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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信息社会的研究已经有半个世纪，这期间在世界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在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著名学者，如马克卢普、波拉特、贝尔、图尔纳、托夫勒、德鲁克及卡斯泰尔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信息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信息化可能给当代社会带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笔者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和整理，发现虽然有关信息社会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人员各异，但相互之间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联系，彼此存在着几类知识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笔者试将其归为三大流派，即信息社会测度流派、结构流派和冲突流派，希望对这三大理论流派的划分和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信息社会学的认识和深入研究。
1 信息社会测度流派
1.1 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测度理论
信息社会测度学派的鼻祖应该是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他率先提出知识产业概念并对此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他运用计量、统计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了美国知识经济的规模和结构，分析和阐述了美国知识生产的机制和知识产品的重要性，测算了知识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其理论贡献主要在知识类型的划分、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研究。
马克卢普首先对知识和信息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进行了界定，认为知识和信息两个词只有微妙的区别，因此在他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一书中用知识取代了信息一词[1]。在此基础上，马克卢普将知识分成五大类型：实用性知识、提高自我素养的知识、作为闲聊话题的娱乐性知识、宗教知识和偶然获得的漫无目的的知识，并对前3类知识的生产和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
马克卢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社会生产发展中的知识产业进行了研究，认为知识产业的产出具有无形性、非物质性和无法度量性，且大多数知识产业提供的服务不是按商品销售，而是以低成本免费扩散。知识产业所需的费用往往由政府部门、慈善家或商业广告公司支付。
对于知识产业的划分问题，马克卢普认为，应该把知识产业与知识职业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无论是职业还是产业，知识的生产增长时，它们两方面都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出现了许多生产知识产品的新型产业；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从事知识生产、传播和转移的新型职业[2]。他将知识产业归纳为五大类[3]：教育、研究与开发、宣传媒介、信息设备和信息服务。由此建立起对美国知识生产与分配的最早的测度体系，即马克卢普信息经济测度范式[4]。
马克卢普对知识职业的划分与知识产业相同，他对美国知识职业劳动者的收入分配进行了统计，显示 1947-1958年美国知识职业收入的年增长率为10.68%，其中电视业和计算机行业增长最为强劲[5]。马克卢普对美国知识职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全国劳动人口中的构成趋势的研究，引起其它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特别是信息社会学家纷纷借助马克卢普的研究结论和数据说明美国劳动结构和经济形态的变化，使得马克卢普的知识产业测度理论在社会学界和情报学界的影响超过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并诱发了多部著作的产生，最重要的是波拉特的《信息经济》，同时还对彼得·德鲁克《间断的时代》(1969)、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1983)等著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客观上成为学术界持续20余年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和“电子社会”等各种思潮的先导。美国克劳福德(Sus an Crwaford)认为，马克卢普是最早使用“信息社会”概念的学者，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社会学家梅棹忠夫也对信息产业及其社会形态做了描述，但马克卢普却创立了一套理论和方法[6]。
1.2 波拉特的信息经济测度理论
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信息社会进行定量研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波拉特。1977年，马克·波拉特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以政府出版物的形式出版了九卷本《信息经济》[7]。这是他为定量研究信息活动在美国经济总体中所占比率而撰写的一部深受马克卢普知识社会理论影响的著作。波拉特的贡献是他不仅对作为一种商品的信息本身进行了研究，而且还对政府部门和其他企业内部所提供的信息服务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他创造性地把原来三个产业类型划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四个产业类型，提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生产和分配经济中所需要的一切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
波拉特认为，“信息指一种经过组织与传播的资料，而信息活动则包括在信息消费品及信息服务的生产、处理与流通过程中消耗掉的一切资源”[8]。据此，波拉特对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进行详尽考察。第一信息部门和马克卢普的信息产业大致相同，主要指“电子计算机制造、电子通信、印刷、传媒、广告宣传、会计行业、教育”等生产直接面向市场的信息器材及销售信息服务的企业。
波拉特强调，第一信息部门中的产品或服务，在本质上必须是传递信息或者对于信息的生产、处理和流通直接有用的东西，即在这个部门里，信息必须当作商品来交换[9]。而第二信息部门是一个比较难界定但又不能忽视的信息部门，包括政府或非信息企业为了内部消费而创造出的一切信息服务。第二信息部门并不向市场上提供信息商品，而只是向本部门内提供必需的信息服务。它所从事的信息服务的生产是辅助性的，最具有这种特征的是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和民间管理部门，而这些部门分散在各个不同的产业中，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中都占有或大或小的比重。
