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的庭中山水及其美学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美学论文,白居易论文,山水论文,庭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08)08-0118-07
中国美学在中唐时期有一个转折，概括而言，即从外在现实向内在心理、从外物向内心的转折，这就是中国美学也是中国哲学中的内倾性。它的形成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中唐是封建历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它不仅是有唐一代之“中”，也是“百代之中”①。面对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一些怀有兼济理想的士人在经历了挫折与失败之后，大多选择了独善其身的生活方式。由此，士人关注的不再是动荡纷纭的现实社会，而是个人生活的适意，正是在这种转向中，孕育出了中国美学的内倾性。
白居易的人生方式是这一转折的典型代表。其人生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兼济天下为主，这主要表现在对君主的献言建策和大量讽喻诗、新乐府诗的创作方面；但白居易的所作所为很快遭到了黑暗势力的反击，元和十年(816)，因为一件偶然小事，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对于满怀报效理想的诗人而言，这是十分沉重的打击。痛定思痛，诗人明确表示要从兼济转向独善，“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②(《与元九书》，卷四十五)被贬江州之后，闲适成为白居易生活的主要目标，追求闲适的途径有很多，如饮酒、写诗、弹琴、交友、登山临水，甚至是洗澡、饮茶、睡觉、换衣等，都能导出闲适的意味。
营构并吟赏庭中山水是其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庭中山水的出现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典型地表现了中唐时期审美趣味由外而内的转向，中国美学在中唐之后的发展及其表现出的很多特点，都与庭中山水密切相关，因此，探讨中国美学在中唐之后的发展，不能忽略白居易的庭中山水。
一、庭中山水之形成
白居易的独善其身并非绝对地退隐江湖，而是中隐③。中隐的关键是以闲官身份出仕：一方面，可以避免繁杂公务与宦海风波中的危险，此为“闲”；另一方面，可以获得丰厚的物质待遇和娱乐享受，此为“适”。获得“适”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山水之游，早在江州司马任上，白居易就将山水与“吏隐”联系起来。“惟司马绰绰可以从容于山水诗酒之间。由是郡南楼山、北楼水、湓亭、百花亭、风篁、石岩、瀑布、庐宫、源谭洞、东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马尽有之矣。苟有志于吏隐者，舍此官何求焉？”(《江州司马厅记》，卷四十三)但中隐并非弃官而去，而是以闲官的身份继续出仕，闲官仍是官，终究不能整日在外游玩，于是，把山水移居庭内的“庭中山水”便应运而生。
旧径开桃李，新池凿凤凰。只添丞相阁，不改午桥庄。远处尘埃少，闲中日月长。青山为外屏，绿野是前堂。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花妒谢家妓，兰偷荀令香。游丝飘酒席，瀑布溅琴床。巢许终身隐，萧曹到老忙。千年落公便，进退处中央。(《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卷三十三)
此诗有四点值得注意：
(一)庭中山水兴起的现实原因。诗题中所说的裴令公即裴度，是中唐时期的著名宰相，20年间四度为相，几乎可以说社稷安危存乎一身，然而，所谓大厦将倾，又岂是一木能支？因此，晚年的裴度与白居易一样，开始追求个人生活的适意，午桥庄、绿野堂不仅是其个人的庭中山水，也是当时名士聚集的地方。《旧唐书·裴度传》云：
中官用事，衣冠道丧，度以年及悬舆，王纲版荡，不复以出处为意，东都立第于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木丛萃，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东都之胜概。又于午桥创别墅，花木万株，中起凉台暑馆，名曰：‘绿野堂’。引甘水贯其中，酾引脉分，映带左右。度视事之隙，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游。
