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改革者与传播媒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者论文,英格兰论文,新教论文,宗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格兰宗教改革(本文的讨论范围主要集中在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统治期间)是一场以宗教分歧为表现形式的政治经济权力变迁，对英格兰以国王为首的宗教—政治体系的确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当改革激发出一场激烈的宗教神学辩论时，正是印刷品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介①迅猛发展之际。在这场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冲突中，新教徒较之天主教徒更加有效地借助了新兴媒介的强大传播力推动改革的进程。关于印刷术与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关系问题，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分别从宗教改革史与印刷出版史(包括书籍史)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②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③虽然研究者大多接受“媒介的变革带来了重大的社会与文化影响”这一观点；然而，对于传媒如何发挥社会作用、如何理解这些结果的本质和所及的范围、新兴媒介与旧有媒介的关系等问题，仍广受争议。爱森斯坦等学者认为，以前的历史著述低估了印刷术的重要作用，进而提出“印刷术的出现是一场未被承认的革命”，即所谓“印刷革命论”；而对应的观点则认为，媒介仅是传播的载体，应更关注使用媒体的人。④笔者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前者具有较为浓郁的技术决定论色彩，而后者则过于轻视技术的作用，都有偏执一端的明显缺陷。彼得·伯克等人则主张，在适当的区分和限制下结合两方的观点。⑤笔者赞成第三种方式，即避免非此即彼的简单表态，而是要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与传媒技术特性互动的角度加以全面考量，即是将两种因素予以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显示印刷媒介的魅力与影响力。此外，本文拟借鉴伊尼斯“传播偏向”的理论，⑥围绕知识垄断与有组织力量之间的关系，尝试探寻宗教改革时期英格兰印刷媒介在时空偏向上的特性，以期更好地理解印刷媒介如何在这场宗教改革中发挥作用。 二、改革派政府与作为政治宣传品的印刷媒介 中世纪英格兰的知识主要由教会垄断，羊皮纸做的手抄本是教会实行垄断的主要知识载体，这种媒介适应修道制度的兴起，并流传数百年。这种手抄本在生产传播方式上的特质主要表现为经久耐用，但制作效率低下，产品数量有限，不利于流通传播，所倚重的是时间的延续性。⑦印刷术虽然在15世纪中后期已被引入英格兰，但由于印刷出版业在起初的数十年发展中仍主要依靠贵族的赞助，主要涉足领域为骑士文学、教育和宗教普及读物，总体来看，其生产与销售的社会化程度有限，并没有撼动天主教教会的知识垄断地位。但是，当由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案引起的一系列脱离罗马天主教统治、解散修道院以及确立国王为教会与世俗双重统治者的事件发生时，新教改革者意识到，要想顺利推进改革进程，就必须借助更加有效的传播手段以打破天主教的知识垄断体系。16世纪30年代的宣传活动，是由上述特殊压力所导致的现象。⑧印刷机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而沃尔塞通过授予王家印刷商以单独印制官方出版物的权利，确保了政府在印刷活动中的主导地位。但要发动一场有效的印刷品攻势，除了上述条件外，还需要一位深谙印刷媒介功能的行家——托马斯·克伦威尔满足了这一重要条件。尽管不能说克伦威尔发现了印刷媒介在政治上的潜力，但可以说他发起的运动确实开创了一片新天地。⑨为了阐明以新教改革者为首的政府在这场运动中的主导作用，笔者将考察的重点集中在两类印刷品上：一是受政府雇佣的作家的作品，二为由王家印刷商承印的作品。以上述标准来看，新教改革者对印刷机的运用首先是进行新教教义和思想的宣传，出版学术性和普及类论辩作品，为国王的宗教改革营造舆论氛围。 在克伦威尔正式发起这场运动之前，先由王家印刷商伯瑟莱特(Thomas Berthelet)印制了《意大利和法国最著名和卓越大学的决定，即一个男子迎娶其兄弟之妻是不合法的，教皇无权对此豁免》(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ost Famous and Excellent Universities of Italy and France,That it is Unlawful for a Man to Marry His Brother's Wife and the Pope Hath no Power to Dispense Therewith,1531年)。这部154页的印刷书首次阐释了王家对于娶兄弟之妻和教皇权限这两个重要问题的看法，其以《圣经》、教父作品、早期教会会议规定，以及中世纪权威著述中对国王有利的观点为主要内容，前言是八所外国大学提出的赞同意见。但因该书学术气息浓厚，文字沉闷隐晦，并未直接提及国王、王后或争论中的那场特殊婚姻，因而从宣传效果上看并不理想。 此后，克伦威尔亲自督导了相关论辩书籍的印制工作。⑩《真理之镜》(A Glasse of the Truthe，1532年)便是在他主导下印制的第一部有据可查的此类书籍。该书并没有对教皇在教会中的首脑地位提出挑战，而是反复强调教皇无权免除《圣经》中的律法。此外，书中首次提到了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即如果议会能够发挥“智慧与善意”，就会很快找到一条途径，从而为这件事提供指导，以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了强化宣传效果，该书在表达神学和宗教法学观点时，运用的是一位神学家与一位教会法律师之间对话的形式，这给人一种相互辩论的假象，而得出的又都是支持国王的观点，因而使读者获得强烈的带入感，其文字也更具可读性，国王的立场得到了生动而清晰的表述。在该书出版三个月后，克伦威尔便出台了《上诉法》(Act of Appeals)。