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语境论文,可行性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致力于维护权威和企图推翻权威的人都寻求历史的支持”①。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John Tosh)的这句话寓意深刻，用来形容围绕“公共史学”而引发的辩论十分中肯。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也译作“公众史学”)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历史学科②。除美国之外，公共史学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很发达，在加拿大、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亦成果丰硕。2010年，多国学者联合创建了“公共史学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Public History)，并于2012年4月在美国密尔沃基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该组织希望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学者共同体，以鼓励和推动公共史学的研究与实践。在全球化和信息电子化时代，我们不难想象这个新兴领域拥有的发展潜力以及可能对史学和史学人才培养将产生的重要影响。
中国学者很早开始关注公共史学，但除了陈新教授开设过公众史学课程和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了“比较及公众史学”硕士研究生项目之外，公共史学尚未进入国内史学界，许多专业学者甚至对此闻所未闻。与此同时，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意识形态的松绑，公众社会对历史知识和史学修养的需求明显增加。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中国文化与历史，虽然学术界颇有微词，但大众却兴趣盎然。前几年中央电视台制作了《大国崛起》电视片，讲述五百年来“强国”崛起的历史，引起了民间对世界历史前所未有的关注。为满足公众对历史记忆的需求，各种品位和种类的口述史、回忆录节目令人目不暇接。民间历史博物馆成为一种新兴产业。《看历史》杂志举办的“中学生写史”活动更是吸引了几百所中学教师和学生的参与。
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来自学术界之外的“历史意识”(或者说“史学冲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什么联系?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意味着什么?专业历史学家是否有必要或有责任去关注它?本文拟扼要讨论公共史学在西方学界的发展及其在西方社会历史语境下的学术与政治内涵，并就如何在国内推动公共史学发展提出一些想法。
一
公共史学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史学界遭遇的就业危机有直接关系。危机激励改革，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校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历史系罗伯特·凯利和韦斯利·约翰逊两位教授率先开始改革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将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运用纳入课程训练。1978年“公共史学”概念被第一次用来描述这种新的史学训练。凯利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employment)”和一种“多维度的新史学领域”。约翰逊列举了历史学家可以在其中做到学以致用的“公共领域”，包括政府部门、商业机构、智库、媒体、历史遗址、历史学会、博物馆和档案馆等。他们认为，史学研究生不必将在高等院校做专业历史学家(academic historian)视为唯一的就业方式，完全可以进入“公共领域”，提供专业知识的服务，与公众社会分享历史见解，并成为“公共进程”(public process)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使公众受惠”的史学实践就是“公共史学”，从事这种史学实践的历史学家就是“公共历史学家”。凯利和约翰逊的改革带有实用主义的动机，但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哲学意义：推动专业历史学家回到被他们遗忘的公众社会③。
“公共史学”曾经是美国的传统学术领域之一。虽然学科“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即强调以“科学的”方法和规范进行史学研究——主导了20世纪美国史学演进的历程，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专业历史学家并没有与公共领域相分离，也没有回避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应该说，在史学专业化的同时，历史学家深入地卷入了美国“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过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重大的史学创作往往针对美国社会面临的重要公共问题，体现了历史学家们异常强烈的现实关怀。自进步运动到冷战，美国历史学家一直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通过研究和写作来影响公共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史学家参与了联邦政府组织的战时宣传与动员。在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历史学家配合政府的需要，进行相关历史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参与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④。用伊恩·蒂勒尔(Ian Tyrell)的话来说，历史学家“利用了‘国家’(the state)”，而“国家也同样利用了历史学家”⑤。这种合作关系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新左派、民权运动的发展和新社会史学的异军突起，新一代历史学家对传统史学解释提出了质疑，并以强烈的批判精神提出要与所谓“正统史学”拉开距离⑥。与此同时，史学人才训练更加强调专业化，史学研究变得更加精细琐碎，致使“学院派史学”自成一统，研究成果很难与大众社会分享，历史学家也缺乏在公共领域施展才华的技能。所以，公共史学并非完全是一种创新。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重新强调历史学家的公共责任，企图恢复历史学家与“公共领域”间联系的努力。
