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的价值及制度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1-0054-06
自2008年以来，“网络问政”一词频频见诸媒体。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亲切交流。2012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温家宝连续第6年与网友在线交流，就房地产市场调控、医疗体制改革、社会财富分配等问题回答网友提问；各省市官员通过各种形式在网上与百姓沟通，网络问政被多个地方政府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官员越来越多地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使得政府的信息更加透明畅通。“网民普遍认为，从胡锦涛与网友在线交流到温家宝通过网络问政于民，网民问政议政蔚成风气，创新民主形式，诠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彰显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进步。”[1]
一、“网络问政”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
“网络问政”是政府与网民以网络为平台、以沟通为手段、以共识为目的而进行的一种互动行为，是政府和网民通过民主互动以期达到科学决策的一种政治举动。网络问政的主要职责：一是对国内外重大事件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权威信息；二是对涉及本部门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通报；三是受理网民诉求，并及时在网上公布处理结果；四是对本部门重大决策部署，主动征求网民意见，推动科学决策；五是化解社会矛盾。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传播语境的改变，传统话语权的结构及运用方式正在发生调整和转变。网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成为政府与民众联系、沟通的重要渠道。这一新兴科学技术带来的政治举动引起国内外的很大反响。国外媒体评论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进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发表文章认为，“网络丰富了我们的参政议政模式，创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信息化表达”，[2]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突破。
第一，“网络问政”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及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发生着新的演变轨迹和模式。首先是利益个体的凸显，然后是原有的阶层分化并重新组合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在博弈中失衡，部分强势利益群体逐步向准利益集团演进”[3]。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利益诉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传统的收集民意、反映民情的办法很难满足多元化社会表达的需要，需要开辟新的渠道为各种利益主体反映诉求、表达思想提供便利。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为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提供了重要载体。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他要求各级党政部门“建好、用好、管好互联网”。针对广东省现有网民接近5000万人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要“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建设性的网络民主平台”。他本人身体力行，两年来两次与网友代表(民间智库)面对面“拍砖”、“灌水”。2009年5月18日，汪洋书记委托工作人员专门在奥一网和人民网、南方网上发帖，感谢并欢迎各位网友给他发帖留言。网络拓宽了民意传达渠道，便于群众监督政府，也有利于政府了解民生、民意，改进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姚玉舟说，“网络民意表达是社会公众意见的重要表达方式。从一定程度上说，直面网民就是直面群众，网络问政就是问政于民，要把网络问政作为群众‘问事于政府’与政府‘问计于人民’的有机统一”[4]。从现实来看，网民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欲望比较强烈。网络问政，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及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第二，“网络问政”拓展了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空间。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公民；问政的对象是政府和官员；问政的平台是网络；问政的过程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批评和约束。网络问政：“一是创新了政治沟通的方式。网络问政促使传统的科层制沟通方式转向扁平制沟通方式，这种政治沟通新范式极大地缩短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距离，使得政府的形象更具亲和力；二是拓宽了政治参与的通道。网络问政改变了传统政治参与方式，建立了多渠道的参与体制，使政治参与形成一个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立体网络系统；三是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网络问政既提供给政府更广大的范围以收集民意，也提供给民众一种介入政治生活、参与政治过程、行使公民权利的新路径，是政治参与从形式性走向实质性的重要体现”。[5]实践证明，网络问政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是网民或者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的一个新型而有效的平台。它拓展了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空间，化解了诸多社会矛盾，加强了社会舆论的监督，促进了廉政建设，从而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三，“网络问政”是信息时代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互联网不仅是传统媒体和生活方式的补充，而且已成为民意凸显地带。