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的思想谱系与理论诠释
夏静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 “以文化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题，源于古人对人性不完美以及对“文”的丰富性、复杂性的理解。从早期“事神致福”的宗法伦理，到“以教化治天下”的政治伦理，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伦理，“以文化人”凝聚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与审美观，是古代社会保持整体精神风貌向上以及形成向善力量的价值源泉，也是中国历史上政教制度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标识。
关键词： “以文化人”；“文”；“化”；思想谱系；理论诠释
“以文化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1]“以文化人”是中国古代圣贤政治的核心命题，周文王以人文教化而非武力征伐治理天下的政治运作，奠定了传统时代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就现有文献来看，“以文化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命题出现较晚，见于唐人李观的《李元宾文编》和宋人王禹偁的《小畜集》，有对唐代“洪雅尚文”、“以武戡乱”、“以文化人”以及八方来朝的颂赞之意。但追溯“以文化人”的历史，那就相当复杂了，不仅与传统时代重文化、文教的政教运作息息相关，而且与古人对人性不完美的理解以及对“文”的丰富性、复杂性的解释密不可分。
一
“文”的起源很早，可以上溯到距今四千余年的夏禹时代(1)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高炜《陶寺出土文字二三事》，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1月)。 。“文”的意义，经过历史上的不断建构，与时偕行，承中有变，变中有承，有一个层集的过程。考察甲骨文、金文的写法，大体有象形和指事两类字符。象形字符显示了许慎“错画”之义，尔后引申出痕迹、花纹、纹路、修饰、文饰、文采、文字等义项。“错画”之说，源于《说文解字·文部》：“文，错画也，象交文。”段注：“错画者，文之本义，彣彰者，彣之本义，义不同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2](P425)这一解释路数符合古人理解天文、地文、人文现象的思维习惯，可以有效地解释先秦典籍中很多用例，在传世文献中屡屡可见。譬如《尚书·顾命》：“西序东向，敷重厎席、缀纯，文贝仍几。”[3](P239)《周易·系辞下》：“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3](P86)《穀梁传·哀公十三年》：“吴，狄夷之国也，祝发文身。”[3](P2451)《论语·子张》：“小人之过也，必文。”[3](P2532)《孟子·万章上》：“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3](P2735)《周礼·春官宗伯·大师》：“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3](P789)《礼记·表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3](P1640)指事字符于人的胸口处加以指事性的“心”符，有“文德”之义，与内在品德相关，常常用以表达美德、美称的谥号，尔后引申出文化、文教、文治、礼文、文献、文学、文心、文人等义项。此说历史悠远，卜辞中“文”作为人名，铭文所见“文武丁”、“文武帝”、“文武帝乙”、“武丁”、“武乙”等，皆为殷王庙号。殷人独尊文、武之谥号，其后周人因之。考之东周以前的文献，西周时期称先人为“文”、“文考”、“文祖”，广见于西周金文。郭沫若先生认为“文”是泛指先祖的美称，并不限于是谁[4](《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P6)，“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5](P22)。《尚书·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3](P254)所谓“文人”，即文德之人，也就是有礼之人。
太古无“文”。《墨子·辞过》认为远古先民“刻镂文采不知喜也”[6](P33)，《庄子·缮性》认为唐虞之时“附之以文，益之以博”[7](P551-552)。“文”的意识是伴随着先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丰富而逐渐清晰、抽象出来的。春秋以后，“文”义泛化，“文”之涵义无所不包，凡人生一切德行修养，皆可称之为“文”。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时期单襄公对晋悼公的评价。《国语·周语下》：“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韦昭注：“文者，德之总名也。”[8](P96)单襄公用一个“文”字囊括敬、忠、信、仁、义、智、勇等十一种德行，赋予其道德文化的全体意义，也即饶宗颐先生所说的“典型的道德综合体”[9](P81)。简言之，“文”处于古代人文知识系统建构的最基础层面，早期的“文”观念，经由词义引申与语义关联，意义空间得以不断拓展，成为涵盖一切典章制度、文化传统乃至人文教化的总名。