二
凯利和约翰逊的初衷是把公共史学当成专业史学的一个分支，将“公共历史学家”视为专业历史学家的一部分，将他们的史学实践视为专业史学的延伸。然而，公共史学所带来的结果和引发的变革却比他们的预想更为复杂和深刻，同时对传统的史学创作和美国政治文化构成了挑战。
在史学知识的生产和创作上，公共史学家面对公众社会，在“公共领域”进行史学创作，需要与不同的利益攸关者进行协商和谈判。为了让普通大众能走近历史并理解和欣赏历史，他们需要使用文本之外的非传统材料，需要使用一种大众能够听得懂的话语，需要拥有多方面的才华和技能，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埋头研究与写作。在议题方面，他们需要设置与公众兴趣和公共需要相关的问题，以开放的心态，倾听来自不同群体的历史解释。在史学功能上，他们需要将史学研究及成果的展示看成是一种智识媒介，用来激励公众参与公民政治和对国家价值观的反思。与专业历史学家相比，公共史学家并不拥有历史知识生产过程的垄断权和思想创作上的“自由”，但他们所奉行的“共享解释权”(shared authority)和互动性(interactive)思维等原则却包含一种更为民主和包容的态度，对专业史学家所追求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公共史学往往被视为一种政治敏感的史学实践。先前受到主流历史排斥的群体通过公共史学对传统的国家叙事和集体记忆提出了挑战。事实上，公共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年代初新左派史学刊物《激进史学评论》(Radical History Review)的出版或更早。凯利和约翰逊开创的“公共史学”应该说捕捉到了新左派史学观所提倡的人民历史观，但它对历史学家就业方式和公共领域的强调淡化了新左派史学观的政治性⑦。而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公共史学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运动，它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要求重新“分配”历史，推倒“将人民与他们所创造的历史分离开来的墙”和“将研究历史的人与亲历历史分离开来的墙”⑧。这种诉求对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构成的“权力精英”(power elite)形成了一种挑战。
正是因为多重身份的重叠，公共史学自身也面临诸多困境。首先是公共史学的定义。公共史学究竟是什么，它的内容与形式应该如何界定，即使在美国公共史学内部也没有形成共识。凯利的原始概念包括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工作范围(“公共进程”)；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CPH)认为公共史学是一种将历史学家的特殊见解(insight)以“易懂和有用的”方式传递给公众的实践。其他的定义还包括“普通群众能够看得见、听得着、读得懂并能解读的历史”、“应用史学”、“公共空间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public space)，以及专业史学与公众之间的桥梁等。此外，公共史学还被等同于“文化史学”(cultural history)、“大众史学”(popular history)或“人民史学”(people’s history)⑨。公共史学的内涵界定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分歧，部分原因在于“public”(公共或公众)、“history”(历史或史学)”两个概念的界定。“公共”的含义是什么，范围有多大，是不是包罗万象?“公共”是不是“公众”?“公共”与“官方”(或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公共”与“非公共”领域的界限何在?不同的公共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历史”也是有争议的。公共史学中的“history”指的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还是研究历史的学问，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也是历史学家们需要答复的。
这一概念也给美国之外的学者带来诸多的困惑。英国历史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进行类似于“公共史学”的实践，但他们并未使用过这个概念。英国公共史学创始人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创办的“史学工作坊”(history workshop)强调对基层运动和大众文化的研究，并从中提炼出“人民史学”的思想。即使在接受了“公共史学”的概念之后，英国历史学家们仍然强调，英国历史语境中的“公共史学”更多是指那些与“具有现实重要性的问题和事务”相关的史学研究和实践⑩。而美国的“公共史学”概念则包含了“公民政体”(polity)、“公共权力”(public authority)和“公共企业”(public corporation)等内容(11)。
谁是公共历史学家?谁可以成为公共历史学家?这是美国公共史学面临的第二个困境。公共史学最初的定位是相对于象牙塔内自说自话的学院派史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将公共史学的实践者定义为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即获取了历史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然而，事实上参与公共史学活动的人包罗万象。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CPH)欢迎所有在公共领域中从事历史实践和任何对公共史学感兴趣的人参加该学会。该组织的成员除了受过正规训练的历史学家之外，还包括博物馆员、图书馆员、档案馆员、在公司或政府部门工作的历史学家、影视业和媒体从业人员、中小学教师等。公共历史学家的身份认同从原来的学历和训练认同转换为职业认同。一些专业历史学家对此不以为然，公共史学家内部对此也莫衷一是。在这一点上，英美两国则非常不同。在英国，专业历史学家往往也是公共历史学家。
