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文选》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选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选》学自隋唐以来，已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其实《文选》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它更重要的影响还是体现在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上。古代作家学习并师法《文选》，在李白、杜甫、韩愈等唐代大作家的创作中，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唐以后，这种学习的风气愈加浓厚，以《文选》为学习八代文学的标本。张之洞《书目答问》说“国朝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这是指清代而言，事实上自唐代以来的文学家和批评家往往以学习《文选》为口号，因此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便以《文选》学和桐城派作为讨伐的对象。1917年7月，《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5号“通讯”一栏发表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信，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这就是后人习惯所说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遂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向封建旧文学宣战的口号。应该说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背景里具有非常重要的革命意义。陈独秀在1917年2月《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唯有推倒旧的才能建立新的，历史的发展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辛亥革命从政治上结束了封建时代，“五四”文学革命则从文化上结束了它。陈独秀、钱玄同等文学革命先辈们以敏锐的感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文学革命业绩是不朽的。关于钱玄同所提的这个口号，其实还有现实的背景在内，它与当时北大新旧两派阵营的对峙有关。我们知道，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自1860年开办京师同文馆便开始酝酿了。1898年正式成立京师大学堂，但至1902年因八国联军入侵而遭到破坏。1902年京师大学堂恢复，由张百熙(字野秋，长沙人，早年担任过光绪皇帝侍读)任管学大臣。张聘吴汝纶(字挚甫，桐城人)为大学总教习。吴接任后不久因病卒于原籍，张又荐副教习张筱甫为总教习，严复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张筱甫字鹤龄，“阳湖派”古文家；严复亦师吴汝纶，为古文家。1912年姚永概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姚本人也是桐城派，同时的桐城派教授还有马其昶、汪凤藻等人，因此桐城派在北大文科占据着优势。这种情况到了1914年夏锡祺代姚主持北大文科以后才有改变。夏引进章太炎一派学者，如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先后到北大文科任教。这一派注重考据训诂，以治学严谨著称。1916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13日，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11月李大钊因章士钊之荐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8月，鲁迅正式受聘为北大兼职讲师。1917年底胡适来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至此，北大形成了新旧两派。从以上北大历任教授成员的组成看出，桐城派在北大的确造成过很大的影响，而章太炎一派虽然不像桐城派那样保守，但这一派恪守古文传统还是很明显的，其中的黄侃更是以精《文选》学闻名。钱玄同本是章太炎弟子，也本是旧派阵营中人，但他却从旧阵营中冲出，对桐城派和《文选》学口诛笔伐。新文学运动对旧文学传统的讨伐，影响深远，以致自“五四”以后，《文选》已成为腐朽文学的标志，学者闻而生畏，已鲜有研习了。这是中国20世纪《文选》学研究未能取得更多成绩的主要原因。虽然如此，我们看到以黄侃(季刚)为代表的《文选》学研究仍然在艰难的环境中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并且取得了优秀的成绩。黄季刚被章太炎称为近代“知选学者”，他对《文选》研究颇深，手批圈点，卓见迭出。黄氏死后，他的侄子黄焯据其批点的《文选》，重新整理，编辑成书，1985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署名《文选平点》。