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史本地化的优势与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陷阱论文,经济史论文,优势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4-0093-07
一、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趋势的发展
中国经济史学者研究地方经济史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时，研究者大都从全国范围内选择研究对象，故研究工作所在地之事的少，研究外地之事的多。随着经济史研究队伍的扩大与经济史研究的深入，这种情况有了变化：前者由少变多，后者则相反。上世纪50～60年代前期，一批学者致力于工作所在地特色经济史的研究，诸如：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中，在北京工作的邓拓，收集并研究明清时期北京门头沟煤矿的契约；吉林大学孔经纬对东北土地制度史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张仲礼、丁日初、姜铎等对上海企业史、行业史的研究；南开大学熊性美、郭士浩等对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的研究；中南财经学院周秀鸾、谭佩玉和笔者对武汉市面粉工业史的研究。此种事例甚多，不胜枚举。研究者研究本地经济史中的特色事物逐渐在中国经济史学领域里形成一种新趋势，给中国经济史学科带来勃勃生机。可惜这种方兴未艾的势头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
“文化大革命”以后直至当前，由于出现下列新情况，局面为之大变。(1)各省（含自治区、直辖市，下同）以及省会城市社会科学院相继设立，它们以研究本地问题为基本任务。(2)各省及省会城市提出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并提供相关的课题资助，鼓励本省本市工作者研究本地问题。(3)高等学校成倍增长，它们强调为当地建设服务，引导教师研究当地的问题。(4)各省和高等学校的出版社与社会科学学术刊物数量增加的速度比高校数量的增长更快，它们特别欢迎本地研究者研究本地问题的成果。(5)《当代中国》丛书中设立地方卷，每省一卷，当代经济史是其中的重要部分。(6)各省、市县修纂地方志，年限上起1840年（有的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下迄1985年（有的下延至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初年），近现代经济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与地方志都由本地人员编写。编修工作历时几年、十多年至二十多年。每省参与工作的，少则千余人，多至数千人。这两项工作既对各地近现代经济史资料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收集、大发掘、大整理，又培养了一批对本地经济史有兴趣的研究者。(7)发表经济史论文的全国性学术刊物在数量上翻了几番。除《历史研究》、《经济研究》等先后复刊外，新办刊物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中国经济史研究》设“区域经济史专栏”，《当代中国史研究》设“地方史志研究”专栏，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起了倡导和促进作用。(8)一些省成立了研究本省经济史的研究中心或学会，如山西省研究晋商的中心和研究所；广东省有明清经济史研究会；湖北省有经济史学会、商业史研究会、茶叶研究会等学术组织。(9)专业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本地经济史中特色现象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成果丰厚。如天津社会科学院胡光明、宋美云等对天津商会史资料，南开大学赵津对永久黄集团资料，武汉大学尹进、代鲁对汉冶萍公司史料，四川大学凌耀伦、熊甫等对民生公司史料，厦门大学林金枝对福建、广东华侨资本资料，安徽师范大学张海鹏对徽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正明、山西财经大学孔祥毅、山西大学刘建生等对晋商资料，复旦大学吴景平等对近代以来上海金融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等等。在地方特色经济史研究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一批地方经济史著作。研究省以下的地区，如范金民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和蒋兆成的《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省级的，如刘建生的《山西省经济史》和苑书义主编的《河北省经济史》；跨地区的，如孔经纬主编的《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和王致中等的《中国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此类成果为数众多，难以罗列。
