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预警系统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风险预警的理念
未来社会秩序的不确定性
1995年，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各国首脑会议，主要议题是加强社会融合、减少贫困与扩大就业。这从正面揭示了当代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三大社会问题：冲突、贫困与失业。其中什么问题最大？是社会冲突。贫困、失业既是与冲突同时存在的社会现象，又是冲突引发、持续甚至激化的重要原因。
本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性的战争，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曾经疯狂地破坏过国际社会的秩序，激起了一次又一次猛烈的社会震荡，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家庭悲剧。战争与和平——这个古老而新鲜的主题，今天仍然存在。但人们注意力的重心已经移向国内社会冲突，即更多地关心种族之间、民族之间、团体之间、人际之间的冲突。因此，社会融合成为政府行为的基本取向与追求目标。
社会冲突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即一定范围与时间内的社会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乱。因而，它是一种社会风险。当我们把社会冲突看作社会风险时，内含两重意义：第一，是破坏性，即冲击或影响现存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以至社会制度。第二，是不确定性，即社会冲突爆发的时刻、形式和结果存在多种可能性。
社会风险是社会所难于承受的损失或影响。我们对风险的理解有以下三个要点：（一）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事件发生的不确定之客观体现；（二）风险是“可测定的不确定性”；（三）风险并非只是在实现决策时带来的损失，而且也指偏离决策目标的可能性。具体的经验研究应重视以下五个特点：预期的危险；决策和实施决策的失败；由于不良因素或偶然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主体不希望产生的结果的可能性；与现实决策相关的损失；偏离既定目标的可能性。
本世纪末与下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某些不愿发生的事件。目前，中国社会冲突的因素有所滋长，社会不稳定的某些特征日趋突出。我们一定要对未来的社会风险保持清醒的头脑。
社会稳定预期
社会风险是国家风险的一种重要形式。现代社会的国家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按照西方学者的一般理解，政治风险是一个国家可能与另一个国家发生战争或因外敌入侵、内战、恐怖事件而造成动乱、意识形态分歧、经济利益冲突、地区性冲突以及党派斗争等因素造成的风险；社会风险是所得分配不均、发生天灾、政府施政对抗、结社群斗、失业人口增加造成社会不安、宗教纠纷、社会各阶级对立、社会发生内争等因素引起的风险；经济风险是经济萎缩、罢工、失业率增加、生产成本大幅上升、出口收入剧减、出口竞争能力低落、外销价格大幅滑落、粮食与能源进口大幅上升、外汇枯竭、货币大幅贬值等因素发生的风险。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经济风险意味着在实现经济决策时可能出现亏损。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Marshall）和庇古（A.Pigou）创立了新古典主义的风险理论。这一理论的根据是边际效用。按照边际效用，必须选择一种能够保证预期的利润在较小幅度内波动的经济形式。
社会学者具有与经济学者相似的兴趣，关注社会稳定的前景与可能性空间。这种兴趣，我把它称之为“社会稳定预期”。经过十年“文革”的动乱，中国人普遍感受到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社会稳定预期有两个层面：在民众方面，主要表现为对生活秩序与职业保证的扩张性企求；在政府方面，主要表现为对犯罪、突发事件的抑制性企求。社会稳定预期是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社会稳定预期愈是强烈，社会稳定的局面愈有可能达成。因此，培育全民的社会稳定预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社会学者还关注社会稳定预期的实现问题。社会学者建构社会风险理论是为了选择一种能够保证预期的社会稳定性在较小幅度内波动的社会结构、制度与机制。
适度社会成本
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格局调整，必然会影响某些既得利益者。思想观念的交锋，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争论，归根到底还是“利益占上风”。既得利益者的“被剥夺感”，与利益重新分配中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都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内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甚至反抗行动。要让每一个人都拥护改革，是不现实的。但没有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由于少数人对改革举措不理解或暂时利益受损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是改革的一种社会成本。中国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目前正在向社会体制领域推进，其中政府机构改革力度显著加大，公务员队伍将精简一半。这也会引起相当大的社会震动。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较多地涉及民众利益的话，那么社会体制改革可能更集中地涉及部分干部的利益。改革需要广大干部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体制改革的成本有可能比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大。
