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南:“山海经”的定位与占卜传统_山海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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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4: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5-0007-07

一、“司南”的巫术应用与传说

中国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引为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是指南针。指南针的前身是先秦时代已出现的用天然磁体琢磨的司南,指南针的改进形式是南宋出现的组合磁针与方位盘的罗盘。它在12世纪传到阿拉伯,后传入欧洲。当殖民列强驾着由罗盘导航的舰队打到中国时,他们惊讶地发现指南针在本土的应用主要限于看风水。

这是一种历史的反讽,它可以有效地说明辨别方位的需求如何在巫术实践中催生,又如何伴随着占卜、咒术、风水等巫术思维的遗留形式而世代传承。它当然还能够说明巫术思维与科学思维之间的巨大反差和张力。走向“现代化”的国人至今仍时时感到在这种张力的作用“场”中挣扎。

《山海经》中一次提到北山的匠韩之水中出产“磁石”,六次提到“轩辕”,今人或以为正是指南车之古名。书中的“轩辕”二字总是作为定语出现,同“山”、“丘”、“台”和“国”联系在一起,这就不能不考虑其指示方位的潜在含义。《北山经》云:

又东北三百里曰轩辕之山。[1](P91)

《西山经》云: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1](P51)

《海外西经》云:

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又云: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1](P222)

以上几例中,轩辕之山和轩辕之丘分布在不同地域,却都以“轩辕”为名,可知“轩辕”并非专名,正像“指南”可用于“指南车”,又可用于“指南针”,“司南”可用于“司南匙”,又可用于“司南鱼”一样,从“轩辕国”之“轩辕丘”使人感到敬畏的情况判断,其中必蕴含着某种神秘的法术力量。

倘若我们把以“轩辕”为名号的黄帝看成远古部落集团的巫师长领袖,对于这种令古人顿生敬畏的神秘力量就不难理会了。《太平御览》卷七七二引《释名》(今本无)云:“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如果把黄帝所造之车理解为普通的运载工具,那么黄帝充其量也只是一位善于发明的能工巧匠,如何充任“中央之帝”的至高职位呢?

《大戴礼·五帝德》引孔子之语曰:

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威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黑、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

这类描述虽为后人托记,未必真出于孔子之口,但所述“治五气”、“度四方”等神绩却与巫师长的职司有关,不能看作一派无稽之谈。“度四方”的前提在于找出基准方位,这又暗示人们从“轩辕”之名中去发掘线索。《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实际上已点明了巫卜社会中关于方位、历法的知识如何构成权力和威望的基础。更多的传说讲述了黄帝在关系到部落集团生死存亡的大战危难关头,如何凭藉指南车的创制而掌握方位知识,并由此而克敌制胜,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太平御览》卷十五引《志林》云:

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

《古今注》卷上亦云:

大驾指南车,起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历史上最早的帝王都是从部落领袖兼巫师长演变而来,他们的法术知识乃是获取权力之本,从上述黄帝传说中不难看出,远古部落之间的战争很像巫师之间的斗法。像蚩尤作大雾一类事迹,非呼风唤雨之大巫而莫能为。黄帝显然是比蚩尤神巫法力更大的神巫,他从制指南车到登帝位只不过一步之遥。后人用“轩辕黄帝”这样一个专门词组来称颂他,其实已暗喻了他依靠指南车而定天下的全部因果关系。后世政治哲学中被渲染得神乎其神的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也只有从巫卜星历知识的由来背景中,方可得到透彻的领会。

尽管黄帝是否真的发明指南车,目前尚不足以完全肯定;但远古“巫师王”必然拥有方位、历制的测算知识之特权,还是无可怀疑的。这就多少增加了将指南术之发明时间大大提前的理论可能性。

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初有感于西方人所说指南针出自中国,作《指南针考》一文,其中写道:

近世罗盘之制,以磁石作针定子午,谓之指南针,航海者赖之。西人谓自中国往也。当罗盘未作时,于古有指南车。《鬼谷子》称肃慎氏献白雉于文王,还恐迷路。周官因作指南车以送之。《洪范五行传》曰:“晋献公虽与指南车,终不觉矣。齐桓公中才矣,得指南车而悟,失之则惑。管仲,桓公指南车也。”《鬼谷》作于周末,《洪范五行传》成于西汉。自是时已有指南车之称,则必已有其物矣。然《鬼谷》云周公所作,则殊未谛。盖《周礼》成于周公,《考工记》复在其后,记匠人建国,为规识日出之景,昼参之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则是时未有指南之器也。据《考工》称秦无庐,则其书当作于东周。是时指南针犹未就。逮《鬼谷》在七国时已有其器,是当起于春秋战国间也。然偶有作者,其传未广……盖指南针必用磁石,周秦间诸于多言磁石取铁,顾来尝官其指南,则知是时偶有识者,始知用之。他人犹不喻也。[2](P73~74)

章氏在政治上较为激进,在学术上却较为保守。他不信甲骨文为商代所作,当然更不信黄帝造指南车。所以他推考指南技术上限,仅以《鬼谷子》所云为佐证,未能将“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的说法同黄帝作指南车的传说联系起来思考,并从中追索指南术起源的更为悠久的可能线索。

二、占卜咒术的方位程式

当代学者、司南轩辕的专利发明人刘海涛认为,古籍中有关黄帝创制指南车的说法是可信的,因为黄帝之名轩辕就是车的意思。这样确定之后,我国先民发明指南技术的时间上限可推至五千年前。又根据《九天玄女青囊海角经》:“玄女以太阳出没定方所,夜以子宿分野而定方气。因蚩尤而作指南,是以得分方定之精微,始有天之方所,地之方气。”可推知古人定位法的发明过程:

观看日出日落—观看北斗星—发明指南车—发明司南匙—发明指南针[3]

指南车连同它的发明者黄帝都属于神话传说时代,若无考古佐证是很难证实的,而司南匙却是存文献和实物双重佐证的。日本学者薮内清认为司南匙之发明基于对磁石指极性的认识。1世纪的文献中就反映了这种认识。他指出:

根据《论衡》中的记载,把磁铁制成羹匙状的东西,称为“司南勺”,“司南勺”与磁针一样具有指极性。当时人们把“司甫勺”放在叫做式盘的平板上使其旋转,用来占卜。最初,磁石是巫师专用的东西,其中很多是看地相的风水先生。[4](P65)

这样的推测把测方位的远古实践同巫文化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使人们对“司南”、“指南”之发明的思考还原到占卜思维的原初背景之中。而磁针“指极性”的发现对于讲究方位程式的占卜和巫术来说显得至为关键。在占卜思维中,方位,从来都不只是物理学空间的坐标尺度,而是凝结着情感和价值的符号,吉凶祸福之所系,生死存亡之所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仅以《山海经》之内证来加以说明即可。《大荒西经》云: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畏轩辕之台。

《大荒北经》云:

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向。

这些“不敢”与“畏”皆与方位相关,表明某种神秘禁忌的心理。《大荒西经》又云:

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棲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轩辕”如果暗寓指南车,那么轩辕之国认定江山之南为大吉大利的方位,也就更易理解了。郭璞注云:“山居为棲,吉者言无凶夭。”[1](P401)山居者选择江山之南的方位即可逢凶化吉,免除夭厄,这样的话语与其说是陈述事实,不如说是表现预期的占验之辞。下文“不寿者乃八百岁”,郭注补充说;“寿者数千岁。”这些话就更像“万寿无疆”一类的祈祝之语了。大凡有过问卦算命之尝试的人,都不难从这些话中听出占卜思维的特质吧。

无独有偶,在有关占卜的方位排列顺序中,我们看到了与《山海经》方位模式相应的情况。如《史记·天官书》所记八风占,其排序为南风、西南风、西风、西北风、北风、东北风、东风、东南风。[5]大体上呈现为南西北东的展开程序。又如敦煌写卷伯三九八八是一部鸟鸣占吉凶书,其展开程序也与此仿佛:

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上方……[6]

如果我们承认占卜的思维模式与史前巫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那么最初发现磁石指极性的现实事件很可能首先确认南方为占卜巫咒之基准方,从而形成以“指南车”、“司南匙”为记忆主题的传说,伴随着占卜实践的传承而流传后世。即使在日常理性经验的东南西北方位程序占据了正统地位之后,仍然借助于民间亚文化的特殊形式而有所保存。从这一意义上看,《山海经》中的《山经》和《海经》所体现的方位模式要比《大荒经》的方位模式更为古老,并且透露出占卜思维的面影。