近年来，随着我国党务政务公开步伐提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步入了新的阶段，网络问政作为一种新事物，推动了公民参与政治，推动了民主化进程，有助于社会开放。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越来越重视网络的力量，纷纷上线与网民交流，接受网民“灌水”、“拍砖”。通过互联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渐渐成为党委政府听取民声诉求、集纳民意民智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和方式。这就要求，“党和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之前，要广泛征求广大网民的意见，认真对待网民的问题，虚心采纳网民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来保证权力在人民群众的参与之下进行”[6]。一是党政干部要把只有深入、融入网络媒体，把网络问政当成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当做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才能适应形势变化，顺应历史潮流，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二是党政干部要把“网络问政”当成察民情、解民忧、帮民困的重要途径。网民的言论既是个人意愿的表露，也是不同利益群体诉求的表达。及时了解这些信息，正确引导群众诉求，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掌握的一种工作方法。全国人大代表王金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网络问政利民利政，百姓不用长途跋涉，通过网络反映心声；政府通过网络直接了解民意。领导干部上网，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微服私访’。网民所议所提虽是个人意见，但很可能代表着一个群体，不管是粗言粗语，还是牢骚怪话，都能为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7]我们认为，网络问政开启了中国“互联网执政”时代的来临，是信息时代党政领导干部汇集民智，提高党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能力的重要的工作方法。人民网联合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69％的网友认为，网络问政是党政官员了解民意的有效方式，对网络问政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充满期待。人民网地方协作部主任李欣玉认为，“互联网的无处不在让监督政府成为常态，将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是党和政府学习建设科学发展观长期的课题”[8]。通过网络这个载体，拉近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使老百姓可以直接向领导干部建言献策、表达诉求。
第四，“网络问政”是社会草根阶层思想自由表达的新载体。社会草根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力量，也是民智的源泉。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变革，他们有政治参与的热情，有一针见血的“拍砖”，也有对具体问题的可行建议。在法制社会，他们能通过稳定的渠道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网络时代，政府部门通过网络问政的办法，及时地了解民意，搭建起社会网络问政参政平台，为社会草根阶层了解社会，关注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渠道和途径。近年来，以社会草根阶层为基础而产生出的新的社会意见阶层，不管是在国家政治发展，还是在经济改革以及社会变迁中发挥着重要的监督和推动作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进程的加快，特别是随着社会利益格局出现的重大变革，社会各界群众的诉求也越来越多元化，以社会草根阶层为主的网络舆论必然成为社会舆论的源头。这种情况下，网络的出现与发展，实际上为贴近民众、了解民众、服务民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一个很好的手段、一个很好的工具。戴焰军认为，网络可以提供广泛的政治参与，因为网络形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特殊的参与途径。这样就打破了层级、人数等传统条件的限制，直接可以反映更多各方面群众的要求、愿望和呼声。这不仅节省了政府和民众的大量精力，也增加了社会的和谐程度。
第五，“网络问政”能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政府运作也需要有一个透明度，而网络问政是一个很好的政务公开模式，它可以保证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市民上网。政府要利用互联网平台实行网上问政，了解民意汇集民智，掌握民情，及时研究对策，处理问题，从而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网络问政，是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工作的重要方式。通过网络这个民意窗口，广大群众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发表自己的意见，政府方面可以了解更真实的舆情。”[9]2009年底，中安在线在最早的《民生在线》基础上开通了《网上问政》平台，与省委机关报《安徽日报》和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安徽手机报》广泛开展报网互动。《网上问政》平台开通以后，网友留言和读者互动反馈每天逾百条。广大网民通过网络、短信、邮件等多个渠道，直接反映关系切身利益的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各有关单位及时反馈，认真解答。问政栏目组还通过发协查函、在线访谈等形式，请相关领导及部门对问题回复，促成问题解决，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各级领导问计于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的途径。达到引导社会热点，化解社会矛盾。一些热点问题也往往是网民跟踪和关注的重点，党和政府要敏感地面对社会热点问题，要及时掌握社会动态，发布正确权威的信息，向人民群众讲清事实的真相，通达社会民意，疏导公众的情绪，化解社会矛盾，这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网络形式打破了时间、空间等方面的限制，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内，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而且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网络上，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什么要求都可以谈，什么愿望都可以谈。