改革也是一种制度创新，而新旧制度的更替往往会出现某些“空隙”，形成“体制洞”。“体制洞”是社会不正之风与腐败的重要根源。而腐败与不正之风的滋生，会严重影响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侵蚀社会管理的权威。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腐败现象的这类消极后果，他在“北京风波”之后说过：“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0页。）
改革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能超出社会的承受力。社会可承受的代价，即是适度社会成本。社会承受力主要取决于政府和社会组织消化改革成本的能力；其次取决于民众对改革的理解与支持程度。
非均衡社会
中国社会的非均衡性还在加剧。首先，表现为收入的分化。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拉大，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分配机制的改革。过去，初次分配采取单一的按劳分配形式，收入比较平均。现在，多种所有制共存，要素分配形式不断扩张，愈来愈多的人获得了资本收益。要素分配将推动收入进一步分化。
第二，表现为财富多寡。财富差距一般大于收入差距。家庭的金融资产与房产，是增值性的财富。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人们的得益并不相同。由于单位财力、本人职级的差别，各个家庭所购买的住房差别是不小的。同时，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的某些干部利用手中的职权谋私、贪污受贿，积蓄了较多的私产。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先富了起来，拥有比一般邻里多得多的家庭财富。
第三，表现为职业有无。当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失业、下岗人员有增多的趋势。失业、下岗人员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与比重，从而扩张了社会结构的下层。
社会失衡是社会风险的结构性原因。已经开始失衡的社会还将进一步失衡，这就是当前我国社会的结构性趋向，我们必须抑制这一趋向。否则社会风险就要加大。
早期预警
社会风险的爆发，往往是突然的，但它的发生与发展，则有一个过程。等到社会动乱爆发以后再来处置，就迟了。即使再善于处置，也只能减少损失，而不能避免损失。要避免损失，社会必须具有早期预警机制。
早期预警机制，首先是社会运行的监测机制。通过监测及时发现警情的征兆，准确把握警情的走向与发展速度。第二，是警报机制。当监测结果显示社会出现警情征兆时，立即向政府或公众发出警报，以提醒大家重视。第三，是快速反应机制。即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消除警源，抑制警情。
社会风险指标的设置
社会领域究竟有多少风险因素？为了便于监测与控制，应设置指标体系。西方学者首先设置经济风险指标体系，60年代以来提出了一些社会不安评估指标体系。
1961年，埃·蒂里阿基安提出了社会动荡发生的经验指标：（一）都市化程度的增长；（二）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它的社会限制的消失；（三）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这些指数是预测社会风暴的特殊晴雨计。这种晴雨计具有间距的刻度，其中零的数值是任意的，而数值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蒂里阿基安认为，“零”点是某种假定的“乌托邦”的状况，不存在能够导致社会体系改变的紧张状况，体系的任何一个分子，任何一个集团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另外的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不存在道德同现实经验活动之间的矛盾，社会是“同质的道德统一体”。“一”点是危机关头、革命的顶点、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和“反常”，旧的制度化结构遭受破坏的时刻，“构成旧社会的道德共同体破裂了”（注：埃·蒂里阿基安：《社会性变化的模式及其主导的指示器》，载《整个社会的研究》，纽约，花园城1961年版。）。
1976年，爱茨（Estes）和莫根（Morgan）提出， 一国的社会不稳定性程度可从以下6个方面来估量：（一）反映与一国宪法、 官方文件和主要的政府政策声明中的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二）通过标准的统计报告程序所反映的一国内个人需求的水平；（三）为满足一国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四）一个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的程度；（五）一个社会内支持或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六）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销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
1984年，理查德·爱茨提出，社会不稳定性在下述国家中被认为最高：（一）社会组织中的杰出人物专权；（二）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三）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少；（四）政治上不稳定；（五）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 （六）传统文化力量处于崩溃状态。 （注：Estes,Richard J.1984.The Social progress of Nations. New York:Praeger.）
