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教育的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教育的改革兼顾机会平等和提高质量两方面。机会平均在英文为equality，提高质量在英文为quality。这两字很相似，有人便创了一个既要机会平等又要改善质量的新字"Equality"。就机会平等而言，美国中小学教育比较发达，战前正步步走向普及；但还有不少空白点和弱点，战后乃在教育进一步大众化方面作了三件事。一是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努力改进过去被人视为国耻的黑人教育和印第安人教育；二是发展残障青少年教育，把众多盲、聋、哑及智力低下者的教育设法推广；三是用贷金和奖学金等制度，使广大贫穷的青少年受到能尽其才的最高层次的教育。不过比较说来，美国战后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更为急切，投入的力量更大更多。原因是在当前知识爆炸时代，美国教育非由重量转而大力重质不可。众多未来学者呼吁如今正逢的三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时期的教育已成为古董，已成为必须淘汰的东西，如果不赶快改革必然走上绝境，那不啻是文化教育上的自杀；而文教科技上的自杀就等于国家自杀。所以美国在战后数十年来所狠抓的是教育质量的飞腾。
如所周知，美国教育的传统是重量而重质不足。这是历史条件所形成而非偶然的现象。美国学校和欧洲国家的学校渊源不同，欧洲国家的中学和大学，最初都是贵族学校。大学不必细说；中等学校同样是为升大学作准备的贵族学校，学生要读拉丁语、希腊语、古典学科，以后还要读数理学科，以便升入大学深造。中等学校不面向群众而面向少数贵族富家的子弟。中等学校是升进大学的梯阶，不是自成段落的教育。当时的人们说：“上中学而不升大学，就是打好地基而不盖楼厦，乃是愚昧和浪费”。中学选择学生严格，淘汰率高，课程高深，要求学生达到较优水平。法国从拿破仑开始创设国立中学，国立中学就注重天才教育和学术质量，不要求大众化和民主化，国立中学毕业生就被授予学士学位。德国的文科中学毕业生才得升大学，因此文科中学毕业证书无异是进入大学的通行证。英国的公学大致相同。撒切尔夫人的内阁被称为“剑桥内阁”，因为阁员大都由剑桥大学毕业，而公学就是给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输送生源的。这些国家都曾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遂走向天才教育和学术气味的道路。美国的历史不同于欧洲诸国，教育遂异。
当欧洲各国移民跨入美洲新大陆时，当英国移民于十七世纪着足于新大陆时，那里是一片荒原，土著的印第安人尚处于原始社会，和欧洲的文化发达社会相去很远。到十八世纪美国建国之后，美国也只是东部十三州刚开发，阿帕拉契山以西仍未垦植，那时百事待举，而美国十三州仅有约二百万人，年青一代不能埋首读书，只能面向实际建设。1829—1837年任总统的杰克逊说：“我们如果象欧洲国家那样培养学者，而不培养干才，美国就会犯年代学的错误了”。从此，美国教育就与欧洲的传统背离，重实用而轻学术，重能人而轻学者。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就是植根于新传统而从理论上发扬光大的。欧洲学者看不惯美国的学校，说它们不伦不类，很有些鄙薄的言论。可是客观存在使美国教育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造就人才而造福社会，重术轻学遂成学风。在美国来讲，这并非人人满意的；但主观意志战不过客观存在，这显然是不容逆反的规律。
第二次大战才真正使美国教育产生巨大的变革。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轻视和不易扭转的。战后几十年之久美国始终是争论不已的；不过，变革是势不可挡的。在这里有略加追叙其经过和剖析其内容的必要。
一、教育巨变的经过