占卜思维的空间程式在民族学、民俗学方面亦不乏其例,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仍可看到这种以南方为首的四方位依次列举法,如在内蒙古呼盟巴尔虎收集到的英雄史诗《英武的阿布拉尔图汗》中,东北方被说成是群魔恶鬼聚集的地方,因而成了“不怀善意的那边”,“最坏最坏的地方”。史诗在夸耀远古君王阿布拉尔图汗的神威时,特意描述了他的蒙古包宫殿的四方咒术之门,其顺序是:

在南面的门上,/画着敏捷的姣龙,/敏捷的蛟龙的尾巴里,/藏着水的咒语,/敏捷的蛟龙有巨大的神威,/水的咒语能够降伏妖孽,/南方的一切生灵,/都恭敬地向它顶礼。

在西面的门上,/画着猛虎和金龙,/猛虎和金龙的尾巴里,/藏着莲花的咒语,/猛虎和金龙有巨大的神威,/莲花的咒语能够降伏妖孽,/西方的一切生灵,/都恭敬地向它们顶礼。

在北面的门上,/画着凶猛的蛟龙,/凶猛的蛟龙的尾巴里,/藏着菩萨的咒语,/凶猛的蛟龙有巨大的神威,/菩萨的咒语能够降伏妖孽,/北方的一切生灵,/都恭敬地向它顶礼。

在东面的门上,/画着雄狮和金龙,/雄狮和金龙的尾巴里,/藏着心的咒语,/雄狮和金龙有巨大的神威,/心的咒语能够降伏妖孽,/东方的一切生灵,/都恭敬地向他们顶礼。[7]

这样的南西北东四方展开程序与《山海经》的主导模式也是完全吻合或对应的。

三、占卜思维以南方为基准

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占法之多”条云:“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官书》:‘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今日壬午,时加南方。’”[8]从《史记》中以甲乙至壬癸的五日占事之程序看,一日所占为“四海之外”,二日江淮相当于南方,海岱相当于东方,三日中州河济相当于中方,四日华山以西相当于西方,壬癸恒山以北相当于北方。统合诸方位之占,则有南(东)、中、西、北之序,大体反映了以南为首而右旋展开的占卜传统。

鉴于占卜思维惯常以南方为基准之方的事实,由巫卜相地之类实践活动所催生的测量方位器具也就自古及今都叫“指南”或“司南”。日本学者薮内清说:“在日本,人们说磁针指北,而中国人习惯于把南作为基准。”[4](P65]即使现代手表上附带的是指北针,中国人还是依照传统称其为指南针,从某种意义上讲,基准方位可以按照部分指代全体的提喻式(synecdochic)表达逻辑[9](P1114)而喻指所有的方位,乃至方位意识系统。因此之故,司南又可以叫做“司方”。

汉人徐岳《数术记遗》中写道;“数不识三,妄谈知十,犹川人事迷其指归,乃恨司方之手爽。”甄鸾注:“司方者,指南车也。”《文选》左思《吴都赋》:“俞骑聘路,指南司方。”吕向注:“指南,车名,上有木人,常指其南方,故曰司方。”度信《周祀圆丘歌·皇夏》曰:“式道移候,司方迴指。”以上均是称司南、指南为“司方”之例。

“司方”又可专指司南方之职。曹植《大暑赋》:“炎帝掌节,祝融司方。”赵幼文注:“司,主也,方,谓南方。”这个用法使我们想到上古神话中有司天的官名叫“南正”。《国语·楚语下》那一段讲述“绝地天通”神话背景时说:“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注:《史记·大史公自序》称“火正黎”为“北正黎”。丁山以为南正重司天之说不妥,天极即北极,司天者应为北正。[10](P51))韦昭注:“南,阳位,正,长也。司,主也。属,会也。”这位名叫“重”的南正,在《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叙述中被说成颛顼的孙子,且与宇宙的方位秩序明确相关: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1](P402)