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济史学同行朝着研究本地特色经济史方向前进，已逐渐形成一股热潮。在近20年来发表和出版的经济史论著中，同地研究的成果约占泰半之数。这种状况表明，在当前阶段，经济史中的同地研究已占主要地位，成为研究的主流。我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土化或本地化。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由于政府行为促成的，不是由学术研究团体组织的，也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操纵的，而是经济史研究者个人选题都朝这个方向努力促成的。就此而言，它是自发行为的结果。这种个人自发的、分散的行为之所以会不约而同地集中到同一个方向，从中国经济史学科近百年的发展进程来看，是这门学科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内在要求，因而是合乎规律的。
二、有利于研究者发挥优势
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之所以蓬勃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对研究者来说同地研究具有许多优势。其中重要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从选题来说，研究者熟悉地情，知道本地经济史中哪些事物最有特色，以及它们在本地区和在全国经济史中具有的地位，哪些事物是当地人民和政府最为关心的，能准确判断这些事物中的要害所在和最有现实意义的部分，在选题上做到独具慧眼，从而能找出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此种随自身所处环境而就近选题，在学术界被称为“近身之学”。
从资料来说，当地人研究当地事，可以就地取材，收集资料的条件最好。因为有关当地事物的资料，诸如地方政府档案，地方报刊，私人的书稿、函牍、笔记、日记，方志，碑刻，契约，谱牒，账簿，以及戏曲唱本等古今文献，当地储藏最丰富，此其一。其二，本地人搜集本地的资料，较研究外地问题到外地去搜集资料要方便得多。其三，对当地事物，当地知情人最多，他们知道得最具体、最详细。当地研究者与这些知情人往往比较熟悉，访问他们较为容易。
从分析来说，任何一种经济事物的产生与相关文献的形成过程，都与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有关，从而带有地方特色。长期在一个地方工作的人，特别是土生土长的研究者，了解本地的现实，熟悉本地的民情、风俗、习惯和语言，能妥当地将事物与文献置于本地历史情境之中，理解相关文献中词语（特别是一些反映特色经济特征的方言）的语境及其含义，并给予准确、鲜活的释读，不致因隔膜而导致误解。我写《黄奕住传》，传主是福建南安人，1919年后定居厦门。我四次从武汉到该地调查，因闽南话难懂，语言交流已是一大困难，准确理解并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当地文献与语言中特有的词汇与术语，有的比从外文翻译成中文还难。更为困难的是对习俗的理解，如几百年来为适应海上贸易风险大而逐渐形成的收养儿子的传统，如华侨的“两头妻”风俗，等等。本地研究者则无此类困难。
从绩效来说，研究地方经济史的成果，记载与分析的是本地人创造的成果和精神面貌，具体生动，有血有肉，与当地人心灵相通，情感契合，为当地人喜爱，此其一。其二，解剖地方经济的特色，能为地方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和经验借鉴，成果的运用有强烈的针对性，研究工作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群众和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因此，比较容易申请到课题和得到资金的支持，研究成果也比较容易发表或出版。
总之，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有“地利人和之便”。
我想强调指出，同地研究有优势，可以取得优秀的成果。当然，异地研究也取得了优秀的成果，中国经济史学近百年的历史证明，这两种研究总是同时并存的，并互为补充。
三、有利于中国经济史学科的深入与发展
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地化，既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它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与动力。
（一）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经济史学的对象包含时间、空间和经济三要素。就经济要素言，中国经济史学的结构包含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宏观经济史是一国的经济史（国民经济史）。微观经济史是基层经济单元的历史（家庭史、企业史等）。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中观经济史，如地方经济史和部门经济史。地方经济史是按地域分别研究的，成块状，可称“块块经济史”。部门经济史是按部门分别研究的，成条状，可称“条条经济史”。国民经济史是由这些“块块”和“条条”交织而成的。因此，地方经济史与部门经济史是推动国民经济史前进的两个轮子。
就部门经济史与地方经济史的关系而言，后者又是前者的基础。这个道理甚为简明。以中国商业史为例，它是由中国各地的商业史组成的。把各地的商业史弄清楚了，也就为研究全国商业史打下了基础。山西学者着力研究的晋商，资本雄厚，经营项目多，从业人数众，实力强，活动时间长，足迹所到之处广，影响大。对这样一个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富有特色的商业群体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可以弄清16～20世纪上半叶山西省的商业情况，还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发展水平及其兴衰波动，有助于揭示中国商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有助于总结传统商业的经营文化，为现代商业运营提供有益借鉴。如若其他省的学者也对这个时期本省的商业与商帮进行这种研究，并将这些成果放在一起，那么，这300多年的商业发展史不仅清楚了，而且生动活泼。同样，每个地方的手工业史、农业史、财政史弄清楚了，全国的手工业史、农业史、财政史也就有了基础。对地方特色经济史的研究，必然推动中国部门经济史深入发展。
