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绩效差异的中国主要城市旅游发展阶段演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阶段论文,绩效论文,差异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根据经济学中对效率的定义，城市旅游效率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将城市作为旅游经济生产单元，实现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单位要素投入在特定时间内实现产出最大化、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得到总剩余最大化的性质。利文等（Lewin et al.,1986）认为，绩效评价对任何一种类型的组织和管理均具有重要意义。在旅游发展投入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截止到2006年年底，我国大陆地区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城市达661个，各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投入及其反馈能力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仅广州、北京、上海、深圳4大城市2008年上半年入境游客接待量就占到全国总数的18.19％；与此相反，一些中国传统旅游目的地在新经济形势下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在全国旅游市场上的地位和重要性则不断下降，所占份额持续下滑（崔凤军，2002）。问题在于，如果以经营绩效作为评价手段，不同城市的旅游发展到底处于何种阶段？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但有助于对城市旅游发展阶段的刻画，而且对不同地理空间和区域城市旅游发展资源投入政策的制定具有导向意义。本研究试图以城市作为旅游活动的生产单元，通过基于绩效差异的旅游发展阶段演化特征的分析，为城市旅游发展实践提供政策依据。
2 文献回顾
酒店效率研究已经成为旅游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Baker et al.,1994）。早期的旅游企业经营效率研究发生在美国，莫利和蒂他姆（Morey,Dittman,1995）利用DEA方法对美国54家私有连锁酒店的管理绩效评估反映了美国旅游服务市场经营效率较高的现状。随后，米歇尔和安德森（Michael,1996; Anderson,1999,2000）又采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些酒店效率进行了测量，得到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即美国酒店产业经营管理的效率较高。在欧洲，巴罗斯对葡萄牙旅游酒店效率进行了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酒店没有效率但实现了效率增长，且规模和区位是影响效率的主要原因（Barros,2005），并提出了提高生产力、吸引外来投资等改进效率的措施和方法（Barros,2006a）。显然，巴罗斯的研究较以前学者的研究更为深入，不仅描述了效率的现状，而且进一步从空间和规模角度分析了影响效率结果的原因。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也使用DEA方法对不同区域酒店的相对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陈浩等，2004，2005；彭建军等，2004；黄丽英，2007），但研究也仅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缺少基于中国国情的效率影响因素的解释。此外，旅行社效率也是旅游效率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有研究者（Barros et al.,2006b; K
ksal et al.,2007）分别利用DEA方法对葡萄牙和土耳其旅行社的经营效率进行了评价，发现大多数旅行社的经营也是无效率的，这些结果与田喜洲（2003）等对中国旅社的研究结论一致。此外，有研究者（Charles et al.,2001; Fernandes et al.,2002; Sarkis et al.,2004; Nooreha et al.,2000）还分别选择不同对象对旅游交通效率，李、普瑞达（Lee et al.,2002; Preda et al.,2003）分别对韩国国家公园和澳大利亚主要节事主办地城市运营效率较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总体上看，现有研究仍主要仅局限于旅游效率的简单测算，缺乏对各主体旅游生产过程中资源利用阶段的判断和分析，也缺乏基于区域特征和中国旅游产业实际的发展阶段影响的解释。本文尝试将城市作为旅游生产单元，利用管理学中常用的DEA方法，从历时态角度对城市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分析，并从地理空间角度对影响这种阶段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试图为不同类型、不同区域旅游生产主体竞争优势的评估提供重要依据，并为中国城市旅游发展资源利用提供政策参考。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方法
伯格和密斯特（Berger,Mester,1997a,1997b）总结了多种测度效率的方法及其影响，认为随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DEA是较好的两种效率测度方法。其中，DEA是一种对若干同类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进行相对效率与效益方面比较的有效方法。对处理多输入、特别是多输出问题具有绝对优势（魏权龄，1988），特别适合城市这种在旅游生产过程包含复杂输入输出要素的系统，因此，本研究选择DEA作为效率评价方法。根据DEA的思想，城市旅游效率评价的本质是将这些城市作为实际的旅游生产DMU，通过达到DMU的帕累托（Pareto）最优，旨在寻找一个包含所有城市旅游生产集的最小凸锥，该凸锥的边界就是“生产”的最佳前沿面（Best Practice Frontier），把所有城市旅游的生产可能性集同这个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最终得到各自效率的测度。DMU效率计算可以分为投入导向、产出导向和技术可行导向3种等价的计算方法。考虑到城市在旅游产业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可控制性，本研究采用在产出既定条件下不同投入组合的投入导向模式。其数学表达如下：
可见，所谓城市旅游有效率是指在与同类所有城市比较中，该城市的旅游产出相对于投入而言最大。
根据效率研究的通常做法，在对规模收益不变模型引入一定的约束条件后，可以得到满足规模收益非增条件下的DEA模型，并求得最优值，在此基础上判断在规模无效率时城市旅游效率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或递减阶段（Coelli,1996）。根据DEA的工作原理，通过城市旅游规模收益不变条件下效率（Efficiency under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OE）和规模收益非增条件下效率（Efficiency under non-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NIE）的比较可以判定城市旅游生产的阶段：若NIE＝OE，城市旅游生产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说明要素投入尚没有达到最优规模，通过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城市仍可以得到更高的产出，从而实现收益的进一步增长；若NIE＞OE，则城市的旅游生产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说明要素投入规模已经超过了城市本身旅游发展对资源的消化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将导致资源冗余，阻塞产出，从而阻碍城市的旅游效率提高，成为旅游效率提高的障碍（F
