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构：会计研究的人文社会学视角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视角论文,重构论文,人文论文,会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会计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方法的逐渐兴起，引起了规范与实证研究的优劣之争。有些学者认为应该推行实证研究；有些学者认为两者应该和谐共处；[1]有些学者看到了西方最新研究趋势，提倡在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要前瞻性地利用其他一些人文诠释的方法进行研究。[2]但是，这种纯方法论的研究思路忽视了会计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人文社会环境，忽视了会计研究中的人文社会思维，忽视了会计作为人文社会系统中子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忽视了各种研究方法背后更深层的人文社会学寓意。本文试图从人文社会学诠释的角度，借鉴人文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方法，重新对会计和会计研究进行多角度的透视，希冀引出一些更深层的、有意义的思考。
一、人文社会学视角诠释：一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传统形而上学认识论的影响，会计研究以规范为主，主要回答“会计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这种研究范式下，会计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可以自我演绎的技术体系。主要有以下特点：
1.思维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坚信会计存在一个深藏不变的本质性的东西，坚信那些反映了事物本质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坚信透过现象是揭示事物本质的唯一抑或主要途径，坚信从技术上研究和发现最能反映真实状况的准则体系是会计界的学术使命和内在规定。长期以来，对会计本质的追问就是本质主义研究思维的逻辑体现。
2.会计的自我演绎性(deductive)。相信会计应是可以通过概念的思辨和演绎取得内在一致的逻辑体系，相信依据会计的假设或目标，可以推导出足以解释会计实践、指导会计未来的会计理论体系。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概念框架(Concepts framework)的研究就是这种思维的经典总结。
3.会计的凸显技术性(technical)。既然会计存在一个本真的东西，而且其理论体系又是可演绎的，那么依靠人类理性的力量，可以从众多纷繁芜杂的会计处理方法中选择出最接近客观事实的那一种，甚至可以设计出一些可以遵循的原则，来应对万变的客观世界。会计研究走的是一条技术的、立法的路线。过去会计文献多集中在对某项具体事项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就是这种技术性研究思维的充分体现。
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异军突起，大有取代规范研究之势。从思想根源上讲，是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如以孔德和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以马赫为代表的马赫主义思想、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波普尔的朴素证伪主义和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思想，等等；从需求动因上讲，信息需求、教学需求和政策需求推动了实证会计的发展；从客观条件来讲，资本市场的建立、企业理论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的应用为实证会计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
抛开会计研究规范与实证的纯方法论之争，从人文社会学角度分析，会计研究方法变化的背后，无疑蕴含着人文社会学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而这种转变，都会对很多学科的研究范式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纵观哲学史中的“三次转向”，①均对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式带来创新性、甚至根本性的转变，康德曾把他在哲学上的转向比喻为“哥白尼式的革命”。②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在哲学界发生的“解释学转向”，把特定社会情景引入研究场域，带来了许多学科研究范式的转变。解释学要达到解释存在的目的，需要借鉴不同学科的知识，直接加快了学科之间的融合，使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田野调查(field work)研究方式的出现，法律社会学等边缘学科的兴起等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变革的直接后果。
