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运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聊城论文,出版业论文,运河论文,清代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洪武初年，朝廷针对鲁西的移民措施使得晋南平阳府的印刷技术开始在这一带流播，聊城开始出现一些小型木板书作坊。[1]83而聊城坊刻出版业真正走向兴盛，则是与京杭大运河密切相关的。明清之际会通河疏浚后，大运河全线通航，聊城从此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遇，发展为繁华的商业都市。商业经济的发达为民间坊刻出版业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大运河的畅通也使南北异质文化在山东运河区域融汇，形成运河开放文化，聊城很快发展为文风浓郁之区，刺激了民间坊刻出版业的兴盛；而市民文化的崛起更为聊城坊刻出版业提供了文化土壤。清前期，书业德等四大书庄相继开业，乾嘉以后，城内大小书坊已达三四十家。聊城图书更远销外省，成为北方最大的坊刻中心之一，享有“东昌作坊、书笔两行”之美誉。[2]530
一、带有运河印记的聊城坊刻出版业
清代聊城坊刻出版业的崛兴是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结果，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尽管当时清朝统治者提倡编纂出版图书的文化政策为聊城坊刻出版业的兴起提供了可贵的文化氛围，但大运河赋予城市的区位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经济文化变迁，则是聊城坊刻出版业兴盛的根本动因。而从当时全国刻书出版中心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的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南京、湖州、北京等地来看，聊城坊刻出版业的兴盛确实与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运河贯通后，聊城很快发展成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的“江北—都会”。清中期后成为运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3]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居民消费水平和图书购买力的增强，为坊刻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聊城经济发展也带动了聊城造纸业、制墨业的发达，为坊刻出版业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撑，晋商、徽商等区域性商帮的出现，也为雄厚的私人商业资本介入坊刻出版业提供了可能。聊城坊刻出版业正是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运河开放文化为聊城坊刻出版业的勃兴提供了文化沃土。大运河的通达给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闭的齐鲁文化注入新鲜因子，形成包容丰富的运河开放文化，聊城呈现出崭新的文化景观：书院兴盛、科举发达，学术昌盛、文人荟萃，仕宦学子通过运河把南北书籍带到这里，丰富了私人藏书。这都成为聊城坊刻出版业发展的有利因素。大众教育的兴盛也培育了稳定成熟的市民读者群。此外，伴随着城市物质的丰裕和运河带来的南风北渐，市民意识不断成熟，小说、曲本、俚曲唱本等市民文学大量出现，市民对书籍的文化需求成为民间坊刻出版业发展的直接支撑。另外私人藏书的保守性也把广大民众推向了市场，这在客观上刺激了坊刻出版业的繁荣。
运河交通也是聊城坊刻出版业发展得天独厚的条件。清代山东有记载的商号书坊不下150家，主要分布在聊城、济南、潍县、周村等交通便利、商贸发达之地，其中尤以聊城的商办书坊数量最多。[2]530运河水运方便了书坊从江南输入原料，也为书籍的生产输出提供了极大便利。原址在河北衡水的有益堂书庄，运进原料、联系刻工等都要通过聊城宝兴堂，后见聊城交通便利便迁址到此，很快跻身四大书庄之列。这从侧面反映了运河交通对书庄发展的优势。而许多书庄在运河淤塞后由于纸张书籍运输不畅日渐萧条，也说明了运河对聊城书坊业的影响之大。聊城的发展也得益于整个运河城市之间大的交通网络，水路运输便利形成了辐射全国的图书发行网络。