黄侃深精经、史、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所作圈点评笺都具有真知灼见。如本书卷四评江淹的《杂体诗·颜特进》“巡华过盈瑱”句说：“‘巡’与‘循’通，‘循’读‘循省’之‘循’，犹言巡省荣华之遇。六朝造语多未必合本训，当以意求之。……案此‘巡华’亦其方物也。何焯云：‘巡华未详所出’，案‘巡华’与别本上之‘承荣’对，亦一意耳，初无所出。”解释“巡华”二字，可谓卓见。又如卷五推论李陵《答苏武书》作伪时间说：“此殆建安以后人所为，而尤类陈孔璋，以其健而微伤繁富也。刘知几以为齐梁人作，则非也。《太平御览》四百八十九引此篇，谓出《李陵别传》。详别传之体，盛于汉末，亦非西汉所有也(西汉人有别传者，惟东方朔及陵，皆后人所为)，《类聚》三十八有苏武《报李陵书》，全是俪词，恐苏、李往复诸书，尚未必一时所伪托。”所论有据，虽未必定是陈琳所作，但据别传体产生的时代作推论，较为合于实际。除此之外，黄侃特别重视古文的诵读，所谓“口到”，据黄焯所作《后记》说：“回思四十年前，先从父尝取《选》文抗声朗诵，焯窃聆其音节抗坠抑扬之势，以为可由此得古人文之声响，而其妙有愈于讲说者。盖今所录圈点之文，率先从父昔之所喜而讽诵者，虽朗诵之音节不可得传，而其得古人文之用心处，则可于此觇之矣。”这一点是昔之学者的长处，而今之学者多已失之。黄季刚的这些圈点，可供后学者细细揣摩。据黄焯《文选平点后记》说，黄季刚平点《文选》事在壬戌夏日，当是1922年，距钱玄同高呼“选学妖孽”的1918年仅4年。 在黄季刚之后对《文选》作出卓越贡献的当数高步瀛，高氏著《文选李注义疏》一书力图对李善注进行仔细的清理。在该书中，“凡涉及古代典章制度的问题，他都能标举众说，择善而从。对于一些不同说法，而限于史料尚难判定是非的问题，他也源源本本，加以辨析。尤其难得的是，李注所引的许多古书，往往仅举书名，而《义疏》则对现存的典籍都一一覆核，说明见某书某篇或某卷。凡已佚的古书，也多能从类书或其它典籍中征引佚文加以印证或考定源委。凡李注引文与今本或类书所引文字有所出入，也一一作了校勘，并加按断”。①高氏作《义疏》的缘由，据其《叙》中说是有鉴于李善注文在后世屡遭羼乱、改窜，“精神面目皆已失真，而缀学之士，虽力为把疏，终不能复其本元，斯则可为太息者也”。这说明他的目的是要恢复李善注的原貌。应该说高氏在他那个时代凭借其深厚的学养才力，又充分利用了所能够使用的材料，阐明义例，区分鉴别，尽其能力使久已被羼乱的李善注得以渐近原貌。这些成就都是学术界所共鉴的事实。可惜高步瀛因病去世，计划中的60卷仅完成8卷，这是《文选》学研究的一大损失。② 黄、高的《选》学研究都还是继承的清代乾嘉学风，但在材料的选择上能够注意使用新发现的写、钞本，显示了新的研究倾向。除了黄、高以外，也还有一些学者对《文选》开展研究，如刘盼遂的《文选校笺》《文选篇题考误》，徐英的《文选类例正失》，祝文白的《文选六臣注订讹》等，就《文选》原文篇题、编辑体例以及六臣注的疏误进行批评。就总的研究倾向看，这些课题都还属于传统《选》学的内容。当然所谓传统云云，是就其方法而言，但毕竟是新世纪的学术研究，研究者以专题论文的形式，集中讨论问题的态度，都已和旧《选》学有了区别。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骆鸿凯的《文选学》一书，标志着《文选》研究的新开端。学术界对该书的评价是“第一次从整体上对《文选》加以系统、全面的评介，作者不仅对《文选》自身的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有独到的见解，还对如何研读《文选》指出了门径”，因此认为它是“新选学”的开山之作。③《文选学》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征故、评骘、读选导言、余论等十个专题，及“文选分体研究举例”、“文选专家研究举例”等附录；就《文选》学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骆鸿凯是黄侃的学生，精于古文字、声韵、训诂及《楚辞》、《文选》之学，早年治学特重家法，于《文选》崇昭明之旨趣而尊李善之诠注，④这种态度于书中分明可见；但一部“新选学”的开山之作却由旧学方法作支撑，正显示了学术传统的正常嬗递过程。 约与骆鸿凯同时，周贞亮亦著有《文选学》。据王立群所说，周著是讲义，由武汉大学铅印行世，时间当在1931年之前，较骆氏为早。但骆氏部分文章亦在1931年发表，两人写作《文选学》的时间相近，甚或周著还要在骆著之前。⑤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往认为骆氏《文选学》是“新选学”开山之作的说法，是要做修正的。 周贞亮师从谭献、张之洞，谭献曾有意为李善注作义疏，因此周贞亮是继承了谭献的“选学”传统的，而这部《文选学》正是他应武汉大学之邀教授“文选学”的讲义。周贞亮精于“选学”，不仅从这部《文选学》中可以看出，笔者在武汉大学图书馆见到周氏为研究《文选》所做的准备工作有其手抄前人注解《文选》多种，如《文选颜谢鲍诗评四卷》一册、清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与《四六丛话》合订一册)、近人李详《文选拾渖》二卷(与《文选拾遗》合订一册)、清朱铭《文选拾遗八卷》、清傅上瀛纂辑《文选珠船》二卷(与《学古堂日记》合订一册)、清胡绍煐《文选笺证》三十二卷八册、清许巽行《文选笔记》六卷(依徐行可藏原稿校抄本二册)、清余萧客《文选纪闻》三十卷四册。 周贞亮、骆鸿凯所进行的新研究并不是孤立的，在这前后对《文选》的体例、编者等属于后来所称“新选学”内容的探讨也有所进行。较有影响的如1946年朱自清在《国学季刊》6卷4期发表的《〈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中，分析“沈思”和“翰藻”的含义和当时使用的情况，指出它作为《文选》收录标准的实际内容。