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香港论文,现状论文,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逐步发展过程，已呈初步繁荣之势，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香港地区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员主要来自三个地方：一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学者，二是来自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三是来自欧美的学者。香港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主要机构集中于在港一些大学、学院的历史系、所。1985年成立的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为重要的学术团体。
一、研究重点与成果
香港学者林启彦先生曾将当地的近代史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1945—1962年为开拓期，研究近代史的多为大陆和台湾来港学者或社会活动家，研究重点以政治事件、政治人物为主，出版的成果也多是通论性著作，较少进行专题学术研究；1963—1976年为培育期，受过正式史学训练的学者开始进行专题性研究，科研领域拓宽，从政治史已扩展至思想、文化、经济及对外关系史方面；1977年至今为成长期，这是香港近代史研究的新旧交替阶段，老一代史学家相继退休或去世，新一代史学工作者从海外归来或本地培养出来，他们已逐渐确立了本土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方向，并已取得了较显著的科研成果。如今，香港地区史学研究呈活跃之势，专题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在某些课题上已有出色的成就。其研究的重点和主要成果大致涉及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香港地方史及香港与大陆关系史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在香港开展得较早，当地学者充分利用大陆和香港两地的各种原始资料，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霍启昌的《香港历史讲座：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角色》、《香港与近代中国》、《十九世纪的香港》，吴伦霓霞的《东西方的相互影响：香港早期公共教育的发展状况》，周佳荣、刘泳聪主编的《当代香港史学研究》，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编的《香港历史文化考察》等等。
（二）关于中外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研究在香港颇受重视，成果也相当显著，较具代表性的有廖光生的《排外与中国政治》、罗香林的《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等。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分中英、中日、中俄关系史，其中以中英关系研究为最热门，反映出香港的地区特色。主要成果有：陈刘洁贞的《从约翰·米尔典与袁世凯外交生涯看中英外交》、杨伦国的《英国在华外交政策》、汪瑞炯的《鸦片与中英关系》、岑练英的《中英烟台条约研究》、彼得·韦斯利·史密斯的《不平等条约1898—1997，中国、英国和香港新界》等等。在中日关系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谭汝谦的《近代中日文化关系研究》、谭汝谦与林启彦合译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等书。在中俄关系史方面主要有郭玫曼的《“友好”的帝国主义者：在满洲的俄国人》等论著。
（三）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问题的研究。此专题为香港地区学者最集中、最热门的研究专题，成果亦最多， 有些已达到国际水平。 自30年代起香港就有左舜生等人研究辛亥革命（著有《辛亥革命史》一书），五六十年代已有一批成果问世，如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王德昭的《国父革命思想研究》、左舜生的《黄兴评传》、黄福蛮的《华侨与中国革命》等等。70年代后香港史学工作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更加重视，至今已举办过几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史料集和论著，最具代表性的有：香港存萃学社编辑的《辛亥革命研究论文集》、中文大学历史系编辑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珠海学报》第13期特刊号《孙逸仙博士与香港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5期特刊号《孙中山与中国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林启彦的文章《近三十年来香港的孙中山研究》、王德昭的论文《知识分子与辛亥革命》等。
（四）关于近代历史人物研究。香港学者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比较广泛，既涉及政治人物，又包括了一些文化界、经济界人物，较有影响的专著有：周佳荣的《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黄焉梨的《蒋春霖评传》、梁元生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李志刚的《容闳与近代中国》、陈耀南的《魏源研究》、简又文的《洪秀全载记增订本》、陈善伟的《唐才常年谱长编》和《唐才常文献目录注释》，以及陈万雄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吴天任的《黄父度先生传稿》等等。
