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政府灾害救助中之“截拨裕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乾隆论文,清代论文,灾害论文,政府论文,截拨裕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8）04－0076－09
“自古圣王之世，水旱之灾亦时有之”。② “康乾盛世”时期的乾隆朝也不例外，它是我国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多发期之一。据笔者统计，清高宗乾隆统治60年间，各直省自然灾害被及的州县次，仅上报中央政府的至少有14026个，其中水灾约占57％，旱灾为26％左右。面对频仍的自然灾害，乾隆在发出“灾民实可怜”③ 叹息的同时，“申命大小吏，饥溺视己迫”，④ 务必以拯灾恤困为“国家第一要务”，⑤“宁可国家多费帑金，断不可令闾阎一夫失所”，⑥ 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拯灾救荒的政策措施——荒政。“荒政之最要者，莫切于食”。⑦ 为解决灾民的食粮问题，乾隆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截拨裕食”，即由中央政府或直接移粟就民、拨银济民；或制定相关政策，活跃粮食市场，促进粮食的地区间自由流通，利用市场对灾区进行粮食拨运。笔者在搜集和分析大量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试就乾隆朝的这一重要救荒举措进行专题研讨。
一、截拨漕粮救灾，“从不稍存靳惜”⑧
清代漕粮是“田赋中漕运京师、通州之部分，……供内府、王公百官、八旗官兵以及宾馆、牧饲之用”。⑨ 目前尚无人能够提供清代每年运京漕粮的确切数字，从清初劳之辨的“东南輓粟来京国，万廪千箱供玉食”⑩ 的诗句中，我们不难想象其数额之巨。有清一代，年运抵京、通仓漕粮的最高数是乾隆十八年的352万余石。
乾隆时期，为了救灾备荒，形式上仍然执行清初的地方积储制度，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大部分地方官员并不能实心办理；乾隆也发现：“各省大吏，竟以停止采买为省事，州县官又多素畏积谷之累，因而仓储缺少”。(11) 再者，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地方积储非常有限，只能应付当地偶然发生的轻微自然灾害。当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之际，各地所需的赈贷粮石数额巨大，地方积储可谓杯水车薪，往往不得不依靠奏请截拨现成的漕粮，或供赈粜借贷，或补州县仓储，或平抑市场粮价。乾隆对此也予认可：“常平所贮原以备水旱不虞，若需用过多，自不能不再取给于漕粮”。(12) 但漕粮“关系京师积贮”，(13) “从来天庾司农惜”，所以乾隆时期，“各省督抚奏请截留漕米，若发部议，多以天庾正供为重议驳”。(14) 因而当时的荒政专家姚碧就曾建议：除非在被灾深重之际，否则截拨漕粮救灾之请“非可妄行陈奏”。(15) 尽管如此，康、雍时期偶尔行之的截拨漕粮救灾之举，在进入乾隆朝后，很快就成为惯例，在乾隆十七年，最高统治者已有了这样一个印象：“截船济灾区，初偶今成例”。(16)
乾隆在其统治末期对自己利用漕粮救灾所下的评语是：“从不稍存靳惜，此天下臣民所共见者”。(17) 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对奏请截拨漕粮接济灾民可谓有求必应，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奏请被驳回的证据；就这一问题上的慷慨程度来说，乾隆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封建帝王。如他曾多次主动询问被灾地区是否需要漕粮救灾；曾若干次在奏请截拨漕粮数的基础上酌量增给；曾在一些省份上年被灾、当年丰稔之际，“自我排众议”，主动下令大规模截漕补仓；(18) 等等。下面的一组具体数字更足以见其“慷慨”之一斑：乾隆朝60年间，有39个年份因灾截拨漕粮；清高宗自己统计的结果是：“截留漕米接济灾区，不下数十次”，(19) 而实际上绝对不少于151次；据笔者统计，除约8次数字不详外，共截拨漕粮2394.1523万石，至少占运京、通漕粮总数的12％，平均每年约40万石。
当然，乾隆之“慷慨”也不是无节制、无原则的。乾隆在即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以漕救灾存在一种矛盾心理。如：他曾反复强调，国家“岁转漕粟以实京师，乃备天庾之出纳，关系最重”；(20) 曾用史实和具体数字向臣工们解释漕粮为何未便轻易截留：历史上的封建帝王们是如何对待“上供之米”，如汉代文、景时期，“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至红朽不可食。彼时岂无一方之凶歉，而未闻轻议分减者”；国家当时所储漕粮是如何有限，“若统为京师民人计，即一、二年恐亦不足供支，况欲更分此以赈贷直省”；(21) 等等。其吝惜漕粮之意不言而喻。但与此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22) “民庾即天庾”，(23) 在连年不断的严重自然灾害面前，要想“溥海内外，家给人足，共享升平之福”，(24) 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在截拨漕粮济民问题上，又“不得不变通办理”。(25)
从乾隆元年至八年，因灾拨漕已达350万石之多。于是，乾隆九年初，清高宗对“内外臣工动以截漕为请”、救灾中惟漕粮是赖的思想和行为予以严厉批评，强调截拨漕粮救灾，虽“皆因民命所关”，但也只有在“万不得已而为截留之计，仅可间一行之，岂遂视为常法”。(26) 后来，尽管拨漕救灾仍在继续，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类似的批评也时常有之。乾隆十七年，他再次“申命方伯臣”，截漕救灾之“惠不可常试”。(27) 到乾隆二十二年底，救灾漕粮总数已达1300多万石，就在第二年新正的一份谕旨中，乾隆在表白自己从来没有“恐京仓易缺而于待哺灾民稍有靳惜”的同时，再一次重申：“不可专恃漕粮为散赈、平粜之用”！(28) 但后来，这类指责逐渐销声匿迹了。随着京、通仓储的日益充裕，他终于有了这样的想法：漕粮“与其陈因之红积太仓，何如岁取之饱增四（马甫）”，(29) 要求官员们在以漕救灾问题上不要有所顾惜。最终，乾隆成了中国历史上因灾截拨漕粮次数和数量最多的封建帝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乾隆时期，漕粮主要是来源于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山东、河南等8省，那么，因灾而截拨的2300多万石漕粮又是主要供应哪些省份呢？
