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根据《中国农工民主党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2019年工作计划》，各省级组织纷纷开展选树优秀典型、巡回宣讲活动，从中涌现出不少先进典型人物。在7月召开的农工党十六届七次中常会上，党员代表沙勇、赵阳、张汉龙、管伟立、李炳分别做了演讲报告，他们在立足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农工党事业，双向发力，双岗立功，值得全党同志学习。为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本刊特开设《先进典型宣讲》子栏目，分期刊登他们的演讲报告。同时，栏目还会选出各省级组织巡回宣讲活动中优秀演讲报告进行刊登。
科学开展对口云南省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聚焦“后”贫困治理研究
沙 勇
自2016年起，在农工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南京邮电大学人口研究院、社会与人口学院研究团队深度参与了对口云南省开展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的相关调查研究。课题组运用统计学方法在云南省抽取了10个县20个村作为哨点村，每年对1086户农户持续追踪调查，追访成功率达89.13%，回收问卷2.7万份，通过对数据深度挖掘比对，较为客观的量化反映了云南省精准扶贫的相关情况。
作为负责人，我对“后”贫困治理的模式选择、制度创新等有一些研究思考（我把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公里，乃至摆脱绝对贫困后的长期相对贫困治理都概称为“后”贫困治理）。
一、科学开展追踪调查，量化反映客观情况
（一）精准扶贫成效显著
从2018年调查情况看，受访群众不愁吃、不愁穿的比例分别比上年提高了5.7、5.2个百分点，达99.6%、99.8%；小学、初中、高中在学率比2017年分别提高1.47、7.2、10.1个百分点，达99.62%、98.56%、94.41%；危房发生率从2017年的23.36%下降至2018年的8.95%；住院医疗报销比例平均比2017年提高了17.61%；受访家庭户均总收入比2017年增加12193元，增幅为43%；享受生态扶持的比例提高到79.42%，比2017年提高17.62个百分点。受访家庭户中，99.8%通电，与2017年基本持平；95.65%通自来水，比2017年提高1.3个百分点……各个村基本都配有公共文体场所、卫生室，广播电视和网络宽带基本全覆盖。
（二）一些现象值得关注
主观脱贫与客观脱贫脱节的情况比较突出，受访户人均收入较上一年度增速近50%的情况下，2018年，贫困户自我评价为贫困的比例，比上一年却高出11.24个百分点；更有50.35%的非贫困户自我评价为贫困户，比上一年高出31.33个百分点。可见，部分农户为了享受扶贫政策红利，或者由于脱贫没脱政策，导致客观已经脱贫的情况下，主观依然觉得自己并未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 情况凸显，不利于稳定脱贫成果。 “后”贫困治理的战略谋划和制度设计迫在眉睫！
二、加强研究思考，聚焦“后”贫困治理
学案教学能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体验主动探索新知识的乐趣，学会讨论重点、难点和疑点，并能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努力解决问题，并尝试建构知识结构体系。
（一）模式选择是根本
在“后”贫困治理时期，帮扶助力的模式选择尤为重要。“福利式帮扶”对群众尽快脱贫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但脱贫后应及时调整政策安排，否则容易形成政策依赖式贫困。建档立卡户脱贫摘帽后应及时退出帮扶政策，同时，为防止大面积返贫，应实施精准的“激励式配套”政策续接。即根据农户自身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给予相应比例的配套激励，多收入者多得奖励，奖励的形式可以是生产资料、货币资金等，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以激发自我发展、继续扩大生产。注重完善激励的制度设计和公示监督机制，既要考虑操作成本又要兼顾公平有序。只有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形成干事创业的氛围，才有可能真正拔除穷根、摆脱贫困，进而推动乡村振兴。与此同时，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科学公正织牢农村社会安全保障网络，确保农村弱势群体的民生保障链条完整而规范运转。
针对我国贫困边缘群体人数众多的现实，如何稳定精准扶贫成果，逐步远离贫困风险，必须有预见性的科学审慎谋划，避免出现前后矛盾甚至南辕北辙式反复。
