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群众观研究述评论文

习近平群众观研究述评论文

习近平群众观研究述评

吴秀才1,马树颜2

(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研究二处,济南 250001;⒉中共济南市委党校科研部,济南 250100)

摘要: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习近平群众观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从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背景、重要基础、形成过程、主要内涵、主要特点、价值意义及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较为系统地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析,以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习近平群众观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 习近平;群众观;基础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中占据首要地位。群众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观点,群众立场则是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根本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群、干群关系问题,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和新举措,诠释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精髓要义。

(4)新形势下,医患矛盾突显,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和伤医事件时有发生,医务工作者的精神压力也很大,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彰显。

近年来,学术界对习近平群众观关注的热度持续增加,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截至2018年8月10日,在中国知网,仅以“习近平群众观”为篇名(题名)进行检索,就查询到期刊学术论文63篇,硕士论文34篇。以“习近平群众观”为主题检索到的相关文献更加丰富,达238篇之多。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主要围绕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过程、理论渊源、主要内容、鲜明特点、价值意义等方面展开研究,系统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习近平群众观的研究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评析,对于进一步推动学术界对习近平群众观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背景研究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这说明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只有认清时代背景,才能深刻认识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徐羿认为,国际形势新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和国内形势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新要求,迫切需要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创新党的群众路线,从而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2]王莎莎认为,习近平群众观是在具体时代的要求下和具体的实践中应运而生的。“面对当前的国际大趋势,切实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优势,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发展党的群众观点,而习近平的群众观点正是顺应时代要求的科学思想。”[3]宋江洋从全球经济格局变动中政党政治迎来全新挑战、多元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斗争冲击党的执政基础、网络信息化时代党群工作的开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苏共垮台的教训中执政党执政需引以为戒四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群众路线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对其国内背景,则从中国共产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对新阶段“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解决党群关系紧张问题的必然要求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

学术界普遍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两个方面来探析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背景。认为习近平群众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深刻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是国内外复杂环境综合作用的产物,是顺应时代的产物。只有在新时代新阶段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新的内容,才能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认同,夯实党的群众基础,成功应对中国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考验和挑战。

二、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基础研究

思想基础。谭扬芳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源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4]秦勃认为,“习近平的人民群众观既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群众观,同时也深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影响。”[5]习近平不仅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刻认识和领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徐羿认为,习近平群众观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传承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群众观、借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2]赵洁对习近平群众观的传统文化基础从以“敬民”为核心的理政思维、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以“和”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6]习近平深刻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综上所述,学术界普通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一个漫长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才逐渐产生发展成熟以及走向深化完善。不同的是对习近平群众观形成过程及具体阶段的划分,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分析探讨,但均未明确指出阶段划分的标准或主要标志。相信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对其阶段的划分也会有更明晰准确地表述。

将一维长度数与二维面积单位个数建立联系,数的意义不同,数值大小是相同的,面积单位的总个数是长、宽这两个数的乘积,由此概括出长方形面积公式。

历史基础。张雪、程艳彬指出,古今中外的经验教训是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历史基础。习近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形成了独特的群众观。在201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和2014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都引用了《管子·牧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名句,来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纵观历史治乱、政权更迭,“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因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不胜枚举。”[8]习近平的群众观正是在借鉴和吸收了古今中外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

哲学基础。任何理论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哲学基础。田铭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是习近平群众观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基础。[9]赵懿怡指出,唯物史观是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为指导并深刻总结人民群众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各具特色的群众理论,成为习近平群众观的哲学理论来源。[10]

学术界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不仅包括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而且还包括历史基础和哲学基础。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对习近平群众观形成的重要基础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但总体看来,主要是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两个层面展开的,关于习近平群众观理论基础的研究已经日渐成熟,基本上取得了共识,但还缺乏各个基础之间逻辑层次关系的研究,还需要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三、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过程研究