另外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何融的《〈文选〉编撰时期及编者考略》，发表于1949年《国文月刊》76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文选》并非萧统一人编纂，而是在东宫学士的帮助下完成的；其次，作者还对《文选》的编纂时期做了大致的推定，认为当在普通三年(522)至普通七年(526)之间。这些观点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它直接开启了“新选学”的研究课题。 20世纪前半叶的《文选》研究，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即由于《文选》写钞本的发现带来的《文选》版本研究上的突破。所谓写钞本主要是指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写本和日本发现的早期钞本。敦煌写本多产生于唐代，还有一些可能产生于六朝时期，当然距《文选》的原貌最近，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价值是宋以后的刻本所不能比拟的，这对研究萧统《文选》原貌以及李善注、五臣注原貌，都十分重要。敦煌出土的《文选》写本，主要集中在法国，是伯希和在敦煌盗劫的。此外匈牙利人斯坦因也盗劫一部分，今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又俄国人奥登堡也在1914年至1915年组织一个“俄国新疆考察队”盗劫了一部分，今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研究中心。1917年罗振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曾影印了四种《文选》写本，罗振玉、刘师培、蒋斧等并都作有提要，对写本的文献价值做了初步研究。这部分写本的公布，大大地促进了《文选》学研究，为许多学者提供了便利。如后来高步瀛作《文选李注义疏》，就使用了敦煌写本；而日本的斯波六郎博士作《文选诸本的研究》，也都以这些作为唐代《文选》的主要材料。在这些写本中，比较令人注意、也最为珍贵的是唐代永隆年间弘济寺僧所钞写的《西京赋》，这是李善注本。永隆是高宗年号，当是公元680—681年，此卷卷末有“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字样，当是永隆二年(681)，因为永隆改元是在八月，既称二月，当是永隆二年无疑。永隆二年上距李善《文选注表》的显庆三年(658)仅23年，而下距李善卒年，高宗永昌元年(689)尚有8年，说明弘济寺僧钞写《西京赋》时李善犹在，于此可见这个写本的珍贵。应该说，这个写本是最接近李善注原貌的，今人的研究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将它作为李善注原貌来校订刻本李善注的。高步瀛如此，斯波六郎也是如此，今人饶宗颐并以与日本所传唐写本《文选集注》、《四部丛刊》影宋本、胡克家刻本等进行详尽的比勘，进一步探究唐代李善注《文选》的原貌及独具的文献价值。20世纪初关于《文选》写本的利用，限于条件，主要是罗振玉所影印的几种；此外如1938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所编《敦煌秘籍留真》⑥及1947年陆志鸿整理的《敦煌秘籍留真新编》⑦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学术界所利用。至于俄藏敦煌文献，则直到1993年以后才由中俄两国学者共同携手编辑出版；⑧其中珍贵的写本，新版编号为Φ242号起束广微《补亡诗》迄曹子建《上责躬诗表》，是一种出于六臣注以外的注释，为研究唐初《文选》注提供了样本。 除了敦煌写本以外，东邻日本也陆续发现了许多写钞本。写本如产生在唐代的《文选集注》，这是一个未见于本国任何史料记载的写本，原藏于日本金泽称名寺，清末董康首先发现，随即报告日本政府，而被列为国宝。⑨《集注》原书为120卷，集李善、五臣、陆善经、《音决》、《钞》等书，其中后三种现在都已佚失，而李善和五臣的注也与后世刻本存有许多差异。毫无疑问，《集注》本的发现，对研究唐代《文选》学以及探求李善、五臣原貌，都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此本在1918年由罗振玉最先影印，共16卷，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罗氏影印本并不完全，而且所印各卷也多有脱漏。1935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又以《影旧钞本》名义印了24卷，1942年完成，是比较完全的印本，但也仍然有遗漏，如现存于中国境内的几种就没有影印进去(现藏北京图书馆的曹子建《求自试表》二十二行、藏天津图书馆的卷四十八残卷)等。关于这个写本的出处，由于它未见于中国史料记录，又发现于日本，因此日本学者往往以为是日本人编纂而成。这个说法中日学者间有不同的看法，近来留日学者陈翀利用新发现的日本平安时期材料提出当是日本平安朝中期大学寮大江家纪传道之代表人物大江匡衡所撰，⑩此说是近年来关于《文选集注》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否能够成立，恐怕还要做多方面的考察。 