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远东：经济体制改革与地区贸易关系国际研讨会——经济转轨与地区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东论文,地区论文,中国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由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上海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与远东：经济体制改革与地区贸易关系国际研讨会”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国、美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国的专家、学者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OECD)的代表共40多人。
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教授、著名美国学者杰弗里·萨克斯教授作了主旨报告。报告中详细地论述了这一地区各国经济转轨与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的诸多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在研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蒙古证券交易所、中国信托投资公司、上海社科院世经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中国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上海外贸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塔什干国立经济大学、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欧亚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银行、俄罗斯科学院、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国家经贸委、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研讨会由樊纲、Wing Thye Woo、Raed Safadi、刘宝荣、王家瑞、秦宣仁、Jeffrey sachs等教授轮流主持。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姚锡棠教授、亚洲开发银行代表Alex Gordevich先生作了总结发言。研讨会开得热烈、友好、非常成功。
现将这次研讨会上的部分中国专家学者的发言和论文刊出，供读者参考。
1.改革的成就与转轨的困难
前计划经济各国的改革早在50年代就已开始。80年代以后，这一改革更因其普遍深入地展开而成为全球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各国改革的进展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在改革中获得了更高的增长速度，有的国家经过了一段衰退以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有的国家尚未走出下滑状态，甚至仍然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是总的来说，旧的僵化的计划体制普遍被打破，一个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经济体制已为各国所追求，并正在或快或慢地建立起来。在改革取得不同程度成就的国家中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逐步得以发挥，公民的市场意识逐步增强，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正在不断发展。
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必然伴随无数复杂的矛盾乃至冲突，经济体制从而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更是这样。不可否认，在经济转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就中国而言，尽管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持续的高速增长为当今世界所罕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但是我们仍然面对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的难题。这也是其他许多国家所存在的相同问题。在一个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国家中建立市场经济，不论采用激进的方式还是采用渐进的方式，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轻松地摆脱旧体制的束缚，克服旧体制的弊端，根除旧体制的影响，完成新体制的建设。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成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需要确立一整套行为规范，需要让千百万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适应新体制的要求。在进行改革的这些国家中，计划经济都有几代人的历史。人们对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是习惯的，而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是不熟悉的。在发达国家，从一般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过程到成熟的市场经济也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在改革中建立市场经济毕竟受到明显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制约。
在改革过程中，不少国家除了出现通货膨胀率较高和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外，还出现了经济衰退。科尔内(Janos Kornai)最近在一篇题为“转形衰退的主要原因”的论文中提出了五个主要原因：1、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到买方市场；2、实际经济结构的转变；3、协调机制的紊乱；4、强化金融纪律的宏观经济后果；5、金融体制的落后。他的分析是以匈牙利为例的，但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有一定的价值。
中国在经济改革中虽然保持了一个较高的发展速度，但也出现了另一些问题。市场商品丰富，供应充足，但价格水平仍然迅速上涨。在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问题暴露出来，许多产品积压，许多企业面临市场销路问题。改革后劳动生产率有很大增长，但企业的财务性亏损仍然比较严重。金融体制的改革已成为整个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和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旧体制下国营企业依赖于国家银行，占用了银行大量资金，使专业银行的商业化很难推进。整个市场体系中的各个要素市场的培育还刚刚开始，其中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没有一个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企业改革是很难推进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都又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总而言之，中国改革的经历使我们体会到整体改革的必要性。初期的局部改革容易见效，而进入整体的配套阶段后就不那么容易。所以现在中国的改革只能是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
2.改革的比较与道路的探索
前计划经济各国的改革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人们试图从不同的改革道路的比较中找出一条最有效的道路，揭示某种规律。经济转轨究竟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最优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答案是否定的。当代各发达国家虽然都属于市场经济体制，但各国的模式并不相同。各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分别反映了各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特征。这说明，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某种统一的模式。各国只能根据各自的国情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模式。对改革的道路来说，也只能根据各自的国情。用书本的市场经济原理去建造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失败，模仿另一国的做法也不可能成功。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要求又制约着各国的选择，是不能违背的，例如价格体制、产权关系、要素市场、竞争系统、分配机制等，违背了就不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改革的目标应是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与各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改革的道路应是体制转轨的一般规律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对各国改革道路的比较分析上，不少学者用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来划分。这种分法反映了各国改革道路的某些差异，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不久前，华盛顿大学Nicholas Lardy教授来华访问，他提出，用激进式和渐进式来对改革进行分类并不合适。关键是创造市场的战略，怎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市场。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此，对改革的比较研究应当就各个环节分别进行，才能更深入地发现其中的差别。以中亚五国为例，一般认为其改革是激进式的，以实行国营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在某些方面却采用了比较稳健的方针，没有一下子排除国家的计划调节。在实行自由市场价格以后仍比俄罗斯多一些价格的国家控制，对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实行凭证低价限量供应办法，以保证人民生活，维持社会与经济稳定。在所有制改革上，中亚国家没有完全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实行土地私有化，而是实行多种经济成份相互补充相互竞争，这也是与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所不同的。