“网上问题、网下解决”，“上网交心、下网服务”，这既是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待，更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施政民主化的必然选择。这不仅打破了时空限制，而且打破了行业、领域等的限制。它与过去针对某个问题，或者针对某个行业召开的质询会、听证会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第六，“网络问政”推动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省部级新闻发言人评估组组长孟建认为，“网络问政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先行先试。虽然传媒不可能代替政治，但传媒与政治的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极为重要的方面。目前政府已经有意识利用新媒体来跟公众作沟通，但由于新媒体要求沟通的过程快速高效，但现有的政府体制却不能支持。因此，她希望政府部门对不合时宜的体制进行改革”。温家宝2010年8月在深圳强调：“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10]借助人民网，全国各地参与的网络问政，甚至可以为党在“十八大”后实施政改“新政”做好铺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与网友会面时引用温家宝的话说，“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它使中华民族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新媒体勃兴的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解放思想的前沿阵地，而网民也成为思想解放的重要力量，借助网络，让政府、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和互信互助的关系，借助民间力量与智慧对所谓既得利益阶层形成压力，无疑是突破今天改革遭遇的某种僵局而网络问政，让我们看到了重建共识的可能、改革破局的可能”[11]。
二、“网络问政”的发展需要制度化来保障
对于网络问政这一新的民主政治形式，人们从宣传层面讲得多一些，对它的学术层面谈得很少；对它的实质和作用谈得较多，对它的常态化和制度化谈得较少。而网络问政作为新兴科技和民主政治结合的产物，只有在常态化制度化框架下才能推动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要把听取民意纳入到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博士认为，网络问政是否只能问问而已，这要看问政之后有几件事情得到解决，关键的是能否制度化。[12]因此，“网络问政”的制度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网络问政”，从而真正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进程。
第一，“网络问政”制度化研究的必要性。网络问政必须制度化，才能真正推动政治文明进程。网络问政既包括公民借助网络这个巨大的信息平台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建言献策，也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互联网主动问政于民，因此，网络问政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网络问政，政府必然是主导，应该将网络问政机制纳入政府工作条例，真正用成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网络问政的健康运行，才能使网络问政成为公民权利和载体平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网络问政问题开始了积极的研究。很多学者从制度化的视角对政府机构的设置、权能和决策机制以及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参与渠道和保障机制进行全方位研究，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对网络问政进行系统审视，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观点。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认为：“网络问政需要主管部门、领导介入转变成一种制度，率先通过人大、文件等，把网络问政变成一种网络建设机制。要书记开微博，要真正把网络问政作为一种制度建设的平台。”[13]安徽省铜陵则对网络问政进行了制度化规范，要求及时搜集整理网络舆情，建立网友留言办理及回复督办等制度。使网络问政制度化、常态化，真正形成长效机制。姚玉舟等一些人大代表认为，网络问政不仅要问出实效，还要根据群众需求的变化和技术手段的进步进行制度创新和形式创新，真正实现群众“问事于政府”和政府“问政于人民”的良性互动。四川省绵阳市委书记罗强在谈到网络问政的心得时表示，“网络问政制度化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有效方式。把网络社情民意作为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大大缩短了党委、政府同群众之间的距离，也给群众提供了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和空间，增强了政府决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同时，网络问政制度化是构建大舆情信息体系的迫切要求。舆情信息贯穿于党委、政府工作决策的全过程，作为一种决策的战略性资源，其正被广泛认识和重视”[14]。网络问政如何形成合理的制度架构，一方面要关注民情民意；另一方面，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等这些问题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也就是说网络问政如何更加深刻、更加合理、更加有序仍是需要不断思索和完善的。人们要对“网络问政”的实践进行全面总结，厘清网络问政在推行中的各种问题，从制度化的视角进行规章建制，推进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助推网络时代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廉政建设等制度性问题。
第二，“网络问政”主体政治参与权力的制度化规范研究。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成为民智汇聚、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重要阵地。网络问政是民众进行政治表达、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重要渠道。网络问政的主体是公民，人民享有宪法赋予的知情权、表达权、政治参与权和监督权；国家必须建立落实这些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在网络时代，知情权制度、表达权制度、政治参与权制度、监督权制度都必然有着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怎么从制度化的视角来对网络问政主体政治参与权利的设置、规范和保障等问题进行规制，这是网络问政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网络空间主体的言论自由权的制度化保护与法律界限等问题已经引起政治学界的关注。很多省市政府在制度性建设和地方性法规中逐渐把网民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规定下来，从制度化的视角来研究和保障网络问政主体的政治参与权。