由上表可见，乾隆因灾所截拨之漕粮，首先是供应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直隶，占总数的42％左右；其次是有漕8省，约占总数的56％，这其中清廷的财赋重地江苏所占的份额最重，约为总数的20％；最后是福建、广东、广西3省，但不到总数的3％。直隶作为朝廷以漕救灾的重点，原因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为何把当时我国的主产粮区——有漕8省也作为接济的主要对象，而山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粮食缺乏省份的灾民，却从来与漕粮无缘呢？乾隆的一句话似乎点出了其中的奥妙：“储谷在下无殊储谷在官”。(30) 其以漕养漕的意图也不言而喻。
二、丰歉地区间的粮食调拨，“不可稍存此疆彼界之分”(31)
乾隆曾说：就全国而言，“以天下之大，天时固有不齐，地形又复不一”，因而各省每年自然灾害发生的轻重情况必然存在极大差异。(32)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笔者统计表明，乾隆60年间，各直省特别是主要产粮省份，除乾隆十二年有漕8省及产米素称饶裕的四川同时大面积被灾之外，其它年份这种情况没有再次出现过，即使是在各直省年被灾总州县次超过400个的乾隆四年、九年、十年、二十六年、五十年和五十九年，这就使在丰歉地区间进行粮食调拨有了客观上的可能。但乾隆时期，这种调剂行为却有着严格的政策限制，“邻省仓粮，彼此各有储备，难以拨用”，当某地被灾、本省米谷实在不敷赈粜诸用之际，若“探知邻省有收，可以协拨，应据实密奏，听候圣旨定夺”；(33) 即使在本省之内州县间进行较大规模的粮食调剂，也得向中央请示。也就是说，地区间的粮食调剂活动，必须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下进行。否则，即使督、抚等在这方面的举措切实可行且势在必行，乾隆也会加以申饬甚至处分的。如乾隆十八年，江苏25个州县被水之后，巡抚庄有恭“咨商豫、东、两楚及江西、浙江等省拨协米石，以备赈恤”，但事先没有向中央请示，乾隆即指责该巡抚“所办稍涉张皇”，后又主动命令从上述省份调集米粮接济江苏。(34)
事实上，乾隆在丰歉地区间粮食调拨问题上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所拨粮石的具体用途与截拨的漕粮基本一致。虽然很难对其进行精确分析，但通过对《清高宗实录》、《孚惠全书》等资料进行相关统计和研究，我们也基本上可见这一问题之端倪。
60年间，乾隆直接下令进行的丰歉地区间的粮食调拨超过45次，绝大部分是在省际之间的调拨，此类谕旨约75％是因水灾而下达的。除约11次小规模的调拨数字不详外，共调拨米、麦、谷500多万石，平均每年约10万石。年调拨最多的年份是因江苏被灾的乾隆十八年，共米75万石。其次是因浙江被灾的乾隆十六年，约米60多万石。从时间段上看，主要集中在乾隆六年～十一年、十六年～二十五年，当“康乾盛世”达到鼎盛时期后，这种调剂行为日见稀少。那么，各直省在这一过程中粮石出、入情况大致如何呢？
乾隆进行的丰歉地区间粮食调拨中各省米石出、入情况示意图
资料来源：《清高宗实录》、《孚惠全书》。
说明：1.有关省份对应区域没有显示米石出或入情况的，其数额即为0。
2.数字不详者未计入其中；甘肃、陕西曾合拨之20万石未计。
3.数字单位是：万石米。在统计过程中，按当时定例，每谷1石折米0.5石，麦与米等量对待。
由上图可见，粮食因灾调出的省份依多少排列，依次为湖北、四川、江西、山东和湖南等，此5省仅从乾隆元年～二十五年，共调出谷、米、麦至少为330万石。因灾拨入的省份按数量判断，主要是江苏、浙江、直隶、湖北、甘肃和安徽等；其实，仅江苏和浙江在乾隆元年至二十一年间，调入的米、谷就不少于200万石。所以，接济的主要对象除直隶和清代西北的门户甘肃外，仍然是以有漕省份特别是当时的财赋大省浙江、江苏为主。
研究还发现，乾隆在直接的“丰歉相济”调拨粮食过程中，始终恪守五个原则：一是全国一盘棋原则。他要求督抚等对此“不可稍存此疆彼界之分”，因而最终使粮食拨出的省份，不但包括有漕8省和米粮充裕的四川、奉天，产粮无多之广东、陕西、直隶、甘肃等也被纳入其中。二是灾后调拨原则。从时间的选择上看，它与因灾拨漕存在一点明显不同，即此类粮食调拨，没有一次是为备灾而做的，皆为成灾后行为。三是路途最近和运费最省原则。每当被灾地需要地区间的粮食拨协，乾隆首先考虑的对象总是其临近地区，其次是否舟辑相通、有无山路之险，甚至还考虑到船只能否顺流而下，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运费和节约拨运时间。四是可行性原则。他的每一次调拨行为，都是在通过多渠道掌握信息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进行的，极大地减少了盲目性。五是灵活性原则。即对各被灾区的综合情况进行动态跟踪分析，把粮食拨往最需要的地方，即使已经下旨命令粮石若干拨运某地，当情况发生变化时，或酌减，或量增，不守成命。
乾隆在丰歉地区间进行直接拨粮救灾的同时，还多次调拨专款接济灾民，“凡遇水旱偏灾，无不即发帑金，多方赈恤，期无一夫失所，即数逾百万，从不稍有吝惜”；(35) 清高宗认为：“贫民得银，即可易米”。(36) 因而这也成为对灾民直接“裕食”的重要和有效手段。而且，在乾隆眼中，救灾专款“较俸饷为尤重”，为了使之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济民作用，针对当时存在的政府“凡遇应发银两，除俸饷外俱有应扣平余”之例，他在乾隆三十五年规定从此救灾之款不再扣其平余。(37) 统计结果显示：乾隆直接的拨款救灾行为有70％左右是因洪水为患，与直接的移粟就民存在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其总数不少于4400万两，平均每年约在70万两；银两的直接来源主要是户部库银、两淮盐课银，特别是户部库银，至少占总数的52％；救灾款拨入最多的省份是“地瘠民贫，灾歉几无虚岁”的甘肃，(38) 其次是乾隆时期黄河曾缺口27处之多的河南，(39) 再次为京畿所在地直隶，最后是水灾频繁的湖北、江苏、安徽和山东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乾隆所拨“裕食”之款，一般情况下他不希望也不允许地方归还，否则，担心引起“无识之徒妄生议论，……督抚闻之漫为臆度，遇有应办灾赈转致讳匿，所系甚大”。(40)
