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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16；D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3)-04-0043-07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史界一般对中共五大的评价不高，认为这次大会事实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80年代后期对此有过几篇争鸣文章。进入90年代，很少再有人专门研究中共五大。总的来说，同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其他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相比，对五大的研究可以说是最薄弱的。仅有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对五大功过是非的争论上。而对会议本身的问题，如大会是如何筹备的、大会进程、大会决议案制定的依据、陈独秀在五大连任党的总书记的历史必然性、大会的多方面的理论贡献，等等，因资料有限等原因，则涉及很少，研究不深入。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只是在有些文章中间或提到，没有专门的论述。通过对近年来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的研究，笔者发现，有关中共五大的所有问题几乎都与共产国际有关系，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是我们从前没有认识到的。本文主要根据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文献，对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加以论述。
一、中共五大的筹备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组织下完成的
关于中共五大的筹备，已往论者多强调，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为应对中国大革命危急形势，中国共产党于是决定召开五大。事实上，从一年前提出到最终确定召开中共五大，及在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五大的召开并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全党范围内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又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早在1926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上，蔡和森就提出“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的建议。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为，现在不能召开代表大会，因为“找不到能集合代表1.2万名党员的2、3百名代表的合适地点”。他建议在5月中旬或5月底召开有五六十人参加的党的代表会议。6月下旬，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决定，“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问题在中共代表大会上加以解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0、231、307页。）
1926年9月，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召开会议，第一次对中共五大的召开正式作出决定：最近要筹备中共五大的召开，目的是“通过党代会筹备工作，集中精力加强对中共的总的政治领导，了解和帮助加强中央的整个机构”。同时，确定中共五大不晚于1927年1月召开。远东局先决定了中共五大的事宜，而后才想到“要在最近几天向中央提出”（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517、536页。）。会议还决定立即着手起草中共五大提纲，并提名陈独秀起草总纲，瞿秋白起草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提纲，托切尔尼亚克起草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提纲。
到11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前，远东局向全会委员会呈交了土地纲领草案。该草案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同中共中央一起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制定的”。11月5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正式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了于1927年1月召开中共五大的问题，并且首次明确了大会议程：“(1)中央的政治报告；(2)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3)关于国民党的问题；(4)农民问题；(5)工人运动问题；(6)党的建设；(7)老头子（陈独秀——引者注）关于党纲起草问题的报告。”（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第607～608页。）这时，维经斯基等已经与中共中央共同起草了关于党纲的报告。
12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拉菲斯提议：“中国党的代表大会拟于明年初召开，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应给中国共产党发去一封‘秘密信’，这封信和全会决议一起应成为代表大会的纲领。应派一位负责的领导同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1页。）12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闭幕后不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即将举行中共五大的问题作出决定：“责成彼得罗夫同志将就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给维经斯基同志的指示稿先提交政治局批准，然后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
1927年1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正式任命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共五大代表团成员，他们是维经斯基、多里奥和罗易。1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会议听取“关于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草拟指示信，为此选举彼得罗夫同志（可由赖特同志取代）、谭平山和瓦西里耶夫组成委员会”（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69页。）。
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举行中共五大给维经斯基、罗易和多里奥发出指示，正式确定了大会的日程、遵循的原则、需讨论的问题。其中，特别明确了两条原则性的指令：一是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二是会议的组织决定则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当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为依据。
1月21日，维经斯基致电共产国际，提出“拟于3月15日在汉口或长沙举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将半公开举行”，“每300名党员选出一名代表”，大会将通过中央政治报告、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关于党章问题的报告等七个报告。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团拨款9000卢布，并责成苏联商船队派“因季吉尔卡”号去广州参加五大。