1989年，我提出了“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SREWS）。 这个系统包括四个子系统：（1）痛苦指数体系：失业率、通货膨胀率、 收入增长率；（2）腐败指数体系：渎职方式、受惩干部职务、 受惩干部人数；（3）贫富指数体系：绝对收入差距、相对收入差距、 贫困线下人口比率、富人致富方式、富人消费方式；（4 ）不安指数体系：政策变动指数、激进言论指数、牢骚指数，怠工指数、骚动指数。（注：宋林飞：“少数人闹事”与早期警报系统”，载《青年学者》1989年第1期。）
1995年，我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包括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五大类49个（注：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载《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详见下表：
表1 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标体系（SRSS）
风险领域
警源指标警兆指标
经济 失业率(R1)
抢购风(S1)
通货膨胀影响率(R2)挤兑风(S2)
贫困率(R3) 怠工(S3)
企业亏损率(R4)
抛荒(S4)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R5)
城市居民收入差距(R6)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R7)
政治干部贪污(R8) 牢骚(S5)
干部渎职(R9) 激进言论(S6)
政策变动频率(R10)
政策后遗症(R11)
社会 犯罪率(R12)小道消息(S7)
离婚率(R13)劳动争议(S8)
污染与破坏事故(S9)
人口流动率(R14) 非制度化团体(S10)
自然环境 严重灾害(R15) 农业食品短缺(S11)
国际环境 世界经济衰退(R16) 经济摩擦(S12)
严重物价波动(R17) 政治争论(S13)
意识形态对立(R18)
风险领域警情指标
经济集体上访(E1)
集体静坐(E2)
集体罢工(E3)
政治行政诉讼(E4)
政治集会(E5)
游行示威(E6)
社会恶性侵犯事故(E7)
暴力群斗(E8)
团体犯罪(E9)
宗教冲突(E10)
民族冲突(E11)
动乱(E12)
自然环境生命损失(E13)
财产损失(E14)
生产损失(E15)
国际环境经济制裁(E16)
政治干涉(E17)
敌对行动(E18)
这些指标所指涉的内容，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风险的根源、征兆或表现。但有一部分指标没有现成的统计指标与之对应或换算，需要专门调查与评估，因而难于量化与操作。
利用各部门现行的公开与内部统计指标，设置社会风险监测与预警指标体系，最为切实可行。按照这一思路，我近年来设计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分七大类40个指标：
1.收入稳定性
收入预期相关指数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度
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度
城镇居民生活费上升超过收入增多的比率
农民生活费上升超过收入增多的比率
2.贫富分化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地区人均收入差距
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变动度
3.失业
失业率
失业率变动度
失业平均时间
失业平均时间变动度
失业保障力度
失业者实际困难度
4.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变动度
城镇通货膨胀压力
农村通货膨胀压力
5.腐败
干部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变动度
平均每件案件金额变动度
受惩干部平均职阶变动度
受惩干部人数变动度
受惩干部比率变动度
6.社会治安
刑事犯罪率
刑事犯罪率变动度
重大刑事犯罪率
重大刑事犯罪率变动率
7.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出现频率
突发事件出现频率变动度
突发事件平均规模
突发事件平均规模变动度
突发事件涉及面
突发事件涉及面变动度
突发事件总数变动度
突发事件参与人数变动度
这七类指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社会风险孕育、发展与外在化表现的过程。为了计量的方便，我把七类指标整块分别列入社会风险的不同阶段。其中，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与腐败列为警源指标，失业与通货膨胀列为警兆指标，社会治安与突发事件列为警情指标。
表2 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
警 源警 兆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动度失业率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度 失业率变动度
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度 失业平均时间
城镇居民生活费与收入增长比率 失业平均时间变动度
农民生活费与收入增长比率 失业保障力度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失业者实际困难度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通货膨胀率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通货膨胀率变动率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城镇通货膨胀压力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农村通货膨胀压力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地区人均收入差距
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变动度
干部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变动度
平均每件案件金额变动度
受惩干部平均职阶变动度
受惩干部人数变动度
受惩干部比率变动度