以“文”为核心语素，衍生出早期思想文化的一系列核心范畴，如文化、文教、文德、文武、文质、文章等等，范围了古代人文知识的大部分视野，建构了一个宏大的知识谱系与意义脉络，也成就了华夏文明浓厚的“尚文”特质。古人对文化的理解，源自《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3](P37)的思想。此“天文”“人文”，乃广义之“文”，兼及天、地、人“三才”，是指以“周文”为代表的三代政教制度。自春秋以来，以“周文”为代表的西周礼乐文化，便是华夷之辨、文野之分的界线。孔子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3](P2467)在他看来，三代礼乐文化尤其是周文化达到了有史以来人文繁荣的顶峰。最早使用“文化”一词的，是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0](P380)此“文化”，是指文治教化，也即文教。这种思想观念影响至深，譬如南朝萧纲认为：“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11]礼乐昌盛，文教兴盛，人文繁盛，在古人看来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发展的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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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以来，先王典籍就是“以文化人”的重要文本，尤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宗。《国语·楚语上》载申叔答庄王：“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8](P508)在早期政治家看来，先王之典是人文化成、教民向德的重要范本。“六艺之教”中，尤以礼教、诗教最为重要。古人认为“学文”涵盖学礼，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见于《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的“衰之文”，指的是赵衰精通于诗、书、礼、乐的运用。《昭公二十六年》：“文辞以行礼也……无礼甚矣，文辞何为。”[3](P2115)所谓的“学文”，就是围绕“三礼”经义展开的理解阐释与教育教化，也就是学礼。至于诗教的内涵，则极为复杂，主要是指以《诗三百》为载体的人文教化。以《诗三百》为代表的文学艺术，以润物无声的审美熏陶启迪心灵、传播思想，具有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独特魅力。马一浮先生所谓“一切言教皆摄于《诗》”，“六艺之教，莫先于《诗》”[16](P149)，便是典型的说法。历史上的“六艺之教”，观先王政迹，明圣人大义，助人君教化，是中国政教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认同，因之也培育了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中现实主义的优良品格，尤其是“劝善惩恶”、“善以教成”、“观风察俗”、“以礼节情”、“经世致用”等观念深入人心。正因为经典承担着“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重大职责，承载着中华民族重要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基因，所以，历代对经典的阐释也成为中国思想传统中的重要文化标识。
“以文化人”兼顾“学”的外化功夫和“养”的内化功夫，或由外而内，或由内而外，既为一种循环往复的状态，亦为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论语·学而》首句谓“学而时习之”，明确“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经由不断重复，即“习之”，方能实现提升自身、影响社会、传承文化的目的。就此而论，“学”既为重复，亦为创造[23](P5)。不同于“学”的功夫向外，“养”的功夫向内。古人理解的“养”，除了养育、赡养之义，还有教养、教育之义。《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3](P731)《礼记·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养之。”郑玄注：“养犹教也。”[3](P1406)古人极为重视“养”的功夫，古代有着丰富的“养”的思想资源。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养”与身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互发明、相互照应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长期践行基础上。孟子讲“养勇”、“养吾浩然之气”、“养志”、“养性”、“养心”，注重心性的养成与道德的提升。《荀子·劝学》谈为学的两个阶段：一为“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的“善学”阶段，一为“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24](P18-19)的“持养”阶段，此为“全粹”之学的精髓。由此可见，古人重视“学”“养”的功夫，强调认识过程中知理、心物的合一，就在于这是主体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必由之路。
在古人的文化视野中，文教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是“以文化人”的重要方法；文德、文武是个体社会化的归宿，是“以文化人”的重要目标。“文教”一词，春秋以后颇为盛行，最著名的例子，是晋文公实施文教而称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谷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3](P1823)此“文之教”,包含“义”“信”“礼”等内容，涵盖德教的大部分内容，充分体现了人文教化中德行优先的理念。金文中习见的“正德”、“明德”、“懿德”、“哲德”、“介德”、“元德”、“孔德”，都是对品行高尚者的称谓。如《诗经·周颂·维天之命》“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3](P584)，《国语·鲁语上》“文王以文昭”[8](P166)，均指文王有纯德、懿德，故谥“文”。所谓的“文王之德”，也就被视为古来有德者的最高境界，这是传统时代伦理道德思想的源头。古人重视文德，如《诗经·大雅·江汉》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3](P574)，《论语·季氏》有“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P2520)。文德与文武相对。古人对于“文”“武”的理解均与具体的德行有关，“文主内心慈惠，武主外力暴戾”[12](P24)。譬如《逸周书·谥法解》：“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刚强直理曰武，威强睿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穷曰武。”[13](P678-682)古人崇尚文武兼资的完美人格，如《诗经·大雅·崧高》有“文武是宪”[3](P567)，《小雅·六月》有“文武吉甫，万邦为宪”[3](P425)，《鲁颂·泮水》有“允文允武”[3](P611)。凡此种种，可以看到，自殷商以来，围绕“文”的本源意义和衍生意义的阐发，重“文”传统与“尚文”意识得以形成，这是中华文明自“轴心期”以来所独具的特质，同时也开启了源远流长的“以文化人”“以文为教”传统。