波拉特关于信息产业分类及对美国信息经济测算的报告发表后，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工业化国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81年利用波拉特的分类体系与测算方法对其成员国进行了信息经济的测算。
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的开拓性研究，为我们认识与理解信息社会提供了重要线索。他们的理论不仅对贝尔和卡斯特尔等社会学家产生过直接影响，而且其独特的信息社会测度方法，成为现代各种社会信息化测度模型的基础。
2 信息社会结构流派
2.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信息社会结构学派的奠基人当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较早被引入我国的信息社会理论之一，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信息化浪潮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后工业社会”一词由戴维·黑斯曼在195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后工业社会的休息与工作》的文章里提出。黑斯曼使用“后工业”这个名称来说明与工作相对的“闲暇”。贝尔论述的“后工业社会”与黑斯曼使用的“后工业社会”非常不同，他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意义，认为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主要基础，后工业社会由知识技术形成；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10]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便已形成雏形。1960年，贝尔撰写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在此书中，他首次提出“阶级结构由于白领阶层的成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1]以及“技术技能比财富更为重要”等主张。这些论点此后大都成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核心内容。
贝尔为了弄清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三种社会发展阶段的区别，对“现实”概念的变迁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的“现实”，主要指个体意识层面中从属于社会构成的那一部分内容[12]。对于贝尔来说，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仅仅是对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框架”变化的一种描述 [13]，而“社会框架”是指维持社会内部个人生活秩序的主要制度结构。
贝尔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异同。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也就是说，概念性图式是根据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对其进行分类的逻辑方法[14]。而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且它还有一个中轴结构。中轴原理就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而中轴结构则是“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它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
贝尔“中轴原理”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目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之所以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技术已经成为变革的一种主要力量。[15]
美国近30年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印证了贝尔的中轴理论，第三产业发展速度超过了制造业并在国际竞争方面具有优势[16]，美国进口中商品项目的增长率大于劳务，而劳务出口的增长率大于商品出口[17]。
2.2 托夫勒的“未来社会”理论
著名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未来社会的著作，如1970年出版的《未来的冲击》、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和1990年的《权力的转移》。《未来的冲击》一书认为，未来冲击要比文化冲击严重得多，文化冲击是未来冲击的平行词，是指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人置身于一种陌生的环境中所产生的反应，他在社会活动中那些惯常的心理反应突然失效，而为一些无法理解的陌生反应所取代时出现的状况[18]。未来的冲击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整整一代人突然投入截然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行为准则——时间、空间、工作、爱情等各种概念全然不同，并打消他们回到熟悉环境社会中的希望，这时人们因迷失方向而遭受的痛苦比一个人面临的文化冲击强烈得多。
《第三次浪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技术方面和社会方面发生的最新的革命性变化。人类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历时数千年的农业革命，第二次浪潮是至今不过300年的工业文明的兴起，第三次浪潮的变革可能只要几十年就会完成。我们正好生长在这个急剧转变的时刻，因而在生活中感受到第三次浪潮的全面冲击[19]。托夫勒把第三次浪潮到来的社会称为“超工业社会”[20]。但是他认为，未来社会不管是叫“信息时代”、“电子技术时代”、“后工业社会”，还是“超工业社会”，没有一个命题是合适的[21]。
《权力的转移》认为，权力有三种基本形式，即暴力、财富和知识，三者顺次为低级的、中级的和高级的力量。在这三种力量中，知识最为重要。由于暴力和财富在惊人的程度上依靠知识，今天正在出现空前深刻的力量转移，即社会的基本力量逐渐由暴力、财富转向知识。“知识本身不仅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重要因素”[22]。他认为，在过去的 300年当中，所有的工业国内部最基本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财富的分配进行的，而未来权力的争夺将越来越围绕着知识的分配和获得知识的机会而展开。
3 信息社会冲突流派
社会学中的冲突学派突出社会中分化的重要性，把社会看作是由追求各自利益的不同群体组成的，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潜在的。冲突理论家考察社会强势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紧张状态，并试图理解统治关系是如何得以建立和维持的[23]。从冲突论角度出发研究信息社会的第一人当数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尔纳。
3.1 图尔纳的后工业社会理论