首先，从贫困地区分布看，我国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大多分布在高起伏山区、资源紧缺、环境约束地区，如果人口不迁出，依靠当地的资源难以走出贫困陷阱。其次，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尚有5.64亿乡村常住人口，而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7.2%，我国农业就业人口比与我国人均GDP同等水平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多出12.7个百分点。我国农业户均经营规模仅为0.5公顷，不仅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刚性约束，还受制于大量山地农田难以规模化的自然条件约束，农业生产规模小、基础竞争力弱的乡村发展困境日益凸显。大量劳动力在生产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中严重滞留堆积，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口发展。同时，在土地规模报酬递减的现实约束下，农村平均收入水平提高严重受阻，农村贫困问题无法依靠农村自身彻底解决。最后，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9.58%，较之发达国家普遍在70%以上的城镇化水平尚有较大差距。坚持推进城镇化，既可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也可以为乡村振兴腾出发展空间。可见，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需要具有战略前瞻和历史定力。
（二）制度创新是关键
2.消除城乡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
第三，定期对全区资产专管员进行纸质业务和电脑业务培训，并制定出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的业务流程，培训方式有集中培训、电话指导、网络信息等。
“我说后悔，你们就能放过我不成？”易平安无奈地反问，“是能让我直接当个锦衣卫百户，还是能让我脱下这身衣服去考个功名？”
在推进城镇化与实施乡村振兴两大事关我国城乡发展重大战略部署乃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期，必须理性厘清“资源流出式乡村贫困”及推进城镇化会与乡村振兴形成“反向拉扯”的非系统性认知。以前瞻的政策安排和制度创新推进实现城镇化、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多向互动。
建立 “人地钱” 新机制是核心。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三权分置”改革使得常年外出务工农民可以把土地流转出租，但无法一次性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足够的发展资本。同样，大部分处于偏远乡村的闲置农房，建成之日即是贬值之时，难以通过转让实现“房产变资金、资产变资金”，无法变成农民融入城市的“有效资本”，导致大量长期在城市打工或在城镇购房居住、不再返乡的农民，只能被动保留在农村的宅基地和住房，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仅包括“三区三州”及其他深度贫困县城乡，由国家统筹与东部八省市跨省域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调剂使用，还没有更大程度放开，无法广泛有效盘活农村宅基地存量。应尽快在全国范围推广，鼓励长期在城市务工、购房居住、不再返乡的农民拆旧复垦废弃宅基地，生态修复作为高标准农田验收后，所在乡村增加农田指标、常住地城市对应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后，按国家核定标准发放给该农民落户城市一定的补偿资金，真正做到“资产变资金”，从根本上实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以地生钱、以钱安民的目标。同时，为确保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生活等遇到困难时，可以有返乡的土地兜底保障，该宅基地使用权及复垦责任仍归原户，由其流转、委托种植，在指标调控补偿金中留有部分保证金，以确保该户对复垦宅基地的持续良性种植承担责任。当然，在执行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国土资源综合监管平台、遥感监测“一张图”和实地抽查等手段，开展常态化、动态化监测监管。
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拿针在窗户上戳了个小孔，然后站在槐树上。别呦呦在屋里写字，若我能说出她写的是什么字，我就“无罪”了。
1.厘清城镇化、乡村振兴与摆脱贫困的关系
3.系统考量城乡治理的制度调适
（1）城镇要稳定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城镇化进程中，要特别提升城镇就业承载能力，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稳定、权益充分。避免因就业不稳而使得贫困向城镇转移。从当前情况看，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提供190万到200万个就业岗位，增长速度目标支撑就业扩大的目标具有长期的政策合理性。稳增长必须稳企业，核心是稳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民营和小微企业。要系统考虑小微企业发展支持政策，不能简单认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而鼓励“一刀切式”的利率管控，否则同等利率条件下，金融机构宁愿贷款给大而不死的僵尸企业，也不会支持普遍面临“麦克米伦缺陷”的小微企业，造成小微企业融资更难。