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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联合的原因
中世纪西方伟大的思想家尼古拉·冯·库斯在从拜占庭到罗马的途中，当他看到一些无边的大海时，他犹如闪电般地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可遏止的、不容理智争辩的念头：对于这个分裂为非常繁多的、不可通观的事物的全部现实而言，统一性应该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统一的环节存在着，它隐藏着存在者的生存。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这个“大于”就是对各部分进行的充实性的补充和完善。
德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克罗克（中文名字罗度华）在他的《从哲学论当代世界的和平统一趋势》中说：“存在的概念中已经包含了统一的环节……因为一切存在者都来源于绝对的统一，所以，在存在者自身就包含着返回统一的规律性……在哲学领域，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统一性的要求是一般哲学的要求，世界走向统一的趋势是十分强烈的。这种趋势如今表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人们关注交通、交往、金融和经济，这些都促使人们联合起来，促成统一组织的出现：其二，人们思考着原子弹、环境破坏、基因工程和全球恐怖主义而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截了当地呼唤国际性的，最终由一切民族共同组成的、统一的、有权威的主管机构的出现。
库斯和克罗克都把统一作为存在的本质，世界史作为本质的表象说明了这一点。人类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但统一的与融合的趋势是很明显的。欧洲的统一之所以引起世人的关注，在于它体现了统一的本质的实现。正由于此，它只是世界统一的一个环节，把它融入于全球一体化的洪流中，它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
民族国家的统一运动首先在欧洲进行不仅有着地缘上的原因，还有着历史上与文化上的深层因素。欧洲在地理上没有什么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各民族间的交往就十分频繁，呈现着一种在文明扩展与进步中融合的趋势。欧洲的文明诞生于地中海的希腊。虽然发达的工商业和民主制度给希腊带来了活力与生机，但由于城区的狭小和生长在身上的毒瘤——奴隶制，希腊各邦最后衰落下去。亚历山大统一了马其顿希腊地区并向亚非扩展，建立了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庞大帝国，但很快分裂。兴起于亚平宁半岛的罗马很快发展为地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在欧洲使文明扩展到莱茵河多瑙河一线，以东以北地带，则仍为蛮族世界。其后是蛮族的入侵，带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但这一时期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是文明的扩展，几乎欧洲的主要地区随后都进入了文明时代。随着欧洲从中世纪步入近代，资本的扩张，地理大发现和科技革命，大大扩展和加深了世界联系与依赖。民族国家林立的欧洲企图以构筑力量的均势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但欧洲终于在一战与二战的血与火中衰落下去。战争的灾难使人们认识到必须改变原来主权国家的观念，唯有统一的欧洲才能使欧洲摆脱战争。
欧洲的统一又有文化上的原因。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开创的理性主义，罗马帝国统一的法律、行政制度，基督教的绝对上帝意志，基督教会在欧洲的普遍存在是欧洲统一的文化上的根据。它使欧洲成为一个认可宽容、理性、团结和自由为价值的统一体。和睦相处意味着互不损害，并且在一致中获益。
除了这些深层因素外，欧洲联合又是欧洲统一运动的产物。欧洲联合的思想早有人提出，17世纪法国国王亨利第四的朝臣萨利公爵根据国王旨意，制定了一个由15个力量均等的欧洲国家组成欧洲联邦的计划。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德国哲学家康德，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等都讨论过欧洲联邦问题。马克思在更深层次上探讨这个问题，他以从民族奴役和阶级奴役中解放出来为前提，建立没有国家没有阶级的新世界。普法战争后在民族屈辱中成长起来的法国文豪罗曼·罗兰在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塑造了代表欧洲精神的三个典型——德国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国的奥里维、意大利的葛拉齐亚，从而向人们昭示了欧洲联合的必要和可能[①]。一战的灾难使很多人清醒。“欧洲联邦”风靡一时，当时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看到了建立更为有效的国际体系的必要性。