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历史起点对教育的要求——在中国教育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教育论文,第六次论文,点对论文,讲话论文,代表大会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06)06-0001-05
首先，由衷祝贺中国教育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对新产生的第六届理事会，对新会长、副会长表示衷心祝贺！对上届理事会的老同志表达敬意，同时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对他们表示感谢。
这几年教育学会做了很多工作。作为一个团结了这么多教育家、教育工作者的民间学术团体，不仅每年的学术年会和论坛组织得很好，提供了很多对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深思熟虑的真知灼见，而且还设立了实验区、实验校，开展科研规划课题工作。教育学会的科研活动都是与时俱进、面对现实的，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又通过各种形式、渠道，为国家制订“十一五”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希望教育学会在新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能够在这方面继续加强工作。
现在，全国注册的社会团体约有17万个。像中国教育学会这么大，分支机构这么多，会员这么多，管理工作这样繁重的并不多。但是，教育学会在社会上博得了良好的声誉，不仅没有给当地的政府、老师添什么麻烦，还形成一种助力，这样的社团是不多的。我相信第六届理事会一定会在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教育学会新一届理事会领导集体的规模相对扩充了，并且有很多相对年轻的同志加入，这样教育学会的活力会进一步增强。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育学会未来一定会作出更大成绩，团结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实施“十一五”规划，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由顾会长的报告，我联想到当前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新的历史起点”这样一句话，它的内涵，它对世人、对学者、对各个领域工作者所提出的要求、所赋予的责任，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在党中央的文件中，在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讲话中，谈到某一个时刻在历史上的地位，在我的印象里并不多。而现在提出“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这句话的分量是很重的。换句话说，当前我们所处的立足点、这个时刻，与历史上过去的若干年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对此，我至今还在思考和学习。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一两句话能够回答的，应该从经济、政治、国际环境以及社会进步的多重角度来认识。
既然说现在是新的历史起点，就意味着前一段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
从经济上看，我国的经济已具有一定实力，但总体经济规模并不算大，人均占有还很少。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0。到去年为止，我国人均GDP是1700美元，日本和我国的香港都是34000美元，台湾将近20000美元，欧洲国家一般都在25000～28000美元之间。但是，纵向地和我们自己比，和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指示的时候比，我国的经济可以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过头看，这种惊人的进步、翻天覆地的变化是靠着改革开放，靠着全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用辛勤劳动换来的。但是，我们争来的还只是“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中国是世界的加工车间”的称号，也就是说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基本靠的是承接西方发达国家过剩的资本、过时的技术和剩余的产品。这种承接是一个走到经济崩溃边缘的人口大国要想振作起来所必须走的一段路。但是，我们不能总这样走下去，因为发达国家的剩余资本、过时技术和剩余产品在我们这里落地，就要消耗我们的资源、毁坏我们的环境、攫取我们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在中美纺织品谈判的时候，薄熙来部长说过“我们两亿件衬衣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因为给发达国家加工衬衣，一件名牌衬衣出口后可以卖到一二百美元、一二百英镑，我们却只能挣一元人民币。照这样的路再走下去，我们不仅要走到发展的极限，而且我们的环境、资源都将被破坏，我国的东西部差距、城乡差别将无法缩小。为什么说会发展到极限呢？去年一年，浙江省生产了大约180亿双袜子，就算没有贸易摩擦，全世界60多亿人，一年能消耗掉多少？各位想想自己家的衣橱，如果三年之内什么都不买，也不会缺衣服穿，因为都过剩了。世界也是如此。英国社会学家做过一个统计：英国男人买来不穿的衣服是40％，女人大约是53％。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环境资源的破坏和过度消耗都已成为我们社会的焦点、热点问题，不用细说。
从政治上看，冷战后一系列的国际事件表明：国际上一直有些反华势力敌视中国，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在文化上加以渗透，这种渗透通过互联网和过剩产品这些“包着糖衣的炮弹”来进行，其目标是我们的孩子——从呀呀学语的儿童到少不更事的青年。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事业受到严峻的挑战。当前，不乏对社会风气，对城市青少年道德思想观念的惊叹。这种情况的造成不要怪家长，也不要怪老师，更不能笼统地归结为社会问题。要看到这些东西都是有源头的，它不是秋天的落叶飘到河里自然地流过，而是由某些战略有意地输送过来的。