我们知道颛顼在神话系统中是配位为北方大神。《大荒北经》中两次说到“颛顼死即复苏”,一次说到颛顼葬处,一次说到颇顼所浴之“沈渊”。《海外北经》也说到颛顼葬处务隅之山。《淮南子·时则》将北方之极说成是“颛顼、玄冥所司”之地。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把颛顼视为神话空间观中具有指北象征意义的神,从血统方面分析,这位指北象征之神其实就是指南象征之神轩辕黄帝的孙子,难怪他自己的孙子重又成为“南正”之官呢!这个“重”显然可以理解为“重复”之“重”(chong),而不作“轻重”之“重”(zhong)。这种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的空间移位,不是体现宇宙变化、死而复生的“重复”,又是什么呢?

关于从黄帝到颛顼的嫡传世系,《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说颛顼是黄帝之孙,昌意之子。还说到颛顼的生母:

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

如果从空间方位置换的程序规则来考察这一神秘谱系,就会发现循环相生的“重复”现象。重复的基准方位是占卜思维首选的南方,由轩辕黄帝为象征。黄帝生昌意,可解为由南方到东方。《说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诗》曰:东方昌矣。”我们很容易从许慎引《诗》“东方昌矣”四字中推转出“东方昌意”的判断,几乎无须再多求证了。昌意的正妃被神话命名为“景仆”,颇耐人寻味。《说文》释景为“光也”,可理解为日光或日影。日光或日影向前倒下,就是“景仆”一名之寓意,其喻指日落西山或西方,自不难理会。昌意与景仆匹配为夫妇,犹如东王公匹配西王母一般自然而然。景仆作为颛顼生母又有“女枢”之号,正因为西方为日月所入。“女枢”相当于《大荒西经》所言“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前引《大荒西经》这段文字中,天枢与颛顼之间关系未明,现参照《帝王世纪》之说,可复原其母子关系。

这样训释之后,昌意和景仆结合生出颛顼的情节,就成为东方与西方相合(从日出到日落)派生出北方(日落后之去向)的象征编码。把《帝王世纪》的这一世系象征加以还原解码,则得出如下程式:

黄帝(南)→昌意(东)+景仆(西)→颛顼(北)

如果把这一方位程式理解为原生的循环,那么《大荒西经》讲述的从颛顼到噎的世系,则又可解码为次生的循环,如下程式:

原生循环只涉及四方位构成的平面空间,次生循环因为将南正重认同为司天,火(北)正黎认同为司地,也就相当于兼有了上与下两个方位,从而构成象征宇宙“六合”的立体空间。其中作为西方象征的噎,因在《大荒西经》中已明确指认“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就不必过多地论证。惟“老童”一名尚待推敲,老重在《山海经·西次三经》中又名神耆童。郭注以为二者实为一人,即颛顼之子,耆与老同义,皆可视为“童”的反面。如不从死而再生或返老还童的意义上去理解,“老童”之名本身就构成矛盾悖论。根据《大荒西经》另一处提到老童的文字,可知他既为颛顼之子,又为祝融之父。“老童作为北方之神的儿子和南方之神的父亲,无疑可与东方和春天相认同,于是,《山海经》中‘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的表层文字叙述背后;就可以读解出深层象征意蕴”。[11](P98)

现代读者或许会怀疑,神话时代的古人为何对方位及其循环如此敏感,乃至编造出众多影射方位的神话与象征?

对于今人而言,城市有明确方位,行路有路牌路标,手腕上有记时用的手表乃至定方向用的指北针,当然不会担忧时空秩序的混乱。可是遥想当年之初民,情况有所不同,辨方正位不仅是建都立国之前提,也是使个人在混茫之宇宙中建立自知之明的前提。如果再从利害关系上看,时空秩序又具有了性命攸关的潜在功用。故《管子·四时篇》云,憎而忘道者,皆受天殃。《五行篇》又云: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苍龙而辨于东方。《势篇》再云:人既迷芒必其将亡,亡之道也。[12](P36,60)

时空坐标的意义对于作为文化动物的人来说,既然已和“惑”与“不惑”、存与亡直接联系在一起了,那么司南对于国人来说如何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不论《管子》所说的黄帝得蚩尤而明天道,还是《古今注》所说的黄帝利用指南术战胜蚩尤,都寓托着同样的道理:只有明确了方位才能免于“迷茫”,做到“不惑”。而这也就意味着胜利,意味着不“亡”。方位可以说是世俗之人得悟“天道”的基准媒介。