正是在运河交通及运河商业经济和开放文化影响下，聊城刻书出版业在北方城市独树一帜。清代全盛时期，全城书坊每年刻印的图书年销量不下二三十万部。销售旺季，外商争先恐后赶来聊城，木船、骡车、毛驴车、骆驼队来装书运书的络绎不绝。[1]86
二、聊城坊刻出版业与市民文化的互动
山东运河城市的开放性、包容性特质，使聊城成为孕育市民文化的摇篮。坊刻出版业正是在市民文化勃兴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反映机制，坊刻出版业的发生发展取决于市民文化的形态，市民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机制，其价值特征影响着坊刻出版业的取向。坊刻出版业又起到了对市民文化的整合塑造和引导作用，二者在互动关系中发展。
1.市民文化勃兴背景下的坊刻出版业
伴随着运河的畅通和山东运河城市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技艺百工、外地客商流向城市，市民数量急剧膨胀；南北文化的交流融汇也使这一闭塞之地变成了开放之区，民风由俭渐奢，从“俗近淳厚，家知礼逊”[4]发展为“民习奢华，其俗也文若胜质”[5]。运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远超出其他离河稍远州县。这样就在中国相对落后的北方地区衍生出一个局部的市民社会。市民阶层在物质上获得满足后，在文化上也有了自己的诉求和表达，进而促使市民文化走向勃兴。读小说、看戏听书等文化消费蓬勃兴起，为聊城坊刻出版业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图书消费市场上，市民阶层构成稳定成熟的读者群，成为书坊出版业发展的直接支撑。植根于市民文化土壤的坊刻本成为市民情感和意识的重要载体，以面向民间大众的通俗读本为主，小说、唱本、曲本、日常实用性书籍以及童蒙书成为主要刊刻对象。文人创作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面向市民通俗文学，如本地创作的小说《聊摄丛谈》、《水火双珠记》等。[6]129
聊城坊刻图书在内容构成上主要是：①大众通俗文艺读物，以小说，唱本等为主。书业德专门设有“小说板库”，书板200余种；[1]89宝兴堂小说名著版本很多，绣像本《红楼梦》曾列于全国书目中；[1]100书坊还出版当地人编撰的常在街头说唱的“善书”，如《宣讲宝铭》、《皂王经》等[1]94；“小花页”(小型唱本)也被广泛刊刻，三合堂小花页书板有200多种，如《玉堂春》等。林语堂、阿英曾专程到聊城搜罗小花页，林称其为“民间通俗文学的丰富宝库”[7]。②文教科举用书。聊城大众教育的普及促进了私学童蒙教材的刊刻。书业德专设有“启蒙书板”库，出版的《山西杂字》别地少有；有益堂启蒙书板有500余种，数十万块；书院、官学、科举的兴盛促进了“坊选”等经史读本的刊刻。书业德专设“经史板库”；善成堂善于经营“闱墨”业务，有闱书板百余种，如《顺天闱墨》、《山东闱墨》等；诗文选集也被广泛刻印，如善成堂的“别集”。[1]91③日常实用类书籍。如医书、农书、风鉴、百科全书等。书业德专设“医、杂板库”，医药书不下一二百种，还有术数、棋谱、画谱、商书等。[1]89
坊刻本在形式上也呈现出平民化格调，这是由市民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决定的。坊刻本的装帧设计风格活泼多样，小说曲本等多附有插图、广告，如宝兴堂有名的绣像本《红楼梦》。即便是百家著作和诗文集，也呈现出与官刻本和家刻本不同的风貌，往往附有插图、广告，注疏等，如《诗经备旨》、《三字经》、《千家诗》就附刊人物故事图像。[6]33
2.传播学视角下的坊刻出版业与市民文化的重塑
“出版活动体现着社会文化和社会变迁，同时也承载着传播社会文化的功能。”[8]聊城坊刻业是山东运河城市社会变迁和市民文化勃兴的体现，同时，坊刻业在大众文化传播和市民文化重塑方面功不可没。
从聊城书坊传播生态来看，在传播内生态方面，书坊作为传播者，文化信息通过书籍的大量刊刻复制而成为文化商品而流通，传播效率大大提高。书坊主从选题、约集文稿到刻印发行，参与到图书流通的各环节中。市民化了的文人也是通俗文化的传播者，以小说为例，“他们或创作或评点或作序或参与小说的校勘出版，或与书贾合作，对于小说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9]。书坊主与文人迎合了受众的审美情趣，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传播链上的接受者是广大市民阶层，形成了稳定的图书消费市场。一些书坊专门辟有“小说板库”，说明小说受众之广。书坊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市民通俗文化，市民文化的平民性品格决定了它易于将自己的价值理想借助传媒迅速推广。