从社会层面说，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已基本实现，但他老人家还有第二个战略，就是让先富起来的人、先富起来的地区支援那些没有发展起来的地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应该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目前，这种差距在几千年来，特别几百年历史形成的巨大差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和显性化。对这个问题需要历史地、辩证地分析。
我第一次下乡是1951年，当时只是14岁的少先队员。而现在的孩子们，包括一些中年人都难以想象旧社会农民之苦，甚至不能想象当时北平广大市民生活之苦是怎么造成的。解放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在计划经济“一刀切”的方式下，城里人的生活差距受到控制，逐渐缩小，但这种缩小是以社会进步缓慢为代价的。当时的农村也是一样，所有社员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连家里的饭菜都一样。改革开放后，按照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路，再加上媒体、交通等方式的改变，过去被人遗忘、隐伏的差距在一个新的水平上人人皆知，显性化了。之所以一部分人能够先富起来，除了国家大、人口多、大家不可能齐步走这些原因之外，还有地域的问题。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港澳的产业内移自然会先到广州，它不可能把服装工厂一下子搬到青海去。后来，沿海14个城市和几个经济特区的开发，都是因为交通运输方便。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体积大，交通运输方便不方便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再这样发展下去，发展的速度不仅会放慢，而且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问题。就像一块平板，在其内应力允许的范围内是可以弯曲的，但当弯曲到其内应力无法承受的时候，它就会断裂。钢板、木板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社会断裂，就是社会的动荡。
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矛盾的加剧除了地域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之间在知识和整体素质方面的差距。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炮火轰开以后，逼迫我们五口通商，这是民族的耻辱。但毋庸讳言的是，正是由于五口通商，西方的经营观念和方法、西方的文化才得以在这些率先通商的口岸埋下根基。浙江经济的90％以上是民营经济。大家都知道“温州人走遍天下”，仅在巴黎就有二三十万人。因为在温州人均只有3分土地，活不下去，只有出来闯。温州人发展很快，出去后没几年就转成正式移民，过几年就能开一两家餐馆，再发展几年就都变成四、五星级酒店的老板。温州人能吃苦。最初，有的人就是扛着修皮鞋的手摇机器走遍天下。现在温州几个名牌皮鞋厂就是由当初几个来北京修皮鞋的人创设的。俗话说“英雄不问出身”，可温州人却以自己贫贱的出身为豪。
温州人的本事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自宋代开始的儒学永嘉学派。儒学是不讲“利”的，只讲“义”。典型就是孔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怕东西少，就怕分配不平均)。宁可穷，也不要不均匀，这是孔子的思想。接下来是孟子，《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不怕千里之远，跑到我这来，有对我国有利的教诲和策略吗)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您干吗张口就说利呢，世上还有一个义呢)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孟子对此的回应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彼此互相争夺“利”，国家就乱了)要用“义”统一人的思想，不能让人相互争“利”。但永嘉学派讲的是“利、义兼求”。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是清末大儒孙诒让(1848～1908)，他奉行的就是义利并求。孙诒让在瑞安办实业，办会计班，办官话培训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县城里的大学者和“进士—秀才—私塾先生”这个网络对于社会上观念、知识的扩散和普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永嘉学派虽然只是儒家的一个学派，但它的思想已经深深印入浙东一带的每家每户，因此，浙东人从来不以赚钱为耻。困境可以把人逼出本事来，但是只靠农耕社会那种赶圩、赶集的贸易是做不到的。温州正好是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当地人接触了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经营方法，二者合流了，但其能量在20多年里被计划经济压制了，一旦改革开放，要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盖子一打开，那里的激情就爆发了。现在，温州人虽然已走向世界，但仍然没有脱离浙东学派、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的深深影响。比如：温州人不论是漂洋过海在异国生根的，还是留在家乡有一定资本再重新创业的，只要双方都说的是温州话，彼此之间就什么都可以合作，甚至包括地下融资，虽然没有合同，但他们也坚守诚信，绝不食言。温州人先富起来是理所应当的，他们很好地继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一百年来又学习了外国的东西，把它们很好地变成了温州人的观念、风俗、习惯，培养了一代人的胆略。现在有些地方的移民，除了一些旧家、祖坟这些难舍的情结外，还有一点就是不敢到外面去闯，这与温州人形成强烈反差。温州人并不是在本土发的财，他们的原始积累是在温州之外。其他地方的人与温州人，无论是在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还是在对外来文化的接触吸收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