re et al.,1994）。图1中，x代表要素投入，y代表产出。则通过a点的射线oa表示规模收益不变；线段oa、ob和通过b点平行x轴的射线组成的部分表示规模收益非增。
图1 规模收益不变和非增图示
3.2 对象选取
①《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对60个城市的旅游发展水平进行了长期统计，这些城市或者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省会城市，或者是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因此，被称作“主要旅游城市”①。2005年，这些城市的旅游外汇收入达到173.51亿美元，占当年全年旅游外汇总收入的67.41％。从地位和收入上看，这些城市代表了我国城市旅游发展的最高水平，以此为对象进行效率计算可以反映我国城市旅游的真实发育水平。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DEA计算要求数据必须为非零值和非负值等约束条件，60个城市中，延边和拉萨的统计数据不完全，本研究最终将对象选定在除这两个城市以外的其他58个城市，这58个城市占2006年中国设市城市总数的8.77％，分布在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从总体上看，所选城市在空间上也基本符合中国城市的实际分布特征。
3.3 指标选择
使用DEA方法测量效率结果的正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测评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和产出指标（Wagner et al.,2007）。本研究将城市视作旅游的生产决策单元，其使用效率可表征为一定规模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下的产出结果，产出水平高则效率高，反之则效率低。文献分析结果显示，旅游的直接产出应包含满足游客旅行过程中的全部需求与服务（Achabal et al.,1984），而旅游发展的资源投入则各不相同，但选用可计算的替代性指标是实现对旅游生产过程进行表征和效率评价的通常做法（Anderson et al.,1999,2000; Tsaur,1999; Barros,2005a,2005b）。相关研究表明，以星级饭店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以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城市总体旅游资源吸引力、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作为投入指标，可以完整反映城市旅游的生产过程，并可以实现旅游效率评价的目的②。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城市旅游发展投入带来的产出并不一定在当年得到回报，但考虑到投入和产出滞后效应的同时性，以及当年投入的大部分必然影响当年产出大部分的实际情况，本研究也忽略这种滞后效应对旅游效率结果的影响。
除注明出处外，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1995年、2000年和2005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中国旅游年鉴》。
4 研究结果
利用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中国主要城市的旅游投入产出数据，对三个时期OE和NIE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三个特征：
4.1 大多数城市处于旅游规模收益递增阶段
1995年和2000年，分别只有两个城市的OE小于NIE，数值分别为0.7对1、0.58对0.89和0.89对0.9、0.94对0.8，其他城市的两种旅游效率在数值上均相等，两种类型城市分别占58个城市的3.45％和96.55％，说明在1995年和2000年，大多数城市的旅游发展对规模存在更大的需求；2005年，尽管NIE大于OE的城市个数增加到八个，但这些城市的数量仍只占城市总数的13.79％，说明该时期绝大多数城市的旅游发展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通过扩大旅游生产规模，城市的旅游发展仍可取得更高的收益。显示在图2中，不同时期除了少数代表NIE散点的位置略高于代表OE散点的位置外，其他大多数城市的两个散点均重合在一起，说明我国大多数城市的旅游发展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城市仍可以取得更高的收益水平。
4.2 更多城市开始进入旅游规模收益递减阶段
从三个时期处于旅游规模收益递减阶段城市的数量上看，1995年，只有两个城市的旅游发展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这个数字在2000年也没有发生变化，但到了2005年，处于旅游发展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城市数量增加到八个，虽然横向比较上，大多数城市仍处于旅游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但纵向比较上，随着时间的演化，处于旅游规模收益递减阶段城市的个数明显增加，已经有越来越多城市的旅游NIE大于OE，说明更多城市的旅游发展开始从早期资源投入不足状态逐渐演进到资源投入的过渡状态，旅游生产从规模上制约了收益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4.3 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更容易进入旅游规模收益递减阶段
1995年，从规模上导致旅游生产收益降低的城市是上海和广州；2000年，具有这种特征的城市则转变为北京和杭州；到了2005年，这些城市则进一步增加到北京、杭州、广州、青岛、苏州、宁波、无锡和重庆。从空间特征上判断，除重庆这个直辖城市外，三个时期处于旅游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城市均处于中国经济最为发达、改革开始时间最早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或者山东半岛等沿海地区。直观上判断，城市旅游发展阶段与城市所处的空间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位于经济不发达内陆地区的城市更可能处于旅游发展的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而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更容易进入旅游规模收益递减阶段。
从研究结果上看，中国城市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与李郇等（2005）关于我国城市效率研究和黄丽英（2007）关于我国星级酒店业效率研究的结论一致，即所评价的决策单元大多数均处于其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阶段，且相对而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更容易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阶段。三角检测的结果表明：中国城市旅游的生产特征与城市和旅游单一产业部门的发展特征基本一致，效率评价结果具有明显的稳健性和可靠性，符合相关的科学规律。
4.4 三个特征的解释