克兰麦(Thomas Cranmer)则紧接着在1533年5月宣布了解除婚姻的最终判决。因此，我们可以说，印刷书在实际政策实行之前很好地完成了两大使命：捍卫国王离婚要求的正当性，并为既定的新路线铺设道路。(11) 1533年的形势发展使《真理之镜》也有些过时了，国王与安·博林的结合表明英格兰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已经趋于瓦解，当时政府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官方辩护。这年年底，伯瑟莱特印制了9篇以《由最令人尊敬的御前会议全体通过形成的条例》(Articles Devised by the Whole Consent of the King's Most Honourable Council)为题的小册子。在表述有关离婚、再婚和王家至上的问题时，该书“不仅是在劝诫，而且也在向国王忠诚的臣民告知真理”。有学者认为，这个小册子可能与1533年12月2日召开的一次重要御前会议有关，在这次会议上，政府同意采用多项措施传播新知。这一源起决定了小册子的基调。(12)条例本身都是简短的事实表述，从而表现出一种不容争辩的姿态。文中指出，没有人能免除上帝的律法，离婚因此是合法和必要的；法律的问题要在其提出之处就地解决；御前会议的地位高于所有主教；根据自然法，任何上诉要由罗马转向大会议；诸如国王提出的上诉，教皇无权继续过问，其革除亨利教籍的做法因此也是非法的；克兰麦的行为不仅正确，而且正如在王国境内证明的，是上帝所喜悦的；现今的教皇不值得尊敬。该条例对议会的作用特别重视，认为议会的赞成可增加政府行为的分量和权威性；对教皇则明显予以漠视。该小册子的态度与《真理之镜》相比明显强硬许多，并突出强调了英国人自行管理国家事务的不容争辩的权力。 改革的下一个步骤是要将王权凌驾于教会之上。在论证此问题时，两位王家牧师福克斯(Edward Foxe)和桑普森(Richard Sampson)以拉丁语出版的著作冲锋在前，(13)根据克伦威尔的一部备忘录衍生出的《一篇反对那些在角落里发牢骚的教皇制拥趸的短文》(A Little Treatise Against the Muttering of some Papists in Corners,1534年)，则用英语将该思想进一步普及。该文清楚地表明，政府对当时一些流言蜚语在国内四处传播的情况是有所掌握的。(14)这些流言蜚语主要是质疑改革开启后，对原先执行了数世纪之久的服从罗马教会做法的改变，一些人向往美好的往昔时代，并将英格兰出现的雨季和腐烂的作物理解为上帝的不悦。针对这一情形，这篇文章鲜明地指出，即使是古老的事物，也必须为真理让路。亦即，罗马教会攫取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未居于国王权威之上。该短文由伯瑟莱特印制，凭借其生动有力的语言而具备了一份成功宣传品的基本条件。(15)同时，通过这部印刷品从最初的拉丁语著作到克伦威尔形成小册子的全部过程可看出，通过印刷机为改革进行辩护和说服的宣传运作流程已经变得很流畅。 1536年，由于改革引发的利益分配不均等问题，英格兰国内陆续出现了民众的反抗行为，由林肯郡率先起事。国王对此马上做出了应对，出版了《对林肯郡叛乱者及反叛诉求的回答》(Answer to the Petitions of the Traitors and Rebels in Lincolnshire,1536年)。这篇“回答”严厉斥责了民众犯上作乱的冒犯行为，并全然拒绝听取他们的任何诉求，而且特别为两位改革派重臣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和克伦威尔做了辩护。这在当时发挥了一种政策声明的作用，并被广泛传播。随后，克伦威尔又让理查德·莫里森(Richard Morison)写出了《悲叹煽动叛乱所出现的毁灭性后果》(A Lamentation in which is Showed What Ruin and Destruction Cometh of Seditious Rebellion)，由伯瑟莱特于同年出版。莫里森在书中反复写道：“顺从是一名真正基督徒的标志”；“冲突，冲突，已经成为废墟，毒液……”当反叛蔓延至约克郡时，亨利马上又出版了《国王陛下对约克郡叛乱诉求的回答》(Answer made by the King's Highness to the Petition of the Rebels in Yorkshire)，基调与其上一篇“回答”完全一致。莫里森也马上完成了《一种对叛乱的补救》(A Remedy for Sedition)一书。在该书中，莫里森着力突出了一个主题，即秩序和等级制的益处。较之其上一部书中冗长繁复的谩骂与诋毁，这部书的风格更加清晰明了，将守法、权威和赞同的理念合而为一，从而确立了都铎时期国家政治哲学的基础。(16)应该说，国王及其政府正是有效借助了印刷机高效快捷的特性，才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对反抗行为进行舆论反制，也才牢牢控制了镇压“叛乱”的话语权，加快了应对国内动荡局势的反应速度。 同时，叛乱的兴起也令改革派意识到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1536年起，克伦威尔委派伯瑟莱特连续印制了10篇《国王钦定的条例，使基督徒保持稳定并团结在我们中间》(Articles Devised by the Kynges Highnes Maiestie,to Stablysshe Christen Quietnes and Unitie Amonge us)。另外，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的《一篇指导人民走向联合和顺从的训词》(An Exhortation to the People Instructing them to Unity and Obedience)，由于其中提出了一条宗教和政治的中间路线而引起国王、一些牧师和克伦威尔的注意。作者在上述人士的批评意见和指导下进行了重写，使该书具备了宣传价值，并在1536年4月付梓印刷。(17) 1538至1539年间，在国内叛乱渐次平息之际，英格兰的外部环境日益恶化。政府令印刷商在这一时期印制的诸多融合了爱国主义与新教思想的作品，无疑有利于激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凸显了英格兰宗教改革中蕴含的民族国家形成的因素。例如，借助法国人扬言入侵的紧迫形势，英格兰国教会在棕枝全日的布道上向信徒宣讲战争，同年由伯瑟莱特将布道词印制出版。另外，理查德·莫里森针对波尔(Reynold Pole)主教受教皇派遣阴谋颠覆国王统治的行径，创作了两部内容充实的作品《痛陈叛国罪的重大恶行》(An Invective against the Great and Detestable Vice of Treason,1539年)和《激发全体英格兰人保卫祖国的训词》(An Exhortation to Styrre all Englyshe Men to the Defence of Theyr Countreye,1539年)。