在传播外生态方面，聊城的市民社会形态和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思想观念的解放和市民文化的勃兴，统治者积极的图书政策，商业经济的发达，交通地理环境的优越，加大了书坊传播活动的强度、深度和广度，传播便捷而又畅通。在传播新生态方面，书坊的价值取向与受众的趣味需求交互影响，形成了积极的受众市场效应，并带来了图书刊刻的后续效应。这主要表现在翻刻原书、刊刻选本、续书等，如《聊斋志异》出版后，当地也创作了体裁相近的《聊摄丛谈》。在传播技术上，聊城刻版技术、彩色套印技术和插图技艺发达，促进了坊刻本的传播，而运河城市发达的商业交通网络和图书销售网络拓展了坊刻本的传播时空。总之，在传播生态规律作用下，聊城市民文化和书坊的刊刻与传播形成良性互动，以坊刻本为载体的市民文化意识经传递扩展和深化整合，形成具有聊城地域色彩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环境，产生新的文化增殖效应，并日益走向成熟、走向活跃。坊刻业对市民文化的塑造和建构意义正在于此。
三、坊刻出版业：嫁接运河城市商业与文化的产业
聊城坊刻出版业是伴随聊城商业社会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遵循着商业运作规律，完全以盈利为目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呈现出鲜明的商业化产业化特征，其显著特点是把市民文化作为重点出版的文化资源。这也决定了坊刻业的商业化运作，书坊集印刷出版销售于一体，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出版印刷售书一体的产业链，成为嫁接运河城市文化与商业的一项文化产业，并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聊城坊刻业鼎盛之时，全城书坊每年刻印的图书年销量不下二三十万部，给聊城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聊城坊刻出版业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外地设分号，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书业德在太原、祁县等地设有十多个分号和代销处，图书行销全国大部分地区。[1]86二是重视图书产品质量，以质量求生存。一般大书坊对刻版印刷中的每道工序都严加管理。书业德在选纸、刻印、装订、校对等方面都很讲究，在写样、刻版方面一般聘请优秀写样先生和堂邑雕刻能手，如被尊称为“圣手书生”的写样先生刘凤藻，还专设校勘先生五六名，雕刻工七八人，负责校对改补工作；[1]85善成堂最讲装潢美观，甚至启蒙读物都莫不精美。[1]96三是力求降低成本，以获取最高利润。如为节省写工费用，有些刻坊不惜用偷工减料的简捷办法复刻原书，如有益堂出版的《聊斋志异》。四是注重图书选题和产品创新，以提高竞争力。书坊不断传刻新书、出版畅销书甚至低俗书来吸引读者。产品创新主要表现在经书的出版中，以《左传》为例，一般书店都印有《左传句解》等6种，善成堂则标新立异，印《左传杜林》等，书业德出版《左绣》等与之对抗，有益堂不甘被挤又出版《读左补易》等。[6]131、132书坊刻书还紧跟时代，不断满足社会需要。宝兴堂和有益堂在科举兴盛时大搞“闱墨”业务，而在废科举后刻印了政治、历史、经济类书，如《策论粹新》。在书籍形式上追求多变风格，广告和插图被广泛应用，以吸引读者。在管理方面，除雇用固定刻工，还招临时工和外加工人员。堂邑农村骆驼山一带从书坊揽活的人很多，成为重要的家庭副业。[10]23在管理手段上实行按件计资，还实行灵活的加薪制，如销售旺季实行双工资、双加双、夜宴等管理办法。[1]106行业内还出现“购改”现象，一些大字号书坊收买一些倒闭书坊的旧板，挖掉原字号，改为自家字号。[1]104此外刻书业已出现了“揽头”(经纪人)，奔走于书坊与刻工之间，从中抽取佣钱。[10]23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书商想尽办法剥削雇工，如克扣工资等，曾引起罢工反抗。这些都是聊城坊刻出版业商业化的典型体现。
另外，聊城书坊出版业因大运河交通之便而呈现出外向化特征：工农业生产所需原料依赖外地供应源，而其产品也依赖外地市场。聊城尽管造纸业发达，但书坊刻书所需原料以及购进的“南书”书页仍要通过运河由江南输入，图书产品则通过发达的水陆交通远销全国各地。这是聊城坊刻出版业商业化和产业化水平较高的体现。聊城坊刻业正是依托运河、运河商业经济和市民文化等资源而发展起来的一项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