在会计研究领域，也正感受着人文社会思维方式转变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会计的规范到会计的实证，归根结底是哲学“解释学转向”在会计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具体体现，是带有“革命性和根本性”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一般认为，鲍尔和布朗(Ball & Brown，1968)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开创了会计实证研究的先河。时至今日，会计实证研究已涉及会计市场有效性检验、会计与破产和风险、收益预测、信息披露管制理论、会计程序与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会计与政治程序(political process)、会计选择的实证性检验、定价(valuation)理论、盈余管理和审计问题研究等10个方面。研究的核心都放在：会计作为一个系统在特定社会语境下与其能量交换的各方产生的互动方面，都包含了更多人文社会的内容和意识。主要表现在：
1.强烈的解释学色彩。实证会计研究最终归结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事实对假设进行解释；二是对事实本身进行解释。假设可以推翻，但无法改变的是事实，所以实证研究基本的任务还是发现和解释事实，所谓的统计、计量技术和数学模型只是试图去发现事实是否存在的一种手段。把事实放在特殊的社会情景中去解释它的意义正是解释学最主要的任务。
2.开放的研究范畴。实证研究最主要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事实”，而对事实的研究往往是发散性的、多思维角度的，因此，只要技术上允许，和“会计事实”这一现象发生联系的领域都可能成为实证会计研究的对象，这不仅拓展了会计的研究范围，搭建了学科交融与借鉴的平台，而且相应提升了会计学科研究的高度。
3.多维的透视思考。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会计实证研究的法宝，多角度、多层面、多维度的研究问题是会计实证研究永恒的主题。从不同学科角度透视会计问题并给予新的不同解释，无疑会加深人们对会计意义的认识，从而使会计研究走出褊狭、封闭的理论怪圈，以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姿态对待自身的存在。
二、后现代(Post modernism) 主义：一种新的诠释方式
后现代主义发轫于20世纪后半叶，流行于后工业社会的欧美各国。作为一种人文社会思潮，从事的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其思想后来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科学家在研究后现代主义科学，而且文学家也在谈论后现代主义文学，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状态”。[3]相对于现代性的统一、秩序、整体、客观和永恒而言，后现代主义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反本质主义，放弃对本质和真理的追问、把真理看成是社会和语境化地被建构起来的话语；反必然性和规律，注重研究不稳定、断裂和无序；告别整体性、统一性，强调多元、多义、多可能；强调开放，容忍、尊重差异；反二元对立(dualism)，认为自然的、本质的、普遍的也是可以变化的，认为世界是关系的交织，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建构主义和视角主义的。在各种后现代主义流派中，可能对会计研究具有启发意义的流派是：
1.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科学，它研究各种符号体系的构成和功能，[4]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王铭玉(2004)认为：“一切事物都潜在的是符号，一切事物的意义都可以用符号来表达”。[5]在卡西尔(Cassirer，2004)看来，人不仅是社会动物，更是“符号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才是人类生活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所以，人必须学会从符号的视角思考这个世界。[6]
符号学的基础是索绪尔所提出的一组基本概念：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是可以被感知的形式，所指由上述可感知的形式所代表的特定心理概念(concept)构成。西比奥克将符号分为信号(signal)、症状(symptom)、图像(icon)、标志(index)、象征(symbol)以及名称(name)等六种；皮尔士③提出了符号的三个要素：符形(Representamen)——是可以感觉到的客体，对象(Referent)——是现实世界中的物理对象或思维世界的心灵实体和符释(Interpretant)——是“在解释者心目中产生的东西”或“心理效应”；莫里斯则提出了符号行为的四种可能成分：符号载体、所指、解释体和解释者(interpreter)。
符号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的产物。[7]符号作为指称者，具有指称客体的功能性价值。当人们运用某种符号来指称作为客体的某种事物、事件或者现象时，就意味着它携带着该客体的信息内容，因而具有反映该客体的意义。语言是最重要的符号之一，除具有符号的一般特性外，还有以下特性：任意性——即同一个符号在不同文化中意义可能截然不同。相反，同一意义在不同文化体中也完全可能由不同的符号所承载。系统性——即符号的所指不是预先规定的，而是由与其他要素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或地位就是其“价值”所在。时间性——即语言所代表的事物和本身的形式，是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的，只有排除历史，才能把语言的系统描写清楚。