首先，在二战期间美国教育的弱点暴露出来了。罗斯福总统发现众多士兵无能力使用新武器作战，空军瞄准计算错误，打不准敌人，原因是服役士兵文化水平过低，没条件使用高科技制造的新兵器。再则，1945年美军使用原子弹战胜敌国，表面上值得骄傲；实际上那是逃居美国的德国犹太人爱因斯坦的功绩，并非美科学处于领先地位。罗斯福为使美国在国际上继续充当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霸主，是曾垂问他的智囊人物如何办理。那时国防委员会的负责人布什提出五点建议：(1)不重视科学是美国极大的短见，今后一定要扭转方向，把科学从两翼地位上升居中心地位；(2)美国只注重实用知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今后必须注重基础理论研究，要和欧洲国家看齐；(3)搞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靠政府办不到，靠企业办不到，靠地方也办不到，必须由国家统筹在大学建立基地；(4)要奖励学术工作，中学生要打好深造的根底；(5)允许学者自由研究，承认搞高深学术要冒风险，要适当看待学术的错误。布什的建议很有远见，罗斯福恰是极有卓识的政治家，因而采纳了。中小学教育受到了重视，不仅要大众化，更要提高教学质量。当时引人注意的事实是维斯康辛大学的工科学生，没有高深数学知识者占五分之三，没法进行物理学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同样发现中学生数学水平过低，非提高不可。诸多事实证明欧洲教育比美国教育高明。美国于1979年成立教育部，但实权不大；大学乃直接插手中学教改，并着手编写中学教科书。在教育界，愈来愈多的人成为要素教育论者，狠抓高深知识的传授。
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美国朝野震惊，教育巨变便向前跨越一大步。次年，国会制定了《国防教育法》，宣称：“国家的安全需要最充分地开发全国男女青年的脑力资源和技术技能。目前的紧急情况要求提供更多的且更适当的教育机会”。“美国的国防有赖于掌握由复杂的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也有赖于发现和发展新原理、新技术和新知识”。为此，由国库直接拨巨款，帮助学校“加强自然科学、数学、现代外语和其它重要科目的教学”。艾森豪威尔总统又于1959年指派教育人员赴苏联考察，返国后提出报告，承认美国教育失败，应向苏联学习。从六十年代起，美国中小学以苏联中小学为范例，苏联学校各年级设置什么科目和传授哪些知识，一一引为参照。无奈由于师资水平不足，又由于由上而下地领导教育改革不洽于美国传统，效果并不理想。例如，中学讲授麻省理工学院所编的教本，内容虽属新颖，却只有20—25%的学生考试及格，因而，引起社会的不满。
进入七十和八十年代，美国的企业界和科学界更遇到国际新的挑战，而且是几个硬手作挑战者，同样震撼了美国的社会。麻省理工学院院长葛利说，第一个硬手挑战者日本的电脑，已超过了美国；第二个是德国的机器制造。另外，南朝鲜在炼钢方面也走在美国之前。美国如不加速追赶，就会大落人后。当时许多未来学者提出新的理论，即今后不再是体力劳动者为主的社会，将变为以脑力劳动者为主的时期了；而且生产不再依靠一般投资，要靠智力投资来决定国家命运了。里根总统于1981年曾成立中小学教育质量委员会，并于1983年提出骇人听闻的报告，《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该委员会以十八个月之久进行调查提出的报告说：“我们在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往日未受挑战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报告随而指出美国的学校和学院虽然曾作出过令人骄傲的贡献，但“我们社会的教育基础目前正在被一股日益增涨的平庸潮流所侵蚀，这股潮流威胁着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未来。上一代人难于想象的情况已开始出现——其它一些国家正在赶上和超过我们的教育成就”。又说：“我们甚至浪费了随苏联人造卫星挑战之后而产生的学生学业的进步”。报告更指出：“我们的关心远远超出了工业和商业范围。