《文选集注》以外，日本天理图书馆还藏有一个纯粹的注本，也是出于李善和五臣之外的，所存篇目是司马相如《喻巴蜀檄》、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钟会《檄蜀文》、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等。此本日本学者冈村繁做过研究，(11)中国台湾学者游志诚在《敦煌古钞本文选五臣注研究》一文中也做过专题研究。(12)不过游氏结论认为是出自五臣注，恐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日本所藏最为丰富的还是钞本，据日本学者阿部隆一《本邦现存汉籍古写本类所在略目录》介绍，有27种之多。其中多为私人收藏，外间很难见到。不过其中最有价值的也都已发表，如古钞白文残二十一卷本、观智院藏卷第二十六、三条家藏五臣注卷第二十、九条家藏白文残二十二卷本等。这些钞本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对研究《文选》原貌以及早期李善注、五臣注，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钞本中，以古钞白文残二十一卷本较为人知，它最早著录于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仅一卷；森立之称为五百许年前钞本，是日本的正平时代，约当中国元顺帝至正前后。1880年中国学者杨守敬随何如璋、黎庶昌出使日本，除搜得森立之所著录的这一钞本外，又搜得另外20卷。杨氏将这21卷钞本带回国后归藏故宫博物院，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本带回来以后，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黄侃曾经借校，这在他的《文选平点》中有所反映。又如高阆仙《文选李注义疏》也采用此本参校。此本在当时应该有许多人过录，如向宗鲁、徐行可等。向宗鲁过本后又为屈守元过录；徐氏藏本即为黄侃借校者，现已不知去向。除这几家以外，傅增湘也曾过录一本，今存北京图书馆。(13) 《文选》写钞本的发现，为进一步加深《文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基础，其实除了写钞本外，一些以前不易见到的珍贵版本的发现，也同样是20世纪《文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选》版本研究是《文选》学的基础，这一点在宋以后尤为突出。由于版本的问题，常常导致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根据汲古阁本对李善注本所做的错误结论是一个明显例证。为什么前人的研究要依靠不可信的版本呢?这当然与善本不易见到有关。比如研究李善注，一般使用的是汲古阁刻本，清嘉庆年间胡克家好不容易得到了南宋尤袤刻本，立刻组织著名版本学家顾广圻、彭兆荪以元茶陵本和明袁褧覆宋本进行比勘，作《文选考异》十卷。可惜由于尤刻本并非唐宋以来传承有绪的李善注本，以致他们所做的结论，即世无李善单注本、所传李善注都是从六臣本中摘出的观点，只能是错误的结论。要研究刻本李善注，当然要依靠北宋国子监刻李善注本，但这个刻本传世极少，四库馆臣未见到，其他的人更难见到，所以影响了关于李善注的研究结论。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斯波六郎作《文选诸本的研究》，虽然号称搜集了30多种版本，但他连尤刻本也没有见过，宋本中仅有六臣本的赣州本和明州本，最关键的北宋国子监本没有见过，所以他也与胡克家一样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北宋国子监本，当然也是一个递修本，即天圣明道本，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从内阁大库流出，最后为周叔弢收得后半部分，今存北京图书馆。至于前半部分的残卷，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个本子问世后，傅增湘曾做过校录，别的人似乎就很少利用过了。 北宋监本的发现，对研究刻本李善注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推翻《四库总目提要》、胡克家《文选考异》、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的研究》等结论，因此这是20世纪《文选》版本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而与此同等重要，甚至说是超过了这个版本的重要度的，可能要算是韩国奎章阁本的发现。 韩国奎章阁本是六家《文选》，该书底本是北宋哲宗元祐九年(1094)二月秀州(今浙江嘉兴)州学本。据秀州州学的《跋》称，秀州州学将国子监本与五臣注本合并为一本，这当是第一个六臣合并注本。《跋》中所称的国子监本即北宋天圣年间国子监刊刻的李善注本，秀州本使用的这个监本比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天圣明道本还要好，因为天圣明道本是一个递修本，而非国子监原本。秀州本使用的五臣注本是平昌孟氏刻本，这个刻本是在当时流传的两川二浙刻本基础之上加以刊正的本子。秀州本所用的这两个底本来历清楚，又早已失传，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尤其在今天，北宋天圣明道本也多有残缺且分散在海峡两岸，而五臣注本也仅存一部建刻的陈八郎本和杭州钟家所刻的两残卷，其文献价值更不待言。陈八郎本据该书江琪的《跋》说是将监本与古本参校互证而成，这说明该本并非纯粹的五臣注，许多方面都从于李善本。