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思想论要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哲学思想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的思想只有对其进行现实的思想时，才更能映现出历史的魅力，放射出现实的光芒。
历史上任何思想家的思想如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哲学思想亦然。
经济主体论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主体论思想立足于推动历史前进的高度，根植于中国革命的沃土，着眼于人民利益的现实。人民主体论思想是其本质，主体利益的谋求是其宗旨，主体动力的发挥是其核心，主体管理的表征是其要目。这，就是毛泽东经济主体论的独特之处。
——利益主体的确证
谈论经济，“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语），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 〕在经济活动中，如果无视主体的利益，否认主体利益的合理性，“这不但是对经济的无知，更是对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无知”〔2〕。 而问题的差别，不在于为不为人，而在于为什么人；不在于对人的利益谋求是否有抽象的肯定，而在于对利益主体有什么样的具体确证。换句话说，不在于有没有关心人的经济哲学，而在于是关心什么人的经济哲学。
生当风云变幻的时期，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作为领袖人物的毛泽东，无暇在纯理论经济学的殿堂里精雕细刻，镶嵌在他的经济哲学界碑上的智慧明珠，耀眼放射出人民主体论的光芒——“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
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提出“人民经济”的新概念，号召“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来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4〕， “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5〕。
正因为如此，他注重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强调“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号召“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6〕； 他强调“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烘缸里去。”〔7 〕他要求“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8〕，“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9〕
——动力主体的依托
由于毛泽东明确地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最广大人民”是经济利益的主体，那么逻辑的必然结论就是经济利益的主体即为经济动力的主体。在此，动力产生利益，利益激发动力，二者互为因果，载体共存。这样，既然“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经济利益的主体，那么，发展中国经济的强大动力就必然要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寻求。因此，毛泽东指出：“…主体是什么？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并强调“根本力量”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且要求大家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正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是经济动力的“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这些“真正的英雄”具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那么，“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这里”有动力，就在“这里”激发。为此——
他主张“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空气”〔10〕。“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11〕。认为“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12〕。他并指出：“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
社会在发展，经济在变化，无疑，组织社会经济发展力量的方式也将随着这发展变化而变化发展。然而，渠道可疏，源头不变。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动力艺术说不仅有某种操作层面的借鉴效应，更有深刻的哲学层面的启迪功能。
——管理主体的表征
从逻辑运行的必然轨迹来看，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哲学词典里，既然肯定“最广大人民群众”是经济利益的主体，也是经济动力的主体，那么，“最广大人民群众”也必然应是经济管理的主体。
然而，哲学不仅仅是逻辑的演绎，更是哲学家对生命本体内在的情感的外在表征，是基于深沉情感的社会责任的理论显现，是情感和责任激荡时的智慧闪光。
毛泽东基于对其时中国民众生活现实的深刻体悟，基于对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中国工人农民和广大士兵的深沉情感，基于变革现实、改造社会的重大责任，提出了他的经济管理主体论思想：
其一，官兵平等：“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
其二，经济公开：“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但“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可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因为“精神得到了解放”〔13〕。
其三，群众自愿：毛泽东敏锐而深刻地看到“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既然如此，怎么办呢？他指出：“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同时强调，“集体劳动组织”的样式，无论是“互助社”，还是“耕田队”，也无论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14〕。这种“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集体互助的办法”，使“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原因在于尊重和“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大家都欢喜”〔15〕。
如果不是囿于战时经济环境难免的局限；如果不是拘泥“耕田队”这一历史的形式；如果不是停留在“五分钱”那难堪的水平；如果不是“一律两角”的机械照搬；而只要中国农民、工人的“状况”仍须改变；只要中国管理的弊习仍须变更；只要中国的经济仍需腾飞，一句话，只要社会主义的旗帜仍在中国的上空高高飘扬，那么，毛泽东当年“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群众自愿”等体现经济管理主体的主体性思想，就仍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浴血奋战的历程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思想宝库里放射她固有的光芒！
政治价值论
经济对政治的价值问题，是一切成熟的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实践家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政治理论的指导思想，因之，也自然以“经济”作为其政治思维的切入点，且从多角度论及经济对政治的“基础”价值：
——决定政治态度的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在这里，“经济地位”决定政治的态度，而政治态度是政治家分辨敌友的依据，也是促其政治事业成功的条件。这样，在经济——政治的链条上，“经济”的基础意义即价值显而易见。现在，阶级即“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7〕这一事实仍然存在，看来，“经济”地位这一“基础”也仍然是无法摧毁的“革命态度”的基础。
——作用政治力量的基础
在谈到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时，毛泽东认为，其“需要具备”的条件中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18〕。无疑，在毛泽东这伟大的政治家心目中“经济力”是政治力的基础，“经济力”是“政治力”的原动力。问题在于，毛泽东这一深刻思想的深刻含义，并没能得到普遍的深刻理解。如对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政治背景下，我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往往没能从政治——经济力量的双向相动关系上来认识，即是典型一例。
——分析政治形势的基础
1930年，当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产生悲观思想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19〕。这“实质”就是从分析“矛盾”现象入手，从透视经济现实出发。他在列举诸矛盾时强调指出：“因为国家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上学，许多在校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20〕正因为这些，他认为，当时“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在望。显然！对形势分析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建筑于对经济分析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