二
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教运作与信仰建构，“以文化人”关乎知性接受、德性养成以及文化传承。古人之所以高度重视，就在于其可以提升个体的德性修养，改变社会的精神风貌，并且传承民族的历史文化。自三代以来的人文化成理念，均以道德理性和理想人格为先在标准，以个体的成人成圣、社会的移风易俗以及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为目的。
“以文化人”思想的产生，究其根源，在于对人性不完美、德性不完善的理解。古人在谈论文化、文教、化成时，常常会与人性、修养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儒家强调乐教的重要性，旨在诉诸乐教来疏导应物而生的人欲。譬如在《孟子·告子上》、《荀子·乐论》、《礼记·乐记》等典籍中，对物感与人欲问题高度重视，反复讨论“物之感人”与“人化物”的关系。儒家之所以重视物感，就在于“物之感人无穷”，需要借助“善民心”“感人深”的乐教，以感应的方式将人欲人情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又譬如董仲舒提出“教化成性”。他认为“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玉出于璞中，而璞不可谓玉”，因而反复强调“性非教化不成”[14](P2501)。个体的教化是治国安民的根本所在，“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14](P2503)。同时，居于上位者的言传身教及其道德表率作用，也被历代思想家所看重。《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P2507)《潜夫论·叙录》：“明王统治，莫大身化。”[27](P480)朱熹认为：“上行下效，捷于影响。”[28](《大学章句》，P10)执政者的道德自律、躬行其实，是传统“以文化人”思想的核心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历史上的儒家，出自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14](P1728)，实施教化被儒家视为天职。《孔子家语·弟子行》：“吾闻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诗书，而导之以孝悌，说之以仁义，观之以礼乐，然后成之以文德。”[15](P137-138)《论语·学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P2458)《雍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3](P2479)儒家重视“以文化人”“以文为教”，文献中屡见儒者实施文教的记载。《论语·八佾》：“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安国注：“木铎，施政教时所振也。”孔疏：“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将命之使其定礼乐也。……以号令于天下，如木铎以振文教也。”[3](P2468)铎为礼器，文事用木铎，武事用金铎。在儒者眼里，“以文为教”之所以重要，在于这是社会价值、道德规范、历史文化得以延续传承的重要手段，这也成为先秦以来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各家共同的价值追求。历史上的“六艺之教”、“孔门四教”，皆为代表性的文教模式，其内容覆盖了后世道统、政统、学统、文统的主要内容，延绵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的魏金枝是时代的弄潮儿。他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地投入到学生运动中。他是“五四”新文化的受益者，同时又传播着“五四”新文化。在“五四”新文化革命激潮的洗礼下，魏金枝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人生状况的改变，成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重要的宣传者。尽管这时期他因家庭矛盾而一度辍学，人生遭遇诸多不顺，但并不像以前一样，只求个人摆脱困境。这种转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当然，魏金枝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新诗创作，先后加入了晨光社和湖畔诗社，并开始了小说和散文创作，这也是他人生的重要取向，与“五四”新思潮是密切相关的。限于篇幅，这些问题以后将专门论述。
“以文化人”重在“化”的过程，以及“学”和“养”的内外功夫。“化”即生，郑玄注《礼记·乐记》“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云：“化，犹生也。”[3](P1530)我们知道，《乐记》包含《乐化》一篇，专论乐之化人，始至于善，其中论及“乐以治心”“乐盈而反”“立乐之方”诸命题，对于礼乐所具有的人文教化、政治教化以及社会整合与思想统一等功能，进行了详尽辨析，这是传统时代对“以文化人”思想的经典阐释。在古人眼里，万物化生，天地之道；百物兴焉，天地之情。周敦颐认为：“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17](P36)张载认为：“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18](P16)王夫之认为：“天之外无道，气之外无神，神之外无化。”[19](P11)戴震认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20](P21)在古人看来，天地万物的衍生变化，归根到底源自气的推动。“化”带有“渐”的过程特质。譬如《周易》“乾道变化”，张载认为：“变，言其著，化，言其渐。”[21](P70)又譬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22](P36)《五常政大论篇》：“化不可代，时不可违……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之谓也。” [22](P536)“化”是渐进、渐悟、渐成的。含“化”的概念，如物化、教化、感化、气化、生化、大化、淳化、布化等，均带有由微而著的渐变累积特征，其间蕴含着顺物性自然、隐而不露、循环往复、永无止境等多重意蕴。