三、促进地区间“商贾相通，以丰济歉”的三项措施
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尽管乾隆及时、慷慨地进行了移粟就民和拨银济民，但毋容置疑，这种由中央政府直接进行的“裕食”力量毕竟是极其有限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乾隆也清醒地认识到：“官之籴粜有限，民之兴贩无穷”，(41) 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来促进丰歉地区间的粮食流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自由、开放的粮食大市场；唯有如此，才能使被灾地与其它地区“商贾相通，以丰济歉”，(42) 灾区食粮得以源源粜运、以资接济，“需谷者餬得以餬口，而粜贩者又藉以营生”，(43) 对灾民“裕食”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为此，他主要采取了遇灾暂停关口米税之征、暂解米粮入海和入口之禁、严禁地方官员遏籴等措施，从政策上引导市场对灾区进行食粮拨运，并要求有关各地对所有的政策要广泛宣传，“出示通行晓谕，俾远近商贾咸知”。(44)
（1）暂停关口粮税之征 乾隆认为，关口米粮之税对于国家税收可谓无足轻重，但不可一概不征，只能在灾歉粮贵之际暂时免征。其理由是：灾地米粮匮乏之时，如关口继续征收“每石所收无几”的粮税，粮商“藉口额课，势必高抬价直，是取之于商者仍出之于民也。……转以病民”；(45) 灾区要依靠市场吸引它处余粮，必须使商贩有利可图才能实现粮食的转运流通，正可谓“民趋利若骛，踊贵有必致”；(46) 政府可借助税收杠杆对粮食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否则，粮税“若平时概令蠲除，……歉收之处与丰收之处毫无分别，国家又何以操鼓舞之权而使商贾踊跃从事于无米之地哉”？(47) 所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米豆免关税，庶几谷渐多”，(48) “皆以为民食计也”。(49)
乾隆二年，江苏、安徽水灾，直隶因上年收成歉薄米价日渐昂贵，于是乾隆下令将淮安大关并沿河口岸、临清、天津、通州张湾码头等米豆之船免其纳税。乾隆三年，中央规定：如被灾地粮食“有藉外省接济者”，可请旨免税，在情形孔急之时，可一面办理，一面奏闻，并将之“永著为例”；(50) 同年，为了避免粮商在灾区“守候稽延”，乾隆还废止了灾地政府对入境粮商的“钤印”制度。(51) 乾隆七年，他干脆规定将直省各关口所有经过米豆应输额税悉行宽免，并永著为例。后至乾隆十三年，粮食关税因关口“税免而米豆之价时或加昂，爰复原额”，(52) 恢复了地方被灾需免粮石关税临事请旨的制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灾区暂免米粮关税似乎逐渐成为“定制”，因为很难发现乾隆二十二年以后有关这方面的谕旨了，虽然灾后暂免行为仍在继续。在长期的实践中，乾隆发现这一举措在“俾米谷流通”上，确实“具有成效，是蠲免米税实以救荒之一策也”。(53)
（2）暂解米粮入海、入口之禁乾隆时期，“米谷出洋，例禁森严，……商贩米粮，俱由内地往来载运，不许出口”；(54) 在浙江等省沿海，即使“偷运麦豆出洋”者，也“照偷运米谷之例，分别治罪”。(55) 尽管如此，偷运米谷下海者亦不乏其人，正如雍、乾时期的蓝鼎元所言：“厉禁久不驰，乃利于奸墨。徒有遏籴名，其实竞何益”。(56) 所以，荒政专家姚碧也曾建议：解除食粮海禁，“必出于万不获已方可举行”。(57)乾隆时期，当沿海之直隶、浙江等省被灾之后，由于滨海地区地方官吏向有禁米出洋之例，未肯任从民便，阻碍了丰歉地区间的粮食流通，鉴于为民“裕食”的迫切需要，考虑到海运能最大限度地节约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乾隆只得暂时解除部分海域的米谷入海之禁，认为“此亦酌盈济虚、有无相通之道”；(58) 且这方面的政策有逐渐放宽的趋势，如在乾隆十四年的一道谕旨中，清高宗就明确指出：“严禁米谷出洋，原以杜嗜利之徒偷运外洋接济奸匪，若出口、入口均系内地，自宜彼此流通，岂可因噎废食，膠柱鼓瑟”。(59) 当然，这种暂时解禁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的，他还严饬开禁地区有关部门和官员，对粮商“给予印票，沿途实力稽查，严禁奸商等借端偷买透漏”。(60)
这一时期米粮解禁的海域主要有：奉天—天津、直隶—山东、浙东—江苏、浙东—福建之间。其中，清廷最为关注的即是奉天与天津之间的海上粮食通道，它开禁的次数最多、频率最高。虽然，对满洲贵族而言，奉天为其根本之地，但在乾隆的心目中，直隶被灾之区更为根本。如他在即位之初，针对“奉天素称产米之乡”和直隶灾歉粮贵的现实，命令暂开奉天—天津海禁，准许“商民携带资本，前赴海城、盖平等处采买杂粮”，后来由于商人贩运使锦州一带米贵，部议决定奉天与直隶之间“永禁海运”，但乾隆却以“直隶歉收之处待粟而炊”为由未准。(61) 乾隆四年，他则进一步规定：“嗣后奉天海洋运米赴天津等处之商船，听其流通，不必禁止”，(62) 除非奉天被灾。实际上，乾隆希望从此在奉天与直隶之间，粮食任其海上自由流通，为多灾的直隶提供食粮，但不久因多种原因又重新实行海禁，规定需要解禁时再临时申请。这一海域解禁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从乾隆八年～十二年。乾隆十六年以后，下旨开禁行为已属寥寥。上述其它海域解禁的次数少、时间短，影响相对较小。
另外，乾隆时期，“向来口外米谷不令进口，留为彼地民食之需”，但当直隶被灾之际，乾隆也曾下令将张家口、古北口等关隘米粮入口之禁暂时解除：“如有出口籴粮及贩运进口者，听其往来，不能禁止”，这样，既使“内地民人多得米谷，可无艰食之虞”，也使“口外余粮亦获贸易之利”，(63) 更不至于使之“耗费于烧锅等项无用之地，实属两有裨益”。(64)
