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奥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奥秘论文,竞争力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台湾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原因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活题。或许人们还记得，在80年代后期国内讨论“新权威主义”的热潮中，有些学者从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中得出一种结论：后发国家或地区搞现代化，只要有一个政治控制得力的强硬政府或者政治强人（新权威），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就有了保证。这种在当时相当流行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市场。笔者认为，从台湾和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要在威权政体下达成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具备一些结构性前提条件，包括经济和政治的结构分离、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允许民间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保护私人所有权、知识阶层活动的独立性、文官系统的“非政治化”或专业化等。当然，这也就留下了威权政体转型的缺口。
去年笔者在台湾考察期间，接触到不少资料，也有一些实地观察和访谈。感觉许多内容揭示了台湾经济竞争力提升的奥秘，愿在此与读者分享。
一、市场经济导向
出于迅速摆脱落后地位的迫切愿望，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大都采取了超经济的或非市场的手段发展经济。而东亚威权国家和地区则采行了一种“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或计划式市场经济模式。其特点是，政府干预、介入市场，甚至暂时部分替代市场，但这种干预是围绕市场经济展开的，是“遵循市场”的，目的是培植市场经济，促进市场体系的发展和成长。
台湾的经济体制鲜明地体现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特色。当局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介入市场活动，通过制订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并适时调整、制订经济计划并组织有效实施，发挥了强大的经济职能，引导和推动了市场的发育和走向成熟。50年代时任“外贸会”主委的尹仲容称此为“计划式的自由经济”。这是一种“市场理性”的体现。时任“经合会”副主任的李国鼎时“市场理性”的注解是，“牢固、强大的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权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目的就是“帮助经济的各种部分首先站起来，然后学会走路，再放手让他们自己走。”此种“市场理性”主要体现在扶植民间私人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上。
50年代初，国民党为了顺利推行土地改革，把公营的四大公司的股票补偿给地主，为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契机。土改后，辜振甫等人以开放民营的四大公司为基础，并大量收购中小地主们低价转让的股票，在进口替代的有利环境中，成为工业巨头。而美国恢复对台经援后，也多次向国民党提出发展民营企业的要求。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当局及其财经官僚对发展民营企业持了一种积极的态度。不过，对于发展民营企业的办法，台湾财经技术官僚层最欣赏的并不是美国放任企业在市场中沉浮的政策，而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济政策。尹仲容就多次赞扬明治模式中“政府筹集资金，举办公用事业与新兴工业，再以最低廉的价格转移民营”的做法，并直接加以仿效借用。李国鼎后来在总结台湾民营企业成长的经验时说：“事实上，政府过去曾担任民营企业的代管人、新事业的创办人，供应原料、收购成品及冒最大的风险提供企业所需的贷款。”
政府当局在民营企业发展之初所起的“企业家”、“银行家”、“代管人”等作用，在50年代体现得十分鲜明。其具体做法是，首先，由政府确定一定时期优先发展的工业项目，一旦被选为重点工业，无论在研究开发、银行融资或是租税减免，都能比其它工业得到更优惠的待遇。当然，政府奖励的是一种工业，而非某个特定的公司或企业，因此各企业之间仍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其次，政府有关经济机构先对台湾的进出口贸易结构进行研究，找出消耗外汇多而岛内原料、设备、技术又有能力发展的产品，然后寻找私人企业来投资办厂，并在原料、技术、售价和申请美援等方面协助作出安排；如果找不到民间投资者，一般是先自行申请美援贷款，建立工厂，再找人收购；对于一时经营不善的民间企业，则予以接管经营，待整顿和恢复发展后，再交还给原私人经营。
从1953年起，尹仲容担任“经安会”工业委员会召集人，主持台湾工业发展。到1958年的5年中，工委会总共发展了近200个工业设厂计划。大部分计划都很成功，造就了一批民间企业和企业家。台湾纯碱业的发展和台塑集团的崛起，就是很好的例子。