就个体的人格完善而言，君子德性的培养根植于“以文化人”的传统。如何经由教化，完成个体学养、涵养、修养的提升，这是“以文化人”思想落实的第一步。传统的人文教化，注重通过经典学习、礼乐传习等外在培养方式与心性修养、情志涵养等内在修为方式，引导个体知性积累、德性自觉、悟性开启，引发精神世界潜移默化的转变，从而培养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君子。这种理想的人格，文质中道，温恭平和，具备“中、和、祗、庸、孝、友”的德性品格与“兴、道、讽、诵、言、语”的从政能力，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宽而不僈、辩而不争的理想人格。教化的实质，就是通过获得知识上的见识，提升行为上的德性，从而与自身的本能与直接性保持距离，实现由个别性向普遍性的转变，这既是中国传统“以文化人”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教化的一般本质。譬如黑格尔认为，人不能停留在自在存在的状态，而要从中走出来向普遍性提升，通过教化的方式完成异化，使自身成为普遍化的本质存在，从而实现从自在存在向自为存在的转化[25](P45-48)。又譬如罗蒂倡导相对主义的“教化的哲学”，以之区分“系统的哲学”。他认为“教化的哲学”之所以非主流，不仅在于质疑认识论，更在于以内在精神生活的转变为目的，这与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日趋制度化、固化的“系统的哲学”完全不同[26](P319-326)。罗蒂强调教化引发人精神世界的转变，这与中国传统“以文化人”的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相似性，由本然而应然、由自然而人文，也是中国古人追求的理想境界。
习作能力是学生语文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与人交流、学好其他功课的一项重要能力。习作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
汉景帝时期，晁错上奏议云：“德上及飞鸟，下至水虫，草木诸产，皆被其泽。然后阴阳调，四时节，日月光，风雨时，膏露降，五谷孰，祅孽灭……神龙至，凤鸟翔……此谓配天地，治国大体之功也。”[注]类似说法又见于《淮南子·览冥训》：“风雨时节，五谷登孰……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西汉]刘安撰，何宁集释：《淮南子集释·览冥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478页)[12]2239这里延续了西周时期“以德配天”的思想。在“阴阳和合”前，统治者的“德行”广泛渗透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才是带来祥瑞的根本。
就社会的精神风貌而言，“以文化人”是个体社会化的起点，因而也是改变社会风尚，形成向上向善力量的源头。如何经由教化，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社会功效，是“以文化人”思想落实的第二步。汉初《毛诗大序》描绘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3](P270)的理想社会蓝图，充分展示了“以文化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人对此的高度认同。在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教化和教育同等重要。不同于学校教育注重小环境，重在知性培养，教化注重的是社会整体精神风貌，重在德性提升。无论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3](P270)的外在方式，还是“知言养气”、“体验良知”的自我实现，不仅依赖于个体成长的小环境，更有赖于社会整体风气的潜移默化。在个体的社会化实践中，古人确信“富而后教”、“富而必教”以及教化高于法治等理念。传统时代的“以文化人”，秉承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9](《牧民》，P2)，以及孔子“富而后教”，荀子“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25](P498)等理念，大都关注教化与民生之间的良性循环。孟子提出“善政不如善教”[3](P2765)，注重社会教化、学校教育与民众“以善言相教”的相互促进。古人认为，教化、法治并行不悖，教化是“将然之前”，法治是“已然之后”。陆贾认为：“夫法令所以诛暴也，故曾、闵之孝、夷、齐之廉、此宁畏法教而为之哉……化使其然也。”[30](P65)刑罚只能消极诛恶，教化才能积极劝善。《礼记·乐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3](P1529)经由教化的长期熏染，才能建立起稳固的道德堤防，形成稳定社会秩序的长效机制。
就民族文化的传承而言，“以文化人”是获得文化认同感、增加民族凝聚力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手段。人的存在，本质上是历史的、文化的存在，如何经由教化，关联现实世界与历史世界，建构更为复杂的历史关系与广阔的时空意识，是“以文化人”思想落实的第三步。“以文化人”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命题，建立在对历史文化具有连续性认识的基础上。譬如伽达默尔认为教化是人类的一项使命。人之所以需要教化，源自精神理性的本质需求，“我们所说的一种普遍的和共同的感觉，实际上就是对教化本质的一种表述，这种表述使得人们联系到某种广阔的历史关系”[31](P21)。教化的过程，就是回顾我们自身的人文主义传统，从而不断远离个别性、自然性，获得普遍感和共同感的过程。因此，从自然人向文化人、从社会存在向历史存在的转变，这不仅是中国古代“以文化人”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教化传承的普遍共识。无论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知人论世”，还是荀子“为其人以处之”，均源自对历史文化连续性、传承性的高度自觉，这是三代以来一以贯之的人文传统。