第三，“网络问政”平台的设立、渠道的规范和制度化保障研究。在网络时代，网络问政的客体是国家政权机关和国家职能部门。网络问政不仅是公民责问政府，也是政府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科学地设置政府机构、职能和政权运行机制是网络时代政治文明建设的新要求。网络问政依托于网络平台。因此，要利用网络本身所包含的平等性、交互性、便捷性、广泛性、公开性和经济性等特征，使它成为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加强网络舆论监督平台建设，建立通畅、高效、规范的网络平台主渠道，才能提升网络舆论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要建立民情、民意和民愿的表达制度；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建立网络处理意见制度；建立和推广网络发言人制度、党政领导定期上网倾听网民意见制度、定期举办网络意见办公会制度和网络信息督办联动制度。广东省信访局在网络问政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2010年7月设立网上信访办理处以来，网上信访影响力不断增强，成为群众反映问题的新通道。2011年9月在15个厅局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后，初步形成了与网民经常性、制度化的网上沟通机制，有效推动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
第四，“网络问政”回应机制的设立和问责制研究。网络问政的关键既在“问”，又在“答”。网络问政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信息相互对流的过程，互动才是它的本质。网络问政过程中，政府只有真正实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的承诺，群众才能切身感受到政府听民意、解民忧、集民智的诚意和行动。同时，“政民互动”必须“两头动”，通过网络热线，群众在这头向政府传递所思、所想、所需，政府在那头听民声、知民意、解民忧。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负责人杨佳认为，“官民互动是党政官员了解民情的一个好窗口，是发现社会问题苗头和起因的窗口。随着矛盾不断解决，信任不断加深，老百姓也解决了身边事。因此，宏观式的互动必然是网络问政的发展方向”[15]。网络问政，必须要有回应制度和问责制度相配套。要遵循网络信息的传播规律，做到及时受理、妥善答复，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提高网帖回复的权威性、直接性。要建立网络舆情分析制度、定期的回应和交流制度、健全网络舆论收集研判制度、突出网络舆情监测与受理互动制度、突出政府与网络意见领袖沟通互动制度、建立健全网络舆论理性引导制度、建立网络监督制度、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问责制度等。
第五，“网络问政”的沟通与协调制度研究。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方式是多方面的，网络问政是信息时代政治文明发展的新方式。实践证明，仅靠网络问政还是不够的，因为网络言论也具有片面性、非广泛性、非理性、欺骗性和放大性等负面特性，加上“数字鸿沟”的存在。因此，在重视网络民意的同时，依然要重视调查研究等传统的问政方式，来深入基层了解民生民情。首先，我们要抱定一颗责任心，主动“上网察民情”，理性看待网络民意，去粗取精，为自己的履职参政提供有益的参考；其次，我们又要带着感情走到群众中，“下网解民忧”，了解群众所想、所盼、所愿，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必须把网络问政与“网下问政”结合起来，深入研究诸如网络问政与信访等沟通与协调的制度化问题。通过网上和网下并建立两者的沟通制度、协调制度、保障制度，实现科学问政、民主问政、依法问政。
第六，“网络问政”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网络问政是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参加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政治权利。因此，公民进行网络问政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一是要设立网络问政主体政治参与权、参与程序的保障制度；二是要设立网络问政的内容、议题、正当合法的公开制度；三是设立网络问政过程透明有序，结果公正有效的审查制度；四是要设立网络问政的新闻发布、信息公开和回应的工作制度；五是要健全“网络问政”的责任制度、评议制度、监督制度。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制定专门的《网络问政法》，内容包括：“网络问政”的参与程序；内容、议题、正当合法；处理过程的透明有序；信息公开和网络问政的回应；考核和奖惩；发帖举报人权利保护及“网络问政”的监督等法律制度等。
第七，网络问政的制度化与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新发展。在网络时代，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建设将带来国家的政权机构、机关运行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等民主政治制度的变革，必将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创新。网络问政的制度化过程，将对国家机关权力的运行及其工作人员权力的行使提出新挑战。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将改变传统的政府模式，促进政府组织结构“扁平化”；建立政府与人民之间良性的民主政治互动制度；带来国家政权机构、机关运行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等民主政治制度的新变革，由此必将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创新与发展。
三、“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建设必须坚持的科学原则
网络问政不仅是政府到网上搜罗信息简单被动和机械的过程，更是一个虚拟空间向现实空间推进的实践举措。从本质上看，网络问政不仅仅是公民责问政府，更是政府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网络问政的健康发展，必然要求制度化保障。网络问政的制度化过程，必须要坚持科学的原则。