4月4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最终确定了中共五大的召开日期，（4月25日）（注：实际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开幕。），以及大会议程，即：共产国际代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的总结的报告、中央执委会的政治报告、中央执委会的组织报告、关于中共土地纲领的报告、中共的工人政策、关于青年的报告。后经过协商，为了使参加五大代表“能迅速回到省里工作”，共产国际代表同意“将代表大会议程缩减为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及其提纲的报告、土地问题分组讨论和工会问题”（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171、209～210页。）。可见，中共五大的召开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确定下来的。
从1926年4月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提出召开中共五大，到1927年4月正式召开，中共五大的酝酿筹备工作持续了一年时间，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国际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精神传到中国后，全党范围内的讨论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召开，中国革命问题成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言以及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革命要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发展轨道过渡，今后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开展土地革命。
1927年1月，共产国际决议传到中国，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上着手组织翻译成中文并布置中共中央加以讨论，“力争使决议的分析部分真正成为党员骨干的财富”（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99页。）。于是，中共中央很快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决定接受这个决议，“不必俟第五次全国大会之讨论，一切政策及工作计划，即须依据此提案的方针与战略而进行。”（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中共中央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和中央政治局关于接受国际决议的解释发至各区委、地委和特区认真讨论。如湖南区委为此开过三次讨论会，一致赞同国际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的解释，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认为国际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发展方向，是非常必要的。同时认为，“现在是国民革命时期，不是社会革命工农专政时期”；分配土地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完全符合湖南农村的实际需要，“农民运动绝不是超过国民革命的运动”；“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推翻封建阶级的最后胜利，是民主革命的最后完成”。
全党这次对国际决议的讨论，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对肃清党内“普遍存在”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增强全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的自觉性，确有一定的帮助，但在批判“二次革命论”的同时，又出现了所谓“一次革命论”的偏差，助长了在工农运动中存在的某些“左”的情绪（注：以上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二、中共五大的召开是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直接控制下进行的
中共五大的实际主导者不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首席代表罗易。同时，通过对共产国际档案与中共五大决议的对比研究，笔者发现，中共五大的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的。
罗易于1927年2月到达广州，4月2日到武汉。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罗易抵华后很快就把陈独秀当成批评和“改造”的对象。五大召开前，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其代表的意见表现出不尽一致的地方。正如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所称：“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09页。）
由此，罗易认为，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早就传到了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作出了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决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通过了体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都相去甚远。
经过考察，罗易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34-335页。）。“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们破坏这条路线”（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71页。）。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0页。）。
果然，罗易通过中共五大，基本实现了共产国际和他自己的主张。相反，陈独秀在大会上的表现却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4月29日，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政治与组织的报告》。该报告是根据罗易规定的大纲写成的。蔡和森就说：“独秀在五次大会中的政治报告，其大纲是鲁易规定的。”（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引文中的鲁易即罗易。）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阐述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他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并没有详细阐明自己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中肯的自我批评，更没有说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可以说，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在一定压力之下的被迫表态。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的。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和轻描淡写的。