前一部书引述《圣经》、马其顿和雅典的法律、西塞罗书信中的事例，证明叛国者没有好下场，虽然英格兰遭到围攻，但无所畏惧。后一部书从臣民协助国王的职责、教皇及其同党的虚弱，以及被历史所证明的英格兰在军事上的英勇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旨在让民众接受做好战争准备的思想。此外，莫里森的译著《战争的战略、战术与对策》(The Strategemes,Sleyghtes,and Policies of Warre)等鼓吹对法强硬的书籍也相继出版。(18)这些书的印行无疑进一步加大了英格兰与法国及罗马教廷之间的分歧。 亨利八世于1547年1月去世后，整个形势受爱德华六世政府中的少数人控制，他们由萨莫塞特公爵领衔，旨在贯彻一种适中而又完全是新教的措施。(19)伯瑟莱特此时可能出于年龄因素，已不再担任王家印刷商，并转而支持理查德·格拉夫顿(Richard Grafton)出任此职。虽然人事有所变动，但新晋统治者也充分意识到印刷品在维护君主政体和推动改革中的独特性。正是借助印刷品，萨莫塞特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麦最终将英格兰变成一个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新教国家。 与克伦威尔相类似，他们也关注到印刷品所具有的思想宣传功用。为了强化爱德华和亨利统治的连续性以及和平过渡的特性，格拉夫顿在1548年出版了爱德华·哈雷(Edward Halle)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家族的联合》(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ate Families of Lancastre & York)献给爱德华六世。这部编年史一直写到“高贵而英明的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书中强调了创立英格兰国教会是通往宗教正义大道的思想。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作为亨利八世的遗孀也在继续推动改革，在1547-1548年，她资助维彻奇(Edward Whitchurch)印制了两部堪称典范的作品：《一个不信奉者的悲叹》(Lamentacion of a Sinner)和伊拉斯谟的两卷本《〈新约圣经〉释义》(The Paraphrase of Erasmus upon the Newe Teatamente)，(20)以提醒人们信奉新教的必要性，并提供了正确理解《圣经》的方式。 改革派政府借助印刷品发起的攻势，有力冲击了天主教会原有的知识垄断，并加快了政府在影响舆论方面的反应速度。正如学者埃尔顿指出的，当新秩序受到攻击时，克伦威尔令其成员(利用纸张)摧毁对方，他非常集中、谨慎而含有目的地使用了印刷媒介以支持其政治行为。这是“欧洲范围内首次由政府发起的此类运动”(21)。改革者通过国家机器，使机械化知识屈从了权力的要求，(22)并力图使政府建立在舆论的基础上，从而掌握改革的话语权。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针对天主教印刷品的书报审查制度的不断完善，那么可以说，这一时期政府利用印刷品展开的宣传活动，其实质是借由打破旧垄断而建立一种新垄断。 三、新教改革者与英语《圣经》的传播 相比很多新教印刷品来说，英语《圣经》无疑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已经成为人们谈论这场变革时无法回避的主要问题之一。威克里夫早在14世纪便提出，为了更好地理解上帝旨意，需要使用本国语《圣经》。(23)然而，在天主教会的压力和羊皮纸书籍本身缓慢的制作流程等因素的制约下，15世纪的英格兰始终没有能够出现改革派人士所期望的英语《圣经》的大范围传播。到了16世纪20年代，这种情况终于发生了较大变化。威廉·廷代尔(William Tindale)、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等人借助印刷机的功能，使英语《圣经》在亨利八世和克伦威尔确定权威版本和专利系统之前便已在英格兰四处流通了。(24) 廷代尔受当时已经出现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印刷版《圣经》的影响，逐渐萌生出应该使《圣经》妇孺皆知的想法。他曾经写道：“我已经由经验得知，要使凡夫俗子信服真理是如何的不可能，除非以他们的母语将《圣经》明明白白展现在其面前，让他们可以亲眼读到《圣经》的内容并理解其中的意义。”(25)廷代尔辗转来到位于德意志西北地区的印刷业中心科隆。1525年，他与信奉天主教的印刷商彼得·昆泰尔(Peter Quentell)合作，偷印了一部由其根据路德版本翻译的英语版《新约圣经》。(26)该书随后在英格兰传播，这是首部使用英语印制的路德派文献。(27)需要指出的是，一向从事正统天主教印刷品业务的彼得·昆泰尔却开始印制这些“异端”译本，这种转变的一种可能性是其信仰的突然改变，现已无从考证；而另一种可能性则更大，即印刷商出于商业赢利的考虑，对这些产品在英格兰的销售充满信心。 廷代尔起先在科隆出版的这部《新约圣经》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其首部完整版《新约圣经》应该是与彼得·修埃佛(Peter Schoeffer)在路德派小城沃姆斯合作完成的，时间大概在1525年底或1526年初。(28)廷代尔的这个译本在内容上极富启迪性，他凭借出众的语言能力，直接译自《圣经》的希腊语版本，从而暴露了拉丁语《圣经》中的很多不足，并影响了数十年后詹姆士一世的《钦定本圣经》，甚至在当今的英文译本中仍可找到其当年的影子。这个版本的《新约圣经》一共印制了6000册。由于其形制小巧便于携带，可随着衣料货物一同被偷运进英格兰，读者只要花费少量现金便可获得一本，批发的话则更便宜。到1526年2月，有记录显示，一位名叫加内特的万圣节助理牧师已经开始在伦敦的蜜蜂小道上公开贩卖。(29) 在1526至1530年间，廷代尔又在德国学会了希伯来语。(30)之后，他依据希伯来文《圣经》开始新一轮翻译工作。1530年，他在安特卫普翻译出版了《摩西五书》(Pentateuch)，这是首部从希伯来语翻译的英语版本著作。其中，《创世纪》(The First Book of Moses Called Genesis)在1530年1月便开始在英格兰各地出现，在该书序言的开头还首次印上“W.T献给读者”的字样。此外，在《出埃及记》中附有11幅整页木刻画，它和《申命记》都是第一次进入英语印刷版《圣经》的正文。