国联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但国联由于其结构上的缺陷，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同时人们对建立更为安全的国际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如意大利的Aynelli和Cabiati曾经指出：造成灾难性的普鲁士主义，作为一种独裁的进攻的民族主义，它不仅仅存在于普鲁士，它还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培植普鲁士主义的肥沃土壤是阶级偏见，寡头政治体制，经济上的垄断，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融合，对权力的错觉等等。他们认为政治民主是和平与稳定的基本前提，只有统一的欧洲才能消除普鲁士主义。Einaucli则极有说服力地阐明了欧洲联合的巨大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20世纪30年代欧洲统一运动第一次从非官方活动成为政府间活动。1929年9月法国总理兼外长白里安在国际联盟会议上建议组织“欧洲联邦”，次年5月，法国政府向欧洲26国政府提交一项“关于组织欧洲联邦体系”的备忘录，即所谓白里安计划。主张欧洲国家在“绝对主权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基础上建立“欧洲联盟”，以消灭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成员国取消关税，建立共同市场。白里安提出这一设想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民族主义泛滥的德国发动战争，以维持凡尔赛体系和欧洲安全。但白里安这一倡议并未得到其他欧洲国家的支持，因而未能有任何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国家的地下抵抗运动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了联盟。抵抗运动者以建立自由与民主的统一欧洲为己任。在1944年日内瓦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运动活动家就讨论了战后欧洲联合问题。战后初期欧洲联合思潮空前盛行，并逐步发展为实施联合的具体行动。1948年5月在海牙举行的“欧洲大会”把战后初期的欧洲统一运动推向了高潮。丘吉尔、阿登纳等著名的政治家出席了大会。1949年8月欧洲委员会成立。尽管欧洲委员会只起咨询作用，权力十分有限，但它毕竟表明，战后初期的欧洲统一运动已发展为政府间的活动，西欧联合开始进入结构化阶段。
战后西欧联合又是两极国际格局的产物，它使过去在世界舞台上起着决定作用的欧洲国家几乎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西欧国家统治集团意识到在战后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中，被战争削弱了的西欧国家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在世界中重新发挥作用，形成所谓“第三种力量”。同时试图通过西欧各国的经济联合，加深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促进政治上的相互接近，从而消除相互敌对的因素，使西欧国家之间的战争成为不可能。它同德国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战后法国一直谋求建立一个足以遏制、约束德国的国际机构。既然不可能通过国际安排单方面对西德强加歧视性的限制，把西德纳入西欧联合体制中加以控制倒不失为高明的办法。
二、欧洲联合的规律
欧洲联合的第一个组织是建于1951年的欧洲煤钢联营。最先加入这一国际机构的是法、德、荷、比、卢、意六国。它是主张“联邦制”的职能派的作品，其设计者是被称为“欧洲之父”的让·莫内。职能派主张逐步实现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一体化”，从经济一体化一直到政治一体化，以超国家机构的积累，最终实现欧洲合众国。1957年3月25日，六国在罗马签订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欧洲经济联合从煤钢领域扩大到整个国民经济。1968年共同市场提前建成。60年代末，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开始瓦解，欧洲谋求建立新的欧洲货币体系。1971年2月，共同体部长理事会通过10年（1971—1980年）内分三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1978年7月7日，共同体首脑不来梅会议决定创建欧洲货币体系，1979年3月13日正式生效，它一直运行至今。但离货币经济联盟的建成仍有相当距离。经过80年代初的徘徊，从1985年起，西欧联合取得长足进展。1987年7月《单一欧洲文件》生效，1993年1月1日，统一大市场如期建成，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增长。1990年被称为给欧洲联合带来质的飞跃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后简称“马约”）就欧洲货币经济联盟达成协议，确定最迟不超过1999年1月1日建立欧洲中央银行和发行单一货币；同时就防务安全等政治联盟问题也达成协议。“马约”实行几年后的今天，欧洲联合进程虽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但走向更紧密的经济与政治一体化已不可逆转。在四十多年发展中，它从六国在煤钢领域的联合发展到拥有15个成员国的经济政治一体化程度很深的庞大的地域性经济集团，原来的欧洲自由联盟成员国或加入了欧共体，或与它建立了欧洲经济区，原来的经互会成员国很多都成了它的联系国，有的正在申请加入，欧盟成为欧洲联合的核心。回顾欧洲联合的历史，我们可总结如下几点认识。
