认为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主要区别是人类有强烈的“共享意向性”,即能对他人做出反应,相互协调行为角色,更能与其他人共同感受。这种特别的社会能力是进化的产物,因为只有更善于合作的个体才有进化的优势。(29)这种“共享意向性”的建构早于对语言的应用。当然,语言的使用也促进了“共享意向性”的深入发展。语言交流本身便是共同协作行为,对话就是建立在“共享意图”上最重要的交流行为之一。这种“共享意图”的构建也是更为复杂的交流活动的基础构架,例如阅读虚构叙事。读者需要能与文本世界建立“共享意图”,才能对其中人物、场景、情节发展做出反应,才能进入想象世界中的场景和人物内心世界,文学理解的过程则由此开始。

      这种“共享意向性”的发展是在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语境范畴内的。对心智理论的宽泛理解是指个体对自己或他人的心理状态如意图、愿望或看法的认识和理解,并借以对他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理解和推理的能力。(30)自20世纪80年代,认知和发展心理学中有不少针对心智理论的研究。心智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婴儿出生后不久即具备雏形,一直发展到成年。婴儿在最初的几个月就能进行“二者交流”,可以在交流中转换主动和被动角色;婴儿9个月至12个月大时能进入“三者互动”阶段,产生“共享式注意力”(joint attention);从12个月至15个月起,幼儿便能进入到共同协作中,不仅能理解共同目标,而且能有共同的意图、注意力和能承担分配的角色。(31)由此可见,婴儿从出生后就一直在“练习”对他人意图的推断,以能理解他人的感受和行为。能够推测对方心理是“交流”的开始,其中推理的重要环节就是要清楚言语背后的意思,即“交流意图”。丹·斯波伯(Dan Sperber)和迪尔德丽·威尔逊(Deirdre 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Reference Theory)将交流和认知相结合,区分人说话的意图为信息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即话语的字面含义,和交流意图(communicative intention),即话语背后的意思。(32)交流者用自己潜在的思维方式来分析、预示及解释他人的行为,这对于文学理解这样复杂的交流行为是至关重要的。阅读文学作品即是现实中的人物进入文学作品的虚拟世界中,投入人物的思想和感情中,读者时时需要对场景、人物和情节发展进行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推测。是否可以由此进一步推断:阅读文学作品能够加强我们对他人的理解能力,提高我们的同理心,促进心智的发展?对文学的这种社会功效的假设还需要充分的实证检验。(33)概言之,心智理论的发展是我们理解他人的基础,人们能够设身处地于他人的境遇,以推断他人的思维状况。这种能力是阅读文学文本以及类似交流活动的认知基础。

      四、镜像神经元与情景想象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多数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认为,心智理论中对他人意图的推测和理解是通过快速的类似逻辑推理的过程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的发现改变了这种看法,为心智理论提供了神经学基础。神经生物学家吉亚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和维托利奥·戈勒斯(Vittorio Gallese)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试图解释大脑如何计划行动(情节)。在他们设计的试验中,猴子一抓到食物,其大脑F5区相应的神经元就被激活,放出电流。让他们吃惊的是,当猴子看到同伴或操作员做出同样的动作时,这些神经元也会被激活。对此,戈勒斯工作组在1996年发表的文章的摘要中总结道:“在当猴子执行指定动作时以及当它观察实验员做类似动作时,新发现的F5区的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均被激活。”(34)这类神经元就像一面镜子,能直接在观察者的大脑中映射他人动作,因此,被称为镜像神经元。在人身上的实验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被试者在一系列动作的起始之前就能预知尚未进行的行为。后续的研究证明,镜像神经元可以帮助大脑在个体亲自执行的和观察到的行为之间建立关联,这也表明能在自我意识和预测的他人意识间进行切换。(35)镜像系统不仅可以作用于情节和动作的产生,而且同样可以作用于感受、知觉,脑神经的这些活动;从而在理解他人行为的同时,人们也能理解他人的感受。镜像系统可以帮助人们在自我感觉和他人感觉间切换,解释人类感受他人意识的能力,从而构成心智理论的神经学基础。