——达到政治目标的基础
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战争是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21〕。因此，毛泽东指出：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是错误的观点。也正因为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革命战争，我们就要“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22〕。只有这样，才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23〕。
反之，如果不搞好经济建设，不关心人民生活，自然影响我们的“夺取全中国”的目标的达到。
夺取政权如是，巩固政权呢？对此，毛泽东如是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24〕
为什么“经济”这一“魔方”对政治会有如此神奇的效应呢？
这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原则性”解释之外，毛泽东还作了“中国特色”的具体阐析。结合抗日战争，他说，搞好经济工作“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25〕。
为什么是“必由之路”？因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26〕。这里，寻求到了并揭示出了经济和政治“联姻”的深刻的辩证根源。
在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的年代，战争的竞赛同时也是经济的竞赛，那么，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经济的竞赛是否也“还是”政治的竞赛呢？
看来，对此，我们也必须有清醒的通晓其互动关系的辩证头脑。
多维方法论
“方法问题”是毛泽东同志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革命战争年代对实际经济工作的看法是如此，后来对经济理论的评价也是这样。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说过，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细究毛泽东的经济方法论思想，我们发现，就其结构而言，正如经济结构、经济关系、经济运行、经济流向等的多维性存在决定着对经济方法的多维性要求一样，也是多维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全面把握毛泽东的经济方法论思想。但就其核心而言，仍如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的方法论一样，是唯物辩证的。不清楚这一点，就会被时下眼花缭乱的“方法”说扰乱视线。根据目前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本文只着重谈谈既体现辩证法又展示其多维性的三个方面：
——正反互耦
我体会，“正反互耦”是毛泽东经济方法论的重要特色。即在哲学意义上的正反两个经济因子，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立统一，而是要具体化为“相互耦合”的结构或系统，并由“耦合”而表现出特殊的功能，至于什么样的“耦合”方式、程度、比例——是最佳结构或系统的要求，进而才能发挥出最佳功能呢？这自然当由经济主体自身的经济价值观并由之所规定的经济指向性目标所决定或衡定。因此，其间并无划一的、机械的定则。或许，这既是经济的复杂性使然，也更是毛泽东经济方法论思想的深刻之所在。
毛泽东的这一方法论思想的表现，就人们熟知和常论及的材料来看，要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论十大关系》最为显著。然而，就其思想发展的行程看来，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不仅有其思想萌芽，同时也不乏丰富的例证。这里，单就其1943年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一文中在谈到生产运动中的九种没有注重“正反”有机“耦合”（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结合”）的错误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为了节省篇幅，在此虽然不需详录，但重点说明仍有必要：看！“……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
——进退同向
这里讲的“同向”指发展行程中终极目标的“同向”，因此，“退”就只是“形式上”的和“表面上”的，否则，与“进”就无从“同向”可言。
在经济发展的复杂形式及其曲折道路上，就其宏观进程而言，在“进”“退”方法上，确需“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27〕。1945年，毛泽东在论到军队生产自给时说：“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28〕。
面对现实的环境，面对“落后”、“倒退”的舆论，毛泽东首先敢于承认“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因为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大胆地承认这一点，不仅需要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家的战略目光，同时需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科学勇气。大胆承认这一点，不仅表明完全彻底的革命者能够直面舆论，同时更能表明革命者之所以是革命者的高度自信！
然而，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步，不进一步指明这种“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东西“实质上是进步的”，并进而用客观上“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取得人民的拥护”的事实说明有助于“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政治目的，那么，就只能作“落后的”、“倒退的”舆论的俘虏。
看来，大胆承认“倒退”既需要勇气更表明自信！深刻分析“实质”既需要睿智又能说服群众。理论一彻底，就能掌握群众，也能在群众掌握的基础上变成群众自觉自悟的行动。时代复杂的经济实践呼唤着革命的经济理论家和有经济理论的革命家！
——内外相激
善于运用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效用，使之在运动中相激相荡，从而促使事物在符合主体价值取向的轨道中运行。联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以及这一“现实”中各种不同倾向的思想，重温一下毛泽东在1941年《〈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与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的有关部分，对于我们深刻领会毛泽东的经济辩证法和加深对目前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的理解无疑不无裨益。
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的《跋》中，毛泽东针对当时的“左”倾思想，明确表态：“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
然而，这种明确的表态并没有代替深刻的分析：“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29〕。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因为“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
针对“有些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的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的“软弱性”与“一口否认中国应当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的“欺骗手段”，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30〕
既基于经济之本，又超乎经济之上，既游乎经济之外，又归乎经济之中，既敢于利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又不失共产党人的方向。这，就是毛泽东——集革命的经济理论家和有经济理论的革命家于一身的毛泽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2〕参见拙作《韩非子经济哲学思想论略》， 《湘潭矿业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3〕〔4〕〔8〕〔11〕〔14〕〔15〕〔25〕〔26〕〔28〕〔29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1466、911、913、931、 932—933、932、932、1106、792—793、1106—1107页。
〔5〕〔6〕〔7〕〔9〕〔10〕〔12〕〔13〕〔18〕〔19〕〔20〕〔21〕〔22〕〔23〕《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2、134、124、134、121、131、65、57、99、101、123、134、137页。
〔1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9页。
〔17〕《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24〕〔2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8、1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