（一）欧洲联合是世界一体化的一个环节
作为世界本质统一性的表象，欧洲联合不仅是欧洲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也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欧洲联合之初，美国鼓励西欧联合，以增强联合抗衡苏联的力量。美国对欧政策的关键是德国。为了树立欧洲霸权，遏制苏联，美国决意在经济上复兴西德，军事上重新武装西德，而如果在西欧联合的范围内推行其扶持西德政策就可以大大减少来自其它西欧国家的阻力。如果说前期西欧联合的对大西洋联盟内的合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那么随着它的成长和壮大，它对缓和东西方关系，使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转化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从戴高乐的抗美独立，斡旋于东西方之间，到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以及赫尔辛基条约的签订，欧共体在冷战结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②]冷战后欧美之间虽有摩擦，欧洲独立行动的意图与能力越来越强，但合作仍是主流。欧日、欧俄之间也在加强联系。这说明欧洲统一在其历史与现实上都是世界统一的一个环节，也唯有作为其一环才能保证自身的健康发展。欧洲共同市场的对外关税率是呈下降趋势的，这说明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二）力量平衡原则是西欧联合无法回避的原则
从内部来说，初建欧洲煤钢联营时，法德经济实力基本持平，以后西德经济实力超过法国。但法国对战败的德国拥有政治优势。在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后，小国担心法德控制欧共体，因此强烈要求接纳英国。法国最终同意英国加入，也有联英制德的考虑，这一点在德国统一后突出起来。因为西德的统一不仅使德国的经济实力大增，而且统一的实现本身就是其政治问题的解决。统一后的德国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原来意义上的法国对德国的政治优势已经黯然失色。希拉克力图构筑欧洲力量三角就是寻求这种力量平衡的表现。法英两国大力加强在安全防务领域内的合作，在对待欧洲一体建设问题上，两国立场也接近起来。在欧洲联盟扩大问题上，法国谋求壮大地中海国家的力量以制衡以德国为首的中东欧力量，也是寻求力量平衡的表现。
从与外部的关系而言，西欧联合本身就是以平衡美苏两极的第三种力量出现的，现在成为与美日鼎足而立的一极。而美国在欧洲的始终存在说明了欧洲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平衡欧洲的需要。
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③]。在发展中实现力量的动态平衡是欧洲联合无法回避的规律。我们后面要提到的实行辅助性原则是解决共同体内部力量平衡的更为根本的办法。
（三）统一的过程是在克服各种矛盾中曲折前进的
在欧洲联合的过程中矛盾既是前进的阻力，又是动力。从与外部的关系而言，在冷战结束之前，两极格局的现实对西欧来说是屈辱的。外部的巨大压力是使西欧各国捐弃前嫌，实现联合的一个重要动力。冷战结束后，原来安全的最大威胁苏联解体，欧盟与原来的盟国美国、日本的经济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如何通过加强自身的联合以与美日抗衡，成为西欧联合的一大动力。
从内部来说，法德轴心始终是推动西欧联合的核心力量，而法德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舒曼计划本身就包含着以一体化制约德国的考虑。西德统一后德国力量的壮大引起法国的猜忌与不安。法国从密特朗以加速一体化制约德国到希拉克构建欧洲力量三角，无不包含着与德国的深刻矛盾，法德矛盾始终是推动西欧联合进程的一个主要动力。
但欧洲联合的一个最根本的矛盾是欧洲联合所能产生的整体效益与现实还没有实现这一效益的矛盾，它是推动欧洲联合的根本动力。
欧洲联合是在克服各种矛盾中曲折前进的。英国加入欧共体一事很能说明这一点。1961年英国正式申请加入共同体。当时法国戴高乐政府奉行抗美独立政策，在欧洲联合问题上提倡“欧洲人的欧洲”以对抗美国的“大西洋的欧洲”。由于英美特殊关系，法国怀疑英国将作为美国打入欧共体的特洛伊木马，因此法国两次拒绝了英国加入欧共体。但戴高乐一再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是同伙伴国的意愿背道而驰的。意、比、荷、卢等国担心共同体为法国或德法共同把持，要求英国参加进来加以平衡和制约。经济实力雄厚的西德希望接纳英国等新成员国，以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蓬皮杜上台改变了拒绝的政策，而以提前一年半完成共同市场，使共同市场不可逆转强化共同体和让英国全盘接受罗马条约的规定以及共同体的一切成果为条件，同意英国加入共同体。1973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正式成为共同体成员国。英国从第一次申请到加入经历了12个年头，最后终于以共同体的“完成、深化和扩大”而结束。