“中官”是宦官，“衣冠”是士大夫，面对中唐时期的混乱朝政，即使是裴度这样的名相，也只能束手而已。由此可以看出，裴度、白居易等人的寄情山水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既然兼济理想不能实现，就只能从个人生活中寻求慰藉，这是中隐以及庭中山水在中唐时期兴盛的根本原因。
(二)庭中山水意味着士人转向个人生活的趋势。“巢许终身隐”，巢父、许由是传说中有名的隐士，不愿意与现实政权发生任何联系，彻底游离于政治体系之外；“萧曹到老忙”，萧何、曹参是西汉初年有名的宰相，为了君主、苍生废寝忘食，完全献身于君主政治之内。在白居易看来，这二者均不可取，就前者而言，无论是君主政权的严密体系，还是个人生活的物质需要，都不允许士人决绝而去；就后者而言，面对中唐时期衰败、动荡的社会现实，兼济理想无法实现，士人只能在个人生活中寻求寄托。在此意义上，如何在日益衰落的封建政权中营造适意的个人生活成为士人思考的核心问题，庭中山水就是这一思考的结果之一。
(三)庭中山水是对“仕”与“隐”的统一。午桥庄、绿野堂典型地体现了士人中隐的理想，“只添”、“不改”说明作为朝堂象征的“丞相阁”与作为山林象征的“午桥庄”是合而为一的。为什么要移“丞相阁”入“午桥庄”？因为要追求“远”。“远”是相对朝堂而言，这不仅是物理距离，也是心理距离上的“远”，因为“远”所以朝堂之“尘埃”少，因为“远”所以“闲”。同样，这不仅是实际生活之“闲”，也是心理感受之“闲”。又因为“闲”，所以需要寻求寄托，庭中山水的意义即在于此：一方面，它使士人能在君主专制的严密体系中享受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完全脱离君主专制的体系，从而避免了君主政权的猜忌与镇压，这就是白居易所说的“进退处中央”。
(四)庭中山水的特点。“中央”不仅是仕途上的，也是地理上的，白居易有一首诗仅从题目上即可看出此意：(《李、卢二中丞各创山居，俱夸胜绝，然去城稍远，来回颇劳，弊居新泉，实在宇下，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卷三十六)。李、卢二位中丞虽然也建造了“山居”，但由于离得较远，每次出行很不方便，白居易认为他们的“山居”并不能真正起到中隐的作用。白居易自己的园林就在庭园中，所以能够达到庙堂与山林的统一。
二、庭中山水的布局建构：泉、石与池
庭中山水对中国美学具有深远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它的布局建构上④：
(一)泉与石。泉与石在庭中园林的构造中十分重要：“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答崔十八》，卷二十七)商山为历史上著名的商山四皓隐居之地，在白居易看来，清泉白石即代表着商山，“在胸中”又意味着这是一种“心隐”，身虽居官而心隐山水。“金章紫绶辞腰去，白石清泉就眼来。”(《题西涧亭，兼酬寄朝中亲故见赠》，卷三十六)泉、石意象很明确地指代隐逸。“泉声磷磷声似琴，闲眠静听洗尘心。莫轻两片青苔石，一夜潺湲直万金。”(《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卷三十六)由“闲”而“静”，在泉、石之声中，功名利禄之“尘心”被涤除。泉、石的功用即在于此。白居易十分喜爱泉、石，即使是垂暮之年仍乐此不疲：“殷勤傍石绕泉行，不说何人知我情？渐恐耳聋灵眼暗，听泉看石不分明。”(《老题石泉》，卷三十六)清泉白石是冷色调，也许正是因为红尘中太过于色彩缤纷、喧闹躁动，使人心绪纷乱，所以才会偏爱清冷幽寂的境界。从美学上讲，山水画在中晚唐开始运用水墨，并逐渐成为山水画的主流；清冷幽寂的境界则是后世山水画所着力营造的一种理想境界，甚至是在具体描绘对象上，泉与石也成为山水画的主要题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庭中山水成为后世山水画的基本范式。
对“丑石”的强调更具特殊意义：“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俗用无所堪，时人嫌不取。……回头问双石：能伴老夫否？石虽不能言，许我为三友。”(《双石》，卷二十一)白居易对丑石的喜爱也许是对当时华美艳丽风气的反动⑤，但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与中隐有关：出入庙堂意味着拘束，意味着在处世上必须循规蹈矩，树立起尽善尽美的形象；与之相对，中隐则意味着对拘束的超越，对所谓完美形象的突破。“世名检束为朝士，心性疏慵是野夫。”(《闲夜咏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卷二十)用魏晋玄学的术语来说，“世名”指向名教，“疏慵”意味着自然。因为是“朝士”所以必须循名教，因为是“野夫”所以可以任运自然本性，这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丑”是对庙堂之“美”的超越。从美学上讲，中国美学很喜欢“丑”：苏轼喜欢画丑石，《枯木怪石图》是他唯一流传至今的绘画。与苏轼约略同时的米芾、清代的郑板桥都因嗜好丑石而闻名。进而言之，对“丑”的推崇是中国美学颇有意味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可能与老庄之“道”无所不在的思想有关，也可能与某些时期对“法”的突破有关⑥。但也可以说，它与白居易的丑石具有同样的审美趣味。