刘丹丽认为,习近平关于群众观的论述处处体现着历史性、大众性、人民性和广泛性。历史性表现在其思想内涵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具有浓重的中国色彩和民族风味;大众性表现在其思想表述彰显了大众话语和平民风格,将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词语赋予其政治含义和文化深度,用独有的、接地气的、极富教育意义和趣味性的表述风格传递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人民性表现在其思想立场坚守党性和人民性高度一致,科学地揭示了党群关系的内在规律;广泛性表现在其对于中国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清晰的思想指向。[11]

三阶段说。赵洁指出,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经历了初始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深入基层是习近平群众观的初始阶段;从基层到中央,是其形成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成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核心,习近平群众观进入发展阶段。[6]刘丹利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经历了农村知青时期群众思想的初步体验、地方执政时期群众工作的经验积累和中央主政时期群众观的基本形成三个阶段。[11]

五阶段说。王纯莲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过程经历了初步形成、基本形成与确立、充实与提高、成熟、习近平群众观作为治党理念与治国风格的践行阶段共五个阶段。七年上山下乡的锻炼经历是习近平群众观初步形成阶段;从河北正定县到福州市委书记的基层任职经历是其基本形成与确立阶段;主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担任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的经历是其充实与提高阶段;到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经历是其成熟阶段;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其作为治党理念与治国风格的践行阶段。[14]

四阶段说。袁倩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经历了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发展时期、深化时期四个时期,并做了阶段划分。1969年至1975年间上山下乡的锻炼经历是习近平群众观的萌芽阶段;1982年至1999年从河北正定县到福州市基层任职时期,是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时期;主政福建、浙江、上海等地担任省部级高级领导干部的时期是习近平群众观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七大以后是习近平群众观的深化阶段。[12]朱付庆把习近平群众观的演进过程归纳为萌芽时期、形成时期、提高时期和成熟发展时期。[13]对于萌芽时期和形成时期的阶段划分,两位学者的观点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后两个时期的划分。朱付庆认为,2000年至2012年,习近平担任省部级领导至正式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期间,习近平的群众观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与提高;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当选总书记至今,习近平的群众观得到充分阐释和运用,理论逐步走向成熟,并得到继续发展。

综上,习近平群众观的主要内涵非常丰富,不同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把习近平群众观的主要内涵概括为不同的方面,部分学者还对概括出的主要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初步分析。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术界关于主要内涵的研究主要围绕习近平的系列讲话进行阐释,或从群众路线、中国梦、民生建设、党的作风建设等角度进行单一地研究和探索,部分硕士学位论文虽然对习近平群众观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整理,但因习近平群众观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其系统性和完整性还需要学术界持续予以关注。

实践基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习近平群众观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并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而成熟发展起来的。谭扬芳认为,“与基层群众的交往实践及其产生的深情厚谊促进了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与发展,丰富的工作实践特别是积累的施政经验促成了其群众观的成熟与升华。”[4]秦勃指出,“习近平的家庭具有的良好家风家教,为他树立正确的人民群众观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5]王莎莎认为,习近平家庭环境的影响、青年时期的历练、地方任职的经历是其群众观的实践基础。[3]高品杰认为对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丰富实践的经验总结、当今世界政权更替演变警示的重要借鉴、习近平的个人经历是其群众观的重要实践来源。[7]其他研究者的表述虽然有异,但基本上都把习近平为民服务的长期基层工作实践作为其群众观的实践基础。

四、习近平群众观的主要内涵研究

习近平群众观的内涵非常丰富,且仍处在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学术界对其主要内涵的总结和概况也是见仁见智。

张雪、程艳彬认为,习近平群众观主要内容有群众利益至上观、群众力量源泉观、群众执政根基观、群众监督满意观。[15]郭淑颖、王平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内涵主要包括:群众意愿、群众评判和人民幸福的群众主导观;工人阶级领导、“三农”发展和工农关系为主体的群众结构观;以基层和困难群体为着力点的群众工作观;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的群众创造观;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相统一的群众利益观。[16]秦勃把习近平人民群众观的精神内核总结为:人民主体观—“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人民利益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评价观—“我们的一切工作都需要人民来评价”。[5]