罗易在中共五大上先后发表了五次讲话。陈独秀报告后的第二天，罗易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长篇讲话。他对陈独秀报告中提到的所有重大问题不厌其烦地重复阐述。因为在他看来，“陈独秀主要是报告过去的工作，对于未来既不分析，也不指明前途。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就党的新路线提出的一些问题，陈独秀根本没有答复。陈独秀在报告结尾部分说这些问题还有待讨论，从而回避解决问题”（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37页。）。而罗易的讲话则弥补了陈独秀报告中的缺陷，明确指出了党应当遵循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罗易根据共产国际决议为中共规定的基本纲领是：“首先，也是最根本的，是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武装农民，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第三，组织农村自治政府，摧毁农村封建地主的政权；第四，建立国家机构，进而实现民主专政；第五，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不采取把军阀军队变成革命军队的办法，而是在巩固的社会基础上组成一支革命的军队。”（注：［美］罗伯特·诺思、津尼亚·尤丁编著，王淇等译：《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05页。）这样，中共五大实际上不是围绕陈独秀的报告，而是围绕罗易的讲话进行讨论和作出决议的。
5月4日，罗易在五大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案的报告，并发表了题为《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演说。次日，罗易又作了题为《非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长篇结论性发言。随后几天，大会集中讨论通过各项有关决议。5月9日，大会结束。罗易又在新选出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讲话。
可见，陈独秀的任何主张都与共产国际代表直接见面，且直接受制于共产国际代表。而鲍罗廷、罗易等对同一问题看法不同，又都以国际路线为依据，这种情况又使陈独秀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陈独秀并不是大会的实际控制者，也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
与之相反，虽不能说罗易包办了中共五大，但罗易在中共五大所起的重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是五大的实际控制者。共产国际和罗易的主张在中共五大上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正如罗易在5月5日的结论性发言中指出的：“我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案在这里既没有遭到反对也没有引起严重怀疑表示满意。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同意共产国际决议案，并由于以这个决议案为基础开始工作，中国革命史开始了新篇章。”（注：《罗易赴华使命》，第235-236页。）
事实确实如此，中共五大的一切决议案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的。中共五大开宗明义地指明：“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因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7页。）。
共产国际向来强调党的组织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在中共五大召开前专门作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提出了中共在组织建设方面面临的十项“极其重要的具体任务”。中共五大《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第五次大会认定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问题之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特训令新的中央须将党的一切组织工作，建立在共产国际此种指示之上。”（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87页。以下有关《五大议决案》的内容均引自该书第87～88页。）
如果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简称《国际决议》）与中共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简称《五大议决案》）和其他议决案作一简单比较，可以看出后者全盘吸收了前者的观点：
《国际决议》第一项为“增加党员数量”；《五大议决案》第一项为“努力扩大党的数量”。
《国际决议》第二项为“巩固支部”。这里所说的支部“具体说是工厂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78页。以下有关《国际决议》的内容均引自该书第76～88页。）；《五大决议案》第二项规定“中央应该尽力使党的基础建立在产业支部上面，并使所有大工厂铁路码头等都有我们的以支部为基础的组织”。
《国际决议》第三项为“培养骨干”，强调“最重要的基本的一点是应该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吸收集体的思想，而要具体做到这一点，就要提拔……首先是工人出身的人”；《五大议决案》规定“中央应该强毅地实行集体的指导”，“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吸引工人到所有党部的指导机关来”。
《国际决议》第四项为“巩固和改进党的机关”；《五大议决案》没有涉及这一内容。
《国际决议》第五、六、七项为国民党、工会、农民工作；《五大议决案》相应的是第四项，要求“集中各方面的指导，在工会，在农会，在国民党及其他团体”。
《国际决议》第八项为“军队工作”，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具有重大意义”，批评中国共产党“至今对这项工作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但“军队工作”这一项，中共五大未予采纳和重视。
《国际决议》第九项为“工农青年工作”；中共五大专门作出了《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其中第三条专门阐述“青年工农”问题。
《国际决议》第十项为“国际联络”；中共五大专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诸如此类，中共五大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等其他议决案，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精神的体现。这里就不逐一而论了。
三、正确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与党的前四次代表大会比较，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的中共五大是一次空前的大会，共有82名代表参加，创下了建党以来的最高纪录。国民党领导人徐谦、谭延闿、孙科出席开幕式，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米夫等出席大会。同时，这又是一次肩负重托的大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面临着极端危急的局面。中国共产党究竟何去何从？五大能否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重任？这些严重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
实际结果如何呢？对此评价向来各执一词。充分肯定的如蔡和森。他认为：“所有五次大会一切决议案的精神都是根据国际决议的，所以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96页。）“五次大会后的错误主要的是未实行五次大会的决议。”（注：《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61页。）蔡和森的评论有一定道理，从中共五大召开主要是为了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精神这一点来说，五大确实做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大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更何况，幼年的党，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对国际决议说个“不”字呢？蔡和森便称：“不承认五次大会的本身是正确的，便是不承认国际决议是正确。”（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96页。）这语气颇具有威慑力。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更是给予中共五大以极高的评价：“第五次大会的使命，就是指示革命的前途，供给一个观察明敏的，坚决勇敢的领袖组织，以领导在这严重时期中的革命运动。此次大会已经完成这个使命，并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骨干。”罗易甚至盛赞：“中国共产党之第五次大会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标界。”（注：《罗易赴华使命》，第271-273页。）