1955年秋天，工委会拟定了一个纯碱厂的计划。当时台湾每年要花42万美元进口纯碱；如果有这个厂，“除了可以节省外汇，还可据此发展玻璃工业。适巧有一家民营的“东南碱业公司”计划在苏澳建厂，于是工委会便为它申请美援贷款，但“美援会”的顾问怀特公司不肯支持这项计划。他们认为纯碱的技术仍是商业机密，而且申请厂商的规模也太小。工委会转而与日本和德国接洽，最后终于从德国买到设备。不巧的是，由于汇率变动，东南碱业公司无力支付机器运费，尹仲容遂决定先准予结汇。几经周折，东南碱业公司开工生产。但是因成本过高，用户均以质量欠佳为由不肯采用，尤其是新竹玻璃公司，一再拒绝采用。尹仲容数次召集双方协商，要求新玻用东南的纯碱，并下令控制纯碱进口；但同时也规定东南碱业公司不得擅自抬高价格。台湾纯碱工业终于发展起来，省产纯碱后来自给自足，节省了可观的外汇。
当今台湾民营企业的龙头老大台塑集团的兴起，也颇为类似。50年代初，台湾塑料原料全赖进口。为替代进口，“公营企业”台湾碱业公司向美援会提出发展PVC（聚氯乙烯）塑料工业计划。计划批准之后，尹仲容和工委会主管化学工业的严演存主张交予民间经营。他们原来属意的是永丰余企业的何仪，但何仪到日、美考察市场后，发现PVC国际价格暴跌，回来后不愿承办。尹仲容认为美援资金好不容易争取到，不做的话太可惜，就请台湾银行查看何人在台银存款最多，结果他们发现，一个叫王永庆的米商在嘉义分行有800万元存款。于是尹、严便邀王永庆投资。王原来想申请做轮胎，未荻准，于是就承接了何仪放弃的投资案。开始他与赵廷箴一起经营，不久之后又决定独资经营。
台塑在1957年3月开工，每天生产4吨，一直到同年10月，一公斤都卖不出去。因为台塑建厂后，业者风闻政府要管制进口，更担心本地产品质量有问题，于是大量进口。对此，王永庆一面创设南亚塑胶加工厂，以吸收台塑生产的PVC粉，继而在干部反对声中，毅然扩大PVC产量，以求降低单位成本。如此背水一战，终于奠定了台塑的基业。王永庆在此一阶段，把民营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80年代，台塑集团进军美国，收购了几家美国人经营不善的石化公司，很快扭亏为盈。近年王永庆一直热心于到大陆投资，多次呼吁台湾当局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开放两岸三通。数十年来，台塑集团的营业额一直高居台湾企业集团的榜首，旗下的三大公司台塑、南亚、台化，一直名列民营企业的前三名。王永庆因而享有“经营之神”的美誉。但若不是尹仲容等人当时的决策，也不会有今天的王永庆。
在六七十年代的出口导向时期，政府当局更多地使用税费减免、出口退税、对出口工业所需外汇资金予以方便等奖励政策措施，帮助民营企业发展。在与侨、外资的合作中，台湾本地民营企业家逐步成长，例如小家电的巨人、大同公司的董事长林梃生，创立声宝公司的陈茂榜，以及台湾松下企业的负责人洪建全等。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开始后，在重点发展的石化工业和微电子工业领域又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主要是老一代企业家的后代，都受过外国教育。洪建全的儿子洪敏弘是密西根大学博士，经营半导体工业与高级电子业，将其“普腾”牌推到岛外。曾留学柏克莱加州大学的苗丰强是一个山东籍石化巨头的儿子，他创办的“华光电脑公司”极为成功。
除政府扶持的一批民营大型企业外，在开放型和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下，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也得以形成，并由此奠定了台湾中产阶级的重要基础。台湾中小企业家群体的形成，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
60年代中期，随着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台湾，出口加工工业遍布全岛城乡。在家乡找到工作的机会增加，一些先期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开始回流家乡创业。一首“爱拚才会嬴”的歌曲在岛内传唱，许多人都梦想着改变原来的身份而出人头地。市场经济体制为人们的这种愿望提供了实现的可能。许多人还真的取得了成功，跻身于中产阶层。台湾“小外包厂”的成长史提供了很好的个案。
面对乡村周围日益增多的林立的工业区，当地的人们同工业区的岛内外厂商联系，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外包制”的合作生产形式。小外包厂的创业资本来源，一是部分农地划为工业区后的补偿，二是家中青壮年子女在工厂上班挣得的工资，再就是原来的农业收入和从亲友处筹借来的。通常父母先鼓励家中长子到较小的工厂工作，学习经营管理技术、怎样和中上游“发包掮客”打交道、产品生产流程等。到哪种行业的小厂学习，通常决定了日后家庭企业的工作内容。在熟悉经验到一定程度即回家创业，家族中其他人口都变成当然劳工。也有人是在大厂里爬升到领班、管理人员后，跳出来自行创业。小外包厂大都以自己的住家为工厂厂址，在接受母厂的订单后从事低技术、劳力密集的产品生产，一般是负责产品的某个环节（如喷漆、玩具熊头、塑料外壳），并直接向母厂负责。小外包企业采用家族成员“自我剥削”的劳动方式，为求产品报价能低于其它厂，以获取订单，除了管理者本人投入生产外，家中正在上学的子女在假日也要一起赶工，除此之外，压低外雇人员工资、加长工时、减省原料等，都是为降低成本常用的办法。
到60年代中期，台湾农村“客厅即工厂”的家户生产方式已经成形，众多家庭的父亲和长子，由农民和“黑手”，摇身变成企业的“头家”（“黑手”、“头家”在闽南语里意即“打工者”、“小老板”）。因企业与家族结合紧密，重要的职位都留给“自家人”，厂里外雇的“黑手”就会因不满而跳槽出去，以同样的方式成为新的“头家”。这种自我繁衍现象正是台湾中小企业浩如烟海的原因。