      对情节的预测以及对他人意识的感知均来源于镜像系统对感受到的行为的内在模拟。这种内在模拟的成功,还在于生理上镜像神经元在大脑皮层与躯体感知相关的皮层神经相近。镜像神经元主要分布在两个大脑半球的前运动皮质(premotor cortex)和顶叶皮质(parietal cortex)。计划行动与执行行动的脑神经组织虽属于大脑的不同部分,但彼此相连。(36)这样的系统使人们能够不必亲自去执行动作而能计划情节,不必亲为而能感受到所描述的情节。依此笔者推断,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尽管读者并未亲自去做,但仍能够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因为人类大脑能够把作品中描述的行为投射在镜像神经元上,镜像神经元收到信号后被激活,从而帮助理解读到的情节。此时,“理解”是大脑的“内在模拟”的结果。之所以能够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感受,是因为至少部分地通过了“内隐的运动模拟”,(37)即模拟自己在面临同一件事物时执行的动作和内在的感觉。由此可见,“从一定程度上,心智和认知在本质上并非使用抽象符号的表征和加工,而是一种模拟”。(38)镜像神经元“这一重大的神经科学的发现被认为是具身认知的根源之一”,(39)为其提供了神经生理机制。

      20世纪80年代后,具身认知科学在认知科学中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从哲学思辨走向实证探讨。这种具身认知的观念取代了笛卡尔关于大脑与身体分离的认识。在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认知诗学里也强调了认知的具象性。彼得·斯多克维尔在他的《认知诗学导论》中清晰地表明,认知科学蕴藏的认知基础,其前提就是所有表达的方式和所有有意识的感受都与生物所处环境相连,这种联系比之前所认识到的要紧密得多。“我们的大脑是‘具身’的”。(40)具身的概念影响着语言的每个环节,例如,语言中的“上”、“下”、“进”、“出”。这表明,“由语言基本模式表达的人的经验、知识、信仰以及愿望都根植在我们物质的存在中”。(41)认知诗学重视读者对“文本处理时所置的情境”。(42)“情境”概念就包含在广泛意义上的具身概念中。由于读者有各自的知识、经验、意向和动机,因而对文本的意义有不同的解释。由此文本理解的过程有很强的具身性特征。

      由此笔者推测,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文学作品是通过人类大脑镜像神经元的内在模拟而获得的;只有人的大脑对所读场景能够想象,才能赋予含义。因此,镜像系统的内在模拟与人的实践经验紧密相连。胡塞尔曾说:人们对文本的理解建立在“生活世界”(Lebenswelt)上。(43)在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看来,在文本理解中,读者的经验决定语义的产生。镜像系统在解释情景想象和心智理论的同时,也为现象学中这一含有具身倾向的文本理解观点提供神经生物学上的验证。

      文学理解是富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实践,读者与文本交流时得出的文本含义就是在这一富有创造性的机制中产生的。作为这种从实践中出发的文学研究,认知诗学总体目标即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文本理解实践。认知诗学将读者的反馈置于文本解读的前沿,探求文本结构和效果间的相互作用,揭示人物、情节、空间等文本要素的想象过程。对于认知诗学的发展轨迹以及其未来走向,乔安娜·加文斯和杰勒德·斯汀在《认知诗学实践》中曾总结并预测:“有两种形式的认知诗学。一种紧密地与认知语言学的兴起相连,将认知语言学作为灵感的出发点。另一种形式的认知诗学在整体上更以认知科学为导向……未来认知诗学的发展最感兴奋的趋势之一便是看到这两种形式的认知诗学如何最终汇合。”(44)借助认知语言学,研究者认识到“概念隐喻”、“概念整合”、“原型”、“图示”等思维范式对文学语言和人物场景的处理,了解认知和情绪的处理机制对文学阅读和理解的影响。同时,发展心理学和神经学等的研究发现可以帮助解释文学作品引发的情感共鸣,探究大脑是如何被塑造以及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的描述。