人的认识规律是从局部到整体。对局部的考察是认识整体的依托。只有认识了各地的具体情况，才有可能概括出全国的总体情况。同样，只有认识了各地的部门经济史，才有可能概括出全国的部门经济史。据此，一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应该是先有地方经济史，而后有部门经济史和国民经济史。英国、德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史学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在中国，现代形态的中国经济史学是20世纪初从国外引进的，其时，许多国家已有成熟的国民经济史可资引进。引进是为了实用。对实用来说（诸如要了解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诸如要在大学讲授外国经济史或欧洲经济史课程），国民经济史已能满足要求，且最为方便。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建立中国经济史时，也是从国民经济史开始的。事实是，最初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多属断代的国民经济史和断代的部门经济史，随后出现地方经济史论著。这样，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实际是国民经济史出现在地方经济史之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国民经济史不仅在初期，而且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地方经济史作基础，因而存在着不够全面、不够具体、大而化之、空疏不实的缺点，这就需要补上地方经济史这一“课”，为已搭起来的架子垫上基础，填充内容。事实就是这样的：当地方特色经济史兴起之后，国民经济史的状况便大为改观。当中国经济史学者从写大而化之的国民经济史著作转向研究地方经济史时，也就开始了对中国经济史从地方经济史到全国经济史，即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过程。中国经济史学近百年来经历了由国民经济史——地方经济史——国民经济史的“之”字形路径。后一种国民经济史由于有了地方经济史作基础，由于是循着人类认识的一般规律前进的产物，与前一种国民经济史比，本质不同了，它是一种内容更加丰富的、科学性更强的、新形态的国民经济史。只要读一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与近期出版的国民经济史著作，对这种区别便会了然于胸。
（二）促进经济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学风更趋朴实
地方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特色事物，目的是揭示地方经济的特色。没有地方特色经济的地方经济史，其存在的意义不大。每一地方的经济都有它的特色。地方经济史将各个地方的特色一一揭明，这不仅把中国经济特色具体化，还使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史的丰富多彩。地方经济史研究的展开，把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研究引向局部，引向细致和具体，引向深入。
揭示地方特色经济为区域经济史研究打下基础。某个地区的经济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区域经济，是因为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特色。如若一个地区没有自己的特色经济，就不可能形成与其他地区有区别的区域经济。地方特色经济是划分区域经济的依据。地方经济史研究的勃兴必将带来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高潮。
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的灵魂是揭示本地有而外地无的事物，即揭示那些极具个性的、只有一而无二的事物。这些事物是没有重复的。研究这些事物，空谈不行，使用其他地区的史料也不行，就是想仿制也不可能，必须依靠有关本地的资料和对它们进行“独立核算”的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地方经济史研究的兴起带动了经济史研究者实地调查之风，发掘出大量的一手资料，并使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得到普及。
地方经济史本地化带来中国经济史的特色化和具体化，从而带来中国经济史学科的繁荣与深入。当经济史学工作者认识到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既有利于发挥研究者的优势又有利于学科的发展时，便会自觉地行动，于是出现上面所呈述的不约而同的局面。这是经济史研究本地化兴盛的又一个原因。
四、有利于发挥经济史学的社会功能
地方经济史本土化蓬勃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使地方经济史具有特别重要的社会功能。
