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禅美学的艺术实践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启示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617(2011)01-0001-05
一、在朴素中寻求大美
老庄认为朴素是体道的终极指向，而要达于这终极指向便要复本归根。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十六章）庄子在天地自然之中找到了世界的根本：“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顾；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而且得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知北游》）不言不议，无声无息，恬淡寂寥的天地万物才是大美之典范。所以“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为此，老庄崇尚大自然的声音和色彩，崇尚地籁、天籁和天乐。要追求大美，便要复本归根于自然之性的朴素，艺术更是如此。艺术如果破坏了自然之美，背离了朴素之道，那不仅不能显示自然之美，而且连艺术自身的美也失去了。
老庄认为朴素自然是人的本性，而世俗的利欲污染使人丧失了本性。通过“涤除玄鉴”，才能“归根复命”。老庄认为求大美便要归于本根，因为事物的美在于其保持自然本性和常态，如果其本性和常态遭到破坏，后天再如何文饰，也都是不美的。大美在于朴素，而朴素则是自然之常态。《天地》中讲：百年之木，伐倒后有的被涂上青黄之色而成为精美的酒器，用于祭祀；有的则被弃入沟中。表面看来，酒器很美而弃入沟中之木不美。而在庄子看来，就两木都已丧失本性这一事实来说，酒器与弃木一样，都失去本性和常有之态，都是残缺不美的。庄子又引申出“五色”、“五味”、“五声”和“五臭”。“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听；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这里指出五声、五色、五味和五臭等扰乱人的正常感觉，使人丧失自然本性；是非好恶乱人心性，使人丧失自然常态。所以不仅声、色、味、嗅因扰乱人性而变得不美，而且受其扰乱而失常态的人也不美了。因此，若要求美，莫不如保全人和事物的自然本性和常态。
遵从朴素之道，人必须在自身归根复命的前提下，才能顺物之自然，使主体达到与对象世界的统一，人与道合。因为道本在于朴素，道行在于自然。“‘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庄子也看到了天地运行是无人主使之自然：“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天运》）这是道的运行的启示，人的行为不能违此。人顺道之行也归于自然运行之例。庖丁、轮扁、梓庆、工倕和吕梁丈夫，都属此类。庄子赞扬吕梁丈夫游水之道。在《达生》篇中，吕梁丈夫这样介绍自己的技艺：“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吕梁丈夫正是遵循了水的规律，逐渐掌握了水的习性，才能在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鱼鳖之所不能游的河流中，有“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的超人本领，这是遵循了自然之道而顺物之性以为己性，因而获得了自由。
综上所述，可见道家美学的要义在于对自然朴素的追求。得到它，就有了美，同时也有了真，有了善。这是因为：1)自然朴素是天地无为的原始本性，是道的本根，道法自然，它什么都做了，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却真的什么都做了。2)自然朴素的追求要求主体行为顺任自然的规律，不可违反自然规律，这是达到真的最近之路，也是对于自然美的底蕴的最早发现。“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庄子在《天运》中讲的西施颦美的故事，就是对自然朴素因真而美，弄巧造作因假而丑的形象化的说明。3)自然朴素是万有存在的本性，因此追求它的实现，是对于对象自身规律的追求，舍此无路达到目标，因实践层面上的善的实现，也只存在于这一追求之中。“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渔父》）
二、消解功利之念的虚静之心
