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宁粤语的状貌词看汉语方言与民族语言的接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状貌论文,粤语论文,汉语论文,南宁论文,方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不少学者都论证过：南宁粤语的形成可以直接追溯至清代中后叶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移民（欧阳觉亚1995、李锦芳2000、洪波2004等）。这种由于人口的迁移而造成的方言分化，“是典型的谱系树式的分化”（麦耘2009：228）。目前我们基本已经掌握了清末广州粤语（以下或简称为“早期粤语”），即南宁粤语祖语的近亲的语言面貌。①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南宁粤语和早期粤语分家以后，产生了什么变化：部分是由语言内部驱动而来的，但更大的一部分相信和语言接触有关。谢建猷（1994）、欧阳觉亚（1995）和郭必之（2010）等曾先后指出，南宁粤语以动词短语或形容词短语后的“多”表程度的加剧（如“佢怕人识多”[他很怕人家知道]）、以动词短语后的“去”表结果或趋向（如“啲雨落到天光去”[雨下到天亮]）、以动词短语后的“攞”表手段或方式（如“有畀就偷攞”[不给就偷]）等现象、以及独特的“述语+宾语+结果补语”结构（如“台风吹阿间屋冧晒”[台风吹倒了这房子]），统统都可以在壮语这种广西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民族语言中找到模式（model）。②本篇讨论的焦点是动词或形容词后的状貌词（ideophone，expressive）。③我们会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说明南宁粤语状貌词特点的来源，解释状貌词的形成过程，以及揭示有关例子为接触语言学所带来的启示。
“状貌词”是一种以声音模仿形状、颜色、气味、动作等的特殊语类，在藏缅语、苗瑶语、壮侗语以及属于汉语方言的闽语、粤语、平话里都十分普遍（T’sou 1978、李如龙1984、孙天心、石丹罗2004、李云兵2006等）。其中壮语和粤语的状貌词讨论得比较多，人们也比较熟悉。由于在壮语和粤语中，状貌词总是在实词的后头出现，所以很多学者都把它称作“后附音节”（如覃国生1981、冯英2005）或“词缀”（如李新魁等1995，林亦、覃凤余2008）。本文采用“状貌词”这一叫法，希望有利于跨语言的研究。
粤语似乎从来都不乏状貌词的例子，而现代广州粤语的状貌词则基本上保留了早期粤语的原貌。之所以说“保留”，是因为两个时期的状貌词都有下面几个特点：（1）都以重叠的形式出现；（2）以形容词后附为主；（3）以ABB式为主（“A”代表形容词或动词，“BB”代表后附的状貌词，下同），也有少数BBA式和ABb式（“B”和“b”不完全同音，但具双声或叠韵关系）；④（4）语义一般比原式（“A”）强，而且含感情色彩。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早期粤语的状貌词在现代广州粤语中依然可以找得到。下面是其中6个例子：
（1）早期粤语：青卑卑（Ball 1907：147）‘Tender green’⑤
（2）早期粤语：光撑撑（Ball 1907：147）‘Bright’
（3）早期粤语：窄啮啮（Ball 1907：147）‘Narrow’
（4）早期粤语：鞋霎霎（Ball 1907：147）‘Rough’
（5）早期粤语：嬲炮炮（Ball 1907：148）‘Angry’
（6）早期粤语：疏lak kw'ak（Ball 1907：148）‘Loosely（placed）’
我们相信，早期粤语的状貌词和现代广州粤语的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二、南宁粤语状貌词的特点
南宁粤语的状貌词数量上要比广州粤语的多，出现的环境上也跟广州粤语的有较大的不同。⑥这些相异之处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在南宁粤语里，同一个形容词或动词，后头往往可以搭配四五个读音有一定关联的状貌词。不同的组合，语义可能有细微的差别。
（7）的感情色彩显然是通过韵母元音开口度的大小表现出来的，或者可称之为“元音象义”。（7a）的状貌词，韵母开口度大，所描绘的是放声痛哭，而且持续不断；（7b）、（7c）和（7d）的状貌词，韵母开口度较小，所描绘的是低声抽泣的样子（林亦、覃凤余2008：265）。早期粤语和广州粤语的形容词或动词一般只配一个状貌词，少数能配两个，但像南宁粤语那种能配上四、五个，而且能反映“元音象义”的，则非常罕见。⑦
第二，南宁粤语的状貌词不单出现在形容词之后，也大量地出现在动词甚至是动词性短语（皆属述宾结构）的后头，用以描述动作所发出的声音、状态或连续性。例如：