再谈另外一个问题。虽然，现在我们的IT、家电等产品都在出口，但我们仍然是世界的加工车间、组装车间，没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技术。例如：苏州吴江和昆山的IT业位于全国领先地位，一个个集装箱进来的全是零部件，送出去的是笔记本电脑和其他产品，但这里面没有多少是苏州的技术。
当今世界贸易最原始的是产品贸易，即：我卖给你东西，你支付我费用。再进一步是知识贸易，也就是技术贸易，即：将我的专利和整套技术卖给你，授权你使用，我派专业人员进行指导，每生产一件产品你给我一定的利润，你生产的产品越多我的收入就越多。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苏州的经济产值早已经超过天津和深圳，但苏州人的收入大约仅是深圳的50％。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苏州包括工程技术人员都是在给别人加工，没有一家公司是靠自己的技术在收技术费。这不仅仅是苏州的问题，我们全国都如此，再这样下去，我们生产得越多，人家赚得越多，我们只是拣剩下的，中国还是不能真正富强起来。
结合刚才所说的政治因素，一旦天下有变，不再允许我们使用别人技术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就要受到影响。在国防上，因为我们的技术不行，我们就要受到制约。别人的卫星、无人驾驶飞机、导弹、预警、雷达都比我们先进，人家到了我们头顶上都不知道。所以，不仅社会的进步到了转折点，国家的安全也迫在眉睫。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就应该是一步步地朝着社会主义的中级阶段、高级阶段走下去。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消灭三大差别，这和中国人“大同世界”的理想是吻合的。一个是科学论证的结果，一个是感性理想朦胧的追求，它们是吻合的。差距继续拉大，已经超出了要发展必须走这个阶段的限度，与我们的奋斗目标、政权的性质和执政党的宗旨背道而驰。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我们不能让社会断裂，不能让社会的稳定受到影响，社会动荡之后吃亏的是老百姓。这根本不是西方政客所说的共产党要保住自己的政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没有自己的私利。
从这几个角度说，我们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到了新的历史起点。这个起点之后的路怎么走？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都是新阶段的特征。作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应慢慢地转向自主创新。引进是必要的。去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到2020年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创新型国家指的是科学技术方面。创新型有几项指标，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所用的技术有40％应是自我创新的。只有我们拥有了中华民族自己的创新，才能有一定的自主权、主动权。创新分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创新3种。原始创新是最难的，要基于基础研究多年的积累有所突破之后，才有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在各行各业都有，拿IT业来讲，把各个软件集为一体，加上自己的改造使其兼容，形成新产品，这也是创新。消化引进创新，如三峡左岸的70万千瓦的水轮机最初都是买外国的，通过引进、研究，在其中加入自己的东西，比原来的更好。现在左岸的发电机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中含有很大一部分自主知识产权。再比如用于火力发电的100万千瓦超临界机组，一个民营企业已经自行设计生产出来并开始出口，他们也是先引进再消化的。3种创新必须同时推进。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怎样才能做到以创新为标志从新的历史起点上起步？怎样才能逐步增加创新来尽量缩小城乡的差距、不同行业的差距、不同地区的差距？要靠人，靠创新型的人！最后这个担子就落到教育工作者的头上，落到我们所有老师、校长的肩上，落到教育学会的肩上。
在新的历史起点这一关键时刻，对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来说，迫在眉睫的是师资问题。现在，无论是已经开始实行的“两免一补”以及修改《义务教育法》、明确政府所承担的责任，还是“两基”攻坚当中的种种措施，都还没有把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大课题摆在义务教育的肩上，但对于教育家、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应该再往前看一步。现在是先要普及教育，让孩子有学上，可早晚有一天要在基础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当前，在全国农村特别是西部普及义务教育的地区，重要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尽快提高现有师资的综合素质。前些年，我们搞学历达标，成绩巨大。大家也知道学历并不代表水平，可有学历总比没有学历强，函授总归也要读几本书。这不是我们在自欺欺人，在那个阶段只能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在过去种种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政府应该采取那些措施？我们民间团体应该做些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政府的调查研究和决策。但是，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政府也要听取教师、专家和民间团体的反映。更何况教育学会的80多万会员遍布全国，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常有效的网络，可以把他们的意见、建议收集起来不断输送给教育部，为其提供参考。