《鬼谷子·谋篇》云:“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13](P115)这里已将用司南车入山采玉的郑人当成典故来用,比喻做事应有正确的指导性准则。可知当时司南之术已相当普及,远不是帝王个人专有的特权知识了。《韩非子·有度》云:“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陈奇猷集释:“司南其制盖如今罗盘针,故可以正朝夕也。朝夕犹言东西,日朝出自东,夕入于西,故以朝夕为东西也。”

南方的确认使子午线的空间纵轴得以成立,按照“经正而后纬成”的程序自然就有了“正朝夕”或“正东西”的可能。问题是《韩非子》书中所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制度,究竟可以上溯到什么时代。倘若默许了轩辕即最初的司南,那么“先王”就“先”到黄帝时代去了,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少呢?在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解答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推测最好借助于考古方面的材料。

从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遗址之一,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发掘情况来看,这里公元前六千年的定居农人已明确认识到南方方位。该文化的住房均属简陋的半地穴式,面积只有6平方米,房屋周壁及中央有柱洞,门则一律向南开。与居住址对应的墓地位于西部,“已经发现的数个地点的所有裴李岗墓葬,头向都偏向南方”,考古学家对此的判断是:“这种一致性,应是一群体内部人们信仰、习俗具有共同性的直接反映,从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群体内部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14](P70)居室门向南开是为了取光取暖向阳的功利目的,而墓葬头朝向南的一致性表明这一方位在当时居民意识中已具有特殊的价值蕴含。此种定向性的符号行为早在指南针技术出现之前就已奠定了这个空间方位的重要性和基准性,使之成为神话思维和宗教宇宙观中的原型方位。

了解到八千年前的史前先民们对南方的偏好,再来看两千多年前的哲人辩者的“南方无穷”之说,就能够对这种举一方而代四方的措辞之由来有所领悟。《庄子·天下篇》引惠施之言曰:

南方无穷而有穷。

成玄英疏:“知四方无穷,会有物也……独言南方,举一隅,三可知也。”[15](P1104)章太炎解释道:“此云太虚之无穷,而就地上言之则有穷也。四方皆然,云南方者,举一隅耳。”[16](P231)有一方为基准,另外三方不难确认,南方代表四方的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反过来也是一样,任何四方体人工符号物的构建,都可作为标示基准方南方的象征物。换句话来说,在可移动或可携带的指南器出现之前,人们是可以借助于四方体建筑物来充当固定不动的司南的。理解了这一层道理,对于轩辕黄帝之称号和黄帝四面之神话的潜在关联处就容易辨认了。

四、方山与方台:辨识方位的基准物

《山海经》中多处都出现了关于四方形的山体或人工建筑物的陈述,有些又直接同“轩辕”之名相联系。现在综合各方面线索来看,似可将此类四方物视为固定不动的司南或辨识方位的基准物。兹列举如下:

其一:会稽之山,四方。(《南次二经》)

其二:成山,四方而三坛。(《南次二经》)

其三:太华之山,削成而四方。(《西山经》)

其四:大咸之山,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北山经》)

其五:藻珪者,藻玉也,方其下而锐其上。(《中山经》)

其六: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日在岐舌东,为虚四方。(《海外南经》)

其七: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海外西经》)

其八:共工之台,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海外北经》)

其九:流黄酆氏之国,中方三百里,有涂四方,中有山,在后稷葬西。(《海外西经》)

其十: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昆仑南渊深三百仞。(《海外西经》)

其十一: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海内北经》)[17]