它还包括我国人民的理智、道德和精神的力量，这些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了我们社会的结构。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来说，对促进共同文化，特别是对一个以多元化和个人自由而自豪的国家来说，共同享有的高水平的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战后数十年来，人们对于美国教育的认识日益明晰，即科学是美国的命脉，更是美国教育的命脉。1983年的报告道：“当今世界，各种事业的竞争空前激烈，变化日益加快，危险性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改革应集中在创造一个学习化社会的目标上”。报告还画龙点睛地指出现今“正进入信息时代，学习是在这个时代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投资”。报告揭露美国中小学生学习成绩退化和落后的悲惨数据后，提出许多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建议。就中学而言，特别强调五门“新基础课”的教学，即必须开设英语课四年，数学课三年，自然科学课三年，社会科学课三年，计算机课半年；各科成绩都须提高要求标准。很清楚，报告就是高质量教育运动的有力推动者。
二、教育改革的主要方面
首先是方向的扭转。以上已谈美国教育与欧洲国家教育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历史传统，即欧洲重学而美国重术轻学，欧洲重天才教育而美国重大众教育。战后因为国际竞争剧烈和进入高科技的信息时代，美国教育势必扭转方向。里根任总统时虽在1981年成立中小学教育质量委员会，然而从大战结束起，美国的改进教育质量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质量委员会更加推动了这项工作，向社会、家长及教师呼吁，方向不扭不成。为此曾引起争议。保守力量依然强大，认为美国教育上的优良传统已历史悠久，已被世所公认，如今时代向前仍离不开它；当然在知识爆炸之际，科学理论使卫星上天和使飞船上天，却也不能背弃传统。未来学者则认为现在已步入第三次浪潮，即信息时代或称电子时代。如果原来是工业时代，现在则是超工业时代，过去培养的是一般工业人才，今后要为微电子培养新一代了。他们指斥传统派是忠于昨日而忽视了今日，这不啻是背叛未来，是走上绝路。在新思潮的起伏和冲击之下，现在的趋势是由重术轻学，走入重学轻术，或兼重学和术。哈佛大学校长卜锡同时也呼吁天才教育，既要不丢掉大众，又不能牺牲天才；既要面向就业，又要注重升学。这种思想是相当流行也是相当典型的。学者说，美国的杰克逊正在和法国的拿破仑握手了。十九世纪前叶的杰克逊重术轻学，说教育不能面向少数专家学者。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则曾说：“法国的命运建立在法国的天才上，而不是建立在庸庸碌碌的平民身上”。如今则双方殊途同归，美国既重学术，又重天才，方向不同于以往了。这个180度的扭转是不容易的。
其次是课程结构的改革。美国学校由于重就业，不太注重升学需要，课程是软性的，学习科目驳杂，不够紧严。学者们常说这是只吃西餐中的序菜和尾食品，没有认真吃正餐，实际上既不饱人，也更不能养人，徒徒虚度光阴。1959年的数据是苏联中学教授物理学五年，化学四年，生物学五年，天文学一年，数学一年，外语五年，是硬性教育，或主餐教育。美国中学设置混合科学，各种自然科目加在一起才教一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说，美国没有一所中学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教学水平上能赶上苏联中学；美国中学生最认真学习数学的只能赶上苏联中学生所习的三分之一，在知识爆炸时代，美国学校的课程结构非改不可。理工方面专家感叹，课程结构如不大改就只能为国家提供科学盲，要断送国家性命的。五、六十年代兴起的“新三艺”（即数学、自然科学、外语）运动，七十年代兴起的“回到基础”运动，八十年代的“新基础课”倡议，都反映如下同样的趋势：