（四）辅助性原则是欧洲联合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马约”在第36条款中对辅助性原则表述如下：“共同体应在本条约所授予的权力和指定目标的界限内采取行动。在那些不属于共同体单独权限的领域里，按照辅助性原则，仅在那些所提议的行动目标不可能由各成员国有效达到，而由于所提议行动的规模或影响只能由共同体更好地达到的时候，共同体才应采取行动。共同体所采取的任何行动不能超出为达本条约所规定目标的必要行动的限度。”辅助性原则被认为是欧共体的几项基本原则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其重要性在于证明共同体并不导致消除国家特征和习惯，它将在成员国间建立适宜的机构均衡。它的社会哲学观念是个人的自主权。它代表着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分配方法，即总是把权力置于相应的最低政权层次，较高层次政权对较低层次政权只起辅助性的或从属性的作用。
辅助性原则的历史背景可回溯到18世纪的美国，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辅助性原则已经被视为联邦制的基本原则，它是涉及如何解决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制衡，以使共同体得以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辅助性原则一直是欧共体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1991年6月2日丹麦公民投票把它抬到了至高重要的地位，辅助性原则成为维系欧洲人民信任的关键。很多重要人物纷纷就此发表意见。1991年6月11日，欧共体执行会副主席利昂·布列顿在“罗伯特·舒曼讲座”上，指出共同体内的权力分配不应仅是向中央集中这一条“单行线”，而应该存在着“双向交通”的可能。共同体必须仔细检查现有的法规，看哪些领域内的职权可以交回给成员国去管理。[④]
三、欧洲联合的问题和展望
欧洲联合在九十年代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欧洲联合的道路仍是布满荆棘的。在经济与货币联盟问题、政治联盟与修改“马约”以及扩大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今年5月，作为未来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并具体操作办货币联盟具体事务的“欧洲货币局”在经过长期的痛苦研究之后，宣布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时机尚不成熟。按经合组织估计，1997年按原来日程表能够达标或基本达到货币联盟趋同标准的国家大致只有德国、荷兰、卢森堡、爱尔兰和奥地利5个国家。同时大国在建立货币经济联盟上态度有分歧。英国不愿加入，法国虽然竭力促成，但已付出了沉重代价（失业率升高），德国则开始担心单一货币会造成对本国货币稳定的冲击，因而抬高要价。
在政治联盟与修改“马约”章程问题上分歧也很大。首先是联盟的结构问题。由于各国情况不一，德国提出了“硬核心”计划，让一部分够条件的先行国家进入“硬核心”（包括德、法、荷、比、卢五国），它遭到了没有被列入“硬核心”的国家和法国的反对。与之相对，法国提出了建立“三圈欧洲”的建议。企图借助变化不定的伙伴平衡德国的力量。英国则主张菜单式的联合，各成员国可以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较为密切的合作。其次是修改“马约”上的分歧。德国主张对“马约”作重大修改，加强欧洲议会的权力，加强决策过程的透明性和民主性。法国和英国则持相反立场。此外法国与各国在共同防务和司法警务上也出现了分歧。
在东扩的问题上德国积极推动吸收中、东欧国家入盟，法国则提出向地中海发展的问题，英国赞同接纳中东欧国家。东扩引起分歧原因有三。首先，中东欧与德国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和地域关系。法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担心东扩只会增强德国在欧盟中的主导地位，而英国之所以赞同，是因为英国认为扩大有助于为一体化的深入增加障碍。其次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欧差距太大，入盟后将成为欧盟财政的重大负担。第三，中东欧国家入盟将激发有关体制改革的争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联合的最终结局极有可能是辅助性原则基础上的欧洲联邦的建立，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全面统一。但以主权国家作为现实的国际主体力量而言，走向这一步不会太顺利，需要时间与耐心来消除差距和猜疑。只有在克服各种矛盾中寻求理性的妥协办法才能使欧洲联合健康地前进[⑤]。
注释：
[①]茨威格《英雄交响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②]张锡昌、周剑卿著《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③]《老子》77章
[④]王鹤《评欧共体的辅助性原则》1993年8期
[⑤]张健雄《欧盟深化中的难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政治》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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