(31)此时，廷代尔在安特卫普的印刷商已由霍赫斯塔腾(Johannes Hoochstraten)变成了马丁·德·凯泽(Martin de Keyser)，后者是当时安特卫普最为重要的印刷商之一。(32)到了1534年，廷代尔重新修订了《新约圣经》，并完成了《旧约》中的“历史书”部分。该修订版于当年11月由凯泽出版。 在廷代尔英文版《圣经》出现之前，应该说英格兰民众基本无法接触到本国语《圣经》，人们通过聆听布道、观看教堂的彩绘玻璃画和挂毯，以及逐年上演的神迹剧才能对《圣经》故事略知一二。非英语印刷版《圣经》出现后，时任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为了防止出现其大范围传播的局面，曾经提议将整部《圣经》发给一些精心挑选的民众阅读，因这些人常常已垂垂老矣不可能聚众传播。(33)而廷代尔的英文版《圣经》则冲破了这种樊篱，使英格兰普通民众也能接触到《圣经》的内容，客观上为亨利八世后来推行宗教改革做了动员工作，打下了民众基础，这是廷代尔在宗教改革史上的最大功绩。 继廷代尔之后，另一位对16世纪前半期英文《圣经》的翻译出版作过重要贡献的人物要属科弗代尔了。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他是英格兰首批公开声称信仰《福音书》的人。他在希伯来语方面造诣颇深，不仅致力于英语《圣经》的翻译工作，而且还撰写了与《圣经》有关的各种书籍，其学说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新奇的，由此受到主教的憎恨并遭到迫害，被迫逃往低地国家。(34)科弗代尔怀抱着出版本国语《圣经》的强烈愿望，在16世纪30年代初期到达安特卫普，曾经同廷代尔一道工作。(35) 与廷代尔一样，科弗代尔当时的合作者也是马丁·德·凯泽。如前所述，这位印刷商通过印制诸种《圣经》版本从而对宗教改革产生巨大影响。到了1535年，科弗代尔的英语《圣经》终于被送上了印刷机。这个版本是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印刷版英语《圣经》，通常也被看作英语《圣经》的“头版”。(36)在该版《圣经》出现后不久，英格兰国内的政治和宗教政策又向着改革派进一步倾斜，国王及其权臣对此版《圣经》表现出较大兴趣。随着科弗代尔的译作在政治上受到肯定，印刷商的生产热情更加高涨，大大提升了这个版本的影响力。需要说明的是，虽然1535年版的《圣经》在英格兰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始终无法确定其印制地点，一说是在科隆，也有人认为是在马尔堡，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在苏黎世印行的观点。但是，书中的木刻画为这个谜团找到了答案。在这一版本的《出埃及记》中，配有一幅方舟图案，方舟周围是以色列人的帐篷，而四边都用荷兰语标明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此外，图案中帐篷的名称也与16世纪前半叶安特卫普的拼写法一致。(37)种种迹象表明，安特卫普最有可能是这部《圣经》的印制地。 1538年9月，克伦威尔向神职人员发布了一道指令，命令“最大篇幅的《圣经》”要“放置在各个教堂修道院的显眼之处，并细心保管，以使本教区信众可以便捷地看到并读到它”。全国各地随即遵照指令，在所有教堂的诵经台上都放置了这一作品。(38)这里所说的“最大篇幅的《圣经》”即“大圣经”(Great Bible)，是科弗代尔在克伦威尔直接赞助下出版的最新修订版。标题页中印有表现亨利八世的著名木刻画，图案中克兰麦与克伦威尔则在民众高喊“万岁”和“天佑君王”的口号中四处散发《圣经》。这一版本由佛朗索瓦·勒瑙(
Regnault)首先在巴黎开始印制。(39)随后，克伦威尔又指派专人督导印刷商维彻奇、格拉夫顿及其印刷工人的工作。该书是当时克伦威尔最为宏大的出版计划。政府的举措进一步掀起了出版英语《圣经》的热潮，据统计，在1535至1541年间，至少出现了14种英语《圣经》版本，另外还附带有《新约圣经》、《圣歌》的译本以及《箴言录》的两种版本。(40)在1540至1547年间，海外出版了逾40种英文书籍，其中将近1/4是《圣经》或其中的一部分内容。(41)此时，关于本国语《圣经》存在的合理性早已不再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大圣经”已经成为人们信仰生活中重要的一环，在后来的政权更迭中也保持屹立不倒。 当时，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阅读《圣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种阅读应以母语进行，不使用拉丁语，不假手教会。(42)虽然玛丽在位时期曾残酷压制所有新教作品的印制和阅读，但当时的英格兰读者想出了许多聪明的办法来逃避检查。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新教徒祖先就藏有一本属于禁书的英文版《圣经》。这本书被“用带子绑在一只折凳的凳面底下”。当家中开始祷告时，就将折凳翻搁在自己的膝上，向全家人诵读经文，并在带子下面翻动书页。这时，家里的一个孩子守在门口，只要看到教会法庭的官吏走来，便回来报告。于是，折凳被翻转过去放正，《圣经》也就像之前那样藏在凳面底下了。(43)与之前被动听讲的方式不同，这一积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天主教会对宗教观念的控制权，提供了个人独自理解《圣经》教义的机会。在《圣经》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和印刷商大量借用外来词汇，大大丰富了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表现力，而且在客观上“强化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语言壁垒’……并着手消除了任何特定的语言群体内部说话方式的微小差异”(44)。从这一时期英语版《圣经》的翻译出版历程还可以看出，社会对英语《圣经》的需求是促使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印刷商争相印制的主要因素，再次说明一种新媒介的推广离不开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从小规模地下出版到受到教俗政权公开支持的过程也表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会随着社会矛盾的转化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四、改革派教俗机构与发挥实际功用的印刷媒介 为了更加有效地将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各种禁令、税收表格和探访记录(visitation)也被送上印刷机。