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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3)01—0001—05
理论解释力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程度的重要尺度，能不能用独立的、系统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对自身的实践成果和发展经验作出深度的解释、总结、提升，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理论思维能力、文明发展程度和总体成熟状况。当代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拓前进，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理论和制度成果，积累了鲜活的经验并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这些都需要中国思想理论界进行科学的理论升华，而这种理论升华的基础就是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责任感提升当代中国的理论解释力。
一、提升当代中国的理论解释力：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发展实践的双重需要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科学思想体系，必须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时代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才能真正对这个国家和民族产生科学指导意义，才能发挥其真理性力量，实现其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的目的，其自身也正是通过吸收各个民族的文化和实践成果而得到丰富发展。列宁曾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尊重各国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在同各国实际结合的过程中，以民族化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来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毛泽东也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2]
从中国当代实践和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走的是一条立足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独特道路，即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探索和发展经验，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深入总结和提升。因为实践经验总是片段的、分散的和感性的，只有经过理论提升才能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理性的认识，人类实践如果总是停留在遵循经验的层面，则往往限于对前人的重复而处于爬行状态，只有在系统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更符合客观规律、更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从而不断实现新的飞跃。对此，毛泽东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指出过，“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3]，这就是说，我们要做实事求是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主观主义的、假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仅要克服教条主义，同时也要克服经验主义；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必须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高度重视实践经验的理论提升，明确提出要“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4]。
质言之，在理论上系统总结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在升华中国经验的同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发展实践的双重需要，更是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要担当这样的历史责任，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自觉提升当代中国理论的解释力，以高度的理论解释能力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丰富和充实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二、实现理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化：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主体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宁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彻底性、完整性、系统性。“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5]这一论断，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及其严整全面性，它是包括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内的、具有严密逻辑的科学真理体系，而不是大众性的生活常识体系和习惯性的话语体系。
作为深邃的真理体系和科学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具有特定的话语体系、逻辑层次、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其深度意义并不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需要认真研究和长期学习才能够把握。这就需要拥有系统化的理论思维训练，具有理解和把握理论体系的能力和素质，关心并从事理论创造、阐发、传播的知识分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那些仅仅了解而没有真正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性、没有真正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的。例如梁启超就是这样，他在20世纪初就介绍过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但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谈到科学社会主义时就说过：“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6]以这种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例如建党初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陈公博、周佛海、任卓宣(叶青)等，后来都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而另外一些人尽管曾经熟读马克思主义词句，但是只是教条主义地理解而不得精神实质，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王明等人即如此。
历史反复证明，世界上没有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自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只有那些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这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首先要有一个自身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转变过程，即要认真学习、真正弄懂、坚定信仰和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实现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化，形成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是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基本条件。但是，时下的中国却有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发论倾向。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人们不用学习就能够自发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人们亲身经历了这种实践，因而自然而然地就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那些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体。这种倾向是十分有害的，这是因为，敷衍潦草地、浮光掠影地仅仅了解马克思主义，仅仅教条主义地记住马克思的个别词句，而不是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不是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理解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导，就不可能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更不要说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来提升当代中国的理论解释力了。
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融合发展：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重要内容
提升当代中国的理论解释力，最根本的就是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基本经验作出理论的总结和升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具体实际不仅包括了中国的时代特征和社会主要矛盾，同时也包括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之间的融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内容。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不是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原生态的中国文化，而是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现代化了的中国文化。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和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并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在发展道路和制度形态上呈现出与中国传统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不相同的鲜明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毕竟是两种产生于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基础的不同性质的文化体系，它们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实现二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二者之间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沟通和融合的历史，但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依然存在。如果只是教条主义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离开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移植，就很难对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大众产生吸引力和说服力，也很难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即便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和政策建构也难以在实践上获得成功，这一点早在革命历史的过程中得到了证明。土地革命时期，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就是单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词句出发，不考虑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和民族传统，结果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民族特点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和民族形式、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7]显然，不能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就不可能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和人民需要的理论，所谓提升理论解释力也就不可能实现。