(二)池。池主要由泉与石构成。“有石白磷磷，有水清潺潺；有叟头似雪，婆娑乎其间。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深山太濩落，要路多险艰。不如家池上，乐逸无忧患。有食适吾口，有酒酡吾颜。……”(《闲题家池，寄王屋张道士》，卷三十六)“家池”处于“深山”和“要路”的“中央”，它获得的是个人生活的“乐逸”。池是庭中山水最重要的建筑，围绕着池，可以造亭、台，可以栽植松、竹，可以养鹤，因此，自从第一次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白居易就十分重视对池的建造，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个人生活的适意。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龟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池上篇》，卷六十九)
此诗有五点值得注意：
1.池的功能很明确：在政务之外营造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一方面它显示出士人对君主政权的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士人对自己个人生活的关注。换句话说，士人在知道“兼济”之不可行的情况下，追求个人生活的“独善”。“非庄非宅非兰若，竹树池亭十亩余。非道非僧非俗吏，褐裘乌帽闭门居。”(《池上闲吟二首》之二，卷三十一)兰若为佛教寺庙之别称，池不是山中之“庄”、朝市之“宅”，也不是佛寺之“兰若”，居于池上之人既非道士、僧人，也非一般官吏。诗人明明是官、是“俗吏”，但借助于池，自己的住所便成了“非庄非宅非兰若”，自己也超越了一般“俗吏”的身份。因此，这“十亩余”的竹树池亭便成为诗人独善其身的理想之地。
2.池的意义在于：在混乱、动荡的社会现实中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定、宁静的私人空间[1]。“洗浪清风透水霜，水边闲坐一绳床。眼尘心垢见皆尽，不是秋池是道场。”(《秋池》，卷二十八)把秋池比作佛家讲经说法之道场，说明居于池上，虽无僧人说法，却能同样涤除来自于政务的“心垢”。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家池”与“公堂”是对立的，前者意味着“隐”，后者意味着“仕”。对池的重视意味着对“隐”的亲近。“新晴夏景好，复此池边地。烟树绿含滋，水风清有味。便成林下隐，都望门前事。”(《奉和思黯相公<雨后林园四韵>》，卷三十四)东都洛阳中的“池边”与山中的“林下”之所以相同，因为它们都能使人不脱离“俗吏”之身而获得隐逸之趣。
3.池的特点之一：隐逸之趣。对于中唐时期的大多数如白居易这样的士人而言，现实固然混乱不堪，兼济理想固然不能实现，但真的挂冠而去、隐逸山林又是很难实践的。因此，他们需要在“仕”与“隐”之间寻求一个平衡，或者说，寻求一个统一。庭中山水的意义正在于此，它奇妙地使士人在不舍弃“仕”的同时，又能获得“隐”的快乐。因此，作为庭中山水里最重要的建筑，池就处处透露出“隐”的意味。“门前有流水，墙上多高树。竹径绕荷池，萦回百余步。波闲戏鱼鳖，风静下鸥鹭。寂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吾庐在其上，偃卧朝复暮。洛下安一居，山中亦慵去。”(《闲居自题》，卷三十)池虽处于城市，却能有江湖之趣，以至于诗人不愿意去山中隐居，这说明在诗人看来，中隐胜于小隐。
4.池的特点之二：清幽、恬淡。隐逸必然指向清幽、恬淡的审美趣味。“池馆清且幽，高怀亦如此。”(《和裴侍中南园静兴见示》，卷三十)外在的自然环境与诗人的内在情怀是一致的，在政务之余，诗人回到池边，所要体味的正是喧嚣、浮躁的朝堂之上所没有的清幽、恬淡。“行寻甃石引新泉，坐看修桥补钓船。绿竹挂衣凉处歇，清风展簟困时眠。身闲当贵真天爵，官散无忧即地仙。林下水边无厌日，便堪终老岂论年。”(《池上即事》，卷二十七)这首诗写得饶有情趣，日常生活的平淡、从容意味着对朝堂的焦虑、紧张的拒斥，正是在朝堂之“俗吏”的反衬下，池边的平凡生活彰显出“身闲”、“官散”的弥足珍贵。“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池上二绝》之一，卷三十二)这首诗的清幽、寂静颇似于王维，但不同的是，王维写的大多是山中、林中，往往是“深林人不知”的境界，白居易描写的则是自己的庭中山水。