公共史学面临的第三个困境是史学的独立性和思想性问题，这也是迄今为止许多专业历史学家对公共史学持保留态度的原因所在。公共史学的实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其学术性?史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多大程度上被迫屈从于其他势力(包括来自政府或官方的规则、利益集团的要求以及赞助者的压力等)?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所谓的“公共”或“公众”并不是单一的统一体，而是由数种不同的、以社会和政治特质划分的“公众”(publics)组成的。不同的“公众”在参与(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公共史学的项目时带有自己的议程(agenda)，公共历史学家是作为专家(experts)被邀请参加这些项目，他们在这些项目中具有多大的发言权，他们的意见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赞助者的尊重并产生权威性的影响，的确是一个问题。专业史学之所以强调“专业化”，目的是使历史研究避免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专业历史学家引以为豪的是学术上的严谨和政治上的“中立”和“独立”，这是他们区分自己与其他历史从业者的重要标准。他们认为，一旦历史学家把自己的研究与特殊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其研究的客观性和独立性一定是要打折扣的。历史学家皮特·斯坦利(Peter Stanley)曾指出：“历史学家的自主性将随着他(她)的听众范围的增大而降低。”(12)此话生动地展示了公共历史学家面临的困境。对此各国公共历史学家有过同样的感受。20世纪末美国曾就如何在国家博物馆中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投放原子弹的美军轰炸机Enola Gay、如何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殖民地遗址公园中展示奴隶制的影响等问题发生过激烈辩论。英美两国历史学家都曾因公立学校历史课本的编写进行过激烈的争辩。公共史学家所面临的不仅是政府和赞助者的压力，还面临公共领域中那些非官方的利益群体的压力。非官方的群体性和个人性历史记忆时常被用来平衡或抵制官方的历史记忆。但这种“非官方历史记忆”与它要抵制的“官方历史记忆”一样，也是一种选择性记忆，同样带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先入为主的固执己见。公共历史学家如何处理这些不同种类的“带有偏见的记忆”，如何做到将专业史学的研究成果、专业史学训练中对严谨和客观的追求与公共领域中的材料和公众的期盼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其实这也是专业历史学家所面临的问题。专业史学所崇尚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早已受到质疑，专业史学本身是在明显的或隐秘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下对历史材料的一种筛选、排序和解读。不同的是，公共史学带有一种更为现实和明确的政治目标，它的受众不同，它试图构建的不是一个具有同样训练背景的学者共同体，而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如前所述，美国公共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多元文化主义、新社会史、新左派史学的出现有密切关系，曾被排斥在主流或官方历史叙事之外的群体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呈现自己的历史故事，要求参与历史的解释。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伴随多元化的洗礼而来的智识反应。在英国，公共史学更是一种由政府支持的、针对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超级大国地位的丧失和国内人口结构的多元化等现实变化要求国家和国民调整心态与视野，重新定位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构建新的公民共同体(13)。这是欧美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共同问题。公共史学所承担的正是这样一种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责任。正如小阿瑟·斯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说：“历史学并不只是一种学术领域”，它在构建国家的未来中“拥有自己的角色”(14)。或许我们可以说，历史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过去的学问，更是一种认识当前和构建未来的学问。
三
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怎么办?或者说，中国历史学界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关注公共史学?我们是否需要正视公共领域和公众对于史学的需求?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来开创中国的公共史学?我们如何开创一种既能保持专业史学的严谨，又对公众社会具有感召力的公共史学?我们如何培养一批身兼严格专业素养和强烈公共意识的专门人才?我认为这是专业历史学家迟早要面临的问题。事实上，专业历史学家对国内“公共领域”中的各种与历史相关的活动始终是关注的，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也参与其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曾参与《大国崛起》脚本的写作，《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中也不乏专业历史学家。