部分学者不仅探讨了习近平群众观的丰富内涵,还对概括出的各部分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邢孟军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民为中心”,并已形成严谨的逻辑体系,具体包括根基论、立场论、主体论、方法论。其中,根基论是最基本的逻辑底座,立场论是建立在根基论的基础上,正是因为党的根基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群众观既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在践行群众观的同时,必须坚持群众路线这一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7]

智力直接作用于工作和生活,其要素是观察、记忆、想象、思维、注意,其中思维是核心。这方面的精神激励要求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运用正确方法,正常使用智力。例如在思维活动上,无论抽象、形象,还是灵感,无论是创造性思维还是再造性思维,想问题该怎么想,从哪个层面、从哪个角度去想,哪是本质,哪是主流;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哪是主要的,哪是次要的;哪是泡沫,等等,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抽象、概括、比较、归类等,都要在正确理念的统摄之下,使用正确方法,正常使用思维能力[4]。

五、习近平群众观的主要特点研究

无土栽培基质蒸汽消毒机采用蒸汽消毒法,利用高温蒸汽杀死基质中的有害生物,集成了蒸汽发生装置、换热装置和水质软化装置,实现蒸汽温度120~200℃的连续可调,通过导管把高温蒸汽通入到消毒箱中的栽培基质,使基质温度升高达到80℃以上,干预有害微生物积累和繁殖、杀死病原菌。其具体消毒过程为:将消毒栽培基质投入到基质消毒箱中,消毒箱内的搅拌系统一直在进行搅拌,使得基质在罐体内受热均匀,消毒彻底;基质消毒箱内设置蒸汽管道,管道上分布有通气孔;当蒸汽锅炉产生高温蒸汽后,通过送汽管将产生的高温蒸汽通入管道,然后经通气孔对栽培基质进行均匀加热消毒。

酒店移动信息化应用管理将向智能化、安全化、简捷化方向全面提升。随着国内酒店移动信息化应用方兴未艾,客户对于酒店服务的便捷性、安全性以及智能管理等方面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智能化表现为酒店移动系统能有效记录每位客人的个人喜好,智能控制系统能将根据数据库中的信息为客户提供多种个性化的服务;安全化表现为能充分保证客户移动资金交易、信息传输的安全、可靠;简捷化表现为酒店移动管理系统的充分“傻瓜化”,一学就会,一点就通,简便易用。

学者关于习近平群众观形成过程的阶段划分,主要有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

目前,学术界对于习近平群众观主要特点的概括和提炼,有的侧重于内容方面,有的侧重于意义方面,观点差异比较大,所概括出的各个特点之间也缺乏一定的逻辑性,且大都寥寥数语,在文中一带而过。因此,还有待于学者做更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总结。

六、习近平群众观的价值意义研究

田铭钊认为,习近平的群众观在新时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习近平的群众观生动阐释了共产党人利益观的根本目的和最高价值目标;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导力量;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9]华晓文指出,习近平的群众观,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群众思想的继承,又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同时,其又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武器。[21]杨卫芳认为,坚持习近平人民群众观不仅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前提要求,还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习近平人民群众观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习近平群众观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22]

学术界对习近平群众观价值意义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普遍认为:习近平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中国的具体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但学者们的探讨仍有待于继续深入,对于习近平群众观世界意义的研究还相对缺乏。

华晓文认为,习近平在继承中国共产党人群众观的基础上,对群众观有了进一步开拓和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鲜明特征:增进人民福祉的价值取向、真抓实干的实践特色、辩证统一的思维特色、朴实鲜明的群众语言。[18]王静美指出,习近平群众观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以始终“坚持同人民在一起”为出发点;以“全面从严治党”为立足点;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为落脚点。[19]张雪、程艳彬指出,注重实践是习近平群众观的重要特点之一,此外,习近平群众观还具有示范性和时代性的特点。[15]王义也认为,习近平的群众观关注亲民、爱民、为民的实践细节,展示了知行合一、贵在行动的鲜明特色。[20]