今年6月，《比较经济学杂志》集中刊登了9篇关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论文。Jeffrey Sachs教授和Wing Thye Woo教授在编者导言中概括了这一领域的6个主要问题：1.私有化究竟是否必要，至少在改革初期是否必要；能否使国营企业在效率上与私人企业相竞争；2.渐进式改革的双轨制是否优于激进式改革；3.微观经济的自由化是否高于宏观经济的稳定；4.自由化是否存在着一个最优的部门先后顺序；5.维持经济改革是否要求推迟政治自由化；6.渐进的改革在政治上是否比激进的改革更能接受。这6个问题是对经济体制转轨各国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理论问题，对于总结各国改革的经验教训，探索未来的改革道路都是重要的。Sachs教授和Woo教授都莅临了本次研讨会，我们希望能听到两位教授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改革道路探索的中心问题，可以归结为寻求最小的改革成本，实现最大的改革效益。中国经济学家在过渡经济学中着重研究了这一问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一特定的制度变迁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的专门领域。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不再限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否比计划经济更好”这样的问题，而是致力于分析改革如何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如何在最适当的时候推进。因此，改革过程的研究，两种体制转换中的过渡期的研究，成了研究的主要问题。改革是一场历史性的巨大的社会变革，如何才能在尽可能小的成本下实现，显然是改革设计者和当事人共同关心的主题。中国学者注重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研究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对制度变迁过程和命运的影响，并把它作为改革成本的度量，而不是仅仅关心资源配置的改善所带来的效益。降低改革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对改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中国进行改革探索的特征。15年来中国改革探索中提出的各种方案、建议，大都致力于避开利益冲突，降低改革成本。
3.经济转轨与地区合作
在当今世界上，地区性经济合作已是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欧洲、北美和亚太地区已形成世界三大经济区。与此同时，某些次区域的经济合作也在蓬勃发展。中国、俄罗斯、蒙古及中亚五国在地理上的关系会导致何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是值得认真探讨的。
可以理解，该地区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各国的经贸关系，实质是超越国界的经济计划，合作是有局限的。现在，各国经济体制的转轨为地区间发展经贸关系创造了前提，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合作的新的基础，因为国际经贸合作中通行的是市场经济的原则。这样，地区各国间的平等互利关系和竞争中的合作关系就会形成。各国加速培育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地区合作的首要前提。
地区合作的必要性在于改革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增长的加速会形成对原材料、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巨大需求，也会形成具有巨大购买力的市场。对一个发展中的市场来说，外贸的增长速度会大大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地区内各国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需要一个快速发展的外贸市场。
本地区各国的贸易合作来自于经济上很强的互补性。在这一地区，中亚五国具有丰富的煤、铁矿石、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有丰富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矿产；蒙古地大物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广阔的天然牧场和发达的畜牧业；俄罗斯具有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工业部门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具有强大的加工工业能力、燃料动力生产能力和冶金生产能力。在中国，东南沿海已有了现代化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而西北内地则还比较落后。可见，在这一地区，既有科技和工业水平居世界前列的俄罗斯，也有主要是第一产业的中亚五国和蒙古；中国则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明显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因此互补性的经济合作将是地区合作的基本特点。此外，这一地区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生活资料需求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余地。在消费水平上地区内各国差距较小，产品在相互之间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对市场扩大有重要作用。因此，只要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地区内商品贸易的发展就会有广阔的前景。
地区经济合作的重要条件也因为各国在体制转轨中正在逐步建立起一个开放型的市场体系，形成了比较宽松的国际投资环境。俄罗斯和中亚各国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外资的政策和法律。外国投资者可以在俄罗斯办合资或独资企业，可以购买住宅、设备、股份等产权，合资企业可以购买土地并可转让。哈萨克斯坦规定外国投资者进入哈境内的财产免征关税，对合资企业实行减免利润税。吉尔吉斯斯坦规定了外资企业减免所得税的鼓励办法。蒙古于1990年通过了《外国投资法》，1993年又进一步修订。与此同时，各国还积极兴办一批自由贸易区和高科技开发区，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至于中国，开放政策由南到北，北方也已形成了较高的开放度。
需要分析的是，各国的开放政策是仅仅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但同时也有利于地区经济合作。应当承认，发达国家具有投资的较大优势，但本地区各国科技、现代工业技术和资源上的互补性，特别是发展水平上差距较小、易于提供适用技术同样也为合作创造了条件。
俄罗斯具有一支100多万人的科技人员队伍，在尖端科技领域中具有很强的开发能力。在全世界已登记的发明项目中，前苏联占有三分之一。但是由于经济和科技体制的原因，只有30%的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国际合作的联合经营开发会加快科技成果的产品化，并可开辟新的地区市场和国际市场。
本地区各国经济合作关系的扩展，主要障碍还是在于各国体制法规的不健全，还没有形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种经济合作的国际惯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应是推进地区合作的重点。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有了很大发展，合作领域不断扩大。除了政府间的经贸合作外，民间贸易也发展迅速，过境贸易相当活跃。经贸关系从贸易开始向创建合资合作企业，联合办经济开发区等发展。为了进一步发展中俄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需要完善对两国间经贸活动的管理机制，克服盲目自流现象，加强对两国地方和边境地区经济合作的管理，提高经济活动的水平。需要完善投资担保体制，以促进产业部门直接投资，促进大宗产品贸易和大型项目承包，减少因各国改革过程中政策法规不稳定带来的风险。需要克服各国大企业经营机制上的弊端，以发展两国在企业之间的国际联营。对各国来说，金融市场、信贷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外汇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还有待发展健全，为国际合作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