（3）严禁地方官员遏籴 地方官员“闭籴之令，自古皆恨，又自古有之”。(65) 乾隆时期，朝廷对此类遏籴行为，上至督、抚下到州县官都有严厉的处罚规定，即使百姓民人如有遏籴之举也严惩不怠。乾隆认为，要使灾地米粮得以“源源接济，无虑乏食”，必须使“米谷一律流通”，(66) 粮食市场活跃；但他也深知：“向来地方官怀私邀誉，罔顾大体，虽有遏籴之禁，而阳奉阴违者仍复不免”，所以，乾隆一再重申，督、抚不但不得有丝毫的遏籴思想和行为，还要“严饬属吏，遍行晓谕……不得遏籴。如有地方无赖棍徒借端挠阻，即行严拿治罪”。(67) 实际上，他确是一如既往、立场坚定地反对地方官员任何形式的遏籴行为，尤其是在江、浙被灾之际。
乾隆三年，浙江杭、嘉、湖因旱灾米贵，他即“谕江西、湖广督抚”，如有粮商前往贩运米粮，地方政府“不得因采买官米阻其贩运”。(68) 乾隆二十年，江、浙一带遭受重灾之后，他又“谕四川、湖广、江西、河南、山东各督抚等，……凡有商贩米船，不拘大小多寡，听其装载流通，不得遏籴”。(69) 乾隆四十年，大小金川之役正在进行，清廷不得不在四川“暂停夔关出米，以供军储”，但当川督文绶禁止杂粮出夔关贩往江南省灾区时，乾隆批评文绶“所办非是”，告诫他“截禁杂粮越省一事断不可行，即著停止”。(70)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苏、安徽3省同时被灾，长江上游之湖北地方官员“遇有川米过境，催截运售”，乾隆即指责有此举之官员，“此非遏籴而何？……止就本省筹核，所见殊小”，命令“川省米船到楚，……总听商便，勿稍抑遏”；同时，川督文绶担心四川“商贾纷集争籴，或致米价腾踊，拟将水次州县各仓内，拨二、三十万石碾米运楚应用”的变相遏籴行为得到乾隆措辞严厉的训斥：大小臣工如“徒知各子其民，囿于私见”而有遏籴之举，“不亦可鄙乎？”(71) 当然，对于无畛域之见、主动支持配合商贩籴粮运往灾区的官员，乾隆对之可谓褒奖有加。如乾隆五十年，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同时遭遇重灾，川督李世杰主动碾谷30万石，“俟楚贩到境，设市集之米不敷应粜，即将仓米按照每月报部时价发粜”，乾隆阅折后的批示为“所办甚好”；(72) 同时，湖广总督特成额的“酌拨湖南仓谷碾运湖北”，以降低湖北市场米价，吸引粮商东下江、浙灾区的行为，乾隆不但称之“所办甚好”，并令“交部议叙”，(73) 以示奖励；等等。
由上述可见，清代乾隆帝在有着“民庾即天庾”认识的基础上，为了实现对灾区的“裕食”目标，一方面，在“库有余帑，仓有余粟”(74) 的前提下，把手中掌握的粮、银向灾区特别是被水地区给予大量调拨，正所谓“莫虑疆吏无炊米，仓拨漕粮部拨银”，(75) 使嗷嗷待哺之灾民得到了直接的食粮接济；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所采取的间接的“截拨”手段，即对全国粮食市场的宏观调控和刺激政策，使得这一时期存在一个全国范围、开放、活跃的粮食大市场，丰歉地区间粮食的自由流通一直保持有序、有效的状态。所有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裕食”举措，为尽快恢复灾区社会生产、保障灾民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结果正如清高宗所说：“谁言救灾无善策，尽一分心一分益”。(76) 但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中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截拨裕食”的主要对象，即是当时的政治军事中心直隶、清朝的西北门户甘肃和有漕8省，而其它钱粮“仅敷”、“不足”(77) 的省份基本上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尽管乾隆一再表白：“朕视天下百姓皆吾赤子”；(78) 屡屡告诫大小臣工，在拯灾恤困问题上，“不必过存畛域之见”。(79)
注释：
① “截拨裕食”一词见：清代彭元瑞编纂之《孚惠全书》卷40—卷53，《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4－713页。
②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③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8页。
④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30页。
⑤ 《清实录》第九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卷55，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910页。
⑥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1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42页。
⑦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2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81页。
⑧ 《清实录》第二九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卷1417，中华书局，1985－1986年。
⑨ 戴逸、罗明：《清史·上》，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1992年，第558页。
⑩ 张应昌：《清诗铎·上册》卷3《漕船》，中华书局，1960年，第66页。
(11)《清实录》第一一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三）卷209，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690页。
(12) 《清实录》第一六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八）卷555，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30页。
(13)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62页。