今以陈八郎本与六臣本相校，的确如江琪所说。这就是说陈八郎本还不能完全作为五臣本使用。杭州本今存两残卷，以与秀州本的底本平昌孟氏本相校，基本相合，这就是说孟氏本完全可以作为杭州本使用。从以上所论看，奎章阁本所拥有的这两个注本，完全可以作为李善和五臣的底本使用。事实上笔者所做《文选》版本研究博士后课题，利用奎章阁本解决了不少历史上悬留的问题。如第一部六家合并注本的产生、六臣本与六家本间的关系、李善注与五臣注之间的关系、杭州本与陈八郎本的不同，等等，都能依靠奎章本取得较为满意的解释。(14) 应该说奎章阁本很早就传入中国，中国的藏书家如陈乃乾、张乃熊、杨守敬、高君定等都有收藏。(15)又据朴现圭《台湾公藏韩国古书籍联合书目》(16)介绍，张乃熊所藏书有“宣赐之记”(朱方，朝鲜内赐印)及“伯温”、(朱文)“山人”等钤印，似乎表明此书乃明朝时朝鲜所赠。印中的“伯温”、“山人”或为刘基。(17)但可惜的是，这部珍贵的《文选》却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没有人对它进行过校勘和研究，这是《文选》版本研究工作中的缺憾。 以上是20世纪上半叶《文选》研究的主要情形，可以看出其研究的方法、目的、关注的视角，既与传统“选学”有联系，也开导了后来的新研究。这种新研究，到了60年代，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在《新的文选学》中提出了“新文选学”的概念，以后由于清水凯夫的有意识研究，使得这一概念形成了有风格、有方法的研究派别，并逐渐在当代《文选》学研究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清水凯夫的研究成果及“新文选学”的主要内容，中国学者许逸民曾归纳为六个方面：即1.《文选》的编者；2.《文选》的选录标准；3.《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4.沈约声律论；5.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6.对《文选》的评价。(18)不过，对这一概括，清水凯夫并不完全同意，他重申他的“新文选学”有四大课题：第一课题，无论如何也是传统“选学”完全缺乏的《文选》真相的探明。这一大课题，仅个别地澄清各个问题，是终究不能解决的。只有在以下诸课题分别澄清后，才能以综合分析考察的方法有机地求得其结果。第二个课题，是弄清如下先行理论对《文选》的影响关系，这一课题自然也应该与第一课题联系起来考察。第三个重大课题是弄清各个时代对《文选》接受、评价的变迁。换言之，即扩充和充实历来所说的“文选学史”。第四个课题，是使传统“选学”已进行的工作变得更加充实，那就是彻底地探讨版本、训诂学的历史，补上欠缺的部分。从清水凯夫本人阐述的“新选学”内容看，比较许逸民的总结又扩大了许多。这个差别主要是因为许氏根据清水凯夫已经做过的工作而言，而清水凯夫的重新认定，则包括了许多未来的计划。从清水凯夫第四个课题的认定看，他已经将传统“选学”的版本、训诂等内容也引入了“新选学”。 清水凯夫四个课题的认定，已明显与神田喜一郎当初所提出的“新选学”有了区别。在神田那里，“新文选学”既不包括各种译注本，也不包括斯波六郎的版本研究。如果按照清水的认定，那么“新文选学”在日本实际上并非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而应该从斯波六郎的研究工作开始算起了(斯波六郎的研究成果发表于50年代，但其研究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但这样一来，就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果斯波六郎的研究也属于“新选学”内容的话，那么传统“选学”的版本研究(如胡克家等人的工作)如何看待呢?事实上“新选学”刚提出的时候，其基本内容正如许逸民所总结的一样，清水凯夫的既成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只是随着清水凯夫本人的思考成熟，以及中日两国学者的批评而陆续增加了如清水后来所说的第三、四两课题内容。 从“新选学”提倡者所指出的内容看，虽然这个提法发生在日本，但实际上20世纪中国学者的研究，如前述骆鸿凯、何融等人的研究，已开始在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文选》编者、选录标准等问题的讨论，更得到了加强。比较有影响的如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编选的标准》、(19)王运熙《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20)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21)等。总的说来，80年代之前，中国的《文选》研究还处于零星的、不成系统的状态；80年代中后期才进入一个新阶段。由北京大学、长春师范学院等多单位联合所作的《文选译注》似乎是一个标志，而1988年在长春召开的第一届《昭明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更是表明中国《文选》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在此之后，又分别在长春、郑州召开了两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且成立了中国《文选》学研究会，表明中国《文选》研究已经国际化，而且进入了规范的、有系统的研究状态。