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地区自然环境、物质资源千姿百态；民族众多，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历史迥异；各地和各民族开发有先有后，人口、风俗习惯、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社会组织等等千差万别，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作物、工业产品与经济结构各有优势或特长。由于这种状况，在历史上，无论是在分裂时期还是统一时期，统治者大都强调从各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制订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允许各地从本地情况出发，创造性地提出适合本地情况的特殊政策或措施，致使各地产生各自特有的经济现象。例如，在古代，同为商帮，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在近代，以现代化来说，江苏省有张謇的南通模式，湖北省有张之洞的湖北模式。在现代，以发展地方经济来说，江苏省有苏南模式，浙江省有温州模式；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来说，广东省有南海模式，江苏省有昆山模式。各地经济各有特色。在此情况下，只有地区性研究才能揭示各地区经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发展模式的丰富性和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首先，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能深入揭示本土特色，有助于人们从各地的特色中看到地区差异，发现地方经济的特殊性，认识地情与民情。
其次，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地化，能具体地揭示出地区之间不同时期不平衡发展到何种程度，这种不平衡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转换的（从先进到落后，或从落后到先进，等等），这种转换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以及历史上的不平衡对现实经济的影响，从中可以抽象出大量可资借鉴的经济学与历史学理论。
再次，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揭示出各地的特色与地区间的不平衡，使人们看到，中国经济地图是由各种颜色构成的，绚丽多姿。这有助于人们认识全国经济的多样性。有了多样性才会有比较的对象，才会有鉴别，才能看出什么叫做从具体情况出发；才能看出，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不应简单地肯定哪种做法是对的，哪种做法是错的，一切要从实践的效果去判断。如此，才能总结出真正的经验。多样性为反对常见的“一刀切”提供丰富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依据，为发挥地方政府创造性提供生动的先例。
最后，每种地方特色的形成，包括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各个方面，都是先辈认识和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力、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劳动结晶，是千万次成功与失败之遗迹，其中包含不少真理性的东西。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所揭示的地方特色事物，包含当地人特有的性格与民情，地区特有的优势与劣势，特有的历史传统与历史经验。故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所解剖本地经济特色、经济发展规律与经济工作经验以及它们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能为地方政府经济决策提供有益的依据和经验借鉴。
地方经济史研究的上述社会功能使研究成果的运用有强烈的针对性，研究工作因此容易得到当地政府、群众和所在单位的支持。山西省学者研究晋商的成果表明，晋商店铺遍及全国商业都会，足迹留在邻近诸国，积资亿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居中国诸商帮之首，独领风骚，是因为山西商人不畏艰难、辛苦创业；不守成制、敢于创新；义中取利、明理诚信；同舟共济、精于管理。中共山西省委认为，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当前山西省的现代化建设，遂以省委文件下发，让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能被中共省委作为文件下发，作为中高层干部的学习资料，可谓把这个学科的社会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把这门学问做到了家。而这正是本地化研究优势的体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引导我们前进的旗帜。整体是由局部组成的。没有各地的特色，也就不会有中国的特色。只有通过认识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特殊性，才有可能认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进程与特色。据此，可以预期，在当前及今后阶段，党和政府对地方特色经济史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五、谨防陷阱