这不仅意味着遥远的山林被移入庭院中，而且说明诗人自觉地将超然的隐逸之趣移入世俗的官宦生涯中，这也是中隐的要义所在。“移花夹暖室，洗竹覆寒池。池水变渌色，池芳动清辉。寻芳弄水坐，尽日心熙熙。一物苟可适，万缘都若遗。设如宅门外，有事吾不知。”(《春葺新居》，卷八)“宅门”不仅是物理的、实际的“门”，也是诗人心理的、体悟的“门”，中国美学的内倾性、超越性，或者说，内在超越性也许就是如此：社会越是混乱，人生越是困苦，“门”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它要拒绝或者说忘却的，是门外的混乱与困苦，而在门内追求“心熙熙”的自由与宁静。以池为主的庭中山水所要建构的就是这个“门”。中唐之后，封建政治日趋衰落，社会越是动荡、越是令人痛苦，对庭中山水的需求就越是迫切，因为，外在现实是无法改变的，唯有退缩到自己的私人空间中，追求个人一己的安定、闲适。由此可以说，白居易的庭中山水在后世具有典范意义，从美学上讲，中唐之后，中国美学的发展表现出很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大多与庭中山水密切相关。
5.池的特点之三：小中见大。个人的住宅不可能如山林江湖般开阔浩大，所以，只能在有限的空间内表现无限的意味，换句话说，池乃至庭中山水是要于方寸之地中显出江海之趣⑦，白居易经常不无得意地表达这一观点：“枕前看鹤浴，床下见鱼游。”(《府西池北新葺水斋，即事招宾，偶题十六韵》，卷二十八)“沧浪峡水子陵滩，路远江深欲去难。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家园三绝》之一，卷三十三)封建社会中后期，审美越来越具有内倾性，即把广阔的世界纳入狭小的境界中，从具体的、有限的一泉、一石体味抽象的、无限的超越境界，我们不能说这种内倾性是直接受到白居易审美趣味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说它与白居易庭中山水的趣味是一致的。
与池相关的景物有很多，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萧疏秋竹篱，清浅秋风池。一只短舫艇，一张斑鹿皮。皮上有野叟，手中持酒卮。半酣箕踞坐，自问身为谁。严子垂钓日，苏门长啸时。悠然意自得，意外何人知。”(《秋池独泛》，卷二十九)这首诗充分表现出上述所论的池的五个特点。诗人在公务之余，躺在家池的一只小舟上，即可超越自己的俗吏之身。东汉时垂钓野外的严光、西晋时长啸苏门山的孙登是历史上有名的两位隐士，现在，诗人却能与他们一样，成为世外桃源中的“野叟”，其关键即在于家池所营造的萧疏、清浅的隐逸之境。中唐之后，意境逐渐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范畴，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这是对意境最早、也是最精练的概括。如果我们注意到前文所引《旧唐书·裴度传》中，刘禹锡与白居易一样，也是经常出入于午桥庄、绿野堂，并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多有诗歌酬唱，表现出共同的人生志趣，我们也许可以说，所谓“象外”之“境”也就是白居易在《秋池独泛》中所要体味的意境。这是一种典型的内在超越的方式，用白居易自己的话来说，即“身不出家心出家”(《早服云母散》，卷三十一)，或者说，身不出“尘”心出“尘”。由此，士人不再将主要精力放在“身”之超越上，而更为注重“心”之超越。这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超越，“身”所处的现实世界越令人不安，就越要追求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心”的安宁。“身”的陷于平庸促成了“心”的趋向高洁，“身”的紧张、焦灼促成了“心”对平和、淡远的追求，“身”的囿于有限促成了“心”对无限的追求，“身”的不自由促成了“心”对自由的追求。由此，高洁、平淡、无限、自由也就成为封建社会中后期文学艺术的基本追求，这种追求的结晶就是意境这一范畴。
三、履道里的美学意蕴
白居易后期主要中隐于东都洛阳，其位于洛阳履道里的私人住宅可以说是庭中山水的典范，下面这段话是诗人对履道里生活的描述：
都城风土水木之盛，在东南隅。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北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姜《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池上篇序》，卷六十九)