2.系谱学，源于尼采，为福柯所改造。福柯通过系谱学力求揭示知识和权力及其身体和权力的关系，将话语和权力的运作联系起来。它包含两个基本命题：一是权力和身体的关系，其中权力表现为“身体的政治技术”或“生物政治学”；二是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福柯(1999)曾提出：“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的构建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构建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知识发展变化的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8]
系谱学通过对关系的考察追溯事物的出身，质疑起源的真理观、历史的连续观，是历史性的考察方法。福柯通过批判西方文化中的“求真意志”，揭示各种人文科学知识与权力运作的关系，提出了历史的断裂性和分层性特征，从而动摇了传统历史所标榜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连续性。
系谱学的研究方式避免对深层的探索，而是寻找事件、细节、微小转换以及细微轮廓的外现。系谱学注重挖掘细节和偶然，关注历史事件，承认具体历史发展。不承认“起源”而关注“出现”和“缘起”，承认已逝事件的弥散状态。福柯认为，不是必然事件，恰恰可能是偶然事件，微小偏差，甚至完全的颠倒、错误等导致延续存在至今并对我们有价值的事物的诞生。
3.后结构主义(post-constructionism)，是一种思维方式，早可溯至意大利的维柯。维柯通过研究“原始”人对世界的反应发现：真实的与人为造成的东西是同一回事，存在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在那种形式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们创造形式与符号，然后不断重复，这就是“结构”(structure)的形成过程。
结构的原意是“部分构成整体的方法”，是一种关系的组合。一切社会现象，背后都蕴藏着某种结构。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及其所能感觉到的那种关系。在结构主义视野中，社会具有客观、统一、普遍和整体性等特征，是一种静态研究方式。后结构主义则不然，它假定结构的存在，却又超越了结构主义，它反对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提倡开放性、流动性、可变性和多元化，主要包括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阶段。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由法国德里达(Derrida)创立，作为结构主义的否定而出现。它的意思是分解、翻掘及揭示，以使被消解的东西可以在怀疑和超越中被把握。它否定结构的稳定性和意义的确定性，主张意义的对话性、生成性、开放性和差异性；否定中心和权威的存在，主张个性张扬、自由与活力；否定盲目崇拜理性，主张恒变、破碎、模糊和多元化差异。如果说解构主义是“破”，那么建构主义(constructism)则是“立”。同样是“立”，建构主义同结构主义最大的不同是它背离了客观主义，因为任何感觉者的感觉方式都可能表明了一种偏见，这些偏见影响到了所感觉到的东西，完全客观的感觉是不可能的，观察者在其中必定有所创造。因此，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就非常重要。事物的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是主体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他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
此外，建构主义强调建构知识的主动性、动态性、社会情境性和自我调节性，强调人的主观意识④在社会建构中的作用，即“认识既不能看做是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的，也不能看做是客体原有特性预先设定的，认识起因于有效地和不断地建构”。[9]
三、后现代文化视阈下的会计研究
从以上三个后现代流派的角度对会计进行重新审视，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发现。
1.会计是一种语言符号
中国是一个擅长思辨和演绎推理的国家，对本真的思索一直主导着国人的行为。严密的逻辑，求真的意志，寻找至高无上的、确定不疑的唯一答案使国人习惯把大量时间放在概念的推究上。在会计研究领域，对会计本质长达几十年的研究与争论就是这种思维的体现。形而上的本质主义思维决定了国人相信会计深层有一种不变的本质性规定，即主导会计“应该是什么”的东西。但是，如果以符号学的思维方式去考察会计，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所不同：
(1)关于会计的本质。从符号学角度，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会计，能指示“会计”这一语言的形式，所指则是会计在人们内心形成的概念。虽然在中国，用会计而非其他符号来标示观察到的现实中被称为会计的东西具有一定的理据性。但是，会计这一文字同时具有符号的约定性和任意性。中国的“会计”和美国的“accounting”标示的是同一含义。抛开会计的能指和所指，单纯追问会计这一语言“应该是什么”，并没有太大的研究意义。会计的意义由所指和意指活动规定，即人们在概念中赋予会计这一词汇的东西。那么，要理解会计，必须将重点放在人们用会计意指的东西，即所指。而会计的所指，在一定社会情景下由会计在系统里的关系规定，受外部系统甚至解释者的影响较大，且具有时间性特征，随历史不断发展变化，很难给出一个不变的框架。因此，对会计的理解不应拘泥于“应该是什么”的方面，而应把关注点放在“是什么”的方面，即人们用它来指称什么，侧重于用“共时性”的方式去描述，避免僵化的思维方式可能带来的自我禁锢。