消解功利之念，必建虚静之心。而庄子的“心斋”与“坐忘”是达此境界的心路过程。“心斋”即内心的修养，心的功能之反世俗性的生发。“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使心志统一，虚然静寂，以心来接纳万物。因而，所谓“心斋”就像祭祀之前沐浴、斋戒来打扫身体一样来洗涤内心。“心斋”并非使心拒绝万物，远离万物，而是“乘物以游心”，使心神不随俗物的炫耀而动，而能自由遨游。“心斋”的最高境界是“坐忘”。破除心中杂念与外在束缚，实现精神自由的修养方法，被庄子称之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所谓“坐忘”就是像坐禅和练静功一样，内心虚寂，心神安静，涤除思虑，遗忘肢体，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修养方法。在《大宗师》中，庄子借得道高人“女偊”之口对“坐忘”的方法作了详细介绍。修道之人必须经过“外天下”、“外物”、“外生”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然后达到“朝彻”，即一下子豁然贯通，随之可以“见独”，即见别人所不见，耳目一新，别有一番境界。至此，便可不分古今生死，不计往来成败，内心宁静自如，明彻若水，不染俗尘。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调度，将世俗的东西去掉，达到光明虚静的地步，不落世俗之心，不为物欲所役，就达到忘心、游心于道的境界。在老庄看来，这是人生的最大快乐，这时的心是属于自己的。《秋水》中观鱼时庄子能知鱼之乐，便是游心于物的见证。因为庄子不以鱼作为利欲对象，不为物所累，而是以人的心思去体会鱼的心思，故能控物，这时物也就变为主体情感寄寓的对象了。庄子彻底摆脱了俗人的得鱼则喜，失鱼则悲的物情观。忘己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即“相忘”。《庄子·大宗师》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人得“道”就如同鱼儿得水一样，各适其性，各得其乐。鱼在湖中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忘乎同伴，人通于“道术”，也会忘乎他人和天下。庄子说：“泉涸，鱼相与处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人也是如此，与其挤在一起，讲那套“仁、义、礼、智、信”，不如自安、自足、顺任自然，各适其性。与其受人为的束缚，不如顺从天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也因此真正摆脱了以功利为轴心的世俗之乐，而拥有了最高境界的人生之乐：至乐无乐。这种“相忘”的境界是庄子追求的人生境界。
三、“言不尽意”与“意有所随”
言者在于意，因此言语是意的伴随物，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也没有办法独立存在，人们对于它虽不免要用，但它不过是一种中介，不可能成为终极追求。广而言之，人世间的一切形色名声，艺术的一切外在的、载体性的东西，都不过如此。老子和庄子崇奉的“道”，从美学意义上说是美的本体构成，它是一种自然朴素的存在，它的美是无须以人力之为去外加什么，所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它的存在特点是：“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又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里已把言语表现对于美的存在的作用说得十分明白了。美是“常道”，因此它是难以通过人为的形名去显现它的“惟恍惟惚”的象，故而“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就连我们今天给自古及今长久存在、不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可以作为天地万物根源的“道”所起的这个名字，或者再起个别名叫“大”，也都是极其勉强的。所以这种“曰道”、“曰大”的言语之为，虽是意之随行物，但不论对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来说，还是从主体对于道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感悟来说，不论在言说中使用多少比“道”比“大”还有力的言语，也是难以称物、难于逮意的，对此极而言之就是不“可道”，不“可名”。但是当人与道通而为一之后，以无为之为去顺任自然，“法天贵真”，也可以对于体道之美“强为之名”、“强为之容”。但是，这人为的中介之体的是非损益的评价标准，也只有以自然与否为转移了。所用的如是言语一类，则以“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为尚，只有“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如果说道也有无声的言语的话，就是它的拙朴冲淡、无华无巧的外观。