(14)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1页。
(15)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1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88页。
(16)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6页。
(17) 《清实录》第二九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卷1417，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061页。
(18)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6页。
(19) 《清实录》第二九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八）卷1417，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061页。
(20) 《清实录》第一一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三）卷209，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734页。
(21) 《清实录》第一一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三）卷209，北京：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734页。
(22)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8页。
(23)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02页。
(24) 《清实录》第一二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四）卷243，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34页。
(25) 《清实录》第一一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三）卷209，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664页。
(26) 《清实录》第一一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三）卷209，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664页。
(27)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6页。
(28)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7页。
(29)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54页。
(30)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31)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1页。
(32) 《清实录》第十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144，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069页。
(33)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1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88页。
(34) 《清实录》第一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六）卷448，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828页。
(35) 《清实录》第二二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四）卷1074，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414页。
(36) 《清实录》第一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六）卷448，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788页。
(37) 《清实录》第一九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一）卷866，第626页，中华书局，1985－1986年。
(38) 《清实录》第二一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三）卷1010，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566页。
(39) 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3年，第930－933页。
(40)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7页。
(41)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1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
(42) 《清实录》第十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144，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92页。
(43)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6页。
(44)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4页。
(45)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46)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8页。
(47) 《清实录》第十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144，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62页。
(48)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2页。
(49)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50) 《清实录》第十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144，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62页。
(51)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1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
(52)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4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53)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5页。
(54)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1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17页。
(55)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2005年。
(56) 张应昌：《清诗铎·上册》卷3《漕船》，中华书局，1960年，第7页。
(57)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1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18页。
(58)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7页。
(59) 《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9页。
(60) 《清实录》第一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六）卷448，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64页。
(61)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7页。
(62)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8页。
(63)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57页。
(64)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16页。
(65) 李文海、夏明方：《中国荒政全书》第二辑第1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19页。
(66)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7页。
(67)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2页。
(68) 《清实录》第十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144，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289页。
(69)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2页。
(70)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4页。
(71)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96－697页。
(72) 《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93年，第656页。
(73) 《清实录》第二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六）卷1238，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664页。
(74) 《清实录》第一四册《高宗纯皇帝实录》（六）卷448，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162页。
(75)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1页。
(76)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
(77) 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清朝典章制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第343页。
(78) 《清实录》第二二册《高宗纯皇帝实录》(一四)卷1074，中华书局，1985－1986年，第230页。
(79)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之《孚惠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