      作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研究领域,认知诗学走上了另一个方向:试图较清晰地阐明文学理解的深层过程,以及了解多样性的语义产生的认知根源。为了能够解释诸如“我们将如何对文本产生反应”等有关文学理解的基本问题。认知诗学从认识论的假设出发,借助认知科学的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文学理解过程进行探究。其理论涉及范围除现象学、诠释学、读者反应等经典文学理论外,还包含哲学、语言学、心理学、信息学和神经生物学等有关理解与交流的研究领域。正如《今日诗学》专刊曾指出的,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和产生效果的核心便是要引入其他学科中对有关语言处理、信息处理、文本处理以及对感受的研究。(45)作为新近发展的研究领域,认知诗学目前尚缺少固定或特定的研究方法,因其较大的跨学科性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构建完备的理论框架。但是在对含义产生的整体文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认知诗学的研究会不断起到支持作用。其广泛的跨学科性则拓展了对叙事结构和叙事效果的认知,为阐释文学想象的来源提供新的视角。

      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相应理论的介入研究也曾引起文学批评家的排斥,担心文学批评细腻的阐释被“简单化”、“机械”的“科学证明”所取代。同时,认知诗学不断扩展的范式和研究途径也会让人文学者产生不安的心情。然而认知诗学并不是对以往文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否定,而是试图寻求传统文学批评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从新的视角对文本理解进行思考和探索。认知诗学不会取代重置历史背景、以思辨为主的传统文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它所研究的关于文学理解的基本问题使其成为文学批评主流研究的有益补充。认知诗学扩大了文学研究领域,触及了以往没有达到的区域,例如文学阅读想象的来源问题。将认知科学融入于文学研究并非是一种时尚,而是由问题引导的新的学科发展。而且,它的发展有益于对文学乃至人文科学一些有关“理解”和“交流”的基本问题的探讨。尽管认知诗学具有跨学科性和实证性的难度,但对叙事理解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探究并不是其他学科所能替代的,毕竟只有文学研究者对本学科的热点和难点最为敏感和熟悉。而这种文理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或许就是“后理论时代”的一种必然发展趋势。

      ①参见Roman Ingarden,Das literarische Kunstwerk,Tübingen:Niemeyer,1960,pp.14-15。

      ②Wolfgang Iser,Der Akt des Lesens:Theorie

Wirkung,München:Fink,1994,p.302.

      ③Reinhold Viehoff,Literarisches Verstehen:Neuere

und Ergebnisse empirischer Forschung,Internationale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No.13,1988,p.18.

      ④John Field,Psycholinguisitics,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6,p.131.

      ⑤参见Reuven Tsur,What Is Cognitive Poetics? Katz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ebrew Literature,Tel Aviv University,1983。

      ⑥参见Reuven Tsur,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Second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Brighton:Sussex Acad.Press,2008(1992)。

      ⑦Geert

& Jeroen Vandaele,eds.,Cognitive Poetics:Goals,Gains and Gaps,Berlin:de Gruyter,2009,p.3.

      ⑧Peter Stockwell,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2,p.6.

      ⑨参见Richard van Oort,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Problem of Representation,Poetics Today,No.24(2),2003,p.290。

      ⑩Mark Turner,The Literary Mi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5.

      (11)参见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12)Peter Stockwell,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p.136.

      (13)参见Joanna Gavins & Gerard Steen,eds.,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3。

      (14)参见Elena Semino & Jonathan Culpeper,eds.,Cognitive Stylistics: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03。有关“认知文体学”的概在1996年即被提出:Jean J.Weber,The Stylistics Reader:From Roman Jakobson to the Present,London:Arnold,1996,p.259。

      (15)参见Literature an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Poetics Today,No.23(1),2002。

      (16)参见Cognitive Approaches to Figurative Language,Style,No.36(3),2002。

      (17)参见Geert

& Jeroen Vandaele,eds.,Cognitive Poetics:Goals,Gains and Gaps。

      (18)参见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

      (19)Gilles Fauconnier于1985年在其专著《心理空间:自然语言意义建构面面观》(Mental Spaces: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阐释了心理空间的构建对话语的产生和理解的作用。此后,他与其他学者的一系列著作将心理空间理论逐步完善发展成了概念整合理论。有关概念整合理论的模型和该理论对人类思维和生存的作用参见Gilles Fauconnier and Mark Turner,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New York:Basic Books,2002。