①非职业化。 过去由初中起就开设职业性科目，学生只图认识事物之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注意猎取生活和工作的经验和技巧，对知识和系统理论不肯钻研；陷入了浅学主义。在如今新时代中，由知识转入生产很快，生产技术的陈旧废用也很快，只会技术而不懂原理跟不上时代了。至于根据科学原理而创新，就更难了。职业科目逐渐为文化科目所取代，高中水平的职业学校则多先用一二年把基础科目搞好，然后再按职业分科教学，再不陷于浅学泥潭了。
②限制选修课制。 美国中学一向实行选修学科的制度，家政、美容、驾驶车辆，等等，常被列为学习科目。众多学生在选课时以这些科目凑学分，以避重就轻和舍难就易，从而妨碍基础文化科目的学习。现在众多学校对此力加纠正，制定种种限制，使企图蒙混过关的学生不能得逞。甚至设想取消选修课制。
③课程下放。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许多大学科目下放到中学，中学科目下放到小学，小学的要求下放到幼儿园，不少幼儿园的幼年儿童也纷纷开始读书了。在过去，幼儿园和小学的界限是用是否识字读书来区分的。如今由于课程结构是由上而下看的，大学的指挥棒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许多中学竟然讲授大学水平的科目，学生上大学后可直接从二年级开始学习，不再从一年级开始学习，从而压缩了修业期限。
④文理科目兼重，求取两者平衡。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颁布后，中学加强了数理科目的教学，向苏联学习，消除科学盲。1964年修订教育法规，增加社会科学科目的教学。以后两方面的专家学者要求文理互相渗透，强调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只懂自然现象，还要理解社会发展，不能流为精神贫乏和空虚。未来学者说，教育应使人成为机器的主人，而不成为机器的奴隶，人或社会是学生更应熟知的。
其三是教材的更新和精深。过去常由地区、学校和书店编印教材或教科书，内容浅薄，多而且杂。现在多由大学的专家教授编著。前者不如后者精深，因为各科学者专家普遍强调：(1)就高不就低，过去面向中才生，应改为面向高才生；(2)吸取新知识，报告新成就，注意新发现，搞尖端而面向未来，力避陈词老调和落后迂腐；(3)注重逻辑体系而非生活经验的体系，因为教材不是解决当前日常生活的武器，而是为将来向科学进军奠立良好基础。讲科学要讲清概念，要狠抓系统，不过分侧重应用，将来才能有所创建，理由是“科学理论是能够生产金蛋的鹅”；(4)职业科目要注重实效，也要注重讲明其将来发展的需要，在上述观点指导下，许多为博雅教育作准备的中学课本纷纷问世。数学科目最流行的教科书是耶鲁大学教授毕哥领导编撰的，水平很高深，从数学理论体系出发，不为生活服务，而是打开科学宝库的钥匙。毕哥说：“数学盲是无法不作科学盲的”。物理科目的教本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领导下的物理科学教学委员会(PSSC)撰写的，也是权威之作。别种科目的教本大致相同。所憾者是这些专家佳撰的出发点每每偏高，脱离学生学业水平。如今中学数学已包括微积分，但只有15—20%的学生考试及格。1983年起开始注意教材出发点与学习成效的统一；但变化尚不很大，效益不太显著。
其四是教学方法的改善。由于课程结构和学科教材的巨变，教学方法和技术也发生了如下：
(1)注重各科内容的理论阐述和系统说明，使学生对各种科学知识获得透彻的理解；同时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判断能力，俾知识传授和智力开发结合起来。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学习理论取代了实用主义者“由做上学”和追求支离片断的生活经验的传统观念。
(2)对于必须记忆和熟练的教材，采取练习法，不能嫌记忆或练习是机械呆板和枯燥无味的。二次大战期间，美国军队中懂外语者很少，不够战场应用。国防部曾在各战地设立外语学校，运用英国的办法，搞听力训练和说话练习，成果很好。现正设法在学校中推广使用。