这不仅是白居易对自己中隐的生活方式的概括，也是后世士人理想的生活方式，苏轼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对白居易庭中山水的直接继承：“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怡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2](P886)私人园林的重要性决非仅仅是时间、空间上的便利，而是因为它在群体秩序(衰朽、腐败、却又不能摆脱的君主政权)和个人生活(安宁、清静、自由的个人空间)之间实现了一种平衡，换句话说，通过庭中山水，士大夫们在不违背君主政权的各种规定的同时，可以惬意地享受私人生活。
不仅是园林，山水画的发展同样与庭中山水紧密相联。北宋郭熙的一段话在中国绘画史上影响极大：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岂仁人高蹈远引，为离世绝俗之行，而必与箕、颍埒素，黄绮同芳哉。《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之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
“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山水画的真谛。所谓“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只是托词而已，真正的动机是既舍不得庙堂，又眷恋山林。全身心地投入公务政事，或是真正隐居江海岩穴，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于是，白居易的庭中山水就成为后世大多数士人的共同选择，中国山水画的兴盛及其特点与此具有直接联系。
宋代欧阳修说：“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者得之，览者未必识也。”[3](P42)这种“萧条淡泊”之“意”与白居易的“家池”所表现的情趣是一致的，即二者皆意味着一种清幽、恬淡的审美趣味。宋代沈括说：“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4](P234)“八景”之题在中国山水画史上影响深远，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母题。从“八景”之题来看，其中，所透露的是一种清幽恬淡的意境，这也许就是白居易在履道里的庭中山水中所要体味的意境。
履道里是白居易的自觉选择，可以说是其人生态度的必然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履道里的生活方式一旦确立，反过来又对诗人的心态产生重要影响。在履道里的庭中山水里，诗人浅斟低吟，流连徘徊，对于庭园之外的时事变幻、白云苍狗、波澜不惊。如果我们想到诗人身处的时代是何其动荡、混乱——数位皇帝的被弑、连年的藩镇叛乱、甘露之变的惨剧，这些令人心惊胆战的腥风血雨在诗人的数千首诗歌中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则更可以感慨：这种从容、安宁是何其不易。中隐之后的数十年里，诗人多次有机会重返权力中心，但他屡屡放弃了这种机会。其原因固然主要是朝政的混乱使他失去了兼济之心，但应该也有对履道里的难以割舍。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履道里的庭园为诗人营造了一个完美的“壶中天地”，使他忘却庭园之外的世界，专注于个人生活的丰富多彩。从政治上讲，这也许是一种消极的逃避；但从审美上讲，中国美学在中唐之后的变化与发展正是由此导出，换句话说，中国美学在此之后的诸多特点正是来自于这种对个人生活的专注。
注释：
①清叶燮语，近现代陈寅恪、吕思勉诸先生对此均有论述。
②本文凡引白居易诗文，均据顾学颉点校：《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以下只在夹注中注明文章名及卷数。
③“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中隐》，卷二十一)
④对于白居易庭中山水的布局建构，王毅先生的《中国园林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已有详细论述，因此，本文只是从美学的角度选取若干景物，论述庭中山水对于中国美学的影响。
⑤例如，他对白牡丹的欣赏就与当时的潮流相反，这一点在他的诗中多次言及。
⑥“有法”与“无法”之争是中国文论、画论、书论史上屡屡出现的一个问题，“法”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过于推崇“法”，又会使艺术走向僵化。因此，当“法”走向极端、变成教条时，总会兴起一股“无法”的思潮。“法”意味着在技巧上趋向完美，与此相对，“丑”则意味着对“法”的破除，是“无法”之“法”。
⑦这就是王毅先生所说的“壶中天地”，参见《中国园林文化史》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