事物总有其多面性。地方经济史研究的本土化有没有值得注意防止的倾向？我以为是有的。例如由乡土情感带来的感情和理智平衡问题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人的感情有多个方面，诸如血缘（家庭的、家族的、种族的、民族的，等等）情感、地缘情感、业缘情感、教缘情感，等等。事实表明，这种情感容易使一个人对所属血缘、地区、行业、宗教的历史，喜欢其好的一面，忌讳其差的一面。这是人之常情。地缘情感突出表现在“谁不说俺家乡好”，更为严重的是，谁要是揭露了家乡的丑事，往往为家乡人和在外的同乡人所不容。于是美化家乡的人、事、山水、物产、历史，成为常见之事。历史研究中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研究什么，研究者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爱什么（我将这称之为“对象情感”）。地方经济史研究中不少本地化项目，由本地党政机关出题、出资金，或直接出人研究，或委托学校、地方科研单位进行，有很强的功利目的，包括宣传政绩、宣传本地优势等等。乡土情感、对象情感与功能目的这三者结合起来，致使研究本地史的人容易对研究对象的成功、业绩与经验浓墨重彩，夸大成就，拔高经验，甚至作炫耀式的宣传；对失败与教训则节省笔墨，一笔带过，淡化处理，甚至讳莫如深，予以隐瞒。于是出现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孤立化”和“自夸化”的倾向①。在我接触到的本地化经济史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实存在此类情况。这可能是地方经济史研究本地化的一个陷阱。
避开这个陷阱并不难。办法有两个。第一，解决认识问题。其中包括处理好感情与理智的关系。研究历史的人，谁也避不开与研究对象的感情，或爱或恨，或好或恶。然而，研究经济史不是写抒情诗文，而是一项科学活动。科学的结论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在科学研究中，感情必须服从于理性和理智。在理性思维下，对许多关系都会有正确的态度。例如对事物的美与丑、经验与教训等等。历史事物本是有多个方面的。美与丑并存，经验与教训同存。科学要求全面性。今人借鉴历史，既要知其经验，也要知其教训，教训有时比经验更为重要。这就是说，从学术上讲，对历史事物，只有既说清其何以兴，何以盛，又说清何以衰，何以败，才是完整的。从现实需要上讲，总结历史事物兴盛的经验，剖析其衰败的教训，对提高经济工作者的素质都重要。第二，解决方法问题。其中包括比较法。纵向的比较，将本地某个时段的特色事物放到全时段中去考察，将静态与动态结合起来，可知其源与流，知其历史的变化及规律，准确地判断其历史方位和对当代的影响，不至于夸大或缩小其重要性与意义。横向比较，将本地特色事物放到更大的地域甚至全国、全世界的范围去考察，将局部与整体联系起来，与其他地方的同类事物相比较，找出同异，可以准确地判断是否确实是特色事物及其地位，既能发现同一性质的经济现象在不同地区的表现形态，揭示经济发展的多种形态与复杂性，凸显本地特色的意义（多大地域内的特色，如地区的、全国的、世界的），又可避免将本是共性的东西说成特殊之物。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要求研究者具备通识的素养与眼界。
经济史包括时间、空间、经济三个要素。经济史学的所谓通，是指时间上通古今，空间上通全国、全世界，经济上通经济整体（包括各个部门、各种要素）。这三者，也可称之为纵通、横通和内通，概言之为“三通”。具备“三通”的素养，可以使人在地方特色经济史研究中对所研究的对象看得更全面、更准确一些。假设某省某个时期（20年或30年）经济发展的状况是：(1)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绝对量是100亿元；(2)投入平均每年增长11%，绝对量也是100亿元，因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什么改善；(3)由于其他省经济增长率更高，该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如从4%降到3%），在各省经济总量的排序中位置后移（如从第六位移至第八位）。写该省经济史的甲，看经济只看产出，故只写了(1)，结论是该省经济发展得很快。乙看经济，不仅看产出，还看投入，不仅看速度，还看效益，所以写了(1)与(2)，结论是处于停滞状态。丙看经济，不仅看到本省的投入产出，还看到了全国各省的情况，写了(1)(2)(3)，除了同意乙的判断外，还认为该省拖了全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后腿。这三种情形哪种对社会更有益？甲写的有根有据，没有说假话，本省人读后可能会因此而感到自豪，感到当地领导人的工作做得好，今后还可以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读了乙和丙写的，则会认识到，本省人的劳动成果都已记录在案，但这段时期的经济工作有不足之处，值得改进。这种认识既符合历史事实，也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史是全国经济史的一个部分，受全国经济史的制约。研究全国经济史要以地方经济史为基础，研究地方经济史必须放眼于全国经济史，把地方经济史放到全国经济史中去考察，才能避免孤立研究地方经济史带来的囿于一隅之见，以至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得出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又不利改进工作的认识。可见，通识和比较有助于避开陷阱。
绕过了陷阱，前面便是直达经济史乐园的康庄大道。
［收稿日期］2008-02-27
注释：
①可参阅叶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联合增刊，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