早期粤语和广州粤语中，能接状貌词的动词只有“笑”等几个，动词性短语都不能接。
由于南宁粤语状貌词的功能独树一帜，因此谢建猷（1994）和欧阳觉亚（1995）早就怀疑它不是从语言内部发展而来的，而是跟周围壮语接触的结果。本文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认为需要作更详细的论证。以下先介绍壮侗语的状貌词，接下来会解释语言接触如何使南宁粤语的状貌词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加丰富。
三、壮侗语的状貌词和南宁粤语状貌词的联系
讨论语言结构的演变时有一个倾向：先寻求内部的动因，如果真的找不了，才去考虑外部因素的可能性。⑧上文提出那些南宁粤语状貌词的例子，⑨在早期粤语中完全找不到来源，而内部的演变机制也似乎不足以解释它们的现状，于是我们唯有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南宁粤语和壮语有长期的接触关系，壮族的语言转换者也是南宁粤语人口的重要构成部分（郭必之2010）。
壮语、侗语、水语（冯英2005）、毛南语（Lu 2008）、傣语（罗美珍2008）、寮语（Enfield 2007）这些壮侗语族语言都有丰富的状貌词。关于它们的特点，前人已有细致的考察，这里不一一重复。本节仅就几个和南宁粤语相关的现象作简单的讨论。资料方面，会以壮语和侗语为主。⑩
大部分壮侗语的状貌词除了以“ABB”中“BB”的形式出现外，还有非重叠式（见19a）、以及和其他状貌词组成的复合形式（19c-e）。试看武鸣壮语（韦庆稳、覃国生1980：38）“跳”这个词后的状貌词：（11）
有些词像
“挂”、
“走”甚至能带三音节固定格式的状貌词（韦庆稳、覃国生1980：39）。假如像我们所说，南宁粤语状貌词的发展曾经受过壮侗语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似乎只局限在“量”的方面，类型方面其实没有什么改变。也就是说：南宁粤语受壮侗语的影响，原有的“ABB”式变得活跃、能产，但一些粤语里没有的形式如“AB”却不会因此而引进过来。
陆天桥（1988）讨论过武鸣壮语的“元音象义”现象，发现“用前高元音来摹拟小物的声音，用后低元音摹拟大物体的声音”（1988：48）。很多状貌词都能反映这一点。例如：
乍看起来，这和（7）、（8）的表现非常相似。虽然如此，据我们的考察，南宁粤语的状貌词绝大部分都不是从壮语里借移过来的。最直接的证据，是两种语言的状貌词往往采用不同的词型，没有什么可比性。例如“胖”这个词在南宁粤语和武鸣壮语中都可以带不同的状貌词，而且或多或少都反映了“元音象义”，但词型却完全不同：
表一：南宁粤语和武鸣壮语“胖”一词后状貌词的比较
本文反复强调壮侗语对南宁粤语状貌词发展的影响，现在看到这种影响原来并不涉及借词的问题。第四节会作更详细的探讨。
在壮侗语中，状貌词能出现在名词、形容词、动词、甚至是述宾结构和述补结构之后（孙宏开等2007：1106）。马嘉思（Gerner 2004-05）根据整个结构的词性和语义，为侗语两百多个状貌词进行了分类，大约七十个动词或动词短语能带状貌词。下面是武鸣壮语（张均如等1999、孙宏开等2007）和榕江侗语（Gemer 2004-5）部分出现在述宾结构之后的状貌词：
可以断定：是语言接触把壮侗语这种结构带到南宁粤语（例9-13）里去的，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粤语和广州粤语的状貌词从不出现在动词短语的后头。换言之，受到壮侗语的影响，南宁粤语“ABB”式中“A”的条件变得宽松了。含大动作义的动词、以及述宾短语现在都能充当“A”的角色。
四、南宁粤语的状貌词对接触语言学的启示
从构词的角度看，把南宁粤语的状貌词都归入后缀，如林亦、覃凤余（2008：252）那样处理，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加缀法在南宁粤语的祖语里肯定已经存在，但大量状貌词的加入，却使加缀的手段更多元化。除此之外，南宁粤语的状貌词对接触语言学还有些什么启示呢？我们可以通过发掘状貌词特点的来源，去探索这个问题。
“ABB”式中的“A”，由早期粤语只能由形容词及少数动词充当，发展至南宁粤语可以由含大动作义的动词、甚至述宾短语充当，这属于语法演变机制中“扩展”（extension）的例子，即一个语法模式的表层形式发生了改变，但却没有影响到底层结构。（14）“扩展”的最大特点在于“去除规律的条件”（removing a condition from a rule，Harris and Campbell 1995：102）。本例的条件，是对“A”词性的规限。语言接触毫无疑问是导致这次“扩展”发生的主因。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外部机制（如语言接触）和内部机制（如扩展）产生了交互作用。