在克伦威尔要求下，各种王家禁令的印制活动在各个教区逐渐常态化。1535年，林肯主教约翰·朗兰(John Longland)下发了由印刷商约翰·白代尔印制的一份表格，命令教区牧师宣誓承认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首脑。索尔兹伯里的主教尼古拉斯·沙克斯顿让白代尔在1538年印制了一系列指令，“以便在索尔兹伯里附近出售”。1538年8月5日，里奇菲尔德和考文垂的主教罗兰·李曾写信给克伦威尔说：“我(们)已经在视察中为本教区提出了若干指令，一如其他高级教士做的那样，将其交给了印刷商伯瑟莱特先生，如得您首肯即将其付诸印刷。”(45) 对于印刷品发挥实际的收税功用，实则是为隐藏在宗教改革背后的利益调整提供了便利条件。从1534年之后，当主教座成为收取首年俸的主要机构后，朗兰、伯纳和其他很多主教纷纷开始利用印刷表格收取各种税费。现存最早的一份英格兰的印刷收据印制于1538年，旨在配合罗瑟索普教区牧师(Vicar of Rothersthorpe)的工作。(46)这是一种留有空白或“窗口”的印刷纸张，采用了一种手抄本表格形式，这种形式从1319年以来一直在英格兰教会管理中沿用，在王家管理机构中也有零星使用。克伦威尔主政时期进一步促成使用这种表格，对于税收工作来说有明显效果。例如，朗兰运用印刷机这一简便设备解决了税务管理的关键问题，因为它为收缴人提供了造价相对低廉的付款收据，而拿到印刷表格的纳税人可以表明他们是顺从的臣民。另外，之前的一些纳税人为了逃税而频频使用伪造收据，但政府在使用印刷收据后便有效禁止了这一行为，因为逃税者用于购买印刷机的花费远远高于其所逃税额。(47)从现有资料来看，因为每个教区的税收表格所用的字模不尽相同，而且在版面设计等方面也有差异，(48)或许当时很多教区都已拥有了各自的印刷设备，从而带动了印刷品的进一步普及，而这种普及配合了王权接收教会财产的改革进程，进而为奠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贡献了力量。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印刷品在规定宗教礼拜仪式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1547年4月，萨莫塞特公爵授予格拉夫顿特权，不仅可以印制“所有法令、法案、文告、禁令以及国王颁布的其他书册”，而且还能印行“国教会授权的有关宗教仪式或需要使用的各种布道词或讲道词”，主要是公共祈祷书和布道书。1547年7月31日，官方发布了一个文告，规定在举行宗教仪式期间，要宣读《讲道选粹》，每一座教堂都需在《圣经》旁边放置一本《〈新约圣经〉释义》，并使用亨利八世在1545年授权的初级读本。随后又发布文告重复强调宣讲《讲道选粹》，禁止使用其他任何布道书(1548年9月23日)。(49)此外，萨莫塞特和克兰麦还用《圣餐仪式的规定》(The Order of the Communion)重新界定了英格兰的礼拜仪式，由格拉夫顿在1548年3月8日印刷。 当然，在此方面最核心的文本无疑要数1549年出版的《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由维彻奇和格拉夫顿印行(前者印制的时间为1549年3月7日，后者是1549年3月8日)，后来还出现了1549年5月24日在伍斯特的版本以及1551年的都柏林版本。(50)实际上，早在中世纪晚期，礼拜仪式就已经需要大量书籍作为辅助工具。仅就弥撒来说，原先一个人必须有一本弥撒书、一本每日祈祷书、一部游行圣歌、一部轮唱集、一本日刊及一部仪式书。显然，这些书籍在同一仪式活动中有着不同的功用。当这些书被送进同一家印刷所印制时，印刷商很快就发现，各地的弥撒用书很不统一，这给印制工作造成很大的不便。因此，当克兰麦在1549年制作《公祷书》时，其最正当的理由便是制作经济，利于礼拜仪式的统一。这部《公祷书》吸纳了几乎所有公共礼拜仪式用书的内容，结为单本发行。克兰麦在《公祷书》的序言中“命令”道：“教区牧师在举行公共仪式时，不得使用其他书籍，只能使用这部书与《圣经》。”(51)他以强硬方式将该书发放给教士和世俗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不同人群对礼拜仪式的理解差异。 克兰麦不仅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奉行一种礼拜仪式，而且还下令在仪式过程中只采用英语。在由《公祷书》主导的仪式中，参加圣会的人们被鼓励用英语朗读《圣诗集》，并参加共同祈祷。(52)与此要求相匹配，印刷商在此期间印制了大量英语宗教印刷品。与印行英语《圣经》的效果类似，由于机械复制具有制作快速、内容统一以及传播范围广泛的特点，中世纪英语方言的多样性有所减弱，印刷内容的同一性、稳定性大为增强，并且由于英语表达方式的逐渐丰富，使广大民众能够切身感受到本国语言的庄重严谨，进一步巩固了英语作为权力语言的地位，并直接促成了拉丁语的式微。因此，我们看到国家权力在此过程中得到强化，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有了进一步提高。反观手抄本则限于其较低的可复制性和可传播水平，在提供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归属感”方面作用非常有限。 正是通过这些印刷品，再伴之以官方授意出版的其他各类初级读本，从而为人们制定了一种信仰生活的新规范。英格兰宗教改革者将民众从利用偶像和图画学习教义的方式，转换成通过阅读、聆听和朗读学习的方式。事实上，克兰麦并没有用一种新学说代替旧学说，而是用新书籍取代了旧书籍，这也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这场改革想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就某种意义来说，《公祷书》是一把理解英格兰宗教改革独特性的不能缺失的钥匙。(53)尽管克兰麦也采用了欧洲大陆的一些神学理论，但他很清楚，共同礼拜的经历才是英格兰国教的核心，也是宗教改革时期英格兰基督徒界定自身身份的源泉。他认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只有在礼拜仪式上达成统一才能转变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印刷术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并满足了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对疆域内实施有效统治的空间要求，而克兰麦没有让这个机会在自己眼前溜走。