不过，同民营大企业相比，台湾中小资产阶级的发展历程是相当艰辛的。他们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和扶持，只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在公营和民营大企业垄断了岛内市场的情况下，这些中小业者只得艰难地开拓海外市场。他们以令人惊叹的应变能力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外向型经济的主要承担者和受益者，但又时刻面临企业破产倒闭的危机，因而自然有一种被排斥和被剥夺感。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沉默期，这些缺乏政经地位的“边缘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利益，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逐渐形成（中小企业主自我企业的经历就是一个学习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社教化过程），成为推动政治改革的重要力量和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台湾的民主运动是从中小资产阶级中孕育出来的。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推动着台湾经济走向自由化和现代化。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计划式市场经济”逐渐为自由市场经济所取代，庞大的公有企业也逐步被民营企业所蚕食，而从大部分领域退出。政治自由化的条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熟。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实施经济“三化”政策，即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台湾计划式市场经济体制发生转变。这一年，正是台湾威权体制自由化转型的关键一年。
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战后独立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将其贫弱落后的现状归咎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掠夺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依附”地位，因此在民族国家建立后，企图另辟蹊径，走一条独立自主的“自立成长”道路，不少国家走上了自我封闭或半封闭的道路。东亚经济成功的威权国家或地区，则遵循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抓住机遇，适时开放本地市场与国际接轨，以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经济的比较效益。
50年代末，台湾岛内外的经济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岛内市场饱和，进口替代工业化遇到发展瓶颈。发达国家开始实行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的外移伴随着资本和技术的转移，从而为发展中地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台湾财经技术官僚看到了如果不向出口市场扩张的话，就不能把握住这一机遇和取得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时任“外贸会”主委尹仲容的主持下，首先在1958年开始外汇制度改革，将以前为管制进口而制定的复杂的复式汇率改为单一汇率。两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服务的经济学家刘大中和蒋硕杰应邀返台，对外汇改革提出重要建议。经过改革，最后在1960年将汇率固定为新台币40元比美金1元（此前为抑制进口，新台币被高估）。外汇制度改革对台湾转型为外向出口经济打下了基础。
美国的压力对台湾开放市场、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末，美国对台湾经济自由化的呼声增高，以期造成有利于美国私人投资的环境。美对台援助政策也因此发生重要调整。这一转变由国际开发总署驻台分署署长郝乐逊的一次演讲揭开序幕。
1959年6月11日，郝乐逊借《建设》杂志邀请的机会，发表以“台湾之经济发展”为题目的公开演说，当着多位“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家，大力抨击国民党政府开支太大导致投资不足，并警告台湾可能在10多个“受援国”中，沦为“菲律宾第二”。他呼吁减少政府及民间消费，刺激投资。郝氏的演讲次日在台湾各大报刊出并引起热烈讨论。同年12月，郝乐逊又送给尹仲容一份备忘录，提出八点财经改革建议，其中大都与建立自由市场机制有关，例如赋税改革、外汇改革、公共设施费用的调整、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出售“公营事业”给私人等。郝氏并且说明、虽然美援终究要减少并停止，但台湾如果能依照他的方案“为自由经济与自由社会建立起一个表率”，美国愿意在现有的美援之外再加拨2-3千万美元的援助金额。
郝氏的这两次舆论攻势起到了作用。经双方密切协商，1960年1月，“美援会”拟定了由经济学家王作荣起草的“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其中吸收了郝氏的八点建议。这项改革一开始在内部有很大争议：很多人担心政府放松控制会使得来之不易的稳定物价整个崩溃，造成通货膨胀，而这正是国民党丢掉大陆的一大原因；国际贸易的增加会使台湾经济很容易受全球经济景气的影响，有人甚至把允许外人来台投资比作“五口通商”和“治外法权”；一些官员担心改革会降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民间企业家的影响力则会越来越高，从而有可能造成资本集中的结果，这正是孙中山反对的。但蒋介石在陈诚、严家淦、尹仲容、李国鼎等人说服下批准了这一改革方案。据李国鼎说，蒋之所以支持这项方案，是因为台湾在50年代接受了大量美援，但蒋却深以倚靠美国为忧，财经官僚就是拿这项改革可以达到台湾经济自力成长的理由来说服他的。