但总体而言，专业历史学家对“公共史学”仍然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历史学界依然致力于追求史学学科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尽管史学专业化的进程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大学培养的史学人才(包括研究生)已经面临就业的困境，但我们也面临一些新的、看上去很有利的形势，除了公众历史意识的增强和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增加之外，对历史问题解释的多元化也开始被接受和容忍，政府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支持力度也在加大。这一切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历史学家进入公共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开展和推动公共史学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的。首先是关于“public history”一词的翻译和定义。我和陈新教授曾就此讨论过几次，他主张翻译为“公众史学”，我倾向于“公共史学”，原因是“公共史学”比“公众史学”的含义要广一些。我理解的“公共史学”至少覆盖三种范畴内的史学创作与实践：“公共事务”(public affairs)、“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这些范畴所覆盖的内容与“公众”(the public)密切相关，但又超出“公众”的范围。与“公共事务”相关的史学活动包括对与公共权威(如政府部门)和公共政策(如决策、法规、法律等)相关的历史研究与记录。这些史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政府相关的“官方史学”，但它并不只是面向官方。有的机构如国家博物馆、国家档案馆、国家历史遗址等是“官方”机构，但它们的功能是服务公众的，历史学家在这些机构的活动应该被纳入“公共史学”的范畴。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的整理通常是由政府召集或由政府出资赞助的，但它的服务对象有一部分是公众。“公共领域”则覆盖服务于公众的媒体、企业、商业等领域。“公民文化”则包括中小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以及塑造公民素质的大众文化等。
另一个问题涉及“公共空间”和“公共社会”的存在，这是公共史学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一个思想被禁锢、学术研究受到严格控制、史学解释必须遵从官方意志、史学问题不允许辩论的国度，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公共史学”。目前的中国有没有“公共空间”?我认为是有的，而且正在不断扩大。在讨论公共史学时，我觉得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公共史学”与“官方史学”(official history)、“私人史学”(private history)既有区别也有联系。20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设立了历史学家的职位，负责写作部门历史，看上去是一种“官方史学”，实际上这些写作是对公共权力机构的历史研究。个人的回忆(尤其是口述史)看上去是个人历史，但因为涉及公共事件，则具有“公共史学”的性质。二是不应把“公共史学”简单地视为一种“反官方史学”或“反政府史学”。在一个现代民主政体中，政府与公众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公共史学是民主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政府或政府的目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公共史学的目的之一是鼓励“公民参与”(civic engagement)。美国每年一度的“宪法纪念日”(Constitutional History Day)和“国民史学活动日”(National History Day)等活动都旨在通过对重要历史问题的辩论而重构国家的核心价值观(15)。近年来英国兴起的“遗产工业”(heritage industry)则是由政府出资，邀请历史学家、文物专家和影视制作人员，整理英国的古迹，展示和保护英国的历史遗产。与之相关的“大众遗产”(mass heritage)项目则注重通过整理和再现工业化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和日常故事，来表现一种区别于精英的“人民史学”或“大众史学”，展现普通工人对英国工业化的贡献，增强普通民众对国家历史的认同(16)。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表演中所呈现的工业化社会和妇女争取选举权的主题，都可被视为英国“公共史学”的实践。
我觉得，比较理想的公共史学是这样一种史学：它不是一种完全屈从于官方意志或某一特定利益集团的史学，不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板着一副说教面孔的史学，也不是一种调侃式的“娱乐史学”，更不是一种牟利式的“消费史学”。它应该鼓励交流与互动，但又允许独立性的思考；它引发的历史感受与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但又能产生集体的共鸣；它并不毫无理由地排斥官方或个人叙事，但又始终保持一种批判精神。所以，一个优秀的公共史学家必须具备高超的专业素养和政治技能。他(她)需要与包括政府在内的公众社会进行协商和谈判，需要以有力和有效的方式将基于扎实研究之上的知识和见解补充到公共知识之中。他(她)需要带给公众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而不只是公众期望获得的答案。
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描述，但不是不可以想象和尝试的。随着公民社会建设的步伐加快，开展公共史学的条件和环境也会随之改善，况且，中国社会已经拥有可利用的体制基础，如各地的地方志办公室、展览馆、博物馆，以及方兴未艾的信息数据库建设等，同时，公众要求参与历史解释的愿望与需求也越来越明显。公众需要历史，历史也需要公众，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未来的需要。
注释：
①John Tosh,The Pursuit of History:Aims and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London:Longman,1992,p.9.