同时，也应避免小微企业依靠过度加杠杆的间接融资形成内涵质量不高的粗放式规模膨胀。应着力在营造真正公平的法治与商业竞争环境，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减少审批障碍、行政障碍上给予民营企业大力支持。同时，为了进一步稳就业，要整合财税政策，鼓励小微企业建立积极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所谓内部劳动力市场是指企业内部所建立的员工福利保障、技能培训、晋升、职业发展的阶梯制度设置。要继续加大力度降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后缴纳各项保险的比例及相关用人成本，以激发用人主体增加就业容量。还要加大支持企业开展员工培训的力度，相较于学校、政府提供的职业教育、培训，企业对员工的职业教育更会紧扣岗位需要和企业发展乃至社会实际需求。因而，政府要逐渐减少自身办职教、培训，把部分经费转移给用人主体开展自主培训。把企业发生的职工培训教育经费支出，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逐步完善激励措施，把企业对职工的培训教育作为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稳定和扩大就业、提高就业质量的主要途径。
（2）做好乡村振兴的系统性制度安排。一是建立国有资本划转一定比例投资于乡村体育、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产业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40多年来，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充裕而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供给，这种低成本高增长的极致效率所带来的出口竞争优势，极大缓解了中国内需释放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农民工支持经济发展、农村长期起到城市稳定的减压阀与调节器作用。当前，经济转型对农民工教育、技能提出新要求，致使其面临发展困难的时刻，作为国有企业,有义务、有责任反哺和支持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义务教育每增加3年，贫困发生率下降7%。因而，亟须借鉴国有资本划转补充养老金的做法，探索实施划转国有资本一定比例投资于乡村体育、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产业，以加快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资本支撑。同时，也可以改变既往对农民工的粗放利用及其在相对低端产业领域的职业锁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产业工人，使更多农业转移人口有能力就业而扎根城市，助推城市发展。二是建立乡村振兴的创新性制度体系。建立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制度，把建立个人发展账户作为重要抓手。还要针对乡村振兴人才短缺的现状，既要为年轻人才投身乡村振兴提供事业发展平台、生活服务平台，也要创建政府购买老年人力资本服务制度，把老年人资本再利用与老年人乡村旅游优惠紧密结合，鼓励更多具有科技、教育、卫生等专长的城市老年人力资本投入到乡村建设。更需要统筹考量“资本下乡” 与“乡村治理”，把熟人社会的中国古来昔贤先觉建设乡村的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三是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制度设计。建立乡村规划、开发的管控制度体系，规制无效、低效固定资产投入，管住“面子工程”建设。建立加大“投资于人” 的制度体系，树立以“人为核心”的发展导向和更加注重平衡好当前与长远发展的风向标，把人类发展指数作为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的重要指标权重。
深圳ISKYIMAGE（爱天空影像）创始人。财经院校经济信息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经济学学士，经历十年职场历练，却被“影像之美”所吸引而转行摄影。2010年专业学习全科商业摄影，2011年因自己孩子的降临开始涉足儿童摄影。2015年创办ISKYIMAGE，2016年专项发展新生儿摄影。所获摄影专业奖项：2018PPAC十大国际摄影师称号、2017PPAC年终打印比赛第二名、2017WPPI线上比赛新生儿组银奖。
在推动构建城乡发展共同体、彻底摆脱贫困的道路上，既要摒弃“乡村终结说”，也不应过度提倡以“乡村保护”实现“乡村振兴”，在坚定不移地稳妥推进城镇化的同时，科学推动乡村发展，待城镇化达到一定阶段后，以逆城镇化推动城乡互补与同构，助力实现乡村振兴，进而彻底摆脱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作者：农工党中央人口与资源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工党江苏省委会副主委）
责任编辑 陈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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