图尔纳是著名信息社会学家卡斯泰尔的老师，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与贝尔技术决定论式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图尔纳从社会学层面对信息社会所形成的新的政治经济支配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新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新的社会纷争和社会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如果我们按照权力支配的性质进行划分的话，那么可以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称为技术支配社会。但如果按生产形式与经济组织模式的性质加以区分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社会称为程序化社会”[24]。
图尔纳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伴随着高度经济增长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化”的产物。人们曾经拥有过的独立的私人空间、各种形式的地方共同体以及固有的生活方式，现在却由于逐年增大的社会和地理流动性、广告与宣传的普及以及大规模政治参与而解体了。经济成长不是资本积累的结果，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成长是由直接知识，即社会具有何种程度的创造能力所决定的。
此外，社会层面各种支配形式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图尔纳指出这类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社会统一的方式推行的支配、文化操纵和权力意图。为了考察后工业社会所出现的种种新的社会问题，图尔纳导入了“异化”概念。他指出，程序化社会本质上是一个被异化了的社会；程序化时代的个人是被异化了的个人。不过，这里异化专指这样的一种现象，即人们在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倾向进行选择时，只能选择有利于统治阶级或对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东西。
3.2 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理论
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应该说是集信息社会结构流派和冲突流派于一身，既赞同信息技术信息形成信息社会的主导结构，即信息技术范式，又对信息社会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成为一种在世界各地受到高度赞扬和广泛认同的理论。
卡斯泰尔的学术经历了两个转变过程。他的研究范式的第一个转变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卡斯泰尔沿着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阿尔都塞的批判理论思路，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城市社会学的认识论以及社会学领域流行的经验论和形式主义认识论方法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确立了唯物认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模型，从而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并创立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城市社会学流派和空间／都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25]。他在其《认识论实践与社会科学》一文中，则更明确地表达了他所持的唯物认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范式[26]。
卡斯泰尔学术的第二个转变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研究方向的转变。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变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卡斯泰尔作为城市社会学家很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迅即开始了他的信息城市理论研究和信息技术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信息化城市理论[27]，并于1989年出版了他的《信息化城市》一书。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卡斯泰尔克服了病魔缠身的困难，就网络社会所涉及的诸种信息社会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于90年代末期出版了他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部曲，形成了他的网络社会理论的基本体系。卡斯泰尔在其1996年出版的《网络社会的兴起》一书序言的开头一句便说：“本书的写作已达12年之久”[28]。由此可知卡斯泰尔网络社会理论建构的艰辛历程。
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这种社会模式的特征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29]。他认为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主要有三个：第一，网络社会产生信息主义精神，即以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他称之为信息化范式[30]。第二，网络社会构成新的社会时空。社会、空间和时间在较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转变着和组织着的。第三，网络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认同。进入信息时代，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但是，由于人们抵制这种认同感，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却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的社区认同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国家机制、全球网络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还有在抵制认同感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区。
卡斯泰尔表示相信，虽然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这是因为，网络是一种偏离中心的组织和干预形式，它不只是为了组织活动和分享信息，还是文化代码的真正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很少来源于步调一致的战略和整齐划一的行动，很少由一个中心来决策，但通过多种形式的网络处理后，社会将逐渐形成新的社会认同感[31]。
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理论吸收了信息社会结构学派和冲突学派的特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和社会反响。但它毕竟是网络社会出现初期形成的理论学说，相信随着信息社会在世界各地的不断发展，还会有新的理论流派出现。
收稿日期：2007-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