“以文化人”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生生不息的教化传递，熟悉并拥有人文传统的历史记忆，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整合。无论报本返始的礼教、中正平和的乐教，还是温柔敦厚的诗教、疏通知远的书教，均将个体的文化生命融入民族历史的传承中，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根据《周礼》的记载，自西周以来就建立了以礼乐教化为中心，融知识学习、德性培养与文化传承为一体的国家教育制度。学校既是教学地点，也是行礼用仪场所，辟雍、泮宫、乡学举行射礼、飧宴、养老、献俘等典礼，学生学习仿效，实践礼乐。这种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教化制度，是古人家国观念、历史观念以及审美观念形成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发达、文化昌盛的重要制度保障。
作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重要的精神财富，“以文化人”是古人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生活方式、情感态度的集中表达，涵养了独具民族特质的人文学术、文学艺术以及道德理想与审美品格，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思想革命，“以文化人”被树立成民主、平等思想的对立面而备受批判，从而导致了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的全面解构，这是当代社会道德崩塌、价值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回望历史，古典时代以文化、文教为主导的政教制度、传承模式、生活方式，营造了中国古代社会整体的教养水平。在这个思想文化多元的时代，如何将“以文化人”传统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进行创新性的阐释和创造性的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使之渗透到社会生活、精神生产以及文化创造的各个方面，真正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作用，并对当下道德建设、世风净化发挥主导作用，是我们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因此，“以文化人”思想的积极重建，应该是当下中国学术界理论创新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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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ical Genealogy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Yi Wen Hua Ren”
XIA Jing
( 1.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Qufu Normal University , Qufu 273165, China ; 2.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9, China )
Abstract: “ Yi Wen Hua Ren” is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proposition, which originates from the ancient people’ 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erfec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Wen” . Developed from the patriarchal ethics of“ Shi Shen Zhi Fu” in the early period to the political ethics of governing the world with enlightenment and the emotional ethics of“ Fa Hu Qing Zhi Hu Li Yi”, “ Yi Wen Hua Ren” embodie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aesthetic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t is the source of value for the ancient society to maintain the positive overall spiritual outlook and to form the power of kindness, and it is also the vital sign of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system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 Yi Wen Hua Ren”;“ Wen”;“ Hua”; ideological genealogy;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中图分类号： B21； I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 2019) 05-0110-06
收稿日期： 2019-03-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儒家早期文学价值观研究”(16AZW001)；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
作者简介： 夏静，女，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玉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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