(2)关于会计的职能。既然会计所指具有开放性和系统规定性，那么在研究会计的职能时，不能将注意力放在规定其一般、通用的能力模式上，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社会情景和场域中，从不同的视角⑤去研究不同的人“需要会计去做什么”，或者“会计正在做什么”。另外，会计的“能力”本身没有极限，只存在更多的没有被发现和开发的能力，要想完全刻画会计本身具备哪些能力，是不现实的，因为，人们对会计能力的认识，更多来自于人们在现实中对会计所指的观察和总结。
2.给会计异己因素以话语权
根据福柯的系谱学原理，通过对微观权力的研究，可以精细地描述会计规范及其规制的形成及博弈过程，可以研究会计语言权力的构成性作用和话语霸权问题，可以研究会计背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可以研究会计的细节和偶然性。以此推论，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实证会计方法，针对有着不确定性和非必然性的社会现象，通过技术性统计得出的“规律性”的东西，是否能够解释现实，甚至于能否“预测”未来似乎就很成问题。因为，偶然的、细节的因素和微小的偏差都可能导致事件发展的不同路径。
这就提醒那些迷恋于各种数学模型和统计计量技巧的研究者，对实证研究得出的貌似合理的“规律性”应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其研究对象——人类不是很容易形成“条件反射”的白鼠，他们具有流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特征，有自己复杂的思维和相互博弈的方式，这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迥然不同。因此，实证研究者们在寻找现象所谓“规律”的同时，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才能增强对现实的解释力：一是要给予偶然因素，即所谓的异己因素充分的话语权，深入考察所谓的微小因素和偏差对事件的影响力；二是要高举“奥康姆的剃刀”，尽量剃掉不必要的假设，力求解释更符合现实世界。
3.会计研究的未来发展
依据后结构主义，未来的会计研究可否沿着如下思路展开：一是解构，暂时悬置宏大、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采用视角主义⑥的研究方式，尊重和容忍差异，以多元化和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会计研究；二是重构，走出封闭的理论研究圈子，将会计放置于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场域中，重视会计的社会化构建。
需要说明的是，解构并不是放弃现有的会计理论结构，而是要转变传统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寄希望于构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统一的标准和概念体系，允许不同角度的观察和聚焦，宽容不同的见解和观点。同样，建构也不是推翻原有的会计研究方法，只是：(1)把会计放置于社会化的语境下，看作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和外部发生交流的社会子系统的一部分，关注社会互动对会计造成的影响；(2)注重利益、感觉、情感、兴趣甚至偏见，即社会化的因素对会计的构成性作用，注意偶然性因素和微小偏差对会计的影响；(3)允许各种视角和差异存在，从多个角度对会计进行全方位思索和考察，并在各种理论之间建立起对话和沟通的桥梁，力求使各种理论对会计的诠释达到伽达默尔所谓的“视界融合”，形成会计研究中各种观点和谐并存的局面。
结束语
在人文社会学思维方式下，会计研究的视角应该从会计的内部跳转出来，转向外部，“跳出会计看会计”，把会计置于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场域下，通过吸纳其他学科的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成果来丰富、完善自我，以适应动态、复杂和多变的经济社会的要求。
注释：
①第一次“认识论转向”是16世纪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社会科学从道德哲学中分化出来，科学逐步代替哲学进行本体的实证研究，留给哲学人类精神作用的研究领域；第二次是“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家们开始以语言为入口，通过分析语言来寻找哲学问题的症结；第三次是“解释学转向”。它意味着“从论证理性向理解理性的过渡”。解释学要求把问题置于一个包含传统在内的特定情境中来讨论，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
②即把传统的认识论研究中人们的意识(感性、理性和知性)如何认识对象，转到人类的认识能力本身，这意味着在研究方向上发生了180度的彻底转变。
③皮尔士(1839～1914)，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也是最早阐释符号现象的学者之一。
④建构主义中的极端派由此发展成为一种形式的唯心论。
⑤管理者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对会计职能就有不同的解读方式。
⑥视角主义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是带有视角性的，也就是说，知识的要求和知识的评价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框架之内，这种框架提供概念手段。按照视角主义的观点，任何人都不会直接观察到作为实在本身的实在，而以他们自己的倾向性来接近实在，其中含有他们自己的假定和先入之见。视角主义启示我们，任何客观性都是奠基于一定的视角之上的，试图寻找一种不以任何视角为理论前设的客观性，无异于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俞吾金，2002)韦伯虽然极力提倡“价值中立”观点，但是也承认存在“价值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