当年，针对党内一些领导人和理论家们不认真研究中国实际特点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情况，毛泽东曾经特别强调：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
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在当前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更加具有时效性。因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一些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是严重缺乏的。正因为如此，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主体，不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必须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形成扎实的民族文化根底，把握两种文化之间的契合点，诸如无阶级社会的远景目标、形而上的至上性追求、形而下的务实性追求、对人的生命本身的注重等，使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深入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深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此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注入中国文化当中，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型，实现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更加丰富、理论更加完善。
四、打造中国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关键环节
独立自主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理论自觉、理论自信和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和重要基础。要提高当代中国的理论解释力，就必须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特征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并以此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作出深度总结和科学阐发。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操控文化标准权、理论话语权的现象颇为严重，他们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作为普世的标准，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进行评判。“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就是这样，它们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把历史与西方资本主义历史划等号，把民主、宪政、自由等带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美好词语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划等号，在此基础上认为只有西方文明和政治制度才是最优秀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在西方的历史中才能说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制高点。其背后的价值观旨趣就是，非西方国家应该服从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独立的文化主权，从而实现西方文化的世界性控制。现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旨意往往以学术的形式展现出来。意识形态思想越来越脱去昔日极端政治化的面孔，披上文化的面纱呈现出中性色彩，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日益与文化结缘，更多地借助文化力量获得更加广泛而卓有成效的传播。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学术化趋势日益升腾，意识形态的学术化和学术的意识形态化正在成为一个铜币的两面。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标签的刚性特征越来越被学术研究的理性征候所替代，其政治维护功能越来越表象化为学术风格和学术良心的捍卫，其政治指向越来越羽化为学术思潮、学术话语形态。
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学术化和文化标准普世化的倾向在国内思想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响应。一些人根本不察或故意掩盖西方文化标准背后的政治指向和潜在逻辑，却以此为标准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实践经验、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加以评判甚至攻击。一些人以适应全球化和思想解放的名义，把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平移到国内，大加赞赏并奉为圭臬，拷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我国的意识形态，并依照西方意识形态理论框架提出一系列所谓的“理论”或“主义”，企图“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学术话语上，一些人把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视为学术标准，仿佛不使用这些话语就是学术水平的缺失，反之才是学术英雄、思想精英，只要有学者对这些做法提出质疑和批评，马上就会遭到“资格”与“合法性”的质疑，那些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或中国本土性学术话语的学者，则往往被看作是“缺乏时代感”、“传统保守”等。
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化标准，形成独立自主的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就显得尤其重要。处在全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环境中，中国的思想理论和学术文化，可以借鉴西方的文化标准和学术话语，但决不能陷入西方文化标准普世化的陷阱，而应该努力建构和推行我们自己的文化标准。其实，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党和国家有明确的标准。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判别思想领域是非的六条“有利于”标准：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他还特别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9]。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发展为四项基本原则，并反复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0]。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标准。这些标准符合客观真理的要求、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人民的意愿。
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这些文化标准，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充分发掘和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借鉴国外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民族优秀文化、全球性话语同本土性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同学术性话语的有机结合，构建符合科学理论发展规律和时代特征、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相对完善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当代水平，体现当代中国学术理论的自主独立性，打破理论路径依赖和学术话语依赖。在此基础上，用这种独立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入解释、分析、总结、提升中国实践经验和中国发展道路，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观点、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体系、概念系统和理论架构。
五、科学回答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目的所在
深入分析和科学回答当代中国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提升当代中国理论解释力的目的所在。
毫无疑问的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情势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给当代中国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课题。从国际情况来看，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08年以来爆发的资本主义危机，发端于金融领域，已经蔓延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演变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虽然还不是制度崩溃前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内生的自我肯定性因素日益减少，自我否定性因素不断增加，发展能力和包容空间日益萎缩，危机性社会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常态化存在。虽然如此，其制度认同力量、科技创新能力、榨取利益能力依然强大，体制性的自我调整努力仍在持续，其生命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终结，甚至还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繁荣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发展，正在昭示并引领着人类下一步的制度选择和文明走向，但社会主义力量在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它需要在克服自身不足和吸收资本主义既有文明两个方面继续努力，才能最终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西强东弱、资强社弱，两种制度在竞争与合作中并存，依然是当今世界的总体态势。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来看，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中国正以其豪迈的姿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我国的改革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的理论学术工作也面临着新的重大历史任务，那就是要用独立的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科学的解释和回答。一方面，必须追随时代进步和实践发展的步伐，深入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制度本质和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和发展道路。站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文明的最新走向，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及其具体变化，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深入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分析和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存在的重大问题，为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理论贡献。另一方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回答和解决与群众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问题，特别是人们感受最深切、议论最热烈的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分析和对策思考，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有效抵制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努力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切实提高普通群众的生活和保障水平，消除社会矛盾激化的隐患。在科学解释和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发展着的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中国化”，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成果，实现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化”，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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