比之于老子，庄子的见解更为直接：“世之所贵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谓其贵非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识之哉！”（《天道》）这里说的是语与意哪个是根本，庄子据实而认为意是言之实，言意之名，言语所具有的价值仅仅在于它能在其中显意。但是意是运动灵活的，它不仅与言共同存在，它还有其历时所指之处，这也就是“意有所随”之“随”，它是意的构成体，但是一遇言象，它就从意中逸化出来，成为“不可以言传”的东西。唐代司空图形容其状态是“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在庄子道家一派看来，“意之所随者”既有如此之体性，对它也不能强为之容，就让它存在于言语之外好了，作言者的知者与贵意随的知者，都应在言语之外去作“无为而为”的无声无形的表现。庄子认为，那些认为得言即是得意的人，都是一些背道而行的可悲的愚人。
“言灭尽意”这是孔子的发现。庄子的“意之所随”，即“意随”是从原因上分析并提出的“无为无不为”的方法。意本是有实而无形之意象体，原属于主体的心理构成，是人的生命自由的直感存在，对它可以作无穷体味的逍遥游，但对它的存在，本来是无法示人以直意和全意的。即使是善作形色名声的高手，也难以把意与“意随”完全付诸言语，何况文学讲究“意在言外”“不落言筌”，由此可以飞扬灵动。老子说：“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辩”是道存在于心，未出口成言时，实指以“涤除玄鉴”的心胸，“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只有淡乎无味的言语才能保有道的朴素自然的味道。庄子在这个问题上比老子更激进，认为只有“忘言”才能更好地“得意”与保持同在的“意之所随”。庄子对言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比喻性的说明：“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在庄子看来，载意之言与捕鱼之笱、捉兔之网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手段，而决非目的，用这些工具所要达到的是获取对象的目的，一旦目的实现，便会忘了手段。在庄子的理论视野里，一切得意而欲立言者皆是如此。使庄子当时不可理解的是，得意而忘言者实难遇到，而遇到的多是把糟粕当成精妙的俗滥文字。庄子举了一个轮扁不能语斤的例子：“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也？’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子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而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天道》）轮扁以自己的经验体会，进行了现身说法，说明其得手应心的精微数理，无法以直接的言语传之于人。庄子认为，愈是精妙之意愈是难以言传，这时直觉感悟比言语更能切近对象的本体存在。
四、“涤除玄鉴”与“明心见性”
老子对人的心性修养，以朴素的大美为前提，提出“涤除玄鉴”说，而庄子则以“心斋”、“坐忘”，表述了同样的审美主体论。
老子最早提出了“涤除玄鉴”的主张。“涤除”，就是从主观世界洗除尘垢性的欲念；“玄鉴”，就是达到心灵深处光明如镜，具有抱朴守一的道心，这样才能“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从这里发端进入艺术境界，才能作“大音”，执“大象”，达到“希声”、“无形”的至美至妙的地步。庄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虚静生心、同于大通的“心斋”、“坐忘”的心境论。以与道同一的虚室，收取守心之道，是“心斋”；从生理欲求和是非利害的计较中解脱出来，与道趋同，是“坐忘”。这种“无己”、“无功”、“无名”的静观，“外天下”、“外物”、“外生”的超越，是实现审美自由的先行条件。庄子所赞赏的梓庆心斋，画史不趋，都是“自性具足”的创造主体，在后来的艺术史上，有很多的文艺美学家不断弘扬这种观点。宗炳论画：“澄怀味象”；刘勰论文：“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皎然论诗：“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苏轼诗句：“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这些都是阐述审美创造主体具备虚静之心的重要，而佛禅的明心见性论，就是以专有的心性概念，讲述着同样的道理：审美始于直观直觉。