南宁粤语状貌词“元音象义”现象的形成是另一个因接触而导致内部演变的例子。如前所述，早期粤语和广州粤语的状貌词类型都不多，也没有成系统的“元音象义”，可知南宁粤语这个现象是它成为了一支独立的方言以后才逐渐发展出来的。另一方面，壮语中虽然颇有些反映“元音象义”的状貌词，但它们并没有以借词的形式、大规模地迁移到南宁粤语里去。我们初步的看法是：“元音象义”现象可以作为一个区域特征进行扩散。一些本来不常采用“元音象义”的语言（像南宁粤语的祖语），经接触后“元音象义”现象可能会变得丰富。可是，由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有限，“扩散”的细节暂时没法说得太清楚，希望将来大规模的跨语言比较研究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五、结论
本文一方面说语言接触使南宁粤语的状貌词变得活跃，另一方面又强调状貌词借用的困难。这其实并不矛盾。在南宁，语言接触就像一把钥匙，启动了当地粤语的内部演变机制——状貌词的数目增加了、语法功能明晰了、出现的范围也扩大了。可是，新的状貌词很多时候都是用南宁粤语自身的语言资源去塑造的。壮侗语的状貌词没有大量地迁移到南宁粤语里去，南宁粤语状貌词的基本类型也没有因接触而有所增加。
最后，我们尝试从整个粤语区宏观发展的角度谈谈南宁粤语状貌词的特点。马诗帆（Matthews 2006：227-228）把广州粤语的“ABB”式状貌词视为东南亚地区语言区域的一项特征，指出它们来自壮侗语的底层。如此说属实，那么南宁粤语的状貌词便有两个属于不同时地、但模式语都是壮侗语的来源：第一批状貌词源于原始粤语（所有粤语方言的祖语）和原始壮侗语的接触，时间大概是一千年前的唐宋之交，（15）地点在广东境内；第二批状貌词则形成于早期粤语和壮侗语的接触，时间是一两百年前的清代中后叶，地点在广西中南部。（16）
初稿在“第十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澳门，2010年12月）上宣读。陈健荣、冯淑仪、黄倩萍、黄阳、林华勇、林亦、马嘉思（Matthias Gerner）、欧阳伟豪、覃凤余、谢建猷诸位师友，或惠赐意见、或提供材料，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这主要受惠于由香港中文大学张洪年教授所建立的“粤语历史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的文献包括Robert Morrison（马礼逊）的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1828）、Elijah Bridgman（裨治文）的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和James Dyer Ball的Cantonese Made Easy（1883，1888，1907，1924四个版本）等。
②本文引用与语言接触相关的术语，主要参考Heine and Kuteva（2005）。
③“状貌词”的翻译据孙天心、石丹罗（2004）。也有些学者（如李云兵2006）把它称作“状词”。
④但不是所有ABB式中“BB”都是状貌词。像“坐定定”（坐稳）、“食饱饱”（吃饱）和“眼湿湿”（眼睛湿透的样子）中的“定定”、“饱饱”和“湿湿”都不是状貌词，因为它们含实义。
⑤例子中的用字、拼写及英语翻译均取自原书。
⑥南宁粤语的语料，部分采自本人的研究计划、部分采自林亦、覃凤余（2008），不一一说明。事实上，林、覃两位正是本人计划的合作人。
⑧正如贝罗贝、徐丹（2009：3）所说，这个方法论其实是一种“误区”，因为“由于语言接触而产生的外借，很可能比人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要更广泛”。不过，这个假设能让我们对“接触引发的演变”的个案作出更严格筛选。本文也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证明南宁粤语状貌词的部分特点来源于语言接触。
⑩本文所引用的壮语和侗语语料，主要取自韦庆稳、覃国生（1980）、陆天桥（1988）、张均如等（1999）、马嘉思（Gerner2004-05）和孙宏开等（2007），随文注明出处。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同样是武鸣壮语，各家的注音可能会有细微的不同。我们会忠于原著，不强求把标音统一起来。
（11）壮语音节上标的数字代表调类而不是调值。下同。
（14）Harris and Campbell（1995）把“重新分析”、“扩展”和“借用”视为句法演变的三个基本机制。有的学者把“扩展”称作“类推”，如Hopper and Traugott（1993）和贝罗贝、徐丹（2009）。
（15）参看麦耘（2009）对粤语形成过程的讨论，尤其是第三节。
（16）古汉语的重叠构词牵涉到状貌词的问题（孙景涛2008、石锓2010）。根据我们初步观察，古汉语的状貌词和粤语的在词型上没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