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问政是信息平台；问政的主体是公民；问政的过程意味着公民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批评和约束。因此，网络问政是政府与公民的一种互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来实现民意的表达和政府的科学决策。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对民众还是对政府来讲，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这种互动就缺乏真实性，这种缺乏诚信的结果必然使网络问政失去应有的价值，造成社会的危害。实事求是原则体现在网络问政的制度建设上，就是要依据新兴科技的发展和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践来设立制度，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只有坚持这样的原则，才能建立起科学的网络问政制度。
第二，坚持有利于推动政治文明发展的原则。网络问政是一种政治主动，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的形式。人民网副总裁官建文讲，“领导干部参与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制度化正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与互联网发展的时代需求是分不开的。”截至2011年7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突破5亿人，网络媒体在社会传播中趋于主流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互联网不仅是技术、是媒体，更是政治。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步履艰难，存在很多社会生态障碍。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构架、政治思维以及政治活动方式，都会对网络问政这种政治形态的“新生事物”进行责难。因此，在网络问政这种政治举措的制度建设中，尽管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坚持包容性的思维。在审视和衡量它的价值时，应该把促进和推动政治文明发展作为重要的原则。
第三，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孙中山说：政治就是民众的事。网络问政说到底就是政府和民众通过网络交流来管理民众的事。我们党的先进性，从本质来讲，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网络问政作为民主政治的新形式，说到底，也是我们党“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因此，在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建设中，必须把相信和依靠群众放在首位，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网络问政的回应制度、监督制度、问责制度和法律保障制度都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这也是我们党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即以人为本这一执政理念的重要体现。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就是要将网络问政打造成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新模式。
第四，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网络问政虽然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但是，公民参与的内容涉及整个的社会事务和经济问题，网络问政的每一个问题都关系着人民的安康、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网络问政制度化建设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原则，即坚持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本质，是我们党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重要体现。网络问政是网络时代党委政府一种新的必须探索实行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它有利于党委政府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致力于改善民生等各项工作的科学决策和实践。
第五，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网络问政是一种政治举措，但离不开法制保障。网络问政激发了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了公众的民主诉求能力，增强了公众的社会责任感，为公众的民意表达提供了新的民主渠道，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问计民生，密切联系群众，提高科学执政、依法行政的水平开辟了新的民主途径。但是，从实践来看，互联网络上的言论也具有片面性、非广泛性、非理性、欺骗性和放大性等负面特性，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必然有差距。互动的过程必然也有碰撞，有时也会出现彼此伤害的情况。因此，网络问政又有诱致公共秩序失范的特性，它可能引起公共秩序的紊乱的一些民主性隐忧，并导致政府在网络语境下治理缺失的公共空间。可见，实现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常态化和科学化，推进有序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建立和完善网民自律与政府的良政善治的网络问政法治制度。所以，网络问政制度化过程中的法制化保障非常重要。完善网络问政相关法律法规，使网络问政在法制化的轨道上健康发展。条件成熟时，我国应该制定《网络问政法》，以党和政府对网络问政的利用为基本诉求，以赋予政府义务为主要形式，以对网络问政扶植、鼓励、指导、规范、保护为主要方法，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基本出发点，使网络问政表达秩序成为一个公众积极参与的公平理性、组织有序、守法文明的政府汇集民意、科学执政、为民勤政的执政平台。
总之，在网络时代，网络问政的制度化建设是网络问政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创新的重要内容。尽管网络问政组织化和规范化水平还不高，但我们坚信，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一个能使网络问政价值得以充分发挥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一定会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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