      (20)参见Raymond W.Gibbs,Prototypes in Dynamic Meaning Construal,Joanna Gavins & Gerard Steen,eds.,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pp.27-40。

      (21)参见Reuven Tsur,Deixis and Abstractions:Adventures in Space and Time,Joanna Gavins & Gerard Steen,eds.,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pp.41-54。

      (22)文学文本中“前置”效果的实证研究,参见David Miall and Don Kuiken,Foregrounding,Defamiliarization,and Affect Response to Literary Stories,Poetics,No.22(5),1994; Jémeljan Hakemulder,Foregrounding and its Effects on Readers' Perception,Discourse Processes,No.38(2),2004。

      (23)Geert

& Jeroen Vandaele,Cognitive Poetics:Goals,Gains and Gaps,p.4.

      (24)参见Geert

& Jeroen Vandaele,Cognitive Poetics:Goals,Gains and Gaps,p.7。

      (25)参见Joseph Carroll,Evolution and Literary Theory,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95。

      (26)参见Joseph Carroll,Literary Darwinism:Evolution,Human Nature,and Literature,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

      (27)参见Joseph Carroll,An Evolutionary Paradigm for Literary Study,Style,No.42(2&3),2008,pp.103-135。关于卡罗文章的中文译文,参见约瑟夫·卡罗:《文学研究的进化论范式》,余石屹译,见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1—274页。

      (28)参见Hans-Georg Gadamer,Wahrheit und Methode: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Tubingen:Mohr,6th Edition,1990,p.311。

      (29)参见Michael Tomasello,Origin of Human Communicat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8。

      (30)参见Josef Perner,Memory and Theory of Mind,Endel Tulving & Fergus Craik,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m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97-314。

      (31)参见Andrew N.Meltzoff,The Case for Developmental Cognitive Science:Theories of People and Things,Gavin Bremner & Alan Slater,eds.,Theories of Infant Development,Oxford:Blackwell,2004,pp.145-173。

      (32)参见Dan Sperber & Deirdre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2nd edition,Oxford:Blackwell,1995,p.29,58,61。

      (33)极少数的文学研究运用心智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如丽莎·詹赛恩的专著,但尚需相关的实证检验。参见Lisa Zunshine,Why We Read Fiction:Theory of Mind and the Novel,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

      (34)Vittorio Gallese,Luciano Fadiga,Leonardo Fogassi and Giacomo Rizzolatti,Action Recognition in the Premotor Cortex,Brain,No.119(2),1996,p.593.

      (35)参见Evelyne Kohler,Christian Keysers,Alessandra Umiltà,Leonardo Fogassi,Vittorio Gallese and Giacomo Rizzolatti,Hearing Sounds,Understanding Actions:Action Representation in Mirror Neurons,Science,No.297(5582),2002。

      (36)参见Maria-Alessandra Umiltà,Evelyne Kohler,Vittorio Gallese,Leonardo Fogassi,Luciano Fadiga,Christian Keysers and Giacomo Rizzolatti,I Know What You Are Doing:A Neurophysiological Study,Neuron,No.31(1),2001。

      (37)Shu-Ju Yang,David A.Gallo and Sian L.Beilock,Embodied Memory Judgments:A Case of Motor Fluenc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Learning,Memory,and Cognition,No.35(5),2009,p.1359.

      (38)叶浩生:《有关具身认知思潮的理论心理学思考》,《心理学报》2011年第5期,第590页。

      (39)丁峻、陈魏:《具身认知之根:从镜像神经元到具身模仿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32—133页。

      (40)Peter Stockwell,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p.4.

      (41)Peter Stockwell,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p.5.

      (42)Peter Stockwell,Cognitive Poetics:An Introduction,p.2.

      (43)参见Edmund Husserl:Die Kris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in:Edmund Husserl,Gesammelte Schriften,Vol.VIII,Hamburg:Meiner,1992,p.145。

      (44)Joanna Gavins & Gerard Steen,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p.5.

      (45)参见Alan Richardson & Francis F.Steen,Literature an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An Introduction,Poetics Today,No.23(1),2002,p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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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诗学与跨学科文学理解研究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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