七、习近平群众观的实践路径研究

任何一种思想解读都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有将理论放到具体的实践中加以检验,才能显示出理论的生命力。王丁指出,加强民生建设以提升人民福祉是习近平群众观贯彻落实的核心重点所在。习近平曾多次指出,民生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也是其群众观得以贯彻落实的重要路径。[23]王廷中、刘春福认为,践行习近平群众观的思路,首先要创建密切党群关系的机制,其次要下大力气改善民生。并从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全面完善权力机关监督制度、创建群众监督制度三个方面探讨了密切党群关系的机制。[24]徐羿认为,习近平群众观的践行途径主要包括:健全密切党群关系的体制;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恒坚持群众路线。[2]董晓丽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对习近平群众观的具体落实进行了探讨,认为习近平群众观是新时期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导,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落实习近平群众观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要落实习近平群众观,就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提高群众工作水平、培育公众参与国家治理和加强制度现代化建设。[25]孙宜芳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以人民为中心协调推进的角度,论述了要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6]

学术界普遍认为践行习近平群众观的主要路径是健全密切党群关系的体制和机制、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但学者们对习近平群众观的实践路径与践行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研究探讨还相对缺乏。

八、总结与展望

2014年,赵洪伟、王蕊在《习近平群众观研究述评》一文中曾指出当时研究还存在的不足之处:整体研究不够系统,研究的理论成果还比较少,思想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重要价值和意义还没有形成系统性理论成果。[27]时间过去4年多,这些不足之处得到了部分解决,如研究的理论成果更加丰富,对习近平群众观的理论渊源和现实背景的研究更加全面,在习近平群众观的重要基础、形成过程、主要内涵、主要特点、实践路径、价值意义等方面形成了很多理论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综合来看,学术界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需要继续深入探讨和研究。

2017年11月1日,黎永兰的尸检报告出炉:黎永兰的头部骨折,硬膜下有血肿,脑组织广泛挫伤,头部损伤是其致命伤。黎永兰因严重颅脑损伤死亡。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有待廓清

目前,学术界从群众路线、中国梦、民生建设、党的作风建设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习近平群众观及其相关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的研究成果对习近平群众观的内涵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整理,但因习近平群众观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在研究习近平群众观的过程中,学者们会经常碰到“群众”、“人民”、“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思想”、“群众观”等概念,某些概念经常被习惯性混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对相关概念的科学内涵和外延还有待于进一步廓清,这也是深化研究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重要问题的研究需达成共识

学术界对习近平群众观的形成背景、重要基础、形成过程、主要内涵、主要特点、实践路径、时代价值等进行了有益探讨,但对其形成过程阶段划分的标准、各个重要基础之间的逻辑层次关系、主要特点的探讨还相对薄弱,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习近平群众观的思想基础、习近平群众观的世界意义、习近平群众观形成阶段的划分以及新时代背景下习近平群众观的实践路径等重点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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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研究成果需进一步丰富

关于习近平群众观的研究文章,虽然可以检索到60多篇期刊学术论文和3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但总体而言,习近平群众观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中,系统性、完整性研究成果相对缺乏,全国中文核心期刊、CSSCI刊物收录的相关文章还太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尤其是要立足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开展深化研究,以提升习近平群众观研究成果的层次与影响力,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的发展空间。

添加耐高温α-淀粉酶脱胚玉米挤出物经过液化糖化后制得糖化液,此糖化液经过滤得到的滤饼中含有少量的RS3淀粉。此部分淀粉未被水解的影响糖浆的收率,因而需要控制挤压——糖化系统参数,使滤饼中的R3淀粉含量降低到最低程度,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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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238(2019)02-0045-05

DOI: 10.3969/J.ISSN.2095-7238.2019.02.008

收稿日期: 2018-10-2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视域下加快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研究”(JNSK18C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秀才(1980-),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四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树颜(1981-),女,中共济南市委党校讲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理论。

编辑:邵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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