“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中有关促进储藏与鼓励投资的部分，经李国鼎起草拟订为“奖励投资条例”，在1960年9月公布实施。“奖励投资条例”共计35条，但关键部分是税负减免和便利工业用地取得。该条例原来有效期为10年，后来一再延期，并根据情况变化修改了10几次，直到1990年才废止，而以“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代替。
“奖励投资条例”后，华侨和外商来台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64年，美国通用器材公司在台湾兴建电视机重要零件厂，开启了美国大跨国公司来台的序幕。1966年12月，亚洲第一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成立、创造了一个近似香港自由港的条件，侨资和外资蜂涌而入。1971年，台湾又在高雄的楠梓和台中附近的潭子乡增设了两个加工出口区。有意思的是，高雄加工出口区成立后，许多国家都想学、菲律宾是其中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不过学得比较成功的是韩国。韩方派了12个人在加工出口区住了10天，详细研究法律规章与作业法则，并且将高雄加工出口区的设置条例巨细无遗地照抄一遍。之后韩国就成立了马山加工出口区。但韩国的加工出口区有一点和台湾不同，就是只准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投资，不准本国公司进入。
到台湾投资的华侨资本中，约有五成来自香港，其余的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国民党当局对华侨来台投资给予了很多鼓励和优惠，原因是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多得华侨襄助，华侨一向被国民党誉为“国民革命之母”，所以吸引华侨投资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而对于美、日等国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起初有不少人担心会出现拉美国家因跨国公司渗透而出现的若干负面效果。但当局有自己的经济政治方面的考量：跨国公司拥有技术和海外市场，台湾需要这些技术和市场来实现产业升级；跨国公司使台湾维系了同其它国家的联系，在七八十年代台湾日趋孤立于国际社会时，跨国公司在台的办事处取代了各国原先在台“大使馆”的地位，对国民党推行“务实外交”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当然，当局也拥有有利的谈判筹码：能给跨国公司提供价格低廉素质也不错的劳工（后来则是廉价的工程师），保证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一系列优惠政策条件。事实上，台湾并没有像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那样，被跨国公司的进入拖进“依附型发展”的陷阱，也没有产生一个与跨国公司流瀣一气的阶级势力，来对当局施压。
台湾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虽然没有出现拉美国家那样的后果，但台湾经济的外向依存度越来越高，受到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其中的中心国家美国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一个处于国际体系之中的经济体，其行为自然不能不受到各种国际法律规则、国际组织及其它国家的制约。有时候外在的制约可以靠“国家机器”的策略而规避；有时则会身不由已，别无选择。譬如七八十年代，在台湾的仿冒产品大量打入国际市场时，面对美国三○一条款报复的威胁，当局只得制定并执行知识产权（台湾称“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类似的情形在其他国家也经常发生，如人们熟知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印尼等国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但必须接受其附带条件：撤除市场准入障碍、减少政府干预、推动经济自由化等等。政府对外“自主性”程度的这种降低并非一定是坏事，往往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或其他制度完善的助力。在同世界经济的密切交往中，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逐渐变得不像刚退台时那么单一死板，发展路线和观念也在发生改变。简言之，当局一方面改变了台湾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受到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使自身起了变化。这是外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副产品，其对后来台湾政治走向的意义，不亚于在开放型经济环境中创造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