正因如此，有学者甚至认为，英格兰宗教改革更像是礼拜仪式和行为举止而非神学和思想上的运动。(54) 由于印刷媒介与手抄本相比，具有生产效率高、成本低廉、易于传递的特性，满足了这一时期英格兰宗教改革者向更多民众进行思想宣传和实际施政的需要。而改革者对印刷媒介的运用，发挥了印刷媒介在时效性上的优势，有力冲击了教会长期的知识垄断，并且有利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民族国家对空间的垄断。这应该被看作这一时期英格兰新教传播的时空特征，凸显了“快”(快速)和“狭”(相对于罗马教廷原先在空间上的影响范围)的因素。从英格兰宗教改革时期新教改革者对印刷媒介的积极运用来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即为了打破原有的知识垄断格局，谋求社会变革者与新兴媒介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关联性。 反观手抄本的相对没落，不但在于它较低的可复制性，而且其可传播水平也受到它与教俗权力以及赞助人之间关系的制约。手抄文化倾向于从一个拥有特权的生产中心向外传播，随着与这个特权中心距离的逐渐增加，它的权威和影响力便逐渐减弱。这种情况不但影响了手抄本的地位，也影响了各种权力机构展现其权威的形式，所以，教会与手抄本相结合的结构难以抵挡改革者与新兴媒介结合后的冲击力。 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其著作中曾指出，印刷术的出现有力地促进了全欧洲的宗教改革。(55)这一观点对传播媒介的作用着墨颇多，但忽视了传播过程中各个参与者传达的信息以及相应的机制。笔者更愿意强调的是，印刷媒介是在与有组织力量的“联合”中发挥效力的；而且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也要受到各个国家和地区自身社会文化特点的影响与制约。譬如，印刷术在很多欧洲国家内部发挥了空间整合的作用，但从整个欧洲范围来看，却更多地起了分裂的作用。又如，印刷术在阿拉伯地区、俄罗斯等地的传播受阻，与其宗教习俗及民众思想文化水平等因素相关。因此，在评判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时，需要从媒介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除了要关注媒介技术变革的影响外，更要对媒介传播过程中的个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机制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①从广义上说，媒介是指一种能够使传播得以发生的中介(intermediate agency)，但在实际应用中，该词的词义被更多地从大众传播的技术角度进行界定，用来表示实现大众传播的技术形式、方式和手段。参见T.奥沙利文编《传播和文化研究的关键概念》(T.O'Sullivan,ed.,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大英图书馆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页。本文所指的印刷媒介是指运用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制的各类印刷品。 ②以宗教改革史研究为基本出发点的代表性著作有：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G.R.Elton,Policy and Police:The Enforcement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omas Cromwell)，剑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大卫·劳德：《政治、审查制度与英格兰宗教改革》(David Loades,Politics,Censorship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印刷商出版社1991年版；让-弗朗索瓦·吉尔蒙主编：《宗教改革与书籍》(Jean-
Gilmont,ed.,The Reformation and the Books)，阿什盖特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等。以印刷出版史(包括书籍史)研究为基本出发点的代表性著作包括：吕西安·费夫贺、亨利-让·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L'apparition du livre)，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58年版；科林·克莱尔：《欧洲印刷史》(Colin Clair,A History of European Printing)，学术出版社1976年版；伊丽莎白·L.爱森斯坦：《近代早期欧洲的印刷革命》(Elizabeth L.Eisenstein,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洛特·海林加、J.B.特拉普主编：《剑桥不列颠书籍史》(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1400-1557)第3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③孙宝国：《18世纪以前的欧洲文字传媒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项翔：《近代西欧印刷媒介研究——从古腾堡到启蒙运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焦绪华：《英国早期报纸史研究》，南京大学历史系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沈固朝：《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金锋：《都铎王朝图书审查制度探微》，《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④阿萨·勃里格斯、彼得·伯克著，李明颖等译：《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络的时代》，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80页。 ⑤但遗憾的是伯克等人并未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⑥传播偏向论是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奠基人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学说。根据由技术变迁出现的各种媒介的不同特性，伊尼斯将媒介大致分为两类：有利于空间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延续的媒介。比如，石刻文字和泥板文字耐久，其承载的文字具有长期性。但是，它们不容易运输、生产和使用。相反，莎草纸和纸张轻巧，容易运输，方便使用，能够远距离传播信息，但其所承载的信息不利于保存，比较短暂。由于不同的传播媒介具有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的偏向，因而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即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参见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及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⑦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第39—40页；阿萨·勃里格斯、彼得·伯克著，李明颖等译：《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络的时代》，第11—12页。需要说明的是，限于中世纪与近代早期英格兰人口中识字率水平较低，口语依然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传播媒介，但教俗机构倚重手抄本是展示其权威性的主要手段。 ⑧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171—216页。 ⑨帕梅拉·内维尔-辛夫顿：《印刷出版、政治与宗教》(Pamela Neville-Sinfton,“Press,Politics and Religion”)，洛特·海林加、J.B.特拉普主编：《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3卷，第576页。 ⑩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177页。 (11)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179页。 (12)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180页。 (13)福克斯(John Foxe)的《论述王家新教与教会之间差异的经典作品》(De Vera Differentia regiae potestatis et ecclesiasticae...opus eximium)，是从《圣经》、教父作品和适宜的中世纪论辩家作品中撷取出的大量段落的汇总，以说明教会的权力属于国王。作为王家礼拜堂教长的桑普森出版的这份《集祷经》(Oratio)，应该直接取自其在讲道坛上的布道内容。两部作品均由伯瑟莱特印制。 (14)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183页。 (15)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185页。 (16)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202页。 (17)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193页。 (18)帕梅拉·内维尔-辛夫顿：《印刷出版、政治与宗教》，洛特·海林加、J.B.特拉普主编：《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3卷，第596页。 (19)大卫·劳德：《书籍与1558年以前的英格兰宗教改革》(David Loades,“Books and the English Reformation prior to 1558”)，让-弗朗索瓦·吉尔蒙主编：《宗教改革与书籍》，第282页。 (20)帕梅拉·内维尔-辛夫顿：《印刷出版、政治与宗教》，洛特·海林加、J.B.特拉普主编：《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3卷，第598—599页。 (21)G.E.埃尔顿：《政策与管理：托马斯·克伦威尔时期宗教改革政策的施行》，第206页。 (22)哈罗德·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第169页。 (23)A.赫德森：《罗拉德派及其书籍》(A.Hudson,Lollards and Their Books)，汉姆布莱登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184页。 (24)帕梅拉·内维尔-辛夫顿：《印刷出版、政治与宗教》，洛特·海林加、J.B.特拉普主编：《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3卷，第591页。 (25)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吴昌杰译：《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35页。 (26)S.H.斯坦伯格：《印刷史500年》(S.H.Steinberg,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企鹅出版社1974年版，第62—63页。 (27)大卫·丹尼尔：《威廉·廷代尔，英语〈圣经〉和英语语言》(David Daniell,“William Tyndale,The English Bible,and The English Language”)，O.奥沙利文主编：《作为书籍的〈圣经〉：宗教改革》(O.O'Sullivan,ed.,The Bible As Book:The Reformation)，大英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40页。 (28)大卫·丹尼尔：《威廉·廷代尔，英语〈圣经〉和英语语言》，O.奥沙利文主编：《作为书籍的〈圣经〉：宗教改革》，第43页。 (29)G.汤森德编：《约翰·福克斯的〈殉道者之书〉》(G.Townsend,ed,Act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西利出版社1885年版，第421页。 (30)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廷代尔不懂希伯来语，其工作仅仅是将路德版《圣经》译成英语。但根据大量印刷本文字证据显示，他对路德的希伯来文译本非常熟悉，而且也经常借重于其中的单词和语法。事实上廷代尔本人的希伯来文水平非常出色。参见大卫·丹尼尔《威廉·廷代尔，英语〈圣经〉和英语语言》，O.奥沙利文主编《作为书籍的〈圣经〉：宗教改革》，第42页。 (31)大卫·丹尼尔：《威廉·廷代尔，英语〈圣经〉和英语语言》，O.奥沙利文主编：《作为书籍的〈圣经〉：宗教改革》，第42页。 (32)吉多·拉特里：《1535年科弗代尔〈圣经〉及其安特卫普源头》(Guido Latré,“The 1535 Coverdale Bible and Its Antwerp Origins”)，O.奥沙利文主编：《作为书籍的〈圣经〉：宗教改革》，第91—92页。 (33)托马斯·莫尔：《关于异端的对话》(Thomas More,“A Dialogue Concerning Heresies”)，托马斯·M.C.劳勒编：《圣托马斯·莫尔作品全集》(Thomas M.C.Lawler,ed.,The Complete Works of St Thomas More)第6卷第1部，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1页。 (34)吉多·拉特里：《1535年科弗代尔〈圣经〉及其安特卫普源头》，O.奥沙利文主编：《作为书籍的〈圣经〉：宗教改革》，第97页。 (35)J.F.莫兹利：《科弗代尔和其〈圣经〉》(J.F.Mozley,Coverdale and His Bibles)，拉特沃斯出版社1953年版，第5—6页。 (36)吉多·拉特里：《1535年科弗代尔〈圣经〉及其安特卫普源头》，O.奥沙利文主编：《作为书籍的〈圣经〉：宗教改革》，第89页。 (37)吉多·拉特里：《1535年科弗代尔〈圣经〉及其安特卫普源头》，O.奥沙利文主编：《作为书籍的〈圣经〉：宗教改革》，第95页。 (38)J.F.莫兹利：《科弗代尔和其〈圣经〉》，第114页。 (39)帕梅拉·内维尔-辛夫顿：《印刷出版、政治与宗教》，洛特·海林加、J.B.特拉普主编：《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3卷，第592页。 (40)大卫·劳德：《书籍与1558年以前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让-弗朗索瓦·吉尔蒙主编：《宗教改革与书籍》，第281页。 (41)大卫·劳德：《书籍与1558年以前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让-弗朗索瓦·吉尔蒙主编：《宗教改革与书籍》，第272页。 (42)史蒂文·罗杰·费希尔著，李瑞林、贺莺、杨晓华译：《阅读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5页。 (43)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吴昌杰译：《阅读史》，第161页。 (44)S.H.斯坦伯格：《印刷史500年》，第88页。 (45)大卫·劳德：《书籍与1558年以前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让-弗朗索瓦·吉尔蒙主编：《宗教改革与书籍》，第287页。 (46)大卫·劳德：《书籍与1558年以前的英格兰宗教改革》，让-弗朗索瓦·吉尔蒙主编：《宗教改革与书籍》，第289页。 (47)阿瑟·J.斯莱文：《印刷术与都铎革命》(Arthur J.Slavin,“The Gutenberg Galaxy and the Tudor Revolution”)，杰拉德·P.泰森、西尔维娅·S.瓦根海姆主编：《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与文化》(Gerald P.Tyson and Sylvia S.Wagonheim,eds.,Printing and Culture in the Renaissance)，大学联合出版社1986年版，第101页。 (48)阿瑟·J.斯莱文：《印刷术与都铎革命》，杰拉德·P.泰森、西尔维娅·S.瓦根海姆主编：《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与文化》，第102页。 (49)帕梅拉·内维尔-辛夫顿：《印刷出版、政治与宗教》，洛特·海林加、J.B.特拉普主编：《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3卷，第599页。 (50)帕梅拉·内维尔-辛夫顿：《印刷出版、政治与宗教》，洛特·海林加、J.B.特拉普主编：《剑桥不列颠书籍史》第3卷，第601页。 (51)《爱德华六世的第一和第二祈祷书》(The First and Second Prayer Books of Edward Ⅵ)，J.M.丹特出版社1977年版，第Ⅰ—Ⅳ页。 (52)小约翰·N.沃尔：《英格兰宗教改革与印刷革命：“印刷术将福音书教义传向所有国民”》(John N.Wall,Jr,“The Reformation in England and the Typographical Revolution:‘By this Printing...the Doctrine of the Gospel Soundeth to All Nations'”)，杰拉德·P.泰森、西尔维娅·S.瓦根海姆主编：《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与文化》，第212页。 (53)小约翰·N.沃尔：《英格兰宗教改革与印刷革命：“印刷术将福音书教义传向所有国民”》，杰拉德·P.泰森、西尔维娅·S.瓦根海姆主编：《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与文化》，第214页。 (54)小约翰·N.沃尔：《英格兰宗教改革与印刷革命：“印刷术将福音书教义传向所有国民”》，杰拉德·P.泰森、西尔维娅·S.瓦根海姆主编：《文艺复兴时期的印刷与文化》，第208页。 (55)伊丽莎白·L.爱森斯坦著，何道宽译：《作为变迁动因的印刷业：近代早期欧洲的传播与文化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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