就当前已经开展的工作来说，如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作的《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文选学论著索引》，(22)四川师范大学屈守元《文选导读》，(23)南京大学周勋初整理影印的《文选集注》，(24)北京大学傅刚《昭明文选研究》(25)《文选版本研究》，(26)四川大学罗国威《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27)《敦煌本文选注笺证》，(28)广西师范大学胡大雷《文选诗歌研究》(29)等；此外，几次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如《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30)《文选学论集》(31)《文选学新论》(32)《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33)都代表了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成绩。 中国大陆学者以外，港台学者关于《文选》的研究也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绩。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的《敦煌本文选斠证》(34)《日本古钞文选五臣注残卷校记》(35)是根据写、钞本对《文选》版本进行研究的力作。文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或许由于条件限制，饶氏未能采用与敦煌写本(永隆本)和古钞五臣注残卷有直接关系的北宋国子监本及陈八郎本等对勘，因此所获结论又难免有缺陷。台湾学者对《文选》的研究极为重视，出版过研究专著多种，如林聪明《昭明文选研究考略》(36)《昭明文选研究初稿》，(37)陈新雄、于大成《昭明文选论文集》，(38)邱棨鐊《文选集注研究》，(39)李景溁《昭明文选新解》，(40)游志诚《昭明文选学术论考》(41)《文选学新探索》(42)等。此外，台湾有不少大学开设了《文选》研究课程，博士、硕士论文中有不少以《文选》研究为题。硕士论文如丁履譔《文选李善注引诗考》、李鍌《昭明文选通假考》、周谦《昭明文选李善注引左传考》、黄志祥《北宋本文选残卷校正》等，从题目看这些论文集中在对李善注的研究上，这仍是传统“选学”的内容。 海外“选学”研究的重镇仍是日本，除以清水凯夫为代表的“新选学派”外，传统的“选学”研究成果仍然集中在版本上。由于日本藏有丰富的早期写本、钞本，对它的研究成为日本“选学”研究者的一个特色。此外，版本研究仍以斯波六郎为代表，其后冈村繁对斯波六郎的结论进行了较大的修正，结论同于中国学者程毅中、白化文。(43)日本学者之外的欧美“选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上，英、法、德、美都出现许多很有成就的《文选》研究学者，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其中尤以近年美国学者康达维全文翻译《文选》的工作值得钦佩。这一工作的难度，凡了解《文选》的人可想而知。我们满怀敬意地祝愿康达维的工作早日完成。(44) 从以上所述20世纪《文选》学研究的情况看，前半世纪的研究因“五四”运动的冲击，造成了“选学”比较沉寂的局面；后半世纪，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选学”研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是总的情况。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前半世纪虽然沉寂，但如黄侃、高步瀛二氏的研究，仍然是一个高峰。如高氏的《文选李注义疏》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赓续者；此外20世纪初发现的许多写、钞本也并没有引起当代中国“选学”研究者的足够注意，但在海外如日本却有很深入的研究。应该说海外“选学”研究的兴起是20世纪的一大成绩，这标志着“选学”研究的世界化，是传统“选学”所不具备的内容，也是中国学术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之一。这是当代学者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就《文选》研究的理论内容而言，海外“新选学”和中国当代学者在诸如《文选》的编者、体例、编辑宗旨、文体分类，以及《文选》的编纂背景、《文选》与相关典籍的关系等方面，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但在《文选》的版本研究上，却是“新选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点。这一方面是因为“新选学”研究者最初想要与传统“选学”划分疆域而有意避开所致；后来如清水凯夫又提出加入版本研究的内容，但至目前，这一派似乎还没有展开研究。20世纪的《文选》版本研究，从系统、规范方面来看，当推日本学者斯波六郎的《文选诸本的研究》，这一研究在胡克家《文选考异》所得结论的基础上重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终重新论证了胡克家的结论。