从一般的佛教到特殊教派禅宗，在解决人与现实的矛盾问题上，都特别强调人自身的态度与方法的调整，认为要摆脱人世的烦恼与痛苦，实现真实非虚妄、如常无变易的“真如”境界，达到解脱成佛的最高追求，必须去色生心，由悟空而入不二法门。《金刚经》引佛祖释迦牟尼话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又记佛祖话说：“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中国禅宗五祖唐人弘忍为六祖惠能“说《金大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启祖言：‘何其自性，身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达到了心性万能的终极。惠能认为诸佛和佛理以及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人的自性即真如本性之中，只是因为有“妄念浮云覆盖”，人才不见自性：“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于自心现真如本性！”“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果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青、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此名清净法身佛。”如果扫除“妄念浮云”，就能明心见性，达到至善的涅架妙境。从哲学上说，此中的唯心主义性质是无须置疑的。但是，正是这种明心见性的主体本体论，却酿生出一种属于审美的感知方式，在艺术思维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主观世界的小宇宙反映着作为源泉根柢的客观世界的大宇宙，没有被反映的客观对象及其运动过程，就根本不会有人的主观世界中的一切映象。在这个被佛家的禅宗称为色、欲、尘的物质世界面前，以追求真如自性实现为指归的佛禅各派，在不可回避时，都在主体思维方式上加强了自身，竭力要找到一种以真为不伪、如为不变的人人都本自具有的“自性”，或迷而知返，或见而无住，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达到“内外不迷”。这些出自佛禅经典的认识原则，是要人们超脱物质世界，并把积淀在主观世界中的世俗残物清理出去，自行创造出一个恢复了自我真性的超凡主体。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这是无法根本实现，也是无须彻底实行的，因为物质世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也是人的思维的材料对象，真的完全断绝了这种“尘缘”，也就断绝了人的全部生命。但是古今无数圣哲贤士都告诫人们，不要玩物、迷物，而倡导应有一种精神价值的追求。而对于进行艺术审美创造的人来说，在人心性的修养上建构起纯任本然的审美心态，却是许多美学流派共同主张的，也可以说都共通于佛禅的“明心见性”。
佛禅的明心见性是对受妄念浮云覆盖的凡众说的，如果要达到真如自性的佛境，据要求，须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体性，为此，必须先从涤除自身的不适应的心性开始，这才能在思维与行为上造成直观无碍的感悟能力，在因缘和合上，这是通向觉行圆满最高果位的起点，是走向“法门”的第一道门槛。本来，艺术并不是为成佛而创作，但在艺术的思维程序上，却难以逾越这个范式的普遍制约。所以，许多美学论者都从清净主体内心世界、免除影响审美的功利欲望对人心的役使、建构无用之用的主体条件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论述。
中国道家美学的始祖老子最早提出了“涤除玄鉴”的主张。庄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虚静生心、同于大通的“心斋”、“坐忘”的心境论。其出发点就是阐述审美创造主体具备虚静之心的重要。而佛禅的明心见性论，就是以专有的心性概念，讲述着同样的道理：审美始于直观直觉。佛禅心性论中高扬自性发现的意义，主要在于强调直观感悟的自启意义，它是起于外缘、止于内因的圆觉过程，是“妙圆妙明”本真之心的复明。在《楞严经》里记载有释迦牟尼与波斯匿王论证自性不生不灭，开导波斯匿王从自身经历的从童年到62岁的容颜衰变的过程，感知在身内仍葆有3岁时留下的对于恒河的不灭的印象，悟知：“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元无生灭”。波斯匿王是从切身经验中觉到身灭性不灭的。这在说明审美感知的强烈久远性上是很有价值的，当然，在说明身灭性存上却是没有科学性的。但是，佛禅的自性直觉论，对审美感悟普遍性的解释，是相当有见地的，可以启示人们全面认识审美直觉的运行过程及其价值。