警 源 警 情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动度 刑事犯罪率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度 刑事犯罪率变动度
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动度 重大刑事犯罪率
城镇居民生活费与收入增长比率 重大刑事犯罪率变动度
农民生活费与收入增长比率 突发事件出现频率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突发事件出现频率变动度
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突发事件平均规模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突发事件平均规模变动度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突发事件涉及面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突发事件涉及面变动度
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变动度 突发事件总数变动度
地区人均收入差距 突发事件参与人数变动度
地区人均收入差距变动度
干部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变动度
平均每件案件金额变动度
受惩干部平均职阶变动度
受惩干部人数变动度
受惩干部比率变动度
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运行量化
采用简单分类评分法，对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各个指标进行量化处理。各个指标均使用五级计分法，设五个分值：1、2、3、4、5。
表3 社会风险预警警级评估
警评分类警 级
轻警中警重警 巨警
(绿灯) (蓝灯) (黄灯)(红灯)
警源18～36
37～54 55～7273～90
警兆10～20
21～30 31～4041～50
警情12～24
25～36 37～4849～60
总警40～80
81～120121～160 161～200
综合判断对策 安全 注意治理 应急
警源指标18个，总分为18～90。其中为18～36为轻警区，37 ～54为中警区，55～72为重警区，73～90为巨警区。
警兆指标10个，总分为10～50。其中，10～20为轻警区，21～30为中警区，31～40为重警区，41～50为巨警区。
警情指标12个，总分为12～60。其中12～24为轻警区，25～36为中警区，37～48为重警区，49～60为巨警区。
全部指标40个，总分为40～200。其中为40～80轻警区，81～120为中警区，121～160为重警区，161～200为巨警区。
社会风险预警对策
1.注意
当总警级进入中警区（蓝灯）时，政府与社会管理部门应采取注意对策，即对警源、警兆、警情给予关注。首先，应注意主要警情。其次，应注意主要警情的主要原因。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社会风险形式是少数人闹事，又称突发事件。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少数人闹事可以分几种性质与处理方法：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该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可以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4页。）。
当前，我国突发事件有以下三个特征：（1 ）极大多数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主要是工资福利、归还集资、房屋拆迁补偿等。（2 ）极大多数发生在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单位。（3）规模较小、 持续时间较短、涉及范围不广。
2.治理
当总警级进入重警区（黄灯）时，政府与社会管理部门应采取对策，即采用有效措施遏制警源、警兆与警情的发展势头。治理主要有三招：一是对刑事犯罪等应加大打击力度，关键在于提高破案率，增强威胁力；二是对职工集体上访等突发事件，应制订有关政策与规定，认真帮助民众解决实际困难；三是治本，消除或控制主要警源与警兆。
3.应急
首先，是实施应急预案。预案的编制与修订应在黄灯亮时即开始着手，一旦红灯亮即付之实施。第二，集中人力、财力、物力，重点解决最突出的问题。第三，钝化矛盾，缓和紧张局面。
结论
近年来，我国经济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效，出现了持续增长与低物价的运行状态。但是，就业问题日趋突出，已经成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制约因素。当前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应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向遏制失业与下岗人员增多的趋势。各种经济指标的安排、改革举措的出台，都要首先服从这个目标。在我国市场经济整个发育过程中，失业与通货膨胀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难题。这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具有共性的现象。美国80年代有一本畅销书《总统经济学》，作者是在理查德·尼克松任期内担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和主席的赫伯特·斯坦。在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罗斯福到里根，总统经济学的历史，大致就是一部历届总统都试图对付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但又并未认清它们或没有处理好二者之间关系的历史。过去，我国政府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作了许多探索，积累了一些成功的做法。今后，我们要在抑制失业方面创造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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