不管这结论本身正确与否，我们看到，他们对《文选》版本的研究始终只局限在李善注本上，事实是《文选》版本研究除此之外，起码包括有萧统《文选》三十卷本原貌考察、李善注、五臣注版本源流递变、六家合并注本的产生及其演变、现存写钞本与刻本的对比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前人未曾注意但意义重大的问题。 注释： ①参见曹道衡、沈玉成《文选李注义疏点校前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②高氏此书解放前曾由北平文化学社排印出版，1985年经曹道衡、沈玉成点校，中华书局重又出版。 ③见许逸民《再谈选学研究的新课题》，载《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④见马积高为《文选学》所撰《后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参见王立群《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三期。 ⑥日本昭和十三年小村写真制版所京都影印暨铅印本。 ⑦1947年台湾大学照相版本。 ⑧《俄藏敦煌文献》，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至1997年出版。 ⑨董康《书舶庸谈》卷八：“小林询大坂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收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 ⑩参见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5月。 (11)见《永青文库藏敦煌本“文选注”笺订》，载《久留米大学文学部纪要》，国际文化学科编第3号(1993)。 (12)1995年台湾敦煌学研讨会论文，稿本。 (13)这个写本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详参傅刚《关于古钞〈文选〉残二十一卷》，载《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 (14)参见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5)分别见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张乃熊《芹圃善本书目》(台湾广文书局1969年版)、严宝善《贩书经眼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6)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 (17)此说尚待查证。张氏藏书今存台湾，不知该书后是否有宣德三年卞季良自述铸庚子字的《跋》，如果有的话，则此“伯温”可能不是刘基，因为刘基死于1375年，而宣德三年却是1468年。但如果该书无卞季良的《跋》，则见奎章阁本刊刻还要早于宣德三年，那就有可能是刘基所藏。按据《奎章阁图书韩国综合目录》(汉城大学校图书馆编，保景文化社1994年修订版)介绍，韩国所藏古本《六家文选》有十二本之多(包括残本)，其刊刻年代，有的著录未详，有的著录为中宗时、成宗时、光海君时；刊印字体分别有训练都监字、校书木活字、甲寅字等，因知韩国所刻《六家文选》的年代不一，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部由韩国正文社影印的《文选》，书后附有卞季良之《跋》，也许并非刊刻最早的书。所有以上所述，都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18)见《再谈选学研究的新课题》，载《文选学论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9)《文史哲》1963年第1期。 (20)《光明日报》1961年8月27日。 (21)《光明日报》1961年11月5日。 (22)中华书局1998年版。 (23)巴蜀书社1993年版。 (24)同上。 (2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8)巴蜀书社2000年版。 (2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0)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1)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 (3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3)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34)《新亚学报》3卷1-2期。 (35)《东方文化》1956年3卷2期。 (36)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 (37)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 (38)木铎出版社1980年版。 (39)文选学研究会1978年版。 (40)暨南出版社1990年版。 (41)学生书局1996年版。 (42)骆驼出版社版。 (43)参见牧角悦子《日本研究〈文选〉的历史与现状》，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4)欧美“选学”参见康达维《欧美〈文选〉研究述略》，载《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