按我们今天的认识，审美直觉是主体对感知过程中的审美对象未经特意思考判断，而是在刹那的直接情感体悟中径直指向对象的内在，并且始终也不放弃对于对象的具象形式的把握，达到在感性的直接观照里了解对象的意蕴。这种直观直感的实现，能具备理性的品格，是因为审美主体事先不仅具有一定的经验积累，也亦在意识中积淀了一定的理性，只是在主体未曾着意的情况达到了“不思而得”。中国古代美学特别讲究创作审美的“应感之会”、“从容率情”，很多人认为，在创作中找不到直觉的开启之门，而是硬着头皮写下去，那便是自伐其性。刘勰说：“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文心雕龙·养气》）在创作中的明心见性，就是主体无碍地进入客体，客体无迹地出于主体。石涛的“山川脱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就是说的这个感悟过程的特点。
五、“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
老子与庄子都对文字的功能有保留意见，说“知者不言”、“得意忘言”，连孔子也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他们都少言而又不主动诉诸文字。这后边究竟有怎样的道理，很值得探寻。
文字和语言都属于名、相和筌、笱一类。《金刚经》和《坛经》都主张“不住于相”。为什么不要住于文字、语言之“相”？因为文字、语言之相对思维有一种固定性。我在论儒道佛禅的言语观那篇论文里，特别分析了思维和语言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它的区别，区别是很大的。最重要的区别是，思维是灵活的，鲜活的，语言是一个外壳，意找到这个模式，一下子就被压到这个模式中，一但压到模式中以后就不动了。语言创造的形象本身也有这样的意味。祥林嫂形象定形已经多少年了，拄的那个竹竿子头上还是劈的，挎那个筐还是一个破筐；少年闰土还是那么精明、灵活、天真，这就是在形象里边的凝固。语言这个名相，意一旦进入其中就被固定了。在语言固定之外的东西还在继续运动变化，这时候不能把固定的东西当作还在现实当中发展的东西，所以不能够迷信语言、文字所固定的那些东西。另外就是用语言、用文字固定的这些东西，能不能把当时那个主体所要表现的东西都搜求进入语言当中来呢？是不能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言不尽意这是普遍性的规律，我们的意思很难用语言全部把它表达出来。当我们特别感激别人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说“谢谢”的时候，这“谢谢”两个字多少人多少年都用过了，是普遍的共有概念，而我们的心意却是特有的、个别的，我用它表现我的特殊的感激之情怎么能完全表现出来呢？但我这时候只能说“谢谢”、“特别谢谢”、“十分谢谢”也觉得加重不了多少，这种特殊的感谢之情还是难以言表，这就是“言不尽意”。
虽然言是意之相，但人们还是免不了要用语言和文字，尤其是文学作品的写作，没有语言文字就等于写天书。但有言却有多种用言的妙法，如说老子说“希言”、“贵言”、“善行无辙迹”，这时虽然用言了，但却用得精妙。刘勰主张“余味曲包”，也就是司空图所总结的“语不涉难，若不甚忧”，说我现在非常痛苦，那么我写的时候我不直说我现在心里边非常痛苦，用的不是写我痛苦的语言，说的是别的，但是叫你看完了以后能感受到我心里边是非常非常痛苦的，这就叫“语不涉难”，即语言不涉及到苦难的字样。司空图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尽得风流”是效果特别特别大，能充分达到目的。这都是来自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不说，不直说。有的不说，我是在结构和结构之间来表现，它会派生出一个新的意思。
“不立文字”是要启发悟性。比如说读诗，看是什么意思，如果没看出意思，你就再看两遍，你看看里边还有哪些意思你没有看到，它可能包含很深，你得把它体悟出来，但实现这种“超以象外”的起点仍在语言文字之中。
禅宗的“教外别传”，那个“教”就是言语之教外的“教外别传”。要超出言语这种方式的“教”，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论采取言语之外的什么动作，我要传递的意思，你都应该体会出来。我们从佛禅的有关不立文字经典当中，可以看到许多意义。
(1)语言文字是法，是名相，它本身不是实相，不是第一义，因此不应该住在这个名相之“筏”上。应该“不住”，不住于文字，也不应该住于语言，但表意之行却又离不开语言和文字，问题在于要使有限的语言文字，能去表现无限的意义，这就是语言和文字的超越。
(2)必须承认语言文字有表现不了的东西，有达不到的地方。它达不到那个地方，却可以指向那里，所以必须找到它指向那里的东西，这就是指向所指的能指。在所指达到“余味曲包”的境地，就可以把人引向能指的所指。
(3)“不立文字”是要追求超越语言的限制，向语言文字之外去寻求。在佛禅那里，它是要人们追求实相。我们从审美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追求的不是佛家最后作为理想追求的“实相”“真如”，或者是“涅槃”，我们追求的是真善美。我们追求真相、追求美，那就必须超越语言文字之“筏相”。
收稿日期：2010-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