我仍然要提到“创新”一词。我们教育理论需要创新。至今，中国的教育理论在世界教育理论界没有地位，其原因很复杂，不能一言以蔽之地说我们自己没水平。近一百年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一直在被欧洲中心论统治；所有学科在打倒“孔家店”以后，就全部照着西方的学科模式来重新建立。这样做最大的好处是我们把西方200年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方法、对事物的认识都学了来，坏处是把它的缺点也学来了，同时丢掉了我们自己的东西。解放后一段时间我们跟着苏联跑，改革开放后又跟着美国跑，基本上是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走，连欧洲的情况都不大了解。任何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必须结合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实际来升华。我们期盼的未来中国的教育学，一定是充分吸收了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的学术传统，又与西方的方法、总结的规律和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融合的结果。
认为国外的比自己的好，这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必走的一段路。应该冷静、深刻地认识西方中心论对中国的影响，对我们学术研究的影响，对我们思维模式的影响，并进行中西的融合创新。这未必是一代、两代人能够完成的，但是必须要做。举一个例子，也许不当：谈到高校科研和社会的学术自由，我看过一些相关专著及媒体文章，都在谈美国的哈佛大学如何如何，西方某个大家如何如何，几乎没有人提到中国从宋代所兴起的书院。书院是孔子私人办学到这个时候的一种新的形式。书院不是讲课，而基本是学生自学，老师带领学生讨论，偶尔老师做个讲座，学生可以和老师辩论。一个书院对同一个问题可以产生不同学派，老师带头创新，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书院的山长(现在的校长)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感召力，常常有学生不去考科举，却不远千里奔着某位山长去。山长的学术地位不一定很高，但他靠德感人。山长的生活全是按照他自己的学说去实践，言行一致。年轻人到书院来，学做人是第一位，学思维是第二位，学知识最末。知识一般靠自学，靠与同学的讨论、争论而获得。书院里自由、平等的空气远远超过“哈佛”。哈佛大学的教授公开在报纸上说攻打伊拉克是错误的就要被解聘，书院里就没有这种现象。中国有研究书院的专家，但更多的教育理论家，特别是年轻人，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各省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书院，如白鹿书院、岳麓书院等。中国学术之脉的延伸、继承，中国道德灵魂的延伸都与书院有关。科举让人思想僵化，书院让人思想灵活。从宋代开始实行的科举，明代开始写八股，容易让人的思想僵化，但也有它的益处。一个人为了仕途而应科举，应科举做官后再从事学术研究就不会再受到局限。从官位上退下以后，这个人就会到书院去，如果他在为官的时候清明、廉正，学问也好，书院就会争先邀请他去当山长。科举成了书院的敲门砖，虽然也会有孔乙己似的书呆子，但真正的学者并没有受到过局限。过去把科举绝对化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举办书院就是个创新，当我们建成很多书院，学者在那里讲学、大家自由讨论的时候，北美还是印第安人的天下。
中华民族从来是一个创新的民族。不创新，我们3000多年文字的历史就无法延绵不断；不创新，到1820年我国的生产总值就无法仍然位居全世界第一。只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我们慢慢落后，一百多年的时间养成了我们民族的惰性，现在已到了唤醒我们创新精神的时候了。不是向外国学习创新，而是外国给了我们启示：不创新，民族就站不住了。小平同志一声喊：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老人家划个圈搞特区，这就是创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新。他的创新基因来自传统文化，来自共产党。所以，我们的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大学教育要“唤醒”民族的创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学生、老师才能增强民族自信心。
我们的教育理论也需要创新。创新才能有不同，全都抄书，抄不出不同。希望中国的教育理论能够形成几个流派。一个学术领域里，如果只有一派，看不出特色和水平的差别，说明水平还不够高。只有形成流派，才意味着水平的提高。比如：京剧，四大须生就是四派，但不管是听马连良、谭富英的戏，还是其他流派，细细品味，唱腔、作派(动作)、表情都要比他们各自老师的老师还高得多。京剧的四大名派至今仍在流行，但他们的传人和再传人大都没有再创新。像梅葆玖先生以唱正宗梅派为任，但他的学生就应该在梅派的基础上再创出新派，才是上了一层楼。昆曲，有南、北派之分，但这两派依然是几十年前就分化了的，至今没有再发展。我有一次看江苏画院的展览，我问金陵画派现在的特征是什么，陪我的领导说跟全国都一样。我当时很不客气地说岭南画派、金陵画派等特征不明，南京画院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意味着艺术水平还不够高。戏曲如此，艺术如此，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
加强理论研究，首先，要逐步摆脱“欧洲中心论”，但也不提倡“中华中心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不要一味地跟着洋人走。其次，中国的教育理论应该形成流派。流派之间是好朋友，可以在刊物上互相争论。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文化、创新的环境，就难以创新。不创新，就不会有中国气派，也形成不了流派。再有一点，我希望教育学会在未来的5年里加强对外交流。虽然我们已有一个国际交流中心，但那是在高校。学术界的交流应该多多开展。尽管不赞成“欧洲中心论”，但也不拒绝把眼睛时时刻刻盯着国外学术的进展。能学的全部学来，哪怕一开始仅是形式的嫁接、介绍、试用。有一次我跟年轻人聊天，他提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我说这是“欧洲中心论”，因为也可以说是印第安人发现新大陆，是印第安人发现西班牙人。但全世界都说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可见“欧洲中心论”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中。
我们国家的开放还可以继续扩大。今年“五一”以后，国泰航空公司可以直飞上海，同时内地所有城市的航权和第三国运输权即授权国至运点的运输权(第五航权)也要向香港的两个公司开放。这是国内问题。台湾还分隔着，但台湾水果进北京已经和福建水果进北京一样不用交税。昨天陈云林同志宣布了15项对台湾的优惠政策，这是对台湾的进一步扩大开放。对国外也要继续扩大开放，商业的事情归商务部管，我们要管的就是教育学会如何更多地走出去，交更多的外国朋友，尽量吸收各国专家的智慧，然后经过我们的大脑，结合我们的传统和实际，创新我们的理论。