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就是真理”观的确立和动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A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1999）—04—0075—0079
“毛泽东就是真理”与个人崇拜是不完全一致的关系。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曾为避免前者变为后者作了巨大的努力。“毛泽东就是真理”观的确立，不是通过盲目崇拜发生影响，而是理性崇拜的结果。
一
“毛泽东就是真理”伴随着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成为全党的共识。当时发挥的作用是积极的、合理的。
恩格斯说：“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注：《马恩选集》第4 卷，第238页。）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邓小平， 中国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用他们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毛泽东就是真理”源于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此作了科学论证：“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41 页。）
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最终确立，与其说是共产国际的确认，不如说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毛泽东此时军事指导、政治谋略得心应手，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已非昨日更为关键。王明领导的长江局相形见绌。
“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历史地位确立的过程中是个关键。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希望中国党和军队领导加强团结，支持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导人毛泽东。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的影响可想而知。王明也不得不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一定能统一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注：《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9页。 ）彭德怀则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注：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1941年的九月会议，是党的高级干部第一次系统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路线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位与会者在肯定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时，把刘少奇与毛泽东放在一起加以赞许。陈云郑重提出：“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198页。）。王稼祥说：“过去中国党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 在白区刘少奇同志代表了唯物辩证法。”（注：《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任弼时说：“我党的毛主席、 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为系统批判王明错误路线，毛泽东还写了《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指出：假马克思主义夸夸其谈，从心所欲，无的放失，不顾实际。真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与条件，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是后者的代表”。并且提出：“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注：《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67页。）。人不是真理， 见解是真理。这是毛泽东继1937年5 月延安白区工作会议支持刘少奇后的又一次从总体上、从根本上作出的高度评价。这篇没有发表的文章，当时只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
1942年6月底， 刘少奇在中共山东分局纪念七一的干部大会上作党的奋斗史报告，突出地宣传毛泽东的领袖作用。“党已有了经过长期锻炼的坚强干部，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更有了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注：《刘少奇年谱》1898—1969年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其实，早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十分孤立，刘少奇是支持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反对王明右倾路线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 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根据政治局所定的方针，“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这样一种领导集体的格局是刘少奇提出来的。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阔别延安三年后的这一重大认识，在全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1月15日，周恩来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做了廿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他表示：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从党一产生就开始的，是逐步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代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斯大林同志的思想也是发展的。”我们出现错误的原因很多，“加之在领导上难有少奇、泽东等更正确的同志参加”（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5页。）。 这个报告是在党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个人写出的最深刻最系统最有份量的专题研究。
从井冈山时期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办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注：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刘少奇在七大中指出，在二十余年的革命斗争中，“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实是真正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而不是勉强或随意凑成的；是真正党内最有经验、最有影响、最有威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们的互相推崇、相互肯定是那样的纯洁和自然，是王明的“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注：王明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1943年12月1日。）不可同日而语的。
二
随着毛泽东出现失误，“毛泽东就是真理”观开始动摇。此时仍坚持“毛泽东就是真理”就更多地表现出消极和麻痹的作用。
首先是民主人士的善意批评。教育部长张奚若在1957年的整风中，批评中共有四种偏差：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还有人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提意见”。
其次这种动摇来自党内高层。“请为人民鼓咙呼”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大声疾呼：“大跃进”中的问题“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注：郭德宏、李玲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34页。）张闻天用更丰富、确凿的材料，更强的理论性，作了3个小时的长篇发言， 进一步论证和深入剖析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原因。
七千人大会对冲破“毛泽东就是真理”观具有划时代意义。除了刘少奇最富于勇气和彻底性的口头报告外，彭真的这段话很像两年多前彭德怀的声音。他在1月18 日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接着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他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毛主席的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帐，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陈伯达当时不说，第二天却挑拨说：彭真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彭真不得不解释道：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026—1027页。）
遗憾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仍为“毛泽东就是真理”观所束缚。1958 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正确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1959年9月，刘少奇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说：“我这个人， 历来是积极地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就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没有个人的威信，没有若干个人的威信，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就不能建立起来。”这就如同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这些规定，在当时不一定很清楚一样。“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同志，反对某个领导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
1958年5月， 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反冒进的错误时说：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者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说明了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或者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在事情没有明朗、错误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即使自己对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一时不理解，也很少去怀疑毛泽东有错误，而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是理性崇拜而非盲目崇拜。而伍修权说庐山会议“听了毛泽东同志讲话，就觉得除了表示他的意见外，再难作出别的选择了。”则说明这种束缚已经达到麻痹的程度！全党的智慧维系在一个大脑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
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说过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注：《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 这已经与毛泽东没有“大跃进”错误时的理性崇拜不一样了。
与这些光明磊落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拙劣表演。前有陈伯达，后有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结果使得“毛泽东就是真理”观的动摇转瞬即逝。
三
避免“毛泽东就是真理”观滑向个人崇拜的途径是“刑上大夫”。
领袖也会犯错误，领导集体不应避讳。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心情舒畅地说：《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70岁，相信一定也会逾矩的（注：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实践证明，要想保持住这种清醒认识， “制度是决定因素”。
七千人大会之前，在彭真讲话时邓小平插话说，我们到主席那，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时， 再次回忆说：毛泽东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文革”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的家长制作风不是一天形成的。不了解这一点，全党就不可能对“毛泽东就是真理”观进行理性思考。这种舆论宣传上的导向贻害无穷。领袖的错误“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有当时的历史必然，后来为领袖“避讳”，反而对党和人民的利益构成危害。朱德在红四军争论时指责毛泽东“家长制”。陈毅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式领导方式。毛泽东说：“至于陈毅同志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说。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的。”（注：郭德宏、李玲玉主编：《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7 月版，第20—24页。）这则史料的公布，无损于领袖的个人威望，只能使领袖和党集体更加清醒，鉴往知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领袖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监督，只会走向集体的反面。真理愈辩愈明，真理是建立在实践、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靠权威、个人崇拜只能一时而非一世。1940年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第三版序言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成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值得我们深思。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否正确开展，对领导集体良性互动（补充、制约）作用深远。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使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毛泽东夸奖少奇、恩来、小平，尤其陈云，“比我懂”，“懂得较多”。如果中央领导集体在惨痛的教训下仍不抛弃“毛泽东就是真理”观，不可能出现这种感人至深的生动场面。
贺子珍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她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比别人更清楚地察觉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注：《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4页。 ）可惜的是七千人大会后对毛泽东影响的积极方面没有保持住。“毛泽东就是真理”成了“正确”个人崇拜的同一语。
庐山会议彭德怀可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实践者。他说出了“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的无奈。他曾对人说，只有他来写这封信最合适，因为“中央常委之间，少奇同志当了国家主席之后更不便说话，恩来、陈云同志犯过错误不能说话，朱德同志意见较少，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了解情况不多，不甚说话，小平同志亦不便多说”（注：周小舟致毛泽东的信，1959年8月13日，手稿。）。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坚持实行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之一法。
收稿日期：1999—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