对中共五大持否定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如李立三就认为：“五次大会依然是机会主义的”；“五次大会组织上是调和主义的胜利”；五次大会的决议案“都是一个革命的尾巴”，“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但在实际策略上完全是尾巴”（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48～251页。）。
对中共五大的评价，也是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随着大批苏联有关秘密档案的公布及研究的深入，可以说要想正确评价中共五大的历史作用，不能不和共产国际在其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考察。
首先，应该充分肯定中共五大的历史作用。
中共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性原则。总的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为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战略作出了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一个长时间的明确方针。这些方针和原则被以后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是正确和可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在后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重要会议上也多次被肯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单从这一点讲，作为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至少完成了一部分的历史使命。所以，全盘否定五大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对此，笔者不再展开论述。
其次，应该看到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的中共五大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
一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本身即存在着矛盾，五大制定的方针政策又缺少具体有效的措施。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五大的各项政策有两个核心，即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立即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千方百计维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而这两项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土地革命的开展，必然导致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上层领导人物的反对，进而导致反对积极主张并推行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也就难以维持。理论上的缺陷注定了实践中产生的不良后果。那么，以贯彻斯大林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为主要内容的中共五大自然不可能解决这一矛盾。中共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但均没有辅以相应的可行性手段。比如，五大着重强调土地革命，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但实践中如何贯彻这一原则呢？根据共产国际和罗易的方针，土地革命是要依靠武汉国民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即“通过国民党带领农民前进”（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29页。）。而武汉国民党领袖们是靠军队支持的，军队的核心又多为地主阶级出身的军阀，他们对土地革命的态度可想而知。当时武汉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已提出一个《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案》，规定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却又规定肥田不超过50亩、瘦田不超过100亩的都算小地主。按照这个标准，在武汉政府管辖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没收的土地。但就连这样一个纲领也受到汪精卫等人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汪精卫等在中共五大上表示：“虽然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只能在占领北京之后实行。”（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41页。）一直被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寄予厚望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尚且如此，其他人对土地革命的态度便可想而知。所以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成为一纸空文也就不足为怪了。又比如，五大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主张。但怎样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没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一接触到实际问题，无论是共产国际代表、陈独秀，还是五大通过的决议，无一例外地过分强调国民党的作用，强调武汉政府的作用。当时武汉国民党掌握在汪精卫、孙科、宋子文等人手中，通过国民党这个工具去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无异于与虎谋皮。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越过汪精卫等国民党当权派去直接指挥国民党，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怎么通过国民党去实现领导权呢？这样，五大提出的加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事实上便成了一句空话。