②关于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与发展的详细介绍，参见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③Robert Kelley,“Public History:Its Origins,Nature and Prospects”,The Public Historian,vol.1,1978(1); G.Wesley Johnson Jr.,“Editor’s Preface”,The Public Historian,vol.1,1978(1); 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④William E.Leuchtenburg,“The Historian and the Public Real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1992(1); 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1890-1970,esp.chapter 9-12,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
⑤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1992(1).
⑥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7,1992(1).
⑦Ian Tyrrell,Historians in Public:The Practice of American History,1890-1970,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154.关于20世纪70年代新左派史学思想的阐述，参见Michael Wallace,“Visiting the Past:History Museums in the United States”,in Susan Porter Benson,Stephen Brier and Roy Rosenzweig(eds.),Presenting the Past:Essays on History and the Public,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p.158; Warren Leon and Roy Rosenzweig(eds.),History Museums in the United States:A Critical Assessment,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9; Susan Porter Benson,Stephen Brier and Roy Rosenzweig(eds.),Presenting the Past,Essays on History and the Public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0.
⑧James Green,Taking History to Heart:The Power of the Past in Building Social Movements ,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2000,p.1.
⑨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⑩Priscilla Boniface,“History and the Public in the UK”,The Public Historian,vol.17,1995(2).
(11)Chris Healy,“Working for the Living Museum of the West”,in John Rickard and Peter Spearritt(eds.),Packaging the Past? Melbourne:University Press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1991,p.157,quoted in Priscilla Boniface,“History and the Public in the UK”,The Public Historian,vol.17,1995(2).
(12)Madge Dresser,“Politics,Populism,and Professionalism:Reflectionson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Historian in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History”,The Public Historian,vol.32,2010(3).
(13)Priscilla Boniface,“History and the Public in the UK”,The Public Historian,vol.17,1995(2).
(14)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Disuniting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Norton,1993,p.45.
(15)同时要强调的是，这类活动本身也是对国家价值观的一种辩论。譬如2012年National History Day的议题为：“Revolution,Reaction,Reform in History”。该项目基本上是一个非官方的公共史学活动，鼓励中学生围绕这些主题来设计参赛项目，找出历史上的相关事件，讨论社会变革的模式、思想、形式和结果，但组委会并不设置官方认可的正确答案。
(16)English Heritage Project曾获得工党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希望将“传统”从由专家垄断的狭隘定义中解放出来，将其转化为一种包容性更为广泛的传统，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个过程中，识别那些可以成为所有英国人分享的历史价值。工党政府的政策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它需要获得更大范围的选民的支持，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公共史学、民主政治与公民认同构建之间的微妙关系。相关讨论参见Madge Dresser,“Politics,Populism,and Professionalism: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 Historian in the Production of Public History”,The Public Historian,vol.32,2010 (3); Hilda Kean,“People,Historians,and Public History:Demystifying the Process of History Making”,The Public Historian,vol.32,2010(3); Mary Stevens,“Public Policy and the Public Historian:The Changing Place of Historians in Public Life in France and the UK”,The Public Historian,vol.32,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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