(3)运用程序教学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如今程序教学法指导学生把教材分为若干单元或因素，来一步步地进行学习；并指导学生利用教学机器自力解答问题和改正错误。现在学校都提倡三M主义，即注意教材(Teaching Matler)、教学方法(Teaching Method)和教学机器(Teaching Machine)的三者妥善结合。与此同时，在教学组织上也提倡集体协作。办法是各学科都分别把任课教师组织起来，不再人自为教而彼此缺乏联系，改由教师共同教学，即按各教师的能力修养，安排各部分教学内容分工担任讲授，其余教师则共同辅导。这样各人既得发挥其专长，又把讲课与辅导配合进行，一方面是教师可与学生在学习上相结合，另一方面也可使学生的听讲和自学结合得更密切些。
(4)要求教学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古德来德教授，认为学制应有相对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例如，一般学生应在小学修业六年，但也应照顾众多学生的智力不同，允许有人修业五年或八年。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建议把学生按智力分为上、中、下三组，中智学生约占85%，高智学生约占10%，其中特才学生又约占2—3%。超才生可设班教学，称超才生班，其学习科目可以增多加深，学习可以加速，学生可以提前升入大学。美国于1973年颁布《天才教育法》，更允许设置天才生学校。纽约州通过测验，将七、八年级的优秀生集中到布朗克斯，分槽喂养，培养尖子，为将来储备第一流的科学家。学生除学习一般科目外，还选习遗传学、微生物学、营养学、电算机和概率论等高深知识；别处还有为优秀学生进行暑期培训者。在另一端，美国开始反对“铁饭碗”的学生，认为该淘汰的淘汰，对不佳学生不搞慈母式姑息态度，要采严父的态度，改惯行的软性教育为硬性教育。
(5)从社会找寻教育资源。美国学校不但和一般家长联系，而且力图广泛寻觅科学教育的助力。芝加哥市天文馆就对学生实施制度化的天文学教育，主持人认为未来的学生不只以地球为家乡，还要为游览太空作准备。其余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多种社会教育机构，也都与学校教师合作，发挥培养效能。美国还设立中学生诺贝尔奖金；有时还组织学生国外旅行，与各国科学家约谈，返国后到白宫受总统接见。这样广开学校之门是极富教育意义的。
最后是几个有关方面的改革，它们包括师资问题、校纪校规、教育管理等方面。
(1)壮大教师队伍。美国一般教师的专业素质不强，经济待遇不丰，社会地位不高，其甚者尚不及勤杂工人之优。在战后的美国，警察和教师是最常遭人殴打的对象，常有教师为严格要求而不给学生高分数，学生竟殴师泄忿，缺乏尊师敬师的学风。在管理上，学校常以工商企业管理的标准和方法，对待灵魂工程师，貌似科学而未尽合理。因此种种，愿欲充任教师为业而从事教学工作者为数较少。这种师资力量极难胜任提高学生学业质量的任务。幸而从六十年代末起，各州先后规定中小学教师至少必须在大学本科修业四年，有些州还要求教师取得硕士学位，因之师范学院滑坡，大学研究生院变成中小学师资的源泉。教师工资也有所增加。
(2)增加教学时数。据统计，苏联、日本、英国等国家的学校，每年上课220—240天；美国学校只上课180天，因为暑假期长和每星期仅上课五天。现在呼吁每天上课七节，增加授课时数，借以弥补。
(3)整顿学校纪律。过去，美国过分尊重自由发展而走入放任自流；又兼教学工作不佳，大量学生逃学缺课，降低学习水平。如今利用电脑控制，1982年学生出勤率由59%已上升为73%；但仍有近四分之一儿童逃学。学生带枪上课者极为常见，现在也着手严加管理，使学生免生事端而安心课业。
(4)加强政府管理。美国实行地方分权制度，1979年成立联邦政府教育部，但职权有限，生绩欠缺。八十年代，里根总统曾想取消之。由于全国无有统一要求，曾出现恶性两极分化。不容忽视，里根竞选总统的反对派提出当前不是仅仅保存教育部的问题，还要加大教育部的权限。例如，管好学年和升学考试；制定教科书的要求水平，并使之标准化；等等。
战后的美国曾通过诸多渠道改善教育和教学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专家学者的企望尚远。瞻望远景，是急待大踏步持续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