二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方式存在问题。尽管共产国际对中共五大的指示基本是正确的，但也不应该采用“填鸭式”的工作方法，强灌硬塞地逼迫中共领导人接受。应该尽量做说服工作，使中共领导人真正地理解后，才能诚意地接受，自觉地贯彻执行。像共产国际这样，大到大会的大政方针，小到大会的召开时间、日程、参加人数、选举结果等，事无巨细，一概强迫命令。而陈独秀虽然在大会上作了一定的自我批评，但实际上并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和罗易的主张。同时，罗易也根本没有说服鲍罗廷接受他的主张，而鲍罗廷则仍然是苏联驻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政治总顾问，并负有指导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之责，是当时“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234页。）。缺少鲍罗廷和陈独秀的理解和大力支持，罗易只能在中共五大通过的各项决议中纸上谈兵，中共领导人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只能是共产国际说什么是什么，五大自然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人也不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的能力，更不可能看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本身存在的矛盾。共产国际对中共五大这种全程的监控和生硬的指导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共产国际对整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方式，其集权性和强制性有害无益。正如胡乔木所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消极的东西，对于中国党历史上的发展的影响不能小看。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错误推给人家，把我们的责任推给人家，但是，客观的历史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三是盲目乐观的情绪。无论共产国际还是陈独秀，都没有认识到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实际上已开始走向低潮的严重性。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刚过去一星期，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上，陈独秀竟然还说：“国民政府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工农运动在日益发展。”（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05页。）中共五大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以目前革命局势是“严重的革命进攻”这一估计为出发点，确信“中国国民革命发展到了最高的决战时期，客观的环境，无论国内国际，都对于革命是有利的”（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06页。），中国革命在继续高涨。由此而制定的一系列进攻策略必然会遭受挫折，而不能达到挽救大革命失败的命运。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看法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决定因素是陈独秀在五大上连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不恰当的。当然，如果那时能有更坚强更成熟的领导人代替陈独秀更好，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陈独秀的连任是共产国际的意愿。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已对陈独秀存在不满。罗易就说：近两年中国共产党有了巨大发展，但“领导未能同党的成长壮大齐头并进，它是软弱的和机会主义的。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罗易甚至斥责陈独秀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第289～290、303页。）。共产国际不是没有考虑过撤换中共领导人的问题。据参加五大的郑超麟回忆，五大会议期间，私下里曾听一位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人说，“莫斯科有个决议，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与国民党接近的人作领袖”（注：《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但五大临召开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又声称：中共上海中心和汉口中心之间“不存在任何原则分歧或政治分歧”；关于中共党内“存在领导危机的一切论断现在都是危险的，议论撤换领导就更危险了”。结果众所周知，陈独秀在五大上还是连任党的总书记。对此，合理的解释是：除了陈独秀，当时共产国际还没有找出更合适的人选。正如罗易所称：“现已查明，不存在渴望充当新领导的成熟的新核心。”（注：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333、335页。）他认为，中共五大“选出了在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注：《罗易赴华使命》，第266页。）。维经斯基对陈独秀的当选也表白道：“让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留在领导机关，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一个很大错误。”（注：《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87页。 ）可以说，中共五大选举陈独秀连任总书记，仅仅是共产国际代表间寻找的一个缓冲人物，其去留并不取决于其人威望或是否同意中共五大决议，如同后来鲍罗廷要陈独秀“不视事”，八七会议时罗米纳兹坚决不让陈独秀参加一样，都取决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旨意。其次，陈独秀的继续当选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决定的。一是瞿秋白等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但在全体代表中，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据李立三回忆：由于鲍罗廷和罗易的“动摇”，“党内反机会主义的重心更薄弱了，所以五次大会中反机会主义的坚决分子，就是秋白也稍稍动摇。五次大会中，国际代表的报告主要是反对‘西北学说’，对于中国党的机会主义则说中国党从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他不会发生机会主义，因此在会议中更把反彭述之主义的力量减轻”（注：《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48～249页。）。二是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上及党内仍有较大影响。正是这个原因，会前和会中“带头同陈独秀、彭述之斗争”的瞿秋白，尽管眼见着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不让代表们讨论”他的意见，但“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瞿秋白在五大上对陈独秀的态度在中共内部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三是当时党内确实还没有各方面综合能力超出陈独秀的领袖人物脱颖而出。正如陆定一后来回忆的那样：“当时党内还没有更孚众望的人物，只好由他（指陈独秀——引者注）继续领导全党。”（注：参见《回忆大革命前后——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之一）》，《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事实上，造成右倾机会主义统治全党，以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不是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的连任，而是五大根据共产国际精神制定的策略缺少可行的措施，是中共党组织的不健全。在这种状况下，不论是陈独秀连任也好，或者其他人代替他也好，都不可能挽救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可以出好主意，也可以出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不太好的主意。但即使是好的主意，这种强迫接受、“填鸭式”的办法也不可行。中国的事情还得中国人自己办。正是明白了这一点，中国革命才在后来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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