（五）关于近代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自70年代以来香港学者日益关注此类问题，其中又以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主要有：收入了全汉昇多篇论文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论丛》二书，以及何汉威的《京汉铁路初期史略》、张荣洋的《官商：怡和洋行，19世纪早期的一个中国机构》、科大卫的《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经济：江苏和广东贸易发展和农民生活》、景复朗的《晚清的香港银行置于一条平稳的船上》等。在文化史研究方面主要有：陆鸿基的《中国近世的教育发展》、王德昭的《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王尔敏的《上海格致书院致略》、周汉光的《张之洞与广雅书院》、梁元生的《历史探索与文化反思》等专著。
（六）关于政治思想史及五四运动的研究。这是香港史学界涉足较晚的课题，但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升温，亦有一批优秀的成果问世，如王德昭的《从改良到革命》、林启彦的《步向民主——中国知识分子与近代民主思想》分别于80年代后期由北京中华书局和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另外还有周佳荣的《苏报与清末政治思潮》、陈善伟的《晚清政治思想中的佛教》等等。关于五四运动史，美籍华人周策纵教授的研究较有代表性，著有《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一书和文章。另有陈福霖的《孙中山与五四运动》、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等论著在此领域影响较大。
二、学术特色与不足
香港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形成了其史学研究与大陆和台湾皆不相同的特色。这种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
（一）融合中西学风，吸收古今之长。由于香港近代史学者除本地人外，多分别来自大陆、台湾及欧美，他们将各地的学术风格带到了港岛，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特色：既能以开放的态度吸收世界最新科研成果和科研方法，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治史的长处（如考据严谨、史论结合等），博采东西特长，洋为中用，百花齐放。诚如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周佳荣教授所指出的：“香港学者在使用不同来源的资料和参考中外出版的著作等方面，由于环境上的便利，往往能够汇集各地之长，方法和见解亦自有其特色。”
（二）学术观点十分开放，研究领域比较广泛。香港学者中有相当一些人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他们自称不受任何党派政见所左右，许多学术观点有异于海峡两岸的学者。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香港学者中赞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其他主义的各有其人，均可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呈现一种温和的百家争鸣之势。从一定角度看，这种学术气氛有益于近代史的研究。故尔，香港学者研究的范围相当宽，大到近代主要政治家、思想家，小到某一个传教士或企业主；从近代通史到某领域专史、地区史都有人研究，其中不少成果弥补了大陆学者研究的空缺。
（三）相对集中于大陆和香港关系史及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研究，反映了绝大多数香港学者的爱国之心。近年来香港学者们愈来愈注意对英国早年侵占香港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如某些条约的签订、租界的设立、中英外交关系等）和对香港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的研究（如香港对辛亥革命的重要作用、香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等）。在人物研究中，特别注意了那些对推动中国近代化有贡献的人物，如容闳、孙中山、黄兴等。某些不被大陆学者特别重视的人物如王韬、何启、梁诚、伍廷芳等，香港也有学者加以研究。在历史事件的研究方面，基本上是以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主轴，充分反映出香港学者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探索，其中以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研究最为热门，成果亦最多，愈加表现出香港的地区特色。
当然，香港地区的近代史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从总体上看，它的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学术水平和科研成果与内地学者各有千秋，不宜把它过分拔高。连香港学者自己也承认：“今日香港是一个以工商业见长的城市；学术研究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在研究队伍和出版著作方面，更不能与海峡两岸的史学界相比。”具体说来，其不足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香港受殖民统治一个半世纪，殖民地文化的烙印在某些人身上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其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时不自觉地站到了非民族主义的立场。如有的学者在研究中俄近代关系时，认为俄国统治中国东北有建设性作用，称沙俄为“友善的帝国主义者”。
其次，香港近代史研究的合力不足，多数学者各行其事，在整体协调、长远规划、相互配合方面似比大陆略逊一筹，因而很难形成群体攻关的局面。一些学者从个人的研究兴趣出发，对某些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研究较透彻，但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整体发展脉胳，对于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如鸦片战争、义和团运动、甲午战争等缺少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成果也较为鲜见。不过，这种状况近年来已大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