根据魏小安等（2003）对旅游发展阶段的界定，对各区域旅游发展特征差异的比较可见，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旅游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整体表现为受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两个因素制约的“高投入，低产出”特征，旅游项目背负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把需要政府做的事情转移到旅游项目上来，开发景区之前需要道路、水、电、煤气等一系列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而与此相反，东部发达地区的少量城市已经进入了旅游发展的“低投入，高产出”阶段，该时期旅游业的投入是比较单纯的经营性项目投入，无需背负社会基础设施的负担，旅游业的拉动作用强，市场前景广阔，只要有相应的市场需求，投入之后就会迅速见到成效，而且产出效益较高。但从城市旅游发展对资源需求的迫切性上看，显然，广大中西部地区城市对旅游资源的有效消化与应用能力高于东部地区城市，等量资源投入对旅游环境改善的效果及其边际效益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城市。同时，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往往具有较大规模的旅游发展要素投入，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无论在劳动、资本和城市吸引力上均有大规模的投入；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旅游发展规模则较小，如吉林、漳州等。因此，对于东部地区少数城市而言，一方面，受发展阶段影响，城市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开始下降；另一方面，受城市经济实力影响，城市用于旅游发展的资源投入不断增加。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旅游发展开始进入规模收益的递减阶段，但与此相反，大多数中西部地区城市或者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旅游发展仍处于规模收益的递增阶段，城市对旅游资源尚有较大需求。而从历时性上看，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各区域城市用于旅游发展的资源投入规模也逐渐加大，因此有更多城市开始进入旅游规模收益递减阶段。
同时，我国区域经济长期以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市对旅游资源投入的不均衡，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城市用于旅游业的资源投入规模较大，而经济实力相对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城市用于旅游业发展的资源投入规模相对较少。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追求更多的产出和更大的竞争优势，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往往能够依托各种优势条件对城市旅游发展投入更多的物质要素。但随着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城市旅游发展对这些资源的有效消化能力开始下降，资源冗余和拥塞问题也开始最早在这些地区出现，从而导致了资源利用的不经济状态，城市旅游发展资源投入的NIE开始大于OE，城市进入了旅游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相反，远离沿海开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薄弱、较少受到政策优惠的城市，一方面受城市本身经济实力有限或城市本身对旅游发展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影响，城市旅游发展的资源投入有限；另一方面，受区位和交通等条件影响，参与外来投资竞争的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城市旅游发展对资源投入规模的需求。因此，这些区域的城市往往处于旅游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阶段。而从空间上看，这些城市往往分布在中国内陆经济不发达的区域和省份。受此影响，形成了经济发达地区的旅游城市更容易进入城市旅游发展的规模收益递减阶段的特征。
图2 中国主要城市的旅游总效率和非增效率比较
5 结论与讨论
从经营绩效角度对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阶段进行判定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旅游发展尚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即城市可以通过扩大旅游生产规模取得更大的收益水平，而从历时性特征上看，随着时间的演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进入旅游的规模收益递减阶段，且在空间上，这些城市绝大多数处于东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我国城市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上看，由于城市旅游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不同城市对旅游资源投入的利用和消化能力存在较大差别，东部地区城市旅游发展资源投入的边际效益已经明显降低，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则对资源尚存在较大需求；同时，受区域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的影响，不同城市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投入规模存在较大差别，东部地区城市经济发达，对旅游发展的资源投入规模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城市对旅游资源的投入规模较小，供给和需求的错位是导致我国城市旅游绩效和发展阶段3个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从区域视角为城市旅游经营绩效的提高提供决策依据。既然现阶段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旅游发展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因此，城市旅游发展应以扩大生产规模为绩效提高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城市更新和改造的城市，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有意识地增强各种设施的对外旅游服务能力建设，如建设旅游服务中心、旅游解说系统、旅游标识系统，通过项目建设，扩大城市旅游规模，增强对外服务能力；而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城市而言，由于早期城市建设已经基本结束，通过扩大城市旅游规模提高旅游效率的空间相对于中西部城市较弱，因此，这些城市应发挥技术、信息等科技优势，通过技术进步、资源利用能力提高的方式，提高技术效率和利用效率，从而引领行业的发展方向，为中西部地区城市提供示范，推动旅游效率整体水平的提高。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保继刚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① 60个主要旅游城市是：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大连、呼和浩特、北京、天津、承德、秦皇岛、石家庄、太原、大同、济南、青岛、烟台、威海、郑州、洛阳、银川、西宁、兰州、乌鲁木齐、西安、南京、南通、连云港、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温州、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南宁、桂林、北海、湛江、武汉、长沙、南昌、九江、三亚、海口、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中山、合肥、黄山、福州、泉州、漳州、厦门、延安、拉萨。
② 限于篇幅，关于这些指标的适用性和采集过程请参见相关文献（马晓龙，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