“帝台”这种形式可能演变为“灵台”,保留着古代“基准台”的某些功能。灵台,这种建筑在古书中频繁出现,其功能较为含混复杂。《诗·大雅·灵台》云: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郑玄笺:“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授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壁,立灵台。”王先谦疏:“《正义》引左氏说:‘天予灵台,在太庙之中。诸侯有观台,亦在庙中,皆所以望嘉祥也。’《管子·恒公问篇》:‘武王有灵台之復,而贤者进。’武王定天下后称‘灵台’也,此天子称灵台之证。然凡此灵台,非即《诗》之‘灵台’。《诗》云文王作台耳,以其有神灵之德,故谓之‘灵台’。是灵台之号始于文王,后遂以为天子望气之台,在文王时未有等差。”[18](P861)从灵台之用“察妖祥”可知,天子级的此种建筑同远古占卜巫术思维传统有一定关系。古人对气(风)的方向极为关注,灵台作为望气之台,不免突出方位指向作用,这倒未必是周文王的发明。《晏子春秋·谏下十八》云:“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顷宫、灵台。”又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昔者桀起灵台,纣起鹿台,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五谷不熟。”则灵台又可上溯于夏商时代。

关于此类台、坛、丘的实际用途,从《山海经》自身提示的线索,当为祭祀礼仪和圣人葬处。《中次七经》讲到休舆之山有一种石头,被称作“帝台之棋”,五色而文。关于用途还有一句专门说明的话:

帝台之石,所以祷百神者也,服之不蛊。

这就表明了“帝台”一类建筑作为宗教礼仪场所的性质。上古祭坛之构筑用五色之土或石的情形,人们已较为熟悉,无须赘论。新近在浙江余杭安溪乡瑶山发掘出的良渚文化祭坛,便是用红、黄、灰三色之土加上砾石护坡而建成的,这表明类似的传统已有五千年之悠久。”[19]《中次七经》中关于帝台之石“服之不蛊”的说法,又可反过来证明远古祭台仪式兼有防蛊驱邪的法术性质。古人在祭坛所在的小山顶部专辟出墓地,埋葬某些部落首领或巫师长,良渚文化祭坛遗址较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山海经》中也有将山、丘或台称为“冢”的情形。过去解释这些冢为众山宗主,看来是值得商讨的。

《中山经》结尾处:“历山,冢也,其祠礼:毛,太牢之具,县以吉玉。”《中次五经》结尾处:“升山,冢也,其祠礼:太牢,婴用吉玉。”《中次九经》尾段:“文山、勾、风雨、騩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婴用一吉玉。”《西山经》尾段:“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对于这些冢字,郭璞注已含混其作为墓葬的真相,说是“神之所舍也”,袁珂先生便因郭注译为“众山的宗主”。[20](P30)今案《说文》冢为“覆”,指将死者覆盖于墓中。《海外南经》说到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吁咽、文王皆葬其所”。《大荒南经》亦有“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之说,皆可佐证以山为冢的这种特殊葬俗。

此外,还有在山之南面有明显的可指示方位的征象者。如《南次三经》:

祷过之山……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丹穴之山……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勃海。

发爽之山……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勃海。

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日育遗,多怪鸟,凯风自是出。

鸡山……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

令丘之山……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条风自是出。

《西山经》:

皋塗之山……塗水出焉,南流注于集获之水。

《西次--经》:

数历之山……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

《西次三经》:

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南望之泽,西望帝之搏兽之丘,东望渊。

槐江之山……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北望诸,槐鬼高仑居之,鹰鹯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

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

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

阴山,浊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泽。

《北山经》:

潘侯之山……边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栎泽。

《北次三经》:

阳山……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

京山……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之山……蚤林之水出焉,东南流注于床水。

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黄泽。

泰头之山,共水出焉,南注于虖池。

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泰戏之山……液女之水出其阳,南流注于沁水。

石山……鲜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池。

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池。

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

《东次二经》:

空桑之山,北临食水,东望沮吴,南望沙陵,西望湣泽。

卢其之山……沙水出焉,南流注于涔水。

山,南临水,东望湖泽。

《东次三经》:

无皋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木。

《中山经》:

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

《中次三经》:

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

《中次四经》:

厘山……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

《中次五经》:

尸山……尸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水。

《中次六经》:

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

廆山……交觞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

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

密山……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

傅山……厌染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

《中次八经》:

宜诸之山……洈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漳。

《中次十一经》:

攻离之山,清水出焉,南流注于汉。

《海内北经》:

昆仑虚南所,有汜林方三百里。

《大荒北经》;

附禺之山……卫丘方员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17]

这些都是古代的“山”或